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光荣的荆棘路

江平本名江伟琏，祖籍浙江宁波，1930年生于大连，1937年后在北平求学，度过其青少年时代。其在崇德中学、燕京大学成绩优异，但这倒不足以左右其人生大局。唯须注意者，则是其青年时代的革命经历，这实在成为扭转其命运的关键所在。

1945年江平入读崇德中学开始，即与当时硕果仅存的“北系”地下党有了联系。此后，在地下党的支持和鼓励下，江平成为崇德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更关键的是，1947年他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盟”。在这所教会中学里，学生们要么公开支持国民党，要么暗地追随中共地下党。囿于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前两者非此即彼，水火不容，毫无中间道路可以走，每个人都只有百分之五十的选择余地。江平这个没有选择余地的抉择，很明显地将自己的政治命运押在一个在野党身上——在年轻的江平看来，这个在野党代表当时的要民主、求自由的进步潮流，反对执政党的腐败、专制，为什么不能追随呢？

1949年入读燕京大学不久，革命的形势遍及全国，他也改名江平，准备好南下革命。最后，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江平被留在北平创建青年文工团。这段不长的革命经历，使得他能够成为新生政权的同路人，受到远多于旧知识分子的重用。

也正是因为这种源自执政党的信任，使得江平1951年从北京团市委被选中留学苏联。中共新政伊始，百废待兴，即从紧缺的财政中拨出巨款供江平等青年学子留学，实在是恩重如山。留学苏联的经历，以及他的英语、俄语基础，都使得他能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更早地开眼看世界。

这一点使得他能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顺势而上。1978年后在政治上“平反”、组织上“归队”，尽管多少有点“斯德哥尔摩效应”，但确实也让在苦厄中耗费22年大好年华的江平，对中国共产党的“落实政策”感恩戴德。此后，江平先后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学者，能够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固然有他自己能力与才华的因素，但也得多少托中共干部政策之福。由这一点来说，他在国共内战期间坚定地追随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而后又在内战中大获全胜，他借此扶摇直上，也算是当初站对了“队”。

无论如何，在追求民主、自由这一点上，1949的江平，与1919年的“五四”学子相比，并无二致。这个抉择，可能也导致江平在1990年之后20多年间思想上的某种矛盾：一方面是面对甚至追随充满革命与专制的体制，而内心又无限向往民主与自由。他既是革命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同时却也是受害者。江平的一生，成也体制，败也体制。

在现行体制下，江平既是受益者，但更是受害者。江平一生的苦厄，几乎全由这个体制带来，他对体制之恶，应该说感触最深，刻骨铭心。

最该先提及的应是1957年“反右”风波。

1956年秋季，时年26岁的江平，提前一年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成归国，被分配至北京政法学院。由于苏联法律专家代表团访华，他被司法部抽调参与接待工作，返回北京政法学院已经是1957年春。

时隔未久，引蛇出洞的整风运动开始。这原本是针对民主党派成员及老知识分子的“阳谋”，与年轻的江平并无干系。但年轻的江平，半受同事簇拥，半受院领导邀请，再加上自己对国内政治环境过于生疏，便联系年轻的同事们向院党委贴出一份大字报。

5月30日下午，江平等近20位青年教师在二号楼宿舍集会，讨论联合写大字报事宜。青年教师们对帮助党整风踌躇满志，对自己的观点毫无保留。江平提出成立四个小组帮助党整风，亦为与会者所广泛接受。青年教师们的意见主要有五点：第一，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第二，学校的问题揭得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第三，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第四，一些老教师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第五、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根据大家的意见，江平拟定大字报并第一个签名。次日清晨，江平等人将大字报贴在三号楼门前。这是北京政法学院青年教师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有20人签名，非常引人注目。江平忆及，院党委书记刘镜西亦专程来看并提出过表扬。

大字报贴出后，江平还以团员代表身份，与党员代表林炳煌、群众代表姚兆辉一道，专门向院党委反映青年教师对帮助党整风的意见和建议。

在引蛇出洞的“阳谋”下，江平被划为“右派”是迟早的事情。江平忆及：“七月份的某一天，早晨起来，看到校园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揭发我的右派面目和罪行。这张大字报上面，最集中批判的当然就是那张20人签名的大字报。不久前还被交口称赞的大字报，如今却成为‘反党’的罪证，翻云覆雨两重天！”

前往院党委请愿的三个人中，姚兆辉系华侨，其兄在国外又很有名，所以北京政法学院将之划为“内定右派”，没有公开批判；林炳煌下放到北京政法学院附属中学，亦未被打成“右派”。三人中，只有江平被打成“右派”。

