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权主义与种族的交叉性视角如此重要？（1）

引言：

本文选自《为什么我不再和白人谈论种族》（Why I'm no longer talking to white people about race）的第五章——“女权主义问题”（The Feminism Question），其重点讨论了传统女权主义的缺陷，即对种族问题的排斥。作者Reni Eddo-Lodge是一名英国记者和作家，她关注女权主义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问题。

由于章节过长，我们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来进行翻译。本文约9000字，阅读时间约22分钟。

术语解释：

结构性种族主义：指的是嵌入在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体系中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不是由个别的偏见和歧视行为构成，而是由社会制度和政策所产生和维持的。这些结构性因素导致不同种族群体在机会、资源和权力方面存在系统性的不平等。例如，住房政策、教育体系、就业机会、刑事司法系统等方面的不平等对少数族裔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使得ta们难以获得与白人同等的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

2012 年 10 月，我坐在冰冷的大学图书馆里，愤怒地敲打着键盘，写下一篇关于种族和女权主义的博文。我本该在温习功课，但现在却烦躁得几乎坐不住。今年，莉娜·邓纳姆（Lena Dunham）的电视节目《都市女孩》（Girls）首播，好评如潮。人们普遍认为这部剧是年轻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剧中人物都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等待着人生的开启。她们互相争吵，与嫉妒心、小气及身材焦虑作斗争。这些都是我和我的同龄人身上常见的特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向前，在酒吧或零售店工作的同时兼顾无薪实习，希望能像上一代人一样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回报。我们一直渴望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和安稳的居住环境。我们以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摆脱那种不确定下个月房租来源的恐慌。《都市女孩》中的情节似曾相识。但这部以纽约为背景的影片却几乎全是关于白人的。正因为如此，当评论家们坚称这是几十年来最具女权主义色彩的电视节目时，我们不免会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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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部剧的播出，近年来，一场关于女权主义中种族问题的显著争论开始发酵。一些人断言，如果编剧只是为了写黑人角色而在她的电视剧中加入黑人角色，那只是浮于表面。还有人说，在美国种族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拍摄一部全白演员阵容的电视剧是非常荒谬的。在我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这其实不单单是关于一个电视节目，尽管该节目反映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博文的结尾，我写道："当女权主义者能看到全男性小组的问题，却看不到全白人电视节目的问题时，就有必要怀疑她们到底在为谁而战。”

仔细想想，黑人面孔所具有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实际上这并不是我所真正关心的问题。这与被看见或被包容无关。我已经习惯了在大众文化中看不到黑人的正面形象。全白的电视节目早已屡见不鲜。我真正感到不安的是，白人轻而易举地捍卫了ta们的空间和领域。Ta们的世界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泡泡，而ta们的女权主义安然地存在其中。不仅如此，那些坚称自己是在为所有女性争取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根本不在乎黑人，更不用说，她们也不在乎有色人种的女性。性别平等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但种族问题却可以搁置一旁。

同样的情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反复出现。仅一年后，流行歌星莉莉·艾伦（Lily Allen）在长期退出音乐界之后，发布了她的第一支音乐视频《Hard Out Here》。由此引发的种族争论与之前《都市女孩》（Girls）的风波相似。一位年轻而成功的白人女性发布了自己的作品，并被立即赞誉为真实的、贴近生活的且彻底的女权主义作品——是全世界年轻女性的权威颂歌。不过，在这次事件中，引发不满的并不是缺少黑人。作品中存在着黑人的身影，但莉莉·艾伦的黑人伴舞们衣着暴露，在模仿厌女的嘻哈视频中翩翩起舞。她唱着关于玻璃天花板（译者注：指女性在职务升迁中遇到的无形障碍）、物化的内容，并强烈暗示聪明的女孩不需要脱光衣服就能成功。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不再关注流行媒体中任何被贴上女权主义标签的东西才是明智的，因为这只会让我失望。我继续的事情只有写作。

