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权主义与种族的交叉性视角如此重要？(2)

文摘 2024-08-31 18:03 上海

引言：

本文选自《为什么我不再和白人谈论种族》（Why I'm no longer talking to white people about race）的第五章——“女权主义问题”（The Feminism Question），其重点讨论了传统女权主义的缺陷，即对种族问题的排斥。作者Reni Eddo-Lodge是一名英国记者和作家，她关注女权主义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问题。

由于章节过长，我们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来进行翻译，这是章节的第二部分。本文约10000字，阅读时间约24分钟。

在英国女权主义中，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女性杂志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便是——女性是否可以在拥有女权主义的政治主张的同时，又去做传统意义上女性会做的事情。杂志问道："你能既是女权主义者又穿高跟鞋吗？你能既是女权主义者又化妆吗？你能既是女权主义者又做美甲吗？”这些问题最容易回答，同时也促成了最草率的杂志专题。这些“你能既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又......吗？”的问题都是基于 1970年代父权制媒体对女权运动的陈旧刻板印象，将女权主义者描绘成穿着工装裤的愤怒女性，她们穿着Dr Marten牌靴子，试图将男人踩在脚下。在这种没有女性愿意成为的可怕的假想女权主义者的刻板印象中，她的外表是所有美丽标准的对立面。

当然，这完全是胡扯。如果说过去五年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女权主义是一个包容的教堂，它与你的外表无关，而与你的政治有关。事实上，与其问高跟鞋和口红这类浅显的问题，我们一直需要迫切追问的是：你能既是女权主义者又反对女性拥有堕胎权（anti-choice）吗？你能既是女权主义者却又故意在种族问题上装作无知吗？

目前，女权主义主题似乎在影视作品中无处不在。与过去相比，社媒进步显著。女权主义在新闻界和音乐界蓬勃发展，其遍布社交媒体，且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那些自称女权主义者的人越来越年轻，部分原因是因为ta们喜爱的流行歌星和女演员们揭开了这个词的神秘面纱。每当有一个名人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时，围绕这个词的污名就会被一点点去除。

随着同性婚姻合法化等全国性政治里程碑的到来，每个人都热衷于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赞同进步的样子。但在女权主义者中，有一些意识形态立场——种族、生育权、保守主义——仍根深蒂固。很多时候，基于其意识形态立场，白人女权主义者并不认为种族主义是个问题，更不用说优先考虑它了。白人女权主义强烈反对交叉性[1]这一概念，这就是ta们目前在做的事。

[1] 交叉性：社会学概念，指不同社会不平等因素（如阶级、种族、性/别、身心障碍等）的交织重叠状态。其强调的是，这些不平等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个体和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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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白人女权主义 ”作为一个贬义词在女权主义词典中流传开来时，一些身为白人的女权主义者反应激烈。但这种下意识的强烈反对——（这个词）通常是指对结构性种族主义带来的后果的严厉批判——无疑是出于捍卫白人身份的需要，而不是任何对反思“白人女权主义”一词含义的渴望。对你的女权主义政治来说，被白人扼杀、阻止和阻碍意味着什么？

如果女权主义能够看到父权制的歧视与偏见，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质疑，为什么那么多的女权主义者无法认识到：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白人种族也会有歧视与偏见。与男性居多的事实类似，我们最公认的政治结构也是白人主导的。在这个以白人为主导的空间里，我们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观点。然而这么多的政治活动，也只是中年白人互相踢皮球的游戏。每隔一段时间，为了实现名义上的多元化，就会加入一位中年白人女性。将这些不同的政治观点结合在一起的一点是，ta们完全拒绝挑战白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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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白人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与 “我看不到种族 ”之类的假说相关的政治。其坚信谈论种族问题会助长种族主义——从而剥夺了有色人种表达自身存在的话语权。这是一种期望有色人种默默地融入体制性种族主义结构而不大惊小怪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有色人种从未制定议程。相反，ta们只能不断地对事物作出反应并疯狂地追赶。如果我们愿意满足于象征性的做法的话，白人主导的女权主义政治共识允许有色人种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ta们（译者注：指有色人种）试图为上述共识建立问责制，就会受到钳制——更不用说进行任何的结构性变革了。