江平当时在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内的同事李逸尘忆及，“江平很委屈，还去问张杰：‘我说不提意见，你让我提，现在整我怎么办？’张杰说，‘我是让你向党提意见，可是我叫你向党进攻了吗？’江平听这么一说，眼泪就下来了。”

被划为“右派”，对年仅28岁的江平确是很大的打击。这种遭遇等于说，将追随革命近十年的江平，一下子从革命阵营划入敌对阵营。从此，他不再会被称为“同志”，他将成为革命的对象，他必须努力地自我改造以便早日回到人民的阵营⋯⋯这对于刚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江平，不啻是一场噩梦，至少在当时看来，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宣告终结。

但比这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新婚妻子陈绥在组织的压力下，向江平提出离婚的要求。新婚未久，组织的力量即加诸这对新婚燕尔的年轻夫妇。时任北京政法学院刑事诉讼法教研室负责人的张子培，来自华北革大，立场很左。作为顶头上司，张子培给陈绥提出两个选项：要么与“右派分子”江平继续生活，不划清界限，但入党转正问题免提；要么与江平离婚，划清界限，组织方面会考虑使她成为正式党员。

陈绥沉思良久，最终选择后者。更让江平难以接受的是，陈绥与他离婚没多久，又与他人组建新的家庭。江平说：“这个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打击。我仍然被过去的恩爱无情折磨，她却表现得如此无情无义。”

数十年后，忆及这段让人心碎的往事，江平依然感喟不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不是因为感情原因离婚，而因为政治原因才迫不得已离婚的。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还是心有伤痛：结婚刚刚一个礼拜，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划为右派分子不久，又匆匆忙忙离婚，世间的悲惨最多也就这样了吧！”

1957年底，江平被北京政法学院安排下放劳动。

江平的噩运并未到头。1960年9月12日上午，江平在劳动队领导王寿山安排下，和另一个参加劳动的“右派分子”刘圣恩前往工场附近的铁路工地“借”点钢丝绳。刘圣恩拿了一些，江平认为有点少，于是让刘圣恩先往回走，他自己再拿点。而当江平全神贯注沿着铁路往回走的时候，对身后铁路桥上熄火后滑行下来的火车毫无察觉。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便被火车头卷翻在地。尽管火车司机扳动紧急制动闸，但江平依然在火车头底下，被火车的惯性拖行20多米。当时，江平已经陷入昏迷，一条腿被压断，身上也是遍体鳞伤。车祸发生后，刘圣恩马上陪江平坐火车去门头沟医院抢救。

江平特殊的政治身份，使得这起原本意外的车祸，蒙上另一层色彩：这是不是“右派分子”抗拒改造、畏罪自杀？好在北京政法学院人事部门经过调查后，将这起事件最终认定为工伤事故，未再在江平的伤口上撒一把盐！

手术后治疗的过程漫长而痛苦。痛苦与无助之中，江平发出了命运的叹息。在命运之神考验他的那一刻，他坚强地挺了过来。他给自己写下一句话，“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鼓励自己坚强。

伤愈出院后，江平再也无法承受重体力劳动。作为照顾，江平被安排在北京政法学院食堂卖饭票。1960年10月28日，中共北京政法学院党委做出“关于摘掉右派分子江平右派帽子的决定”。

摘帽之后，江平于伤愈后归队，重回教学岗位。但作为“摘帽右派”，他被调离业务教研室，而来到外语教研室，成为一名俄语老师。乐安天命的江平颇为知足，作为一位教师，他只想回到讲台，利用自己的知识，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构建心中的乌托邦。

此时，作为俄语老师的江平，乐观而幽默；但急于提高教学质量的他，对此却又有些无奈。他曾写过一首题为《戏赠余叔通》的打油诗：

江平在这首诗后小注云：“时与余叔通同教俄语，俄语难学，教学成绩不佳，心颇忧。余叔通介绍其经验：一曰钉子精神；二曰反复炒，自然炒熟，故作打油诗一首，戏赠之。”江平教俄语时的认真态度，从这首诗中可见一斑。

在江平自己的回忆中，在外文教研室教俄语的那段经历如黄金般灿烂。但好景不长，江平与学生的“蜜月”，也在后来的“文革”中成为揭批对象。被揭发出的几件事，颇让江平寒心：

第一件事是对61级学生朱遂斌的资助。按照江平的说法，朱遂斌来自农村，家境困难，但学习用功，与江平来往颇多。有一次，朱遂斌找到江平说，没有回家的路费，想向学校申请助学金。江平认为这点钱不值得向学校开口，于是自掏腰包为朱遂斌买了回家车票。此番善举，本无可厚非，但后来却被视为江平拉拢、腐蚀学生的铁证。