2013年除夕夜，BBC的一位制片人邀请我参加第四电台的 “妇女一小时 ”（Woman’s Hour）节目。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请求——与 "日常性别歧视项目 "的劳拉·贝茨（Laura Bates）和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一起讨论这一年中的女权主义。卡罗琳那年发起了让历史女性人物出现在英国纸币上的运动。当我在演播室就座时，我意识到我是房间里唯一一个黑人。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劳拉和电台主持人加入了我的行列，卡罗琳通过电话参与节目。节目开始了。我很紧张。我解释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运动家，但在这一年里，我一直在撰写关于女权运动中的种族主义的文章——我对女权运动 "领导者 "顽固地以白人为中心的观点感到沮丧——我发现很多非白人女性也有同样的感受。我说：“女权主义中的这些问题已经出现了转机，这些问题不能再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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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解释女权主义为何如此分裂以及女权主义为何需要种族分析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有人问我："分歧的根源是什么？""检查你的特权 （check your privilege）"这句话为什么会如此流行？'这是第二个危险信号。这个问题表明，种族主义并不是我的白人同龄人所关心的问题。我曾与劳拉·贝茨共事过，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感到不舒服，我还是提出了我的观点，女权主义需要进行种族分析。但我的观点很快就被卡罗琳·克里阿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反驳了，她说有人利用反种族主义观点作为在网上骚扰和欺负她的理由。

卡罗琳发表的观点使得关于女权主义中的种族问题的讨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当年早些时候，她发起的 "钞票上的女性 "运动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媒体的报道激发了厌女情绪，从一开始的胜利迅速演变成英国最受瞩目的网络骚扰事件之一。当英格兰银行宣布计划在 10 英镑纸币上印上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头像时，"钞票上的女性 "运动宣告成功。但由于该运动的影响，随之而来的骚扰导致卡罗琳收到了死亡威胁——她被告知她家外面安装了炸弹。匿名人士多次不怀好意地给她发信息，怂恿她自杀。最终有两个人认罪，承认向她发送了一些更恶毒的推文。根据《恶意通信法》，他们分别被判处 12 周和 8 周监禁。

“钞票上的女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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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夕夜的 "妇女一小时 "节目中，卡罗琳的言论旨在揭露那些对她施加网络暴力的人，但却把我的工作和政治思想与这些恶毒的辱骂信息等同起来，我觉得自己被卷入了这场骚扰。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演播室里，我不得不为卡罗琳的糟糕经历作出解释，这让我陷入了为那些我不认识、也不赞同的人辩护的境地。这一切让我不知所措。

这就是作为代表人所付出的代价。如果不是我的存在，电台节目中将会是全白人阵容，这将会导致女权主义中的压倒性白人主导地位并没有被视为问题。我本想讨论女权主义如何不受白人特权的影响，却发现自己成了白人特权的受害者。

节目播出后，网络上立刻掀起了一场讨论风暴。有些人和我一样，对这一说法感到震惊；也有人认为我是个骗子，是个恶霸，一直在网上与卡罗琳作对——事实并非如此——而且Ta们认为我对她的干预感到不满，在扮演受害者。起初我并不想回应，但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几小时后我写了一篇简短的博文，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写道：想想你上次在主流媒体上，听到对结构性种族主义本质的全面描述是什么时候吧。英国媒体并不会像报道女权主义那样报道这些问题。仔细想想，你上一次听到有色人种质疑这个国家围绕移民问题的恶毒种族主义言论是在什么时候？或者只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结构性种族主义盛行是因为白人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受到了更多优待。我有机会在国家电台现场直播中谈论这个问题，我对此非常重视。

在许多白人女性合力将黑人女权思想描绘成具有破坏性和分裂性之后，我意识到接受这些媒体请求是一把双刃剑。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说过："如果我不为自己定义，我就会被别人对我的幻想压碎，然后被生吞活剥。”虽然有时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陷阱，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不抓住这些机会，黑人女权主义就会被参与对话的白人女权主义者错误地描述和歪曲......我厌倦了这种僵局。我在节目中说的都是真心话：促进共同团结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彼此的斗争经验，认识到我们都是带着不同的特权及劣势加入这场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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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卡罗琳发布推文："我想向大家道歉，如果这篇文章让你觉得我在暗示你参与了这场网络暴力。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回复了你的评论，所以可能看起来是这样的。我并不想暗示我曾被你虐待过——我当然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有虐待过我。我只是想借此机会谈谈我所经历过的虐待，以及我认为这种虐待的危害性，因为我认为这种行为必须停止。但也许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或方式说出来。我为此感到抱歉。

尽管她道了歉，但事情变得更糟糕了。

前保守党国会议员、自诩为右翼女权主义者的路易丝·门什（Louise Mensch）认为出面支持卡罗琳，这是有必要的。她开始在推特上攻击我。“蕾妮错了；卡罗琳不该屈服；我之后也不会屈服”。我告诉她，她这是在煽风点火。她回应道：“我真希望能激起大众对你这种可耻的态度的反对，我没有撒谎。你这是欺凌，试图让所有人闭嘴。”