白人将自己定位为标准。它拒绝承认自己的本来面目。它所谓的 “客观 ”和 “理性 ”是其维持权力的最有力、最阴险的工具。白人女权主义可以概念化为上述政治共识中的女权主义一翼。它是一套以白人为中心的女权主义价值观和信仰，一些女性对此深信不疑。其它因素，比如阶级，也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白人女权主义本身并不特别具有威胁性。但当它的理念占据主导地位时，它就成了一个问题——它会被当作普遍的理念，适用于所有女性。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通过白人的棱镜来看待人类的。女权主义也难逃此劫。因此，当挑战者被视为麻烦制造者时，白人女权主义就会强化自己的立场。当我写到白人女权主义时，我并没有把白人女性归结为她们的肤色。白人是一种政治立场，在女权主义的空间里挑战它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分歧，因为偏见需要力量才能有效。

白人主义政治凌驾于所有肤色之上。它是一种占领思想的力量。它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旨在通过统治和排斥来维持权力。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它，就像任何人都可以选择挑战它一样。白人女性似乎很在意 “白人女权主义 ”这个词，但它既与她们有关，又与她们无关。这与白人女权主义者中的女性无关。它涉及的是支持女权主义政治的女性，因为她们认同白人政治，而白人政治的核心是排斥、歧视和结构性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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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认定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从未质疑过 “白人 ”的含义的人来说，“白人女权主义 ”这个词很可能适用于ta们。那些认为对白人主导政治的每一次批评都是对ta们作为白人的攻击的人，很可能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当白人女权主义者对种族问题一无所知时，ta们最初并不是出于恶意——尽管当ta们的政治观点受到质疑时，ta们的反对会很快演变成愤怒的谩骂。相反，我发现ta们的出发点与我非常相似。我们都是在白人主导的世界中长大的。白人女权主义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作的，ta们受益于并复制着一个她们几乎没有注意到的体系。不过，ta们的批判分析能力很强，能发现并不使自己受益的排ta性系统，比如性别系统。ta们从容不迫地对父权制发表慷慨激昂的言论，在工作中感受到父权制不公正的利刃以不平等薪酬的形式刺痛ta们的肋骨，在社会上，ta们在大街上被人辱骂。Ta们理直气壮地说：'我厌倦了生活在这个为男人的需求而生的世界！我觉得往好了说，我可以与之抗争，往坏了说，我必须学会在其中生存。'然而，当同样的种族分析指向她们的白人身份时，ta们的防御性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整件事不是如此应受谴责，你一定会发笑。

当ta们谈论平等权利和代表权时，白人女权主义者都是真心实意的。在生殖权利、街头骚扰、性暴力、审美标准、身体形象以及女性在媒体中的代表权等问题上，ta们可以表现得机智、睿智、雄辩且富有洞察力。这些都是许多女性都能产生强烈共鸣和感同身受的问题。在媒体上代表女权主义、在电视或广播中谈论女权主义、在杂志上热衷于女权主义的往往是白人女性。

在公共领域支持女权主义政治的白人女性都具有传统的吸引力，同时又有足够的怪癖，这让她们与普通女性产生了共鸣。她们有肥胖的大腿或有缺口的牙齿。她们的身材与超级名模的标准相去甚远，而我们对公众视野中的所有女性都有这样的标准。这让人耳目一新，我们惊呼。这些女性看起来就像我们一样。这些女性很真实。这些女性是雌性中的雌性。这些女性不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在推特粉丝和 YouTube 订阅者数量的时代，这也关乎个人品牌和蓬勃发展的事业。因此，我们点击、点赞、关注。

作为一名具有种族分析能力的女权主义者，我清楚地看到种族和性别在不平等的问题上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纵观这个国家的种族政治，我可以看到对英国白人女性身体的权利是如何在言论中体现出来的。据说，2066 年白人将成为英国的少数群体。牛津大学教授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就是估算出这一日期的人。2016 年，他在《每日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围绕英国脱欧问题写道："2014 年，海外出生的女性占所有活产婴儿的 27%，33% 的新生儿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移民--这一数字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翻了一番还多：牛津大学教授、人口专家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以学术的客观性指出，到 2060 年代，英国白人可能成为少数——或者更早。

我认为，不难理解那些拥护白人民族主义政治的人会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并坚持认为 2066 年将标志着英国的末日。在这场讨论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种族民族主义，几乎可以与《使女的故事》相媲美。这种讨论带有种族化的厌女症，过度关注女性的生育能力，既敦促英国白人女性为国生育，又指责非英国白人女性“过度繁殖”，破坏了英国原本的核心特质（译者注：指“传统”的英国文化、价值观和国家认同）。

