古树与幼苗，1956年 王志渊
新中国初期经典摄影作品与国家形象建构
文／甘险峰、靳睿
[摘要] 1949年至1966年，新中国的摄影事业蓬勃发展，摄影艺术创作迎来空前繁荣。一大批摄影作品以其生动、独特且富有张力的视觉呈现形式，记录了社会主义建设，参与了国家形象建构。人民民主、爱好和平的政治形象，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经济形象，服务大众、百花齐放的文化形象，移风易俗、朝气蓬勃的社会形象等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形象，通过中外摄影家创作的经典摄影作品，得到了较为立体的表达与相对完美的诠释。这些经典摄影作品反映了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折射出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摄影审美观念。
[关键词] 新中国初期 十七年时期 新闻摄影 摄影艺术 国家形象 形象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的摄影事业步入新发展阶段。可以说，摄影事业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服务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同时，全方位地建构了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形象。
一、新中国初期摄影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重视摄影事业发展，摄影机构相继组建和设立。1950年，新闻总署成立新闻摄影局，统领全国的摄影工作。1952年4月，在新闻摄影局撤销后，新华社正式设立了新闻摄影部。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成立，是为新中国首个全国性摄影艺术团体。随着摄影日渐得到新闻界、文艺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以及各级摄影组织机构的健全，摄影记者、摄影艺术家和业余摄影爱好者，一道组成了新中国初期的摄影队伍。至此，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人民日报社摄影组和中国新闻社图片部等以新闻摄影为主，《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和《民族画报》三大全国性画报兼顾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这些机构的摄影工作者共同组成了中国摄影的“国家队”，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和新华社的《摄影业务》（后更名为《新闻摄影》）等专业摄影期刊的创办，为摄影队伍提供了发表作品和交流业务的园地。同时，摄影理论研究、摄影教育工作与国际摄影交流等，也为新中国初期摄影事业的繁荣贡献了力量。
除了“国家队”，地方上的一些机构也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摄影工作者。除了省级党报的摄影部（组），地方性大型摄影画报也是摄影人才汇聚之处。据蒋齐生先生统计，1950年至1960年间，除了三大全国性画报，“先后出版各种画报42种，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以照片为主的画报，计21家”[1]。各地的摄影工作者形成了一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摄影宣传大军，他们也加入用摄影艺术语言建构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合唱”中，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地方性新闻机构中，摄影人才较为集中、摄影创作较为活跃、优秀摄影作品产出较多的当数广东的《南方日报》和上海的《解放日报》。
考考你，1969年 吴云龙
二、新中国初期摄影建构国家形象的基本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形象”的定义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尽管学界对于“国家形象”仍有诸多视角的辩论和探析，但是“国家形象”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的特质却是无法否认的，这说明国家形象是可以被建构的。“国家形象就是由客观的国家源像转变为人们内心中主观形象的过程，但这个转变过程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复杂性，也因之决定了它具有建构向度。”[2]新中国初期，面对复杂险恶的国际局势和百废待兴的国内局势，综合了艺术与传播的摄影，成为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有力工具。当然，摄影建构国家形象的过程一直是多维且立体的。具体而言，以中国摄影家拍摄作品为主的“自塑”，与以外国摄影家拍摄作品为辅的“他塑”，二者既合力又博弈，共同建构了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形象。
（一）“自塑”为主：中国摄影家的摄影创作
新中国的摄影家一部分是来自解放区的红色摄影工作者，另一部分是来自原国统区的摄影家，“他们有较高的摄影技术技巧和艺术经验，但一般讲，他们的作品艺术水平较高，而离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较远。”[3]这两支摄影队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历史性“会师”。因此，新中国初期中国摄影家的摄影创作，既有陈正青等红色摄影家对革命理念的视觉实践，也有张印泉等原国统区摄影家“画意”的艺术创造。其中的许多经典摄影作品，都被收入1959年出版的巨型摄影画册《中国》里。
（二）“他塑”为辅：外国摄影家的摄影创作
新中国初期，我国的摄影国际交流主要是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学习互鉴，这种交流使得当时我国的摄影作品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对动员广大人民、建构国家形象有着重要意义。此外，也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摄影家如马克·吕布（Marc Riboud）、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渡边义雄和斋藤康一等来到中国，他们镜头下的新中国同样丰富多彩。