另一件事更为荒唐。江平应学生之邀跳舞、借西服给学生演出穿，甚至跟学生一起听听音乐，也成为他拉拢腐蚀学生的罪状。

而最让江平寒心的是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刘镜西的出尔反尔。刘镜西的儿子刘冠军外语成绩很差，刘镜西点名请江平为其补课，当时并未在意其“摘帽右派”的身份，也不担心其拉拢、腐蚀青年学生。但是运动风头一来，刘镜西便把“拉拢、腐蚀青年学生”的罪名放在江平身上，给他儿子补习英语的事情再也不提。

如果仅仅这样忘恩负义也就罢了。更严重的是，当时院领导层似乎必须要置江平于绝路，甚至决定将他清除出北京政法学院。时隔未久，北京政法学院被解散，江平也与同事们一道前往安徽濉溪办“五七干校”。

1972年4月，随着“砸烂公检法”的最新最高指示，北京政法学院“五七干校”就地解散，所有教职工都就地分配，北京政法学院从此消失。江平不得不再次踏上求职之路。作为“政治贱民”，江平在求职中历尽屈辱，最后总算在延庆找到一份教英语的差事，并进而成为延庆中学的老师，长达七年之久。

中国历史进入1978年，似乎一切都变了。阴霾正在散去，艳阳即将高照。就江平的个人命运来说，也接二连三地出现转机，上苍频频向经历22年逆境的江平伸出橄榄枝。他先是如愿以偿离开延庆，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老师。而此后，又收到社科院法学所的邀请。再后来，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江平义无反顾地回到曾经的伤心之地，重新踏上人生的征程。

江平在这十多年的进步，并不只是个人仕途的平步青云。在他和同事们的治理下，锐意改革，中国政法大学一改以往“第三神学院”的腐朽与落后，顽固与保守的气息一扫而空，校园里弥漫自由气息，校园民主如火如荼。

中国政法大学1986级校友王俊秀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及一个与青年教师、与住房、与江平都有关的细节：“说起陈小平，和王润生一样是风靡法大的青年教师。王润生教的是伦理学，当时已赢得‘青年思想家’的荣誉。陈小平师承于北大龚祥瑞教授，当时毕业后没有单位接收。是江平先生顶着压力毅然把他要到了政法大学。陈小平、刘苏里、吴仁华等政法青年教师当时住在法大操场边的南平房。这些人的到来，改变了政法的基因。一入校不久，陈小平等人就组织了与江平为代表的校方的对话，要求改变青年教师的住房待遇。两位老少英雄在谈判桌上相见，引来了无数人旁听。记得江平先生说，学校要先照顾老人和妇女时，陈小平说，这可违反宪法精神啊。宪法中的第一原则是人人平等。众人哄堂大笑，江平先生也笑了。”

从1988年7月4日走马上任，到1990年2月15日被免职，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不到两年。至少在目前看来，他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史上任期最短的校长。而他这短短的任期，却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也足以使江平名垂法大校史。

1990年的2月15日，是中国政法大学教职工寒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按照预定的部署，教职工比学生提前三天集中进行形势学习，这也是形势学习的第一天。下午，全校教职工学习动员大会在校礼堂举行。会议议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则是宣布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陈夏红著《出没风波里》书影

鲁坚宣读免职决定后，安排江平做“告别演说”。当主持人宣布江平讲话时，礼堂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在这个时刻，掌声成为表达敬意的唯一的方式。江平的发言如下：

我觉得，一个同志的任职和免职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这个同志在工作岗位上不适合，那就应该免职；如果觉得适合，就应该任职。任与免，都是组织上的考虑；我作为共产党员，愉快地接受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也是我的愿望。

比较长期以来，我曾有过这种的感觉，该是回到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岗位上了。我本人就出身书生、教员，最终的归宿也应该是自己的教学岗位和科研岗位，何况今年我也60岁了，到了这样的年龄，也应退出行政岗位。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说：“田园将芜胡不归”，我不是种田的，但我也有我笔耕的园地，我愿回到自己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包括我们国家的立法工作，做自己应有的贡献。

另外，我觉得我们国家正面临国际、国内很关键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要加强我们学校的教育，加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按我现在的思想状况和工作能力，是不能胜任的，也很难承担。为加强中政大的领导，对部党组的决定我拥护、赞成。

我现在是抱着一种卸下包袱的解脱感和轻松感，回到自己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在我的人生这些年里面，我对于原来的政法学院到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充满了很深的感情。我从1956年到现在34年里，除了中间解散外，都在这里工作，人生的酸甜苦辣在这里我都尝到了，尽管在肉体上、精神上，我在这里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但我始终认为，中国政法大学有非常光明的未来，我愿为中政大在国际、国内提高它的地位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希望中政大能够安定团结，在党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培养出新一代的政法工作者。