《使女的故事》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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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媒体）存在这种恶毒的说法，但英国社会中仍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厌女症是外国人的专利。我万万没想到，我会听到前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痛斥男权社会的弊端。2012年和2013年，当福赛特协会（Fawcett Society）和妇女预算组织（Women's Budget Group）等英国妇女组织费尽心思地计算出政府的紧缩政策对女性的打击最大时，戴维-卡梅伦和他的政党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有趣的是，将近三年后，当卡梅伦先生终于说出 “父权社会 ”这个词时，他是在阐述政府的最后通牒政策计划，即要求持配偶签证居住在英国的穆斯林妇女要么学习英语，要么面临被驱逐出境。

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第四台的今日节目中说：“听着，我并不是在责怪那些不会说英语的人。其中一些人[来自]父权制社会，也许那里的男人们不希望ta们学习英语，不希望ta们融入社会。”他接着说，“我们在一些工作中发现......”他接着说，”在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中，我们发现......[一个]学校校长会议上，男人坐在会场里，女人只能坐在会场外，[还有]没有男性亲属陪同的女性不能离开家。这种情况就发生在我们国家，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应该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由主义、我们的宽容、我们想要建立一个真正有机会的民主国家的想法感到非常自豪......如果存在隔离，就会阻碍人们的发展，这不符合英国的价值观，必须予以废除。”

卡梅伦在国家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表示，除了为他所谓的 “孤立社区 ”中的穆斯林妇女学习英语提供专项资金外，该计划还将在这些妇女抵达英国后的两年半内对她们进行强制性语言测试。听到戴维卡梅伦挑战父权制社会虽然有些超现实，但他对父权制的描述与我们先进的、所谓平等主义和任人唯贤的英国自我意识直接对立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我们告诉自己，厌女症只是从国外传入的舶来品时，我们就是在说，它在我们这里并不是一个问题。戴维卡梅伦或许不应该过早地暗示极端厌女症是英伦三岛的舶来品。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每月有七名女性被现任或前任伴侣谋杀，而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就有 85,000 名女性被强奸。因此我们知道，英国并不是一个不存在“厌女症”的世外桃源。厌女症既不是关闭边境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接受式发音速成班就能解决的问题。它存在于每个国家的男人的心灵深处。

尽管事实如此，2015 年除夕夜德国科隆发生大规模性侵事件后，多元文化带来了腐蚀性性别歧视和厌恶女性的观点却被大肆鼓吹。2013年，南约克郡的罗瑟勒姆（Rotherham）揭露了一个由亚裔男子经营的儿童性剥削团伙，也出现了同样的观点。2012年和2013年，“亚裔性犯罪团伙 ”一词似乎占据了无数头条。极右翼喜欢亚裔性犯罪团伙这个角度。对他们来说，女性是他们的财产，女性是 “我们的”。但现实情况是，即使每个亚裔男子都离开这个国家，不列颠群岛上的儿童性剥削现象也不会消失。

这些事件中的种族因素不容忽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诱奸、虐待和厌女症的谴责无效。很多时候，作为一名黑人女权主义者，你会左右为难，既要挑战你所看到的针对黑人和棕色人种的种族主义，又要挑战你周围的父权制。政治辩论中无休止的拉锯战要求是非分明，而这个话题却非常需要细致入微。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审美理想和西方对女性肉体的物化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白人和年轻人。在公众眼中，白人女性的肉体一直被商品化。如果黑色和棕色的肉体出现在这些论坛上，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种新奇的东西——也许会被描述为 “乌木色”、“巧克力色 ”或 “焦糖色”，有时会被视为禁忌。在“不再有第三页 ”（No More Page 3 ）[2] 运动中，很少有人提到第三页的黑人女孩很少存在，这大概是因为一些媒体不相信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女性足够美丽，不屑于将她们物化。当然，这条规则也有例外，通常在娱乐和媒体中，创意控制[3] 旨在迎合黑人和棕色人种的需求。

[2] 不再有第三页：是 2012 年至 2015 年在英国开展的一项运动，旨在说服《太阳报》的所有者和编辑停止（自 1970 年以来）在第三版刊登上身赤裸的魅力模特照片。

