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简史（1）

文摘 2024-10-31 15:14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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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选自《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流行文化希望你讨厌的女性们》（Unlikeable Female Characters: The Women Pop Culture Wants You to Hate）的引言——“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的不完整简史”（A BRIEF AND INCOMPLETE HISTORY OF THE UNLIKEABLE FEMALE CHARACTER），作者Anna Bogutskaya是一名评论家和作家。

历史上的女性角色一直被 “讨人喜欢 ”这一道德陷阱所束缚。任何敢于暴露自己混乱一面的女性都会被当作警世故事。如今，在电影、电视和更广泛的流行文化中，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随处可见。有史以来，她们第一次被观众接受，甚至被授予行业奖项。我们终于承认，女性也是复杂的人。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本书记录了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的演变过程，研究了她们受欢迎的原因、观众对她们的反应，以及流行文化最终是如何允许我们赞美女性的复杂性的。

由于引言过长，我们将其拆分为两个部分来进行翻译，这是引言的第一部分。本文约8900字，阅读时间约22分钟。

从本质上讲，“讨人喜欢”（Likeability）是一个与娱乐业有着内在联系的术语，且暗含性别色彩。它的性别歧视并不是明显的，而是以一种需要被附加说明的方式隐晦表明的。然而，它没有同义词承载着同样的无形分量。它只有在作为褒义词使用时才会用于男性。但当一个女人被形容为 “不讨人喜欢 ”（unlikeable）时，人们会冷不丁地打一个寒颤。恐惧中夹杂着些许侧目。就像暗号一样，“不讨人喜欢 ”这个词会引起一种特殊的紧张感。这个词本身可能不带有性别色彩，但它所承载的层层暗示和内涵却带有性别色彩。

在 “讨人喜欢 ”和 “不讨人喜欢 ”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限，我们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打破一条或多条关于讨人喜欢的无形规则，这些规则既适用于现实世界中的女性，也适用于虚构世界中的女性。女性在流行文化中的讨人喜欢程度的问题，已经从 Reddit 上的小众话题，变成了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又成了文化复兴的主题。

作家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在2014年为Buzzfeed撰写的一篇关于 “讨人喜欢 ”的文章中写道："当一个女孩不讨人喜欢时，她就是一个问题。我们从骨子里就知道这一点。我们可能无法准确地指出问题出在哪里，但 “她身上的某些东西 ”就是不太对劲的。当这种无形的东西不起作用时，女孩无疑就有麻烦了。社会灌输给我们的恐惧是——当一个女孩有问题时，她就是一个没有解法的问题。我还记得作为一个绝对有问题的女孩被质问到 “你这种态度谁会要你？”时的刺痛感。

就在盖伊的文章发表的同一年，由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执导、吉莉安·弗林（Gillian Flynn）编剧、改编自弗林文学作品的大片《消失的爱人》（Gone Girl）上映。仅一年后，《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Mad Max: Fury Road）上映，查理兹·塞隆（Charlize Theron）饰演的狂暴女神（Furiosa）成为影迷的最爱。同样在这一年，漫威影集《杰西卡·琼斯》（Jessica Jones）在 Netflix 上首播，该剧讲述了一个与酒精和虐待史抗争的刺头 PI 的故事，获得好评如潮。Lifetime 电视台的电视剧《镜花水月》（UnREAL）讲述了两个残酷的真人秀制作人的故事，ta们的工作就是操纵身边的每一个人，制作出令人上瘾的电视节目。

电影《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

图源自网络

一年后，2016 年，漫威影迷最喜爱的哈莉·奎恩（Harley Quinn）首次被搬上大银幕，玛格特·罗比（Margot Robbie）在《自杀小队》（Suicide Squad）中饰演了这一角色（后来她在 2018 年的《猎鸟》（Birds of Prey）和 2021 年的《自杀小队》（Suicide Squad）中两次重演了这一角色——稍后会有更多关于她的内容）。同年，艾米莉·布朗特（Emily Blunt）在《火车上的女孩》（The Girl on the Train）中饰演了一名不可靠的酒鬼证人，萨曼莎·罗宾逊（Samantha Robinson）则在《爱的女巫》（The Love Witch）中饰演了一名让男人着迷，然后暴力处置男人的女巫。莉娜·邓纳姆（Lena Dunham）和詹妮·康纳（Jenni Konner）的剧集《女孩》（Girls）在播出六季后，于 2017 年即将完结，这六季已经演变成了一场集体仇恨观察。