三、新中国初期摄影对国家形象的具体呈现
新中国初期，摄影作品呈现的国家形象，具体说来可分为四个方面：人民民主、爱好和平的政治形象，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经济形象，服务大众、百花齐放的文化形象，移风易俗、朝气蓬勃的社会形象。下文将结合部分经典摄影作品进行简略评述。
斗地主，1950年 齐观山
（一）人民民主、爱好和平的政治形象
“国家统一的实现、各级人大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等，初步建构起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也展现了崭新的民主的国家形象。”[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区域自治等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在摄影作品中均有体现。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摄影家陈正青是拍摄政协会议的主力，随后还参与了开国大典的拍摄。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拍摄的《开国大典》成为中国摄影史的经典。因为完美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历史性伟大瞬间，这幅作品已作为新中国形象开篇载入史册，并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摄影史学家蔡子谔等认为，陈正青拍摄的《开国大典》体现了“英雄激情”和“胜利感”的崇高美的意蕴。在这幅经典新闻摄影作品中，除正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毛泽东之外，画面中的其他领导人如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等肃立于旁，神情庄重，充分体现了这一伟大庄严的历史时刻的崇高感。整个画面的浓黑而凝重的调子，更增加了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庄严肃穆的气氛，使得充满“英雄激情”和“胜利感”的崇高美意蕴和形态，得到更加充分、更加完美地体现。[5]“为当时传播范围最广、使用最多的一个经典瞬间，成为新中国屹立世界东方的真实见证。”[6]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日报社记者朱波拍摄了毛泽东主席主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式并致开幕词的情景，这幅以国徽为背景的毛主席照片广为流传。新华社记者齐观山、钱嗣杰、邹健东所摄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宋庆龄、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郭沫若、张澜、李维汉（自左至右）等在主席台上的照片成为这次会议的代表性作品，并被选入《1949－1999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选集》。如同郭占英所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席台照，不仅是一次重要会议的代表性摄影作品，也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同一天，另一位新华社记者张瑞华则拍摄了北京郊区农民收听会议实况转播的情形，表现了普通百姓关心与参与政事的热情。
藏族民兵，1961年9月 高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透过新中国初期中外摄影家的镜头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的精神面貌在新中国成立后焕然一新。例如，齐观山拍摄的《白族姑娘》，曾入选1959年第三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高帆的代表作之一《藏族民兵》拍摄于1961年9月，后来刊载于1963年第三期《中国摄影》。对于这幅作品，高帆写道：“我到康藏高原，遇到一个藏族民兵，他的父亲、哥哥都被头人所害，自己也被关在头人的土牢里，最后杀了士官，投奔解放军……了解到他的身世以后，立刻给我以强烈的激动，从他身上看到了站起来的奴隶的那种深沉、潜藏的力量。”[7]
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二个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是新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疆各族人民充分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掀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疆的新篇章。1956年，日本摄影家滨谷浩（Hamaya Hiroshi）到访新疆进行摄影创作。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拍摄了大量反映新疆风土人情的作品，不仅具有民俗价值，也有历史文献价值。
我们热爱和平，1952年5月31日 阙文
保障人民民主的基础外部条件，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抗美援朝对新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幅题为《我们热爱和平》的摄影作品广为流传。作品中的男孩叫马越，当时不到6岁；女孩叫孟运，时年4岁。拍摄者是《人民日报》的美术编辑阙文。1952年儿童节前夕，根据周总理“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的精神，邓拓找到阙文，让他根据这个主题拍几张照片。因为主题的抽象性，阙文想到了用毕加索的和平鸽来表达，加之又值儿童节，阙文决定拍摄儿童和鸽子。当时的北海幼儿园养了一群鸽子，孩子们也经常到北海公园放鸽子。5月31日，阙文拍下了这幅著名的《我们热爱和平》。照片于1952年6月1日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跟读者见面。此后，又被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制作成招贴画，第一版发行500万张，此后还重印多次。招贴画甚至被送到了抗美援朝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几乎人手一张，坚定了战士们“为和平而战，为孩子而战，为未来而战”的信念，成为他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力量。