[3]创意控制：通常是指对电影、歌曲、表演或其他文化产品的策划和执行行使最终决定权的权力。

让我们来看看，在一个充斥着白人的世界里，种族化的身体是如何被纳入对性和性虐待的理解之中的。种族主义的审美理想助长了将某些类型的女性肉体视为可公开获取的文化。2011 年，两名巴基斯坦男子因强奸和性虐待年轻白人女孩而入狱，布莱克本市前议员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在谈到白人女孩被视为亚裔强奸犯的 “易肉 ”（easy meat）[4] 时，似乎使用了施暴者的语言。他在BBC新闻之夜节目中说："无论如何，这些年轻人身处西方社会，他们的行为与其他年轻人无异，睾丸激素分泌旺盛，他们希望得到发泄，但巴基斯坦裔女孩是禁区，他们通常会与来自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女孩结婚。”其ta政客也对他的言论进行了反驳，但反对意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愤慨斯特劳对整个族群的刻板印象。

[4] 易肉：“Easy meat” 是一种非常贬义的说法，物化了受害者，用来形容某些人（通常是女性）因被认为容易成为性侵犯的受害者，而被视为可以随意侵犯的对象。

然而，人们并未注意到，杰克·斯特劳在附和这些施虐者的同时，也屈服于了ta们的语言体系。首先，他肆意使用“男孩就是男孩”的借口，仿佛雄性激素的涌动和冲动是侵犯ta人的先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说法广为流传，为虐待和胁迫开脱，认为这只是年轻人的好奇心。其次，女性不是可以消费的“肉”。女性不是物品，并非处于被动处境、并非温顺、放荡、任人摆布的。这种关于食物和肉的语言体系是如此阴险，它暗示着男性必须多吃肉、侵犯更多的女性才能成为最有男子气概的人。在我们的性别关系中，将女性比作“肉”剥夺了女性基本的身体自主权，暗示我们永远只是菜单上的一项选择，而并非餐桌上的平等参与者。

再加上公众对带着头巾、面纱，特别是对遮盖黑色和棕色女性肌肤的虔诚，这造成了一种有害的结合。这种对于女性贞洁的期望和对“比基尼身材”（译者注：指苗条、曲线分明、无明显瑕疵的体型）的强制要求一样，都在限制和评判女性。两者都执着于审判女性的外表，以及她的身体遮盖或暴露程度，以此来决定她的价值，仿佛她的身体在属于她之前，首先属于男性的凝视。总有外部因素影响着女性的着装方式，但最终决定权应该属于她自己。一直以来，在上述虐待案件中，贫困白人女性和女孩，以及黑人和棕色人种女性和女孩的声音都被剥夺了，她们没有任何自主权。这不仅仅是父权制的问题；这是处女/妓女二分法（译者注：将女性分为两种对立的形象，要么是纯洁的处女，要么是妓女。）在不同地区、国家和文化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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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挑战国内外普遍存在的文化信息——这些信息告诉男性：女性的身体是可以随意占有的——我们就无法有效地根除这种剥削。只要女性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猥亵，在街上被当做自慰对象，只要数百万张广告图片中仍然以女性的身体为卖点，用无神的眼神和撅嘴的形象来宣传诸如运动补品和连帽外套等无关紧要的商品，厌女症的问题就会一直在我们的社会存在。

当我们反对有关性虐待的种族主义及伊斯兰恐惧症[5] 的故事时，我们也必须挑战父权制。这两者必须同时进行。目前，关于厌女症的谈话已经引起了政府高层的关注和重视，但这种讨论常常声称这是境外势力。这种说法是虚伪的，是为了蒙蔽我们的眼睛。女权主义活动家如果与那些在穆斯林受到抨击时，才为女性辩护的政治力量结盟，那将是愚蠢的。

[5] 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对穆斯林的恐惧、偏见和仇恨的情绪，多表现为对穆斯林的歧视、骚扰、虐待、煽动及恐吓行为等。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区分。新闻报道了白人男性群体强奸和虐待儿童及婴儿的事件，但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像有色人种犯罪被视为野蛮种族的证据一样，被当作男人内在问题的标志。2015 年 4 月，一个由七名白人男子组成的团伙因强奸和虐待儿童（或共谋）而被判有罪，极右翼并没有将此事作为应该驱逐所有男性的证据。这七名男子分散在英国各地，他们通过电话会议技术互相传播虐待行为。一直以来，他们都在融入各自所在的社区，并寻找目标儿童的母父。其中一人甚至与一位孕妇交上了朋友，只是为了虐待她未出生的婴儿。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对这些案件的报道，国家犯罪局的官员称这些罪行是他们见过的最“卑鄙和堕落”的。然而，在随后的头条新闻中，这些白人的罪行后并没有特别强调他们的种族。