潮流正在改变，媒体也注意到了这点：2016 年，Bitch Media 发表了《捍卫不讨人喜欢的女性》；Screen Rant 发表了《网飞如何用不讨人喜欢的女主角统治电视》；Esquire 刊登了《〈火车上的女孩〉中的角色并不讨人喜欢——但这才是重点》；2017 年，Little Whites Lies 写了《米克与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的艺术》。像弗林（Flynn）这样的作家和莉娜·邓纳姆（Lena Dunham）这样的剧作家被要求不停地为她们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辩护，而由于描写了她们，她们自己也成了女性不讨人喜欢的象征。

然后，比电影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恶毒的女人

2016 年 11 月，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经历了一场充满争议的政治竞选后，输给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输掉了美国总统竞选。与本书最相关的是围绕克林顿是否“讨人喜欢 ”的持续辩论，以及特朗普在现场直播的总统辩论中称她为 “恶毒的女人 ”的那一刻。这一侮辱迅速被世界各地的女性所反击；至于她们是否是克林顿的粉丝，那就不重要了。人们撰写了无数的评论文章、随笔和整本书，试图找出克林顿到底哪里恶毒，这些特征是她独有的，还是许多其他女性共有的。而那一刻所做的，是精确地指出了 “是否讨人喜欢 ”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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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比克林顿更重要，尽管那场特殊的总统竞选将它具体化了。要突破 “讨人喜欢 ”这个无形的天花板，希拉里一旦被贴上 “恶毒女人 ”的标签，就没有正确回应的先例可循。对克林顿的侮辱被重新拾起，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要避免 “恶毒”，还是要向“恶毒”靠拢？

时隔不到一年，2017 年 10 月，有关性侵犯和性骚扰的最大文化清算即将到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纽约客》（New Yorker）都发表了调查报告，揭露了大获成功的电影制片人、好莱坞当权者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十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性侵犯和强暴的事实。女演员阿丽莎·米拉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发文询问人们："如果你受到过性骚扰、性侵犯和强暴，你会怎么做？如果你受到过性骚扰或性侵犯，请在回复这条推文时写上'我也是'（me too）"。这是活动家塔拉娜·伯克（Tarana Burke）2006 年在 MySpace 上发起的运动的第二次迭代，她倡导共情性侵犯受害者，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十年后，好莱坞做出了好莱坞最擅长的事情，通过加入名人的力量来放大这场运动，从而开启了全球意识提升的转变。

图源自网络

在这些地震般的文化转变开始发生后，我们的视觉流行文化将余震转化为文化产品，媒体也继续推动着这场对话。美国大选之后，评论家康仁国（Inkoo Kang）撰文指出，文化需要包容，因为 “艺术和娱乐是我们许多人保持理智的方式，但它们在培养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方面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康说得没错，但这些事件不仅改变了权力和资本，还改变了我们看待和谈论流行文化的方式。它们迫使我们审视流行历史，重新思考我们是如何对待银幕内外的女性的。

巨大的不讨喜能量

在2018 年，有三部由一线女演员主演的电影广受好评，所有的电影都赢得了大量关注，而且都拥有非常不讨人喜欢的女主角：《最爱》（The Favorite）讲述了两位贵妇为争夺安妮女王的宠爱而勾心斗角的三角关系；《你能原谅我吗》（Can You Ever Forgive Me?）改编自现实生活中的李·伊斯雷尔（Lee Israel），一位酗酒、性格尖酸刻薄、靠文学造假维持生计的艰苦作家；《毁灭者》（Destroyer）则由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领衔主演，她在片中饰演洛杉矶警察局警探艾琳·贝尔（Erin Bell），一个好斗又抑郁的女人，正在处理一起谋杀案和她多年前潜入的一个帮派，并许下了一个可能会导致自我毁灭的诺言。同年，在荧幕上，《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的制片人兼《镜花水月》（UnREAL）的联合创作人玛蒂·诺克森（Marti Noxon）首播了两部以难搞的女性为主角的剧集：诺克森（Noxon）还带头改编了吉莉安-弗林（Gillian Flynn）第一部凄凉小说《利器》（Sharp Objects），讲述了一名自我厌恶的记者在家乡追踪一起谋杀案的故事，该剧由让·马克·瓦雷（Jean-Marc Vallée）执导，弗林本人再次担任编剧，成为备受赞誉的 HBO 限时剧集。这一年，开始缓慢、谨慎转动的潮流达到了流行文化的顶峰：体育、音乐和电影界的重大事件都直接提到了#MeToo 事件；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在最佳女主角的获奖感言中，先是在台上假装呼吸急促，然后才开始引用包容骑手（inclusive riders）的名言，并要求所有女性提名者齐刷刷地站起来。人们开始谈论电影界的女性，并愿意为她们提供资金和角色。所有这些角色都由一线女演员主演，她们的表演都备受赞誉，并获得了业内奖项。