中政大确实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很艰巨。我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我们党委的其他同志还仍然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七年来的领导岗位告诉我，要担负好这样的工作，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现在每个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真诚地希望全体教职员工支持党委，支持行政领导，体谅他们工作中的困难，让我们共同渡过这个时期。我本人也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支持校党委的工作。

在我担任原政法学院至中政大领导期间，由于能力有限，书生气很足，许多工作没有做好，有些地方有意、无意地伤了某些同志的感情，我想在这个时刻表示我的歉意。在这时期里，也得到同志们的关心、支持，也包括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同志的鼓励和安慰，我表示真挚的感谢，我从教员出身回到教学岗位，站在讲台上，有一种返还天真的自然的感觉。我将努力站好自己的岗位，努力做到光明磊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江平的这篇演讲，也成为法大校友在非常时期唯一的安慰。王俊秀写道，百无聊赖之中，“江平的告别演说的录音带我一直保存了很多年，有段时间，每当夜深的时候，总爱打开录音机听一回，后来多次搬家，丢了，十分可惜。”甚至1992年王俊秀从山西辞职回京时，也学着江平的口气写下了他的辞职信：“以我现在的思想状况和水平，我认为我不适合继续目前的工作。因此，决定自谋生路。”甚至在交辞职信的前一个晚上，王俊秀“一夜没睡好，我想到了江平被免去校长的告别演讲”。

2009年12月28日，江平迎来80华诞。早在此之前多半年，中国政法大学86级经济法系学生、《律师文摘》主编孙国栋，即开始张罗给江平做80大寿的贺寿文集。这本贺寿文集在2010年1月23日《律师文摘》年会上首发，最终确定的书名就是《永远的校长》。很难确定是谁最早叫出“永远的校长”这个充满荣耀气质的称谓。阿计在《那个年代的师生传奇》时提及，“‘永远的江校长’——便是这种特殊情感真挚而朴素的表白。‘江平’的大印只在85级学生毕业证上盖了五百下，这是历史的遗憾，却是法大85的福气！”

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后，知名度不降反升，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为权利鼓与呼，成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法学界的标杆和旗帜。

那么，江平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声望的法学家，将来的史家以及人民会怎样评判他？对于这个问题，2000年70大寿的时候，江平用他的谦虚给自己做了一个明确定位：“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没有认真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我以学校为舞台，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现代法治观念、具有民主、自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学家。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究竟，该怎么说江平和他的时代呢？

江平宽容的性格，使得他没有一个敌人，但却有很多潜在的对手。他的最大的对手是专权。无论是年轻时代在国统区要民主、争自由，还是晚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呐喊呼唤坚冰的解冻，他所吁求的，只是专权的堤坝能够被撕开一个小小的缺口，而使得民众汹涌的权利吁求能够有一个看得见的出口。然而，尽管江平一直在乐观地说，中国的法治进程是进三步退两步，但他也不能不承认并大声地指出来：中国法治在某些方面正处于一个大倒退的时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平才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自己浊泪潸然的呐喊不会在专制的深潭中激荡起任何涟漪，但是他还是坚持一遍又一遍地说出自己的“千言万语满胸臆”。

他的另一个对手是愚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公众的进步，近年来，我们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听到越来越多批评甚至谩骂江平的声音。我不是说江平不可以被批评。但我们应该看到，他所遭致的批评多少有点无厘头，要么是来自左派的围攻，要么是民粹的谩骂⋯⋯一定程度上，他的批评者们并不真正在意他说的是什么。在一个思维碎片化的“围脖”时代，网民们织就的不是分享和聆听，而是迫不及待地表达。江平的批评者们正是如此，对他们来说，江平说什么、做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一点点断章取义的言论，批评者们就能够忽略江平的苦心孤诣，而将他送上道德优越感的审判台。

表面看来，江平一点也不孤独。人生八十，功名利禄早已看破。但即便如此，无论他走到那里，都有听众自发的起立致敬和掌声、鲜花。正如当年流行的话语“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样，今天人们亦越来越以“我的老师江平”为荣。江平只是一个学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所得到的尊敬早已超越这一点。

江平口述 陈夏红整理 《沉浮与枯荣》书影

但是实质上江平又是异常孤独。在其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自序中，江平的起笔则已暗含这种孤独：“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

其实，江平的孤独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他的人生更大的孤独在于，他不懈地通过呐喊的方式，来说出我们这个社会极其匮乏的常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如同在空旷的山谷中声嘶力竭地大喝一嗓子，但期待许久，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声，山谷还是那个山谷，中国也还是这个中国。

拙著《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出版时，笔者应邀在封底写下这样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