在英国，仅仅因为敢于暗示种族主义仍然是一个问题，我就被一位前国会议员抹黑了。我只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却被等同于恃强凌弱。陈旧的种族主义成见被重新提起，我发现自己成了它们的受害者。我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一股破坏力量，一个所谓的“问题社区”。

多年后，在写这本书时，我联系了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希望了解她对 "女性一小时 "失败的看法。她不想跟我谈这件事。

尽管我对自己曾经的经历感到不满，但女权主义是我的初恋。它给了我一个理解世界的框架。我的女权主义思想催生了我的反种族主义思想，成为了帮助我建立自我价值的工具。我在 19 岁时接触了女权主义，这真是天赐良机，它让我拥有了在成年后如何自立自强、为自己辩护并确立自己价值观的能力。

我发现女权主义的时间比Twitter和Tumblr世代真正兴起的时间早了几年。它以一种相当老派的方式发生。作为英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我被分配了一摞批判理论模块的阅读书目，正因如此，我读到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尽管书中所描绘的不太可能实现，但这本书却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发现自己非常赞同这位早已去世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的观点。她写道："所谓的女性化就是显示自己的软弱、无力、被动和温顺.....任何自我主张都会削弱她的女性气质和魅力"，这听起来就像是她在描述我的整个生存状态。

不过，在我的周围却找不到任何赞同我观点的人。在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批评了莎士比亚的《驯悍记》中的厌女情节，但却遭到了同学们的反对，大多数女同学的结论是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于是，我到其他地方寻找女权主义，把助学贷款花在参加全国各地的女权主义会议和活动上。在那些年里，我结识了大量鼓舞人心、充满热情的女性，其中一些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参加女权活动让我如释重负，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人们都能理解我的感受——共同的愤怒、挫败感，以及为改变我们生活的这个混乱世界而做任何事情的强烈意愿。这股热情把我带到英格兰西北部小村庄狭小、通风不畅的教堂大厅，我挤在一个圆圈里，周围都是和我妈妈同龄的妇女，我还坐火车去伦敦，参加数百名妇女的大型聚会，她们有老有少，有的刚参加运动，有的从事激进主义的时间比我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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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女权主义正在帮助我成为一个更有批判精神、更自信的女性，反过来，它也在帮助我接受自己的黑人身份——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这一部分被污名化了。我从小和白人朋友一起长大，Ta们向我保证，Ta们 "不认为我是黑人"，我 "和其ta黑人不一样"。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 "漂亮的黑人女孩"，是个 "能说会道 "的人。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但我感觉这与阶级、教育和潜在的种族主义有关。我加入的女权主义者圈子几乎都是白人。如果你不谈论种族问题，白人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你谈论种族问题，它就会显现出一种排斥的力量。

许多女权主义活动空间的白人女性不理解，为什么黑人女性需要或想要在一个不同的空间集会，因此，她们会设法巧妙地破坏那些选择单独组织的人的自主决定权。在一次女权主义者聚会上，每一次分组讨论都有纸质报名表，旨在记录参加每次讨论的人数。在黑人女权主义者的纸质表格上，有人花时间用自己的无知破坏了它，只写了一句话，“为什么？”。在另一次活动上，一个朋友拿着一张名为“色彩之美”的纸质表格。她的面前堆着一大摞时尚和美容杂志，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结构欧洲中心主义的审美标准。那几乎就是小学水平的问题，就像是——“来看看这些图片有什么相似点和区别？”我小组中的一个人指出了模特们的“瘦”，而我，作为组里唯一的黑人，说，“Ta们都是白人。”“而且Ta们都有长头发。”一个白人女性热切地补充道。我费力地解释说：“是的。但是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留长你的短发。可我无法改变我皮肤的颜色，来适应这种审美标准。”我现在还是不确定她是否真正理解了我的意思。

它总会一次次演变成这种情况：我踮着脚尖，在白人为主的女权主义空间里小心翼翼地走动。Ta们总是坚持说，这并不是一个应该讨论种族问题的空间，你可以去其它地方讨论。但这并不是一个我能做出的选择。我的种族身份就像我的女性身份一样，我无法将它们分离。

在我作为活动家的那些日子里，我加入了一个名为黑人女权主义者的小团体。在这个由志同道合的女性组成的集体里，我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恐惧社会惩罚[1]。这是一个完全为黑人女性而设置的空间。我们每个月聚会一次，互相倾诉并支持彼此。这是一个我无比渴求的空间。