潮流似乎已经完全转向。

在对这些在类型、风格和野心上都不尽相同的电影和节目的报道中，有一个共同点让记者和观众把它们相提并论：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

每当出现主题重合的情况，媒体就会将其视为一种趋势。英国《卫报》（Guardian）的标题是 “电影中‘不讨人喜欢’的女性的新浪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写道，“‘不讨人喜欢’的女性突然在电影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报道了 “女性反英雄角色的崛起”，并试图找到经济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

这些文章大多也引用了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的同一篇文章，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反复阅读这篇文章。她写道，"不讨人喜欢的女主角非常重要，她们是一面让人不舒服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身上光彩夺目的复杂人性，她们不仅拒绝迎合人们对她们的期望，而且还接受自己道德上有问题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盖伊认为，归根结底，她们塑造的角色更吸引人，说得直白点，这才是关键所在。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一个角色是否讨人喜欢，我们应该讨论的是ta们是否有趣。迄今为止，“讨人喜欢 ”的重担主要由女性角色承担，当男性主角因其问题或极端复杂性而受到赞扬时，复杂的女性角色却被贬低、惩罚或被用作文化警示标志。

图源自网络

应该说，盖伊写的主要是文学，文学也不得不面对类似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文学的商业模式与电影和电视完全不同。书籍不需要大型机构的赞助，也不依赖演员来塑造人物（这取决于我们读者）。

电影和电视有一条独特的存在途径，需要不止一种声音。无论 “作者论”（the auteur theory）如何说服我们，它们都不是一个人的作品。电影和电视节目是由委员会制作的；需要得到业界的赞助，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从明星系统中获得养分；获得媒体报道、关注和奖项；以及获得其他成功的标志，从而使其制作者能够以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创作自由去做更大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会有一个总体的创意构想者（通常是导演，或者是电视制片人），但几乎不可能确定谁对每一个使电影成为可能的单独选择真正负责。电影制作是美丽的混沌。当一部电影完成并公映时，它甚至不再属于电影制作人：它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随时可以被撕裂、分析、重新诠释、回收，并重新呈现给电影制作人。

也就是说，即使一部电影已经制作完成，即使是最高水平的电影，即使拥有所有金钱可以买到的人才、制片人、公关人员、顾问以及广告，也没有任何硬科学能够预测它将如何被接受和谈论。每部影片都是一个原型，即使之前有类似的影片获得成功，也无法通过模仿来确保成功。这是一个美丽而残酷的循环，既孕育着创造的可能性，又存在着资本主义同类相食、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我完全相信，一部电影既属于观众，也属于制作它的人。观众对一部电影的反应，更准确地说，观众对电影角色的反应，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整个文化的信息。更准确地说，我们对女性角色的反应可以反映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接受什么样的女性。电影作为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是检验我们认为有声望（甚至有抱负）的行为与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甚至离经叛道的行为的试金石。与现实生活不同，电影让我们看到不良行为受到惩罚，而良好行为得到奖励。