此外，《欢送志愿军归国》也是一幅表现新中国爱好和平的经典摄影作品。1958年9月，吕厚民作为随军记者在朝鲜采访中国人民志愿军告别朝鲜归国的新闻。有一天，吕厚民来到黄海南道沙里院志愿军驻地。当时许多朝鲜群众、人民军战士和志愿军指战员在相互握手、拥抱、话别。画面中的现场气氛热烈，人物情绪饱满，形象感人。这幅作品获得莫斯科国际摄影比赛金奖、民主德国国际摄影比赛银奖、古巴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等荣誉。
当然，还有一类建构新中国国家政治形象的摄影作品，那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肖像照。不过，这类摄影作品涵盖了多层面的国家形象，且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和介绍文章，此处不再赘述。
（二）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经济形象
新中国初期，为努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后开始发展。相关的经济建设运动包括土地改革、五年计划等。
齐观山的名作《斗地主》是土地改革运动一个环节的真实记录和直观呈现。1950年，齐观山去已完成土改的北京郊区采访，在深沟村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大会上拍下了这张照片。居于画面一侧的地主不得不低下头，瘦削的农民正愤怒地控诉着地主罪行。地主不劳而获吃得肥肥胖胖，农民终年劳作却骨瘦如柴，对比的强烈表现出作者对地主的憎恨和对农民的深切同情。除对比强烈之外，《斗地主》在构图上也很有创新意识，敢为人之所不敢为。作品把作为反面人物的地主放在照片的前景，其目的正是为了突出他们靠剥削为生而脑满肠肥的形象特征。在人物神态情绪的刻画抓取上也是恰到好处的：肥胖的地主抄着手、低着头，理屈词穷，神色黯淡；而曾经的被剥削者却目光如炬，理直气壮。画面上，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的代表⸺农民和地主的眼神，揭示了正在变化的阶级关系：地主阶级正在被打倒，农民已经翻身做主人，深刻的社会意义、巨大的时代变迁就这样浓缩其中。
除土地改革外，这一时期摄影呈现的国家经济形象，还包括农业建设和工业建设两部分内容。前者较多突出人与自然的斗争，在艰苦的条件下战胜灾害、改造自然，争取丰收，歌颂广大农民艰苦奋斗的干劲；后者则重点刻画工业化建设的场面，并讴歌工人劳动的光荣。其中一些作品颇具美感，如1959年田原拍摄的《炼钢能手李绍奎》（亦作《夺钢英雄李绍奎》）[8]、1963年周居方拍摄的《大地苏醒》和1963年苗明拍摄的《钢城之夜》等。
炼钢能手李绍奎，1959 年 田原
“大跃进”中也诞生了一些经典摄影作品。例如1958年12月茹遂初拍摄的《引洮河水上山》。当时，甘肃省提出一个彻底改变甘肃中部和东部地区干旱面貌的宏伟计划，在丛山之中修建一条山上运河，把洮河水引上山。这正是饱受干旱之苦的甘肃人民世代梦寐以求的事。于是，十几万农民开赴工地，开始进行一场改造自然的工程建设。茹遂初先是选择了“典型环境”，即工程最艰巨的九甸峡工段。在这里，洮河两岸高山夹峙，民工们在高达数百米的悬崖上，用极简单的工具打眼放炮、劈山筑渠。典型的环境突出了工程的艰巨，虽然画面上出现的人物并不多，但施工扬起的尘雾强化了现场的气氛，给人以千军万马的感觉。由于采用逆光，画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层次和较强的空间感，突出了人物的动态。尽管这项工程最终未能完成，但中国人民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迸发出的团结乐观和艰苦奋斗值得赞赏。
还有一些外国摄影家的作品记录了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1958年，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抵达北京。6月20日，时任中国摄影学会副秘书长的陈勃陪同卡蒂埃-布勒松拍摄了北京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9]在十三陵水库工地采访时，面对一排排卷扬机、一队队劳动大军，卡蒂埃-布勒松异常兴奋，他不停地到处抓拍着令他感兴趣的画面。陪同他采访的陈勃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当工地负责人要向他介绍建设情况时，他不耐烦地说：‘我不听！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他给我的印象，简直像个机枪射手，贪婪至极。那天，他至少拍了二三十个135胶卷。”[10]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作品和摄影理念在当时受到了国内摄影界乃至文艺界的批判，批评者认为他故意歪曲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落后。
（三）服务大众、百花齐放的文化形象
毛泽东曾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1]对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意图通过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改变旧中国落后的文化面貌。围绕这个目标，文化教育在服务大众、打破统治者和知识精英文化垄断的旧格局方面颇有作为，亦有经典摄影作品佐证。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旨，提出了“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目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发展路径。例如1964年，时任人民画报社摄影记者的黄韬鹏拍摄的作品《文化工作者下乡》，画面中来自城市的文化工作者冒雪下乡，神情轻松愉快。
画家齐白石，1955年 郑景康
京剧《洛神》―― 梅兰芳饰，1956 年 李维明