处于国家立场，我们讨厌恋童癖者。我们之所以公开诋毁ta们，是因为ta们有恋童癖。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认为这是不正常现象；这些行为不是由于白人群体内部的偏差[6]而产生的。当白人男性以婴儿、儿童和青少年为目标谋求性满足时，我们不会要求白人男性群体对这些行为进行深刻反思。

[6] 群体内部的偏差：“群体内部的偏差”指的是在讨论某些社会问题时，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于某个特定群体内部固有的缺陷或倾向所引起的。文中的观点是强调，当白人男性实施性犯罪时，社会并不会像对待有色人种那样，将这些行为归结为整个白人群体内部的某种“问题”。相反，这种犯罪行为通常被视为个别案例，而不是白人群体的整体问题。

这不是关于好男人或坏男人的问题——这些让我们处于舒适圈的二元概念，可以就此尘封——而是关于强奸文化的问题。我们应该质疑，为什么当儿童和妇女发声自己被强奸或被侵犯时，总会有人千方百计地试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证明ta们存在引诱或邀请的行为。我们还应该质疑阶级偏见，正是这种偏见使贫困的白人受害者被当局忽视，而同样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在伊斯灵顿长大的中产阶级白人女孩身上。在守门人（译者注：掌握权力或资源的人）眼中，阶级赋予了你的生命相应的价值。讨论这些罪行的禁忌并非种族，而是男人——扮演掠食者角色的男人。每个女人都可以告诉你一个关于在年幼时遇到这类男性的故事，这些男人能够嗅出青春和脆弱的气息，只为了掌握支配女性的权力。

对于一个不抛弃任何人的女权主义运动来说，将种族主义带来的挑战纳入运动中，而不是回避讨论，这是绝对有必要的。我不确定目前最受欢迎的女权主义版本是否能够胜任这项任务。

我担心的是，尽管白人女权主义对当权者来说很受欢迎，但当其获胜时，现实依然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不公正现象仍会盛行，只不过会有更多的女性处于这一不公正的体制的权力顶端。女权主义并非只是关于平等的，当然也不是默默地陷入一个由男性创造并为男性服务的工作世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女权主义是一场运动，旨在解放所有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意识形态体系“特意”将其边缘化的人。这些人是身心障碍人士、黑人、跨性别者、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LGB人群和工人阶级。如果我们想改善我们现在所处的局面，针对平等的运动必须更加复杂和深入。（译者注：指不能简单地只关注某一方面的平等，比如性别平等，而是需要全面考虑各种相互交织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当我们消除贫困时，女权主义才会获胜。当女性不再被期望默认从事两份工作（家务劳动和情感劳动以及日常工作）时，它才会获胜。

《让娜·迪尔曼》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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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中的混乱是人为制造的。如果这是由人们创造的，那人们也可以消灭它，并且可以重建一个可以为所有人服务的社会，而非为自私自利的少数人服务的社会。除了显而易见的要求——消除性暴力、减小工资差距——女权主义必须具有阶级意识，并意识到性别二元论的文化所带来的限制性。它需要认识到，身心障碍人士并非天生有缺陷，而是因为健全人士未能创造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物质世界。女权主义必须呼吁提供负担得起、体面、安全的住房和普遍的基本收入。它应当要求为全职母亲支付工资，并为职业母亲提供免费托儿服务。它应该认识到，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女性不断被强迫成为欲望的对象，但性工作者却因利用这种情况谋生而受到惩罚。女权主义需要彻底认识到性取向的流动性，我们需要在未来建立一个新世界，在这里人们不会因打破僵化的性别角色而遭受暴力压制。女权主义需要呼吁建立一个承认并反思种族主义历史、分配赔偿（译者注：指在历史或当前的不公正行为得到承认之后，向受害群体或其后代提供某种形式的补偿。）并彻底解构种族的世界。

我理解这些要求是乌托邦式、不切实际的。但我认为女权主义必须是绝对乌托邦式、不切实际的，是要与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相去甚远的。在推动这些理想之前，我们必须先对它们抱有希望和设想，而不是轻易放弃，引用现实，接受现状。毕竟，乌托邦理想也具有意识形态，与我们目前生活的世界拥有同样的政治基础。最重要的是，女权主义是一项不断进步的事业，我们都仍在学习。