著名剧集中的大坏蛋（男人们）

由反英雄主导的叙事使我们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有趣。它让观看一部作品的整个过程成为一场积极的对话，一场与我们自己的谈判，我们愿意接受什么，我们与什么有关，以及它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英雄的特质通常是普遍的、令人向往的——勇气、诚实、正直、无私——而反英雄则是一个狡猾的人物，ta既是英雄的对立面，也更有人性。一个好的反英雄人物需要好的剧本和好的表演，因此电视开始吸引高水平的人才从电影转向小屏幕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里演员有机会在数百个小时而不是仅仅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塑造一个角色。电影制片人通常的职业道路（从低成本电影或电视作品开始，然后再进入电影界）被颠覆了，知名的电影制片人将他们的名声带到了电视上。在电影界声名显赫的导演们将在前几集为该系列奠定视觉基调，让作品在艺术上获得ta们的声誉，并通过联想进行宣传：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为《大西洋帝国》（Boardwalk Empire）和《黑胶时代》（Vinyl）等剧创造并设定了视觉风格；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也为《纸牌屋》（House of Cards）设定了视觉风格；简·坎皮恩（Jane Campion）执导了《谜湖之巅》（Top of the Lake）；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执导了《尼克病院》（The Knick）；沃卓斯基姐妹（The Wachowski Sisters）制作了《超感8人组》（Sense8）；就连迈克尔·贝（Michael Bay），严格来说并不被认为是高质量电影制作的灯塔，但他却为《黑帆》（Black Sails）冠名，这部剧比他的全部电影作品都要细致入微。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关于反英雄的崛起已经有了很多论述，在此期间，电视剧成为了享有盛誉的文化主干，拥有以桀骜不驯的男人为主角的四部电视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窃听风云》（The Wire）、《霹雳游侠》（Breaking Bad）和《广告狂人》（Mad Men）。托尼·索波诺（Tony Soprano）、奥马尔·利特尔（Omar Little）、斯金格·贝尔（Stringer Bell）、吉米·麦克纳提（Jimmy McNulty）、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和唐·德雷珀（Don Draper）等角色在这些剧集的最初播出期间就广受好评，在停播后更是成为流行文化的标志。这些剧集反过来又激发了一大批高预算的著名剧集，如《奥扎克》（Ozark）、《德克斯特》（Dexter）、《机器人先生》（Mr. Robot）、《真探》（True Detective）、《豪斯》（House），以及其它一些想以反英雄为主角的剧集。不过，我不是来添油加醋的，已经有很多关于他们的优秀书籍和文章，我不需要再写更多关于他们的文字，他们已经有足够多的 Reddit 线程和播客专门讨论他们了。

在那些桀骜不驯的男英雄之外，还有同样桀骜不驯的女英雌。她们或许不是舞台上的中心人物，但她们的角色是复杂的、棘手的，她们突破了对“妻子”角色的规训。可是，当她们虚构的丈夫被推崇至成为标志性人物时，却几乎没有关于卡梅拉·索普拉诺（Carmela Soprano）, 斯凯勒·怀特（Skyler White）, 或贝蒂·德雷珀（Betty Draper）的徽章或体恤被制作出来。当整本书都在描述男主角时，这些剧中的女性角色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讨厌，甚至被恨之入骨。Tony强势的妻子卡梅拉·索普拉诺被认为尖酸刻薄，贝蒂·德雷珀又被嫌弃太过无聊；而斯凯勒·怀特则被认为是一个扫兴的家伙，并最终变成了电视史上最让人厌恶的角色之一。与此同时，人们却在万圣节装扮成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当然，在电视剧播出期间，这种对反英雄男性的推崇和对反英雄女性的贬低并不是全部——有记者为这些女性角色辩护，扮演这些角色的女演员也获得了业界荣誉（Edie Falco因扮演卡梅拉获得了六项艾美奖提名中的三项；在一月，Jones因扮演Betty Draper获得了两项金球奖提名和一项艾美奖提名；Anna Gunn因在绝命毒师（Breaking Bad）中的表演获得了三项艾美奖提名中的两项）。有件事让我感到很有趣：当那些大坏蛋丈夫角色（他们是骗子、出轨者、瘾君子，甚至是个杀人犯）变成被追捧的流行文化偶像和 Funko Pop 手办时，他们的妻子、女友、或伴侣却被评头论足、冷嘲热讽。这是因为这些男性反英雄角色的邪恶太抽象、太夸张、太戏剧化，而很难被看作是真实的吗？又或者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想让他们坏一点，因为“坏”意味着他们又有趣又有看点？然而，人们对他们的女性对照角色的反应似乎又违反了这一逻辑。如果她们表现得出格，就会被观众严厉斥责，并认为她们在纵容或默许伴侣的不良行为。为什么观众更容易憎恨那些在日常中表现出不道德行为的反派女英雌角色呢？观众希望男性反英雄角色最终会有所改善，却认为女性反英雄角色无可救药。随着这些经典剧集在最初播出后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尤其是在登上流媒体后，这些角色也被重新审视和评价，成为了有缺陷的女性反英雄——她们在一些方面被困住，另一些方面则有共谋之嫌。