每月与黑人女权主义者见面，和传统女权主义活动家意识觉醒的方法不同。“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raising）这个词语在1960年中旬被纽约激进女性第一次使用，并采取了美国民间权利运动中使用的策略。而在黑人女权主义活动中，我们会讨论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当我们见面时，我们从彼此的身上学习，我也会意识到其ta女性正在经历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我们一起问“为什么”。我们将原本以为是孤立的事件放到更广泛的种族和性别背景中加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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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空间，我遇到了我的朋友，作家兼教师洛拉·奥科洛西（Lola Okolosie）。“当那些初次见面的人说‘这是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时候，我并不确定。”而当我们一起回顾活动的目标时，她说：“我认为，通过每个月的会议，以及我们在此期间所做的所有事情，分析开始逐渐形成，我们很快就会开始使用这个术语。”

“我记得人们形容那是什么，然后房间里的其ta所有人开始说：‘是的，那也发生在我身上了，那难道不令人气愤吗？’来自不同阶级的人们都说到了同样的情况。有些人学术背景很强，而有些人还没来得及阅读任何关键的女权主义文本。人们的知识层面多种多样，但我们几乎都描述了相似的创伤，相似的挫折感，和相似的诱发愤怒的时刻。对我来说，这非常有力量。那些诉说不会被视为抱怨，也不会被视为是对情况的过度解读，那就像是，是的，大家都理解那个意思。”

我们讨论了为什么不和白人女权主义者一起聚会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那些凝视会让你沉默。”洛拉说，“即使你非常自信，非常善于表达，你也还是会踌躇。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你本能地没那么喜欢冲突。这其中有一个因素，当你说出成为一个黑人女性在英国意味着什么的真相时，作为一个白人，如果理解成这不涉及你，就太荒谬了。”

在黑人女权主义者中，我们使用词语“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来谈论来谈论两种不同的歧视之间的交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这发生在同时存在黑人身份和女性身份的人身上。对于黑人女权主义学者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博士来说，正是她对法律的研究促使她创造了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的术语。当我们在伦敦US大使馆见面时，她告诉我，“当我意识到非裔美国女性……不被认为她们同时遭受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时，我的工作就开始了。法庭会说，如果你没有像一个黑人男性一样经历种族歧视，或者和白人女性一样经历性别歧视，那你就没有遭受歧视。我从这里看到了关于相似点与差异点的问题。这里存在着因为与众不同，而无法被法律容纳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交叉性，也就是研究种族和性别如何交叉在一起，为平等的进程制造了壁垒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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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语用来描述以前未被明确定义的现象。尽管在克伦肖教授命名之前，过去的黑人女权主义活动家、学者和理论家们就曾写和谈论过这种非常相似的情况。在1851年，黑人废奴主义者和女性权利活动家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在俄亥俄州妇女权利大会上演说。 

她说：“我认为南方的黑人男性和北方的白人女性都在谈论权利，白人男性很快就会陷入麻烦了。但是大家都在说什么呢？那边的那个男人说，女人需要被扶上马车，被抬过沟渠，在任何地方都有最好的位置。可是没人扶我上过马车，或抬过沟渠，或把最好的位置给我！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看看我！看看我的胳膊，我耕地、种田、收拾庄稼，没有男人能够领导我！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然后他们就说，这是大脑里的一种东西，他们把那个叫什么来着？（‘智力’，附近有人小声说）就是这个词，亲爱的，可是这跟女性的权利或黑人的权利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的杯子只能装一品脱，而你的杯子能装一夸脱，你不让我的小半量杯装满，岂不是太小气了？”这次演讲在十二年后被刊登在《国家反奴隶制标准》里。

一个世纪后的1984年，黑人女权主义者、活动家和诗人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在《局外人姐妹：散文和演讲》(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中写道：“今天的女性仍然被要求跨越男性无知的鸿沟，并教育男性去了解我们的存在和需要。这是所有压迫者的一个古老而主要的工具，让被压迫者忙于处理压迫者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又听说，黑人女性的任务是教育白人女性——面对巨大的阻力——让她们了解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差异、我们共同生存中的相对角色。这是精力的转移，更是种族主义父权制思想的悲剧性重演。”

1979年，米歇尔·华莱士（Michele Wallace）在散文集《但我们中有些人很勇敢》（But Some of Us are Brave）中的文章《孤立中的愤怒：黑人女权主义者对姐妹情谊的追寻》（Anger in isolation: a Black feminist’s search for sisterhood）中写道：“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中的黑人女性存在，每个人都暂时陷入困境，独自工作，因为这个社会还没有一个能够适应我们的斗争的环境——因为处于底层，我们必须做没人做过的事：我们要与世界抗争。”

