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榜】《中国社会科学》王兆胜：编辑甘苦是一道人生彩虹

编辑甘苦是一道人生彩虹

如不算以前，自1996年起，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毕业至今，我做编辑工作已经25年。像一颗钉子，这么多年我坚定不移把自己“钉”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这一岗位。先做编辑，后做编辑部主任，现在是副总编辑。其间的甘苦难给外人道，对于编辑工作的执着有时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整体而言，编辑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若处理得当，可以编研结合，绘制出一道美丽的人生彩虹。对我而言，最深切的体会是，在枯燥的编辑工作中不断提升自我。

一般来说，工作有好有坏。以我的心性，最想做的工作是卖茶叶、玉石，制香，以书画为业，在大学当老师或成为一名法官、律师。读完硕士研究生后，曾一度想放弃一切，做个自由人、一个周游世界的行走者。我心想：经过行万里路，深切体会了世界人生，然后沉下心来写作，那该是多么美好的选择。但至今，这些几乎都没能实现，有的只在梦里实现了。

当了一辈子编辑，我对世界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严格意义上说，工作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关键看你喜不喜欢，还有对社会人生的贡献大小。有时，人生是自己走出来的，但更多时候可能有一条自然的曲线，你不得不随着它的节奏起舞。最初，我最不喜欢做的就是编辑工作，然而，经过这么久的体验，编辑工作也很好，它虽然枯燥，但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一是“认真”二字。毛主席说过，人最怕“认真”二字。以前，对这两个字的认知非常表面化，但在编辑工作中深有体会。一篇文章经过编辑变成铅字，错字错句就“长”在上面，那是无法更改的。我们《中国社会科学》要求极高，不允许有硬伤，出错率控制得相当严格，除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有相当专业的校对团队进行校对，编辑自己还要校对多遍。有时，为查一个出处，可谓费尽周折。当然，这个出错不只是错字错句，还有“铁”的政治标准和纪律，每个编辑不敢不认真。稿子从初稿到最后变成正式出版物文章，其间的“认真”像一面面镜子，需要照亮稿件的字里行间，也要照亮编辑的眼睛与心灵。我们编辑在不厌其烦地改、校、对、核中“翻山越岭”“涉川过河”“攀岩越涧”，最后终于完成任务。等着这项任务刚完成甚至还没完成，新的任务又来了，编辑工作永远做不完。不过，多年的认真培养了我的工作态度和人生观与价值观，也让“认真”变成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德。现在，作为老编辑，我常与大家开玩笑说：“现在，让我不认真也不可能了，‘认真’就如被镌刻在心中的印记，永难消失。”另外，有了“认真”二字，我真正体会到了“世上无难事”这几个字的含义和价值。

二是“耐心”二字。编辑工作还离不开“耐心”，没有耐心作为底色，一个编辑做不长久，即使做也做不好，更不要说从中获得乐趣了。编辑工作仿佛是一个磨刀石，它既会磨砺一个人的意志品质，也会让其思想变得锋利，还会将他的时间、精力、生活慢慢“磨损”。一方面，工作本身需要耐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是“一报八刊一网”，现在是“一报七刊一网”，其工作量大得惊人，每人都在超负荷运转，比机器还繁忙，这是需要耐心的，否则就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另一方面，编辑工作要与各式各样的作者打交道，有胸襟、好合作、通情理的作者对我们的工作多有支持，也使我们受益良多，然而，遇到有个性、多为自己考虑、没办法跟他讲明白道理的作者，编辑可就难受了，这就特别需要耐心，要有与人为善、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心怀。举例来说，面对“雪片”般的来稿，阅读起来是需要时间和周期的，但有的作者从投稿之日起，就开始催促，编辑对此需要很有耐心。作为编辑，被作者反复催稿，容易形成急躁、无奈甚至厌烦心态，但是，编辑将自己换成作者，心态一下子就会有所改变，就能理解作者的心情，自己的心态自然就平衡稳定了。另一个例子是，我阅读作者稿件，往往是站在学习和提高的角度，有时不耐烦了，就会扪心自问：“作为编辑，再辛苦的阅读还能比得上作者写作辛苦吗？”于是，心情一下子就变得释然了。编辑工作培养起我极大的耐心，就像一棵古老的柳树，无论风多大，被吹了多久，它始终如一用惊人的耐心做一件事：温和拂面，像一首诗。