斯凯勒·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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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英雄女性角色的崛起

不过，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些东西发生了改变。我们开始接受这些女性反英雄角色，这些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事实上，我们还开始围绕着她们不断建立叙事。女性不讨人喜欢的特质变成了一个营销工具。曾经被视为负面的比喻被扩展和深化，从而创造出了有记忆点的、复杂的、具有强烈人性的角色。“婊子”、“生活混乱”和“荡妇”这样的影视形象正在主导流行文化。创作者们拥抱了作为女性的混乱现实，扩展了独具性别色彩的残忍，并顺势而为，讲述放置在幻想世界、当代场景和虚构的平行世界的故事：伦敦生活（Fleabag）、瑟曦·兰尼斯特（Cersei Lannister）、希芙·罗伊（Shiv Roy）、克莱尔·安德伍德（ Claire Underwood）、薇拉内尔（Villanelle）——这些角色成为了粉丝们的最爱，她们的名字家喻户晓，是时代思潮的印记。像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查理兹·塞隆（Charlize Theron），维奥拉·戴维斯（ Viola Davis），罗宾·赖特（Robin Wright）, 和劳拉·琳妮（ Laura Linney）这些备受赞誉的女演员们，都在用她们的深厚演技和明星影响力来诠释这些角色，完全抛弃了以往那种“讨喜”的角色形象，崭露头角的女演员们也正在寻找反英雄女性角色。有无数因此被启发的思想片段、视频随笔、粉丝艺术作品、列表文章和与之关联的商品。她们赢得艾美奖、全球奖和奥斯卡。她们的成功就像是我们集体的成功。有一张照片在网络上走红：编剧兼演员的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 Waller-Bridge）在马尔蒙城堡（Chateau Marmont）的躺椅上抽烟。她仍然穿着莫妮克·鲁伊利尔（Monique Lhuillier）的礼服，心满意足又疲惫不堪，艾美奖在她的周围闪闪发光。她那混乱、粗口连篇、放荡的角色为她带来了这一切的成功。去他爹的！我们怎能不为她高兴！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似乎终于突破了自我设定的“讨人喜欢”的天花板，并取得胜利。

菲比·沃勒·布里奇与艾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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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Gawker的一篇文章将关注于女性经历情感或精神危机的节目称为“‘有问题的女性’节目”。它指的节目是像《傲骨贤妻》（The Good Wife）或《护士杰姬》（Nurse Jackie）这样的剧集，这两档节目都是在前一年开播的，围绕着主人公在生活、事业和家庭中发现的问题应对机制展开。直到2010年后期，围绕着逐渐增长的女性反英雄角色展开的讨论才进入主流视野。大多数关注这些看似新奇的、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激增的文章，似乎都在暗示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事。

这是谎言。

2010年末并没有发明这些不讨人喜欢的、不守规矩的女性角色。她们早已存在。只是我们终于有了语言，来理解和表达这些角色所揭示的社会矛盾，我们也终于有了发声的平台。随着横在演员、评论家、观众之间的障碍减少，我们开始展开这些讨论，并对那些曾经限制了我们思想的旧文化怒目而视。

所以，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在好莱坞最初是由女性主导的。多年来，数据统计显示着，女性在影视行业中的代表性和福利数据令人沮丧，因此你很可能会感到很惊讶。但是在早期，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好莱坞编剧、剪辑师和导演都是女性。早期的好莱坞里，近一半的剧本提纲都是由女性编写的。在1910年代，单单在环球影城，就有十一名女导演制作了170部影片，有83%的电影观众都是女性。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画面，正如一位作家所描述的“没有男性的伊甸园”，但这些具备创作权力的职位主要由白人女性控制。