我一直喜爱女权主义那种凶狠地撕裂厌女症的决心，它反叛地表达着自己的不屈服，把平庸的男人们吓得魂飞魄散。但女权主义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译者注：指女权主义要有一个全面的视角，能够识别和挑战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压迫机制），考虑到作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所说的“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各个方面。作为一种只针对性别的客套分析，女权主义虽然整齐但缺乏挑战性，无法在企业环境中产生实际效果。当它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排ta性运动，而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去反思其参与者如何从现行体系中受益时，它就已经失败了。当女权主义已经成为一场平乏的白人运动，声称代表所有女性工作，但并不质疑其具有压倒性的白人地位时，我们真的需要考虑重新开始。

对平等要求的需要像ta们试图解决的不平等一样复杂。问题是：我们想与谁平等？男人和女人一样，不是同质的。财政大臣的生活与每天把信件送到我家门口的邮递员截然不同。他一生中获得的机会与政府同行截然不同，他可能不是生来就富有，他的父母可能无法拿出足够的钱让他进入一所精英私立学校，这将为他终身购买上层阶级的权利。男性居住在不同的空间。有些人面临种族主义；有些人面临着恐同症。即使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选择不去关注男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要追求与那些长期占有大量资源的男性实现平等？

很明显，平等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求分得一点点不成比例的权力是一种过于温和的诉求。我不想被包括在内。相反，我想问，是谁最初制定了这些标准。经历过一辈子的差异，我不再想要平等。我想解构那个将我标记为“不同”的系统的结构性力量。我不想被现状同化。我想摆脱所有关于我特质的负面假设。我没有义务作出改变。相反，应该改变的是我周围的世界。

平等作为一种阶段性诉求是可以的，但不承认它的本质是一条轻松的途径，这是在自欺欺人。宣扬“我们希望被接纳”和“我们想重建你们的排ta性系统”是有区别的。前者更容易被主流接受。

发声和做女人都有这样的耻辱，更不用说发声、做女人的同时还是黑人了。2013年，当模特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为一场致力于让更多有色人种模特登上时装周T台的运动发声时（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82%的时装周模特是白人），她遇到了一位第四频道新闻记者，这位记者告诉她：“外界认为你正在发疯，无论你做得对还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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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黑人女性”这个形象无法与人讲道理。她反驳道。她不像人们对白人女性气质的期望那样——温顺、甜美或讨人喜欢。她的愤怒使她被认为是丑陋的，令人厌恶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永远找不到丈夫，如果她找到了，她就会阉割他。阉割作为一个概念，需要严格维护性别歧视的性别角色。针对“愤怒的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用厌女症来压制黑人女性。“愤怒的黑人女性”似乎会阉割男性是一种性别歧视，因为它对男性的特征做出了假设，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们人性的多样性。要相信“阉割”这一概念，你必须相信男性气质是关于权力、力量和支配地位的。

这些特质在男人身上被视为优点，但在女性身上，尤其是在愤怒的黑人女性身上，却毫无吸引力。一般来说，女人不应该生气。女人应该微笑，压抑自己的情感，甘愿自我牺牲。专横被视为是丑陋的，当然，女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被认为是丑陋的。作为黑人女性，我们的黑人身份已经使我们在丑陋的尺度上被推得更远。更别提如果我们还变胖的话，那简直是不可饶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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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黑人女性”一词更多地反映了男性和白人特权的心态，而不是关于黑人女性本身。它谈到了一种现状，这种现状既承认其令人窒息的主导地位，同时又暴露出其脆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现实意义日渐淡化，人们不得不阻止这种迫在眉睫的变化。

我曾经害怕被视为一个愤怒的黑人女性。但我很快意识到，我表现出的任何真实情绪都可能被解读为愤怒。我的自信、激情和兴奋都可以被称为对付我的工具。不表现出愤怒并不能阻止我被贴上愤怒的标签，所以我想：滚蛋吧。我决定说出我的想法。我在政治上越自信，就有越多的男人对我大喊大叫。行为艺术家塞琳娜·汤普森（Selina Thompson）告诉我，当她想到一个愤怒的黑人女性意味着什么时，她想到的是诚实。因为想被喜欢，就保持沉默是没有意义的。通常，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为你挺身而出。黑人女权主义诗人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曾说过：“你的沉默不会保护你。”当我们不说话时，谁会赢？不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