三是“感恩”二字。做编辑工作最忌讳的是“三观”不正，仿佛作者都在围着自己转，是有求于自己，自己手握“生杀大权”，是高高在上的，可颐指气使，甚至以权谋私，动不动就“耍大牌”，这是相当错误也是比较肤浅的。我做编辑工作多年，不能说没得罪过作者，但整体而言，与作者建起了良好关系，也获得很多作者的信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有感恩之心。这包括,第一，将作者看成是办刊特别是办优秀期刊的源泉，没有作者就没有文章，没有文章又谈何刊物甚至名刊。第二，阅读作者文章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投《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的稿件，往往都是作者最好的作品，我能在第一时间读到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这难道不是一种福气，不需要发自内心地感恩?第三，与作者打交道，能学到更多，除了知识、文化、思想，还有教养、人品、境界、智慧。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与一些优秀儒雅的作者交往久了，我就会感到自己也仿佛变得丰富、饱满、充实、快乐、幸福起来，有一种被诗意与美好浇灌的感觉。以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为例，一次我让他给《中国社会科学》外审稿件，只有200元的极低的审稿费，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因为名家教授实在太忙了。没想到，余虹教授对此毫不介意，满口答应下来，还说钱不钱无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外审的稿件，时间要求一般都比较急，快到约定时间，我给余虹教授打电话，他说已完成审稿，马上交差。随后，我顺便问他一句：“近来身体好吧？”对方停了数秒，回道：“还可以，谢谢老兄。”几天后，我收到余虹教授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外审意见，也听到余虹教授去世的消息，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在临终前，审稿意见还能写得如此详尽细致，极有耐心，仿佛在做一件艺术品，与一些外审的匆匆草草形成鲜明对照。当时，我猜想，给《中国社会科学》审稿可能是他去世前不久完成的，在多少个不眠之夜中他仍没忘记审稿任务。后来听朋友说，余虹教授有些抑郁，去世前一定因失眠而痛苦不堪。但余虹教授一定是将给《中国社会科学》外审稿件当作一件神圣的事来做，其间充满诚信与对学术的敬畏。每每想起此事，我都心中发颤，眼中充满泪水，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感恩在心头荡漾。记得那年春节，我与好友陶东风、肖鹰在一起闲话，说起余虹教授，东风竟然像个孩子一下子号啕大哭起来，由此可见余虹教授的人品、人格、人性、人情曾感染过不少人。

不过，编辑工作也有陷阱，如果处理不好，它会不断消耗你的能量内存，使你变得无所适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做了编辑就要抱定甘于奉献。为了更好地奉献，就要变得更加努力刻苦、发奋图强，要不断进行自我充电。否则，久而久之，编辑就会变得眼高手低：看别人的文章都难入法眼，这也不行，那也不成；一旦自己操刀写作，就变得一片“空虚”。另外，做《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刊物编辑，需要与作者沟通、交流、对话的能力，还需要站在作者文章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的能力，如果仅仅满足于编稿，那就很难深入下去，即使成为一个优秀编辑，也不会得到作者真正的尊重与信任。

多年来，我有一个心得：坚持编研结合，一边认真做编辑工作，一边刻苦做研究。至今，多少年过去了，我没有节假日，将几乎所有能利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工作、研究和写作上。至今我已出版了林语堂研究、散文研究专著16部，发表论文300余篇，还出版了多本散文集，在学界和文坛都有较大影响。今天，于我心安的是，我称得上是个合格编辑，也算得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作家。在编研结合这个很难处理的关系中，我创出属于自己的方式方法，让编辑工作与科研工作以及文学创作互为启发、彼此借鉴、相得益彰。我在几个方面努力做出高难度的平衡，最关键的是身心平衡和意态自得。工作再忙、生活再艰辛、人生再不易，于我而言，没有抱怨、无负能量，总让自己精神饱满，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虽然自己马上就到60岁了。

现在，编辑工作不太受人敬重，特别是在与教授和学者的比较中，常常显得无奈与尴尬。有时，别人问我是什么职称，我说是编审。大家不懂，怎么解释也不成。于是，我半开玩笑说：“实在不行，你就把它理解成‘编辑+审稿’吧。”不过，话是这样说，心中作为编辑那份自豪感还是满满的。名称只是个标签，但编辑所做的工作不可或缺。试想，当一个好裁缝，通过日夜辛苦，将新娘的嫁妆做得如同锦绣，当听到迎亲的锣鼓渐行渐远，他心底的充实满足恐怕快溢出来了。

作为编辑，我们必须清醒：在岗，一定是热闹非凡，找你的人很多，这会让你感到麻烦；退休了，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不会再联系你，甚至连个短信也不会有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情冷暖本该如此，就像生命的河流有洪水泛滥，也有枯季断流，甚至还有沧海桑田。问题的关键是，曾经的过往在编辑与作者之间留下一道道痕迹，它们在平淡生活或夜深人静时被我想起，一样会变成快乐的乐谱，奏响一个个春夏秋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