摄影和中国文化的结合，在新中国初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下收获颇丰。1955年郑景康拍摄的肖像照《齐白石》便是其中的一幅代表作。其实，早在1934年郑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时，便已给齐白石拍过照。新中国成立后，摄影家郑景康和画家齐白石都属于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二人的这次互动为后人留下了这幅极为经典的摄影作品。而在1957年，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见到了当年93岁的齐白石，成为唯一拍摄到齐老去世前肖像的西方摄影师，这张照片2013年之前从未发表过。[12]
此外，这一时期将摄影和中国文化结合较好、延续中国摄影“画意”的经典摄影作品还有：1956年李维明的《京剧〈洛神〉⸺梅兰芳饰》，1962年何世尧的《巍巍长城》，1952年黄翔的《黄山雨后》，1957年薛子江的《春泛嘉陵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毅平的经典摄影作品《东方红》。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东方红》是一幅风光摄影作品，但因其极鲜明的时代主题和极高的艺术水准，对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形象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歌曲《东方红》中“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词启发，袁毅平决定拍摄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意象[13]，并于1961年8月22日顺利完成。作品因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而超出了风景摄影的范畴，在当时及此后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移风易俗、朝气蓬勃的社会形象
新中国初期，党和政府逐步解决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实现了传统社会习俗的变革。随着新中国社会“移风易俗”的推进，中国人民主人翁地位越来越突出。许多经典摄影作品中的广大人民群众，都是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形象。
例如，1957年时任《民族画报》摄影记者的李仲魁赴广西凭祥壮乡采访，看到一位壮族姑娘农兰英与一位当过志愿军的复员军人登记结婚。当登记员要她介绍恋爱过程时，农兰英羞涩得开不了口。李仲魁把这个瞬间摄入镜头中，《在结婚登记处》由此诞生。作品最成功的地方是通过细节成功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少女身着民族服装，面露微笑，目光向下，牙齿紧紧地咬着手帕，那种少女特有的羞涩、腼腆与幸福的神情十分感人。照片中农兰英喜悦幸福的内心世界溢于画外，极富感染力。为方便抓拍农兰英面部表情中最感人的瞬间，李仲魁站在她右前方1.5米左右的地方，这样既避免了正面表现的直白与一览无余，又减少了对被摄者的干扰，却同样能够捕捉到农兰英的动人神态。从更广泛、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农兰英的幸福是新中国广大人民的幸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自2021年1月1日起废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编正式取代。）的诞生标志着千年买卖婚姻的结束。《婚姻法》是一部调整夫妻、家庭关系的法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有了《婚姻法》，农兰英们才有了追求自己婚姻幸福的权利和底气，才有了在婚姻登记员面前这种羞涩而幸福的微笑。
结婚的另一面是离婚。1965年，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了经典作品《离婚》，记录了一场离婚官司。表面上看仅仅是一场离婚官司而已，其实从更深层次探究，它反映的是《婚姻法》颁布后人们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观念与传统婚姻思想的斗争。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恋爱自由与婚姻自由的观念逐渐走进了中国家庭，离婚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确如马克·吕布拍下照片后的感悟：这是一个家庭的分离，也是一个自由的新生。值得称道的是，这幅作品通过典型环境表明：尽管条件简陋，但是法庭的气氛仍然是庄严肃穆的，离婚官司的审理也是非常严格、非常规范的。作者选择从案件当事人背后进行拍摄，是因为这样的拍摄角度一方面可以尽可能避免打扰到庭审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
此外，1960年吴云龙拍摄的作品《考考你》也堪称经典，这幅作品后来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在当时知名度颇高。《考考你》是吴云龙在原济南军区司令部幼儿园拍摄的。据作品中的三位小朋友之一程薇莉回忆说：“吴云龙叔叔说过，为什么选你们三个？我选你们是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4]作品试图反映即使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孩子们仍然是身心健康的，依旧有着天真可爱的神态。
类似的作品还有《古树与幼苗》《过马路》等。1956年，王志渊拍摄的《古树与幼苗》，创造性地使用了对比手法，通过古柏[15]和“幼苗”的对比，象征着古老中国的新生和无限活力、无限可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1957年，王一波、柯复拍摄的《过马路》，在警察和老师的带领下，小朋友列队走过了马路；画面中，两个不同社会角色对儿童的关爱，以及井然的秩序，将新中国初期朝气蓬勃的社会形象很好地展现了出来。这两幅作品曾分别入选1957年第一届和1960年第四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古树与幼苗》还入选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型画册《中国》。
