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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鸿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测度
（南京大学 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215163）摘要：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数字鸿沟渗透在产业发展、群众生活、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区域、城乡、产业、企业方面提出了数字鸿沟分析基本框架，构建中国数字鸿沟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为二级指标赋权，计算中国2017—2022年期间数字鸿沟指数。研究发现，近5年来数字鸿沟呈现扩张趋势，其中2017—2020年中国数字鸿沟的增长速度上升，2021年增速下滑，2022年则再次上升；分维度看，中国区域、产业数字鸿沟呈现扩大趋势，城乡数字鸿沟则逐渐弥合，企业维度的数字鸿沟呈现波动的趋势。研究表明，进行数字鸿沟治理，需要加强数字经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建立数字技术创新平台，发展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服务进行信息技术的推广；统筹各区域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加强区域合作，畅通人才在区域间的就业渠道；建立数字化创新技术的政策激励制度，鼓励合适的产业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建立健全的政府、企业与社会合作机制，促进数字红利的均匀分配；建立数字技术使用的反馈机制，加强数字信息技术的普及工作，采取更加多元有效的措施缩小数字鸿沟。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鸿沟；高质量发展；熵值法；数据素养；产业数字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3JLB011）
作者简介：
任保平(1968-),男，陕西凤县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见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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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11月8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上提到：“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在互联网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随着互联网及相关新兴信息技术的持续革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进一步释放了数字化红利[1]。但是在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也面临多方面的数字鸿沟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成为发展不平衡的新根源[2]。数字鸿沟是指各社会群体在互联网、计算机等信息技术产品中的普及程度和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差异，导致在经济、服务等方面的群体差距，在本质上反映了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尤其在区域层面，数字经济发展失衡趋势显著，前期不均衡发展等原因导致的区域间数字鸿沟不断扩大[3]。而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指出，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区域发展差异上，也深刻影响着城乡、产业和企业等多维度的数字化进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数字鸿沟问题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普及层面，它与国家发展战略、社会治理结构、资源分配机制等深层次问题紧密交织。以往研究往往聚焦于区域、城乡等某单一维度，难以充分捕捉到数字鸿沟现象的内在复杂性及其在多个社会经济维度上的表现。鉴于此，构建一套科学严谨、全面系统的数字鸿沟测度指标体系，对于准确把握中国数字鸿沟的现实状况，识别和解决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瓶颈，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鸿沟作为描述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导致社会分层的关键概念，已被广泛研究和讨论。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1999年发布的《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该概念，指出其为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所引起的社会差距。HOFFMAN et al.进一步将数字鸿沟界定为信息“富人”与“穷人”之间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接入上的不平等现象[4]。胡鞍钢等从全球视角出发，认为数字鸿沟反映了全球互联网普及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国家间及国家内部地区间的显著信息差异[2]。陈艳红则深入探讨了数字鸿沟的实质，即不同群体在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方面的差异，导致信息贫富分化的现象[5]。SCHEERDER et al.的研究表明，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接入层面的数字鸿沟正在缩小，而数字应用鸿沟，即人们在使用互联网及由此获得的福利上的差距，更值得关注[6]。由此可见，最初人们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聚焦于对于计算机以及互联网接入是否可及的二元划分，到了21世纪初期，学者们开始认为这个概念应该从多个方面来解释，而不仅仅是获取与否的问题，数字鸿沟被细化为3个层次：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可及性差距、人们使用技术能力上的不平等、使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获益结果的不平等。数字鸿沟从最初的二元概念逐渐发展成一个复杂、多层次、多形式的动态现象。现有的研究显示，影响数字鸿沟的因素是较为复杂的，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进行分析。薛伟贤等认为影响数字鸿沟的直接因素为地区信息资源、地理位置、个体年龄、个体信息技能、收入水平；中间因素为信息技术研发投入、信息人才与个人信息意识；深层根本影响因素为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政府政策以及社会文化[7]。尹翔硕等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收入水平、知识发展水平都会影响数字鸿沟，并且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程度不同[8]。VARALLYAI et al.认为造成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地理、心理、文化、职业等因素[9]。CHETTY et al.在基础设施差距外强调了数字素养能力的重要性，认为现有的数字素养评测过于狭隘，忽视了信息素养、媒体素养、沟通素养等多学科、多视角的能力[10]。段杰冉等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年轻人口比重、地区城镇化水平、信息技术从业人员比重对数字鸿沟存在重大影响[11]。张家平等使用2010—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城乡之间的原本差异、人口结构、教育水平都是数字鸿沟的重要影响因素[12]。综上所述，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个体特征、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背景、地理位置、信息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共同塑造了数字鸿沟的现状，使得数字鸿沟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趋势。随着数字鸿沟问题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学者们对其展开了各方面的研究。为了更加深入地体现数字鸿沟问题，需要对数字鸿沟这一宏观概念进行量化。陈建龙等具体分析了5种国内外的数字鸿沟测度指标计算方法，认为对中国的数字鸿沟进行测度，差额比率法相对于基尼系数法、相对比例法以及反相对比例法显得较为合理，但绝对差距法更为直观；同时，采用不同的指标计算方法进行测度的计算结果可能会呈现较大的差别[13]。张彬等从技术、政府、经济、教育和社会5个层面选取了人均通信支出、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广播人口覆盖率等29个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得到中国31个省份2002—2007年的数字鸿沟指数与排名[14]。