纪录片《女性创造了好莱坞》

（Et la femme créa Holly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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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盖·布拉赫（Alice Guy-Blaché），早已是法国本土的一个成功制作人和导演。她搬到美国，创作了最早的电影之一，并设法拍摄了超过1000部电影（只有少数被保留）；露易丝·韦伯（Lois Weber）向盖伊·布拉赫（Guy-Blaché）学习，并最终成为了好莱坞最高薪的导演；弗朗西斯·马里恩（Frances Marion）从一个半成功的女演员发展成了极为成功的编剧，并变成好莱坞最高薪的作者，编写了超过300部电影；多萝西·阿尔兹纳（Dorothy Arzner）一直执导到1940年代，她从打字员做起，一直做到导演，成为当时的制片厂系统里为数不多的女导演之一；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1910年代到1920年代最大的明星之一，创立了她自己的制片厂，还与ta人共同创立了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并一同创立并经营了联合艺术公司（United Artists）。演员们渴望选择和掌控自己的作品，想知道那些素材会如何展示给公众，以及自己能从工作中获取多少薪水。当明星们对自己被写成的角色不满意时，ta们就为自己写剧本（或雇佣其她女性来做这件事），自己做导演，甚至开始创立公司。电影供应链由女性掌控。在《卫报》（Guardian）上，默剧专家帕梅拉·哈钦森（Pamela Hutchinson）引用了1915年的一篇文章：“在影院，在制片厂，甚至在电影产品被出售和发行的交易所，女性的形象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荧幕上，女性的明星效应明显高于男性。“20年代的大多数电影都是由单个明星主导的爱情片和情景剧，明星会被宣传在片名上，女性明星人数远远超过男明星。”影评人兼历史学家在她开创性的著作《从尊敬到强暴》（Reverence to Rape）这样写道。

好莱坞正在崛起，而女性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创作故事并吸引观众到这个新的、让人兴奋的、被称为电影院的地方。电影明星是银幕上的女神，而新兴的电影工业正在探索要如何最大程度发挥她们的魅力。克拉拉·鲍（Clara Bow），一位早期的默剧明星，她凭借一部名为《它》（it）的电影，成为第一位“时尚女郎”（it girl）。金发的珍·哈罗（Jean Harlow）是银幕里的第一个重磅炸弹。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 ）是一位由公众创造、为公众服务的明星（从字面上看，她的名字来自一场杂志比赛），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公众形象也在不断变化，以迎合大众的需求。

虽然女性电影明星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着观众和ta们的财富时，从电影诞生之初，女性的性特质就一直是一个争议焦点。像波拉·尼格丽（Pola Negri）和塞达·巴拉（Theda Bara）这样的默片好莱坞演员，承担了吸血鬼（vamp）的化身，诱人、危险，且总是以女性形象出现。她们是性行为的主导者，她们的性吸引力强大无比，甚至是致命的（“vamp”源自“vampire”，即“吸血鬼”）。1913年的一部电影短片《吸血鬼（The Vampire）》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女性在一个男性身上狂舞的场景。这部电影后来遗失了，但这种联想依然存在。自银幕诞生之时起，女性气质就被视为一种武器，一些女性知道应该如何使用这种武器，而这些女性被认为是危险的。

当电影从默片转向有声电影时，女性角色找到了她们的声音。电影失去了一大批声线不适合这种新型电影的女演员，并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天鹅绒一般的口音来刺激观众。好莱坞引进了像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和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这样的女演员，并明确利用她们的性向和性欲，她们的欧洲风格，她们酷儿式的一举一动，都在暗示她们比美国同行更加享乐主义。好莱坞利用巧妙的灯光设计，使她们的自然之美变得超凡脱俗，并利用了她们带有轻微口音的异国情调。她们模糊了性别界限，同时吸引着不同性别的观众：黛德丽在《摩洛哥》（Morocco）（1930）中身着燕尾服亲吻了一名女子，引起了双性恋狂热；嘉宝在《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1933）中扮演瑞典君主，她穿着男性服饰，明显爱上了她的女仆。两个女演员的的荧幕形象都围绕着她们的性向与性欲。哈斯克尔（Mary Haskell）写道，嘉宝是“好莱坞电影的完美隐喻，是美国浪漫主义圣殿的女祭司，在那里，性转化为爱，肉体升华为灵魂，短暂的体验变成最终而永恒的恩赐。”说白了，嘉宝和戴德琳做爱了，但因为她们都是外国人，所以这反而显得理所当然。