随后，1981年，贝尔·霍克斯（bell hooks）挺身而出，在《难道我不是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中写道：“这个过程开始于女性个体接受这样的事实……女性，无一例外，在不同程度上被社会化为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和性别歧视者。给自己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摆脱负面社会化的影响。很明显，许多女性，尤其是站在这场运动最前沿的白人女性，将女权主义据为己有，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我并不甘心屈服于这种挪用，而选择重新使用“女权主义”这一词，专注于这样一个事实：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是希望所有人，无论性别如何，都能从性别歧视的角色模式、统治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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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在伦敦伯克贝克大学的一次法律讲座中，详细阐述了黑人女性多年来是如何表达她们的经历的。她解释说，1969年，美国民权活动家费朗西斯·比尔写了一本名为《双重危险：是黑人也是女性》（Double Jeopardy: To Be Black and Female）的小册子。后来，第三世界妇女联盟创办了一份名为《三重危险》（Triple Jeopardy）的小册子。对她们来说，斗争不仅是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也是反对帝国主义。伊丽莎白·斯佩尔曼（Elizabeth Spelman）1988年出版的《不重要的女人》（Inessential Woman）挑战了添加压迫的方法，这比金伯利·克伦肖创造的“交叉性”一词早了一年。

美国拥有网格状的道路系统，整齐地排列着完美的长方形和正方形，正是这一隐喻诞生的理想之地。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个所有道路交汇的地方。在那里，不再有一条独特的道路，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点，一个将所有通往那里的道路融合在一起的空间。在这些理论中，黑人女性证明了道路不是平行的，而是经常相互交叉的。上面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充分说明，当我们审视这些交集，而不是否认它们的存在，或者完全遗忘它们时，我们会发现它们是多么的丰富和深刻。黑人女性已经被遗忘了太长时间，她们不得不使用各种策略让自己被记住。在分析谁在争取女性权利和黑人权利的斗争中被遗忘时，似乎总是黑人女性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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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人女权主义者开始推动英国女权主义进行交叉分析时，白人女权主义者的广泛反应并不是支持。相反，ta们开始说“交叉性”这个词完全是行话——对没有学位的人来说太难理解了——所以毫无用处。

2012年，莎拉·迪图姆（Sarah Ditum）在她的个人博客上写道：“如果你没有同样的学术背景或亲和力，那么交叉性这个词不适合你。”

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中，霍莉·巴克斯特（Holly Baxter）和瑞安农·露西·科斯莱特（Rhiannon Lucy Cosslett）写道：“这意味着种族、阶级、宗教、性、政治和特权问题往往会导致女权主义者的对话破裂，最常见的是那些拥有性别研究硕士学位和大量词汇的人，与那些没有这些的人的分歧[...]如果听众中的一些少女怀孕、饥饿或面临被虐待的风险，那么在某些州讨论交叉性的细微差别就不会有太大效果。（她们该怎么办？用理论保护自己还是填饱肚子？女性不能只靠这些吃饭。）[...]这就像是一些受教育的女性想要把女权主义据为己有，用深奥的理论把它藏起来，藏进床垫、藏进鸭绒被子里，安全而温暖。”

随着社交媒体的讨论愈演愈烈，那些不遵守这一路线的女权主义者经常受到媒体的指责。那些指责总是避重就轻，没有点名批评某位女性，因此被批评者也很少做出回应。萨迪·史密斯（Sadie Smith）在《新政治家》（New Stateman）中写道：“一些女性在网络上聚集在一起，到处冒犯别人，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加入她们的‘刻薄女孩俱乐部’的女性。这个俱乐部有自己过度风格化的、令人费解的语言、规则和惩罚程序。”

白人女权主义者对交叉性的厌恶迅速演变成对"白人特权"这一概念的厌恶——也许是因为承认结构性压迫意味着承认她们自己的白人特权。她们得到了男性的支持。汤姆·米德兰（Tom Midlane）在《新政治家》中写道：“虽然这个观点显然出于高尚的意图，但我相信，这一整个围绕特权的讨论本身就具备破坏性——往好了说，是一种巨大的分心；往坏了说，这是一种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自封的道德卫士的手段，ta们甚至会对同行者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严厉的监督。你会问，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呢？答案很简单：这很重要，因为针对特权的检查已经彻底感染了进步思想。”