薛伟贤等从网络可接入性、网络利用、网络意识以及网络外部环境4个维度使用上网计算机数、人均每周上网时长、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等二级指标采用二步算术平均法对中国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进行测度[15]。李健等基于中国城乡背景的差异，从信息资源、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利用、信息行为、信息素养以及信息环境6个维度，选取了人均报刊量、每百人拥有有线电视台数、广播人口覆盖率、上网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人口比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建立数字鸿沟测度的指标体系[16]。杨珂等表示中国的城乡数字鸿沟正呈现出“收入差距”的三级数字鸿沟趋势，因此采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城乡数字鸿沟的代理变量来进行研究[17]。刘骏等从网络建设、网络环境、网络利用、网络人才4个维度，采用信息化投资比重、公共信息资源量、电子商务普及率、高素质人才比率等16个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并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企业数字鸿沟进行了测度[18]。分维度来看，当前对中国数字鸿沟的研究集中于区域、城乡的数字鸿沟上，这两个维度的数字鸿沟在本质上是个体数字鸿沟的现实表现形式[19]。同时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产业和新型技术融合步调不统一，数字化进程中不平衡的问题突出，导致了产业和企业的数字鸿沟[20]。然而，目前对于企业数字鸿沟与产业数字鸿沟测度方面的研究还有所欠缺。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当前中国数字鸿沟问题不仅存在于城乡与区域差异中，在企业、产业之间也日渐突出，因此，为了全面深入剖析中国数字鸿沟的成因，需要从区域、城乡、产业与企业4个维度进行研究。以先进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领域，其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引领新兴产业的价值创造，打破了传统的信息、经济交流的阻碍，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消除地理空间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阻碍，给落后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但是由于地区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落后地区的发展要显著慢于发达地区，由此经济强省在数字经济下发展加速，这种情况容易形成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由此产生的区域数字鸿沟将不断拉大。区域间数字鸿沟体现在数字信息接入、数字使用和创新能力3个方面。第一，落后区域缺少前期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所需大量人力物力，缺少需要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的产业集群，进而难以吸引到专业技术人才，导致信息接入环境不够充分。第二，互联网普及率的不同导致各地区数字知识与信息技术设备使用能力的鸿沟，造成数字使用鸿沟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经济禀赋、年龄结构以及性别带来的数字素养的差异[21]。第三，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发达地区由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国家创新中心。然而，相对落后地区在产业结构、创新动能、科创能力方面滞后，既缺少培育创新项目的良好环境，也缺乏相关资金的支持，难以有效吸纳和应用东部地区的创新成果，形成创新能力鸿沟。各地间不同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禀赋导致了区域数字鸿沟，将对数字经济的普惠性造成不利影响[22]。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显著，东部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上遥遥领先，而由于初始禀赋较弱、难以聚集高水平数字技术人才等原因，西部与东北地区则较为落后[23]。具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政府财政有能力扩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5G网络、云计算、物联网等；科教发达，对数字技术的培训体系完善，培训方法先进，为数字经济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储备；大力引进数字人才、数字企业，形成数字产业集群，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创新的动力，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上领先。中部地区投资环境、城镇化进程、开放水平都滞后于东部地区，导致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不足，数字技术培训和应用不广泛，数字人才和企业流失严重，数字产业发展缺乏竞争力。西部地区深处内陆，地理环境相对恶劣，交通相对不便，数字基础设施铺设成本更高，铺设难度更大，相较于发达富裕的东部地区，难以吸引投资和数字人才，导致了数字化进程缓慢，数字产业规模小，数字经济贡献率低。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新时代，数字经济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遇和新引擎，它可以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缩小城乡差距，也可以有效推动农业产业发展，使得乡村在数字经济新机遇中展现出广阔的增长空间。因此，以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现代化建设、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一方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具有重要的意义。数字经济促使中国城乡形成了新型分工格局，但是数字鸿沟依然是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挑战[24]。关于导致城乡数字鸿沟的原因，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教育、地理位置、制度等方面进行解释。经济分化加剧了信息分化，两者的耦合更加使得经济落后的乡村逐渐失去快速发展的机遇期[25]。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农民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使得其面对科技与信息技术感到无助，在信息获取、利用方面远远落后。农村的地理位置也天然决定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困难，信息运营成本高等现状，阻碍了农村地区突破信息洼地。制度因素研究则普遍从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出发，认为中国的城乡数字鸿沟是数字化时代下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在信息技术下的延伸[26]。综合来看，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呈现出复杂性。城乡数字鸿沟表现在硬件设施与软件设施两方面。在硬件设施上，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数字基础环境差，使城乡居民在数字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方面存在差异。乡村大数据中心建设显著慢于城镇，数据传输效率低，难以满足云计算等新技术对于网络环境的需要，进而影响其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乡村物联网设备普及较慢，使得乡村的信息数据在获取数量上落后于城镇，且获取难度较高，数据开发利用不充足，导致乡村居民的真实需求信息难以被捕捉。软件设施上，城乡居民之间存在数字素养鸿沟，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同时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影响，农民不仅相对缺乏数字技术使用技能，还难以信任应用数字信息技术，导致农村数字化进程缓慢。这需要专业的数字人才对于农民进行培训提升其数字素养，进而赋能乡村振兴，但由于城乡本身发展不平衡，同时在数字基础、数字管理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难以吸引到高素质数字人才。信息传递是乡村治理的关键环节，但是乡村居民相对缺乏意见和信息的反馈渠道，相关政策也难以及时被居民所获取，双向信息传递受阻，导致数字化难以高效服务乡村治理。一国遵循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的最好办法[27]。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虽然数字经济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