从1933年开始，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并逐渐受到管控。但是在那之前，好莱坞创作了许多杰出的女性角色，她们对传统嗤之以鼻。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因为扮演野心勃勃的女郎而声名鹊起，这些女郎通过攀附一个个男人逐步爬上社会阶梯。梅·韦斯特（Mae West），我会在后面更深入地谈论她，她所编写并主演的电影中的每一句台词都充斥着性暗示。她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是在1926年，她在编写、导演并主演了一部名为《性》的演出。因为这场演出，她因此在监狱里度过了一段时间，但她的戏剧仍然继续获得关注和商业成功，最终将她引向电影之路。因此，韦斯特和她的作品称为了在30年代初席卷好莱坞的审查制度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有关性的时代在1934年结束，当时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商协会（MPPDA）开始严格执行电影制作规范。这是一个由政治家兼审查制度领袖威廉·海斯（William Hays）主导的部门，主要是为了掩盖早期电影明星的性丑闻或犯罪丑闻。在1934年之前，这些准则是一系列几乎没有被执行的指导方针，电影制片厂默许这些情况，来避免对作品产生真正的影响或政府审查。《准则》（The Code）列出了电影界所有的禁忌词语，可预见的是，它高度关心性纯洁、传统价值观和婚姻，并深受种族主义和厌女症的毒害。《准则》规定了严禁出现在荧幕上的主题，包括亵渎、性变态、以及嘲弄宗教人士。这种准则的存在是为了强制执行一种极为狭隘的的道德观念，也就是任何挑战性别、性、家庭、道德和异性恋规范的角色，都只能作为一种警示故事出现在银幕上。遵守《准则》并获得执行结构的批准盖章，成为了1934年7月1日之后上映的所有电影的法律必要条件。《准则》要求：“反派必须死亡，而如果主人公犯了错误，ta们必须显著表现ta们的忏悔和悔改。”从广义上来说，《准则》将对任何偏离（极度天主教的）准则所认为的“正派”的人进行妖魔化和惩罚。

当然，作家和电影制作人会想方设法在作品中加入潜台词，但是《准则》的破坏性影响不能因此被低估。即使在电影学术研究之外，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禁止展示任何非异性恋的爱情或吸引力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一直持续到今天——当我们仍然有头条新闻在称赞电影制片厂“推出了第一个同性恋角色”时。请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仍然在争论女性角色是否可以在银幕上展示性自主，它是否真的会树立一种坏榜样，在公众消费中谈论润滑剂是否真的有那么下流（但是关于精液的笑话却是可接受的）。在1933年，一部捷克电影展示了一个女性达到性高潮的镜头，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并激怒了从希特勒到教皇的所有人。而这位女性就是后来搬到好莱坞，并改名为海蒂·拉玛尔（Hedy Lamarr）的演员兼发明家海蒂·凯斯勒（Hedy Kiesler）。

经历《准则》之前的好莱坞充斥着迷人的、有缺陷的女性，那是一段狂野的岁月。1934年，年轻的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出演了好莱坞第一批无可救药的女恶棍之一，那时她还不是一个明星，只是一个努力奋斗的年轻女演员，制片厂还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她在《人性的枷锁》（Human Bondage）（1934）中扮演一个有谋略的伦敦服务生米尔德里德（Mildred），这个女性对一个不幸的艺术家实施情感虐待、并利用他的迷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结尾，米尔德里德（Mildred）因肺病而离世，由于是个自私的反派而受到贫困、疾病和死亡的惩罚。戴维斯努力争取得到了这个角色，尽管这个角色太过卑鄙，以至于其他的女演员因为担心饰演这个角色会损害她们的名誉而远离——但这部电影让戴维斯一炮而红，并奠定了她扮演刻薄角色的声誉。之后的十年内，《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1939）上映，在票房和口碑上都获得了巨大成功。这部历史史诗的核心人物是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由费雯·丽（Vivien Leigh）扮演），一位自我为中心、爱慕虚荣的南方美人。她虽然自私而小气，但却有决心，不屈从于男性。她成了一个既被人辱骂、又受人尊敬的角色，一个问题丛生的电影里最大的“问题”。从美化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到创造加深刻板印象的、只为了服务和保护斯嘉丽这样的年轻白人女性而存在黑人“奶妈”角色，这部电影的问题不胜枚举。即使《准则》已经开始生效，1930年代的电影，依然是”不讨人喜欢的女性角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图源自网络

翻译/校对：兔子上山、抽空烟

编选/排版：抽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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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见朋友们！

水中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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