你会发现这里存在一种趋势。在2012年到2014年间，英国最重要的左翼政治杂志《新政治家》总是刊登着对黑人女性谈论种族、种族主义和交叉性的最激烈的抨击。由于这些抨击的频率之高，我开始怀疑是否存在一个专门的编辑部。虽然《新政治家》杂志也会发表为交叉性辩护的人的反驳文章，但严厉的批评似乎才是这个杂志在这个话题上的主旋律。

几年之后，白人女权主义者和左翼博主在2012到2013年间首次提出的论点得到了明显不是左翼的出版平台的响应。极右翼的Breitbart London网站将交叉性定义为“一种辩论策略：当你在关于女权主义的争论中败下阵来，就把你的对手说成种族主义者，或是更让人震惊的资本主义者”，并将特权定义为“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拥有而她们的受害者没有的东西”。在另一篇字典式的针对进步派的抨击中，《旁观者》（Spectator）写道：“ 我支持身份政治，永远用你的自然特征来定义自己，而不是你的性格、成就或信仰。你首先是男性、女性、其ta人、异性恋、同性恋、黑人或白人，你应该这样称呼自己。马丁·路德·金在梦想着一个‘不以肤色、而以性格’来评判人们的世界时，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特权，毕竟对于一个中产阶级的直男来说，这些话很容易说出口。我也支持交叉性，也就是身份政治的撕裂后代，你必须不断考虑你的各种个人身份如何相互交叉的（或其它什么）。”同一杂志的另一个作者就同一话题写道：“作为一个理论，这并不疯狂。问题是，它在那些不看书或论文，只看推特和网络评论的人中变得很流行。所以，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少数人的‘王牌’（Top Trumps），以及一种蔓延性的、强传染性的信念。也就是一个人越是处于弱势地位，就越是睿智、友善、洞察一切。这太蠢了。”

从这些反应来看，黑人女性对英国白人女权主义的干预似乎完全不受欢迎。这种反应和对性别歧视的男性对待女权主义的态度如出一辙。在这场关于英国女权主义交叉性的激烈辩论中，在我与BBC《妇女一小时》的灾难性对话四个月后，金伯利·克伦肖博士应邀参加了同一节目，解释女权主义为什么不能忽视种族问题。她被问到“黑人女性要求白人和富裕的女性检查她们的特权，这有多大帮助？”采访者引用了一些针对黑人女权主义的最严厉的批评者的话，继续说道：“这让辩论停止了，也让同理心减少了。”

克伦肖博士回应说：“在任何一种运动中，如果声称参与运动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遭受歧视，这就是一个问题。事实上，情况往往不是这样。”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一句meme化（译者注：指已经变成了网络流行语）的短语让黑人女权主义沦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扰乱了甜美、礼貌、可口的白人女权主义。英国女权主义被描述成一场运动，最开始一切都很平静，直到愤怒的黑人出现了。白人女权主义者将黑人女权主义者描述为破坏性的侵略者，这与媒体对黑人社区普遍的刻板印象没有太大区别。黑人女性被定义为女权主义的移民，她们不受欢迎，但被容忍——一个勉强处理的社会问题。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位杰出的白人女权主义者用夸张的手法来发表一篇伊诺克·鲍威尔式（Enoch Powell-style）[2]的、充满激情的演讲——类似于“在这个国家，在十五年或二十年的时间里，黑人女性将比白人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利。”考虑到ta们对女权主义的种族分析所表现的口头暴力，这似乎合乎ta们论点的逻辑。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白人女权主义者对交叉性的反击，而应该放在统治者镇压黑人斗争的历史背景下看待。所有的迹象都在这里：团结一致、同时还伴随着有意误导、谎言和诋毁名誉的运动。当路易斯·门施在推特上攻击我时，她认为她所支持的女性是左翼的资深人士——在《卫报》和《新政治家》等左翼出版物上写作的固定撰稿人。Ta们得到了白人知名作家和许多不同政治派别人物等支持。在这一点上，微小的政治分歧不重要。白人在女权主义中的共识需要团结起来捍卫。对于ta们来说，我谈论女权主义中的种族主义，就像是对ta们自身观念的猛烈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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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种族主义在所有空间的存续方式，不论是女权主义空间还是其它空间。我的情况非常普遍，可是那时我就有一种感觉，类似的事情正在全国各地上演——在工作场所、社交网络、家里，到处都是由于缺乏支持网络而陷入自我怀疑的黑人。

策划：兔子上山

翻译/校对：耶耶，兔子上山

编选/确认/排版：抽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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