同样，也有外国摄影家通过镜头记录了新中国初期的社会面貌。例如1956年日本摄影家渡边义雄拍摄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两幅，反映了新中国青年学生的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四、结语
本文提及的“新中国初期”指1949年至1966年，即学术界所说的“十七年时期”。应该说，这一时期中国摄影的创作活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在中国大陆所产生的以表现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以服务工农兵大众为宗旨，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方法，高度体制化、政治化的摄影实践。
必须看到，这一时期的国家形象建构，是基于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持续进行的。摄影建构国家形象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摄影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应该说，新中国初期的摄影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和进步，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失误。对于中国国家形象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典摄影作品呈现出旧中国贫穷、落后、羸弱的面貌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改变的事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摄影艺术和中国文化的结合呈现出可喜的局面。同时，经典摄影作品也反映了当时的国家形象构建思想、摄影理论与实践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矛盾。
新中国初期的经典摄影作品记录了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伟大成就，而对于新中国的摄影事业来说，其发展伴随着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艰辛，影响着后来人们对摄影和影像的认知。
甘险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靳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 蒋齐生.新闻摄影一百四十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45.
[2] 关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形象建构[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02):38-48.
[3] 陈昌谦主编,佟树珩等撰.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1949—1989[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16.
[4] 陈金龙.新中国70年国家形象的建构[N].光明日报,2019-06-11(11).
[5] 蔡子谔等.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美学风格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195.
[6] 徐建融等.大辞海·美术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483.
[7] 高帆.《再谈人物特写》座谈发言[J].中国摄影,1963,(04).
[8] 《炼钢能手李绍奎》的拍摄日期有1956年、1959年和1961年三种说法。《中国摄影》编辑部编、中国摄影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中国摄影艺术作品选1949—1979》作1956年，是错误的。中国摄影家协会编、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摄影五十年》作1959年，还有不少文献作1961年，这或许与该作品在《中国摄影》编辑部1963年举行的1960至1962年发表的全国优秀摄影作品评选中获得二等奖有关，可见这个错误存在已久。根据田原本人的回忆（田原：《工业人物摄影浅说⸺拍摄〈炼钢能手李绍奎〉的几点体会》，载山东省第一期高级摄影培训班内部教材《图像艺术创作问题探索》第42页，其中提到的拍摄时间是“50年代末”）以及照片参加1960年全国影展并获奖的事实，拍摄时间为1959年更加合理。
[9] 南无哀.“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1958年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中国之行[J].中国摄影,2012,(10):62.
[10] 陈勃.五十年的若干片断[J].中国摄影,2006,(12):20-31.
[11] 毛泽东文集 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12] 尚陆，[法]马克·吕布.谈马克·吕布1957年百花齐放的摄影功夫[J].中国摄影家,2015,(07):46-51.
[13] 朱炯.东方红的时代命运[J].中国摄影,2020,(11):101-105.
[14] 李洪瑞.大院的孩子们和著名军旅摄影家吴云龙叔叔[EB/OL].（2020-06-11）[2024-08-18].https://www.kunlunce.com/llyj/fl11111111111/2020-06-11/144236.html.
[15] 《古树与幼苗》这幅照片是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拍摄的。照片中的古树系柏树，主要树种为侧柏或桧柏。因此，《广东摄影史：1844—2020》等文献把这幅作品称为《大榕树下》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合适的。
本文发表于《中国摄影》2024年10月刊专题 “以影逐梦：新中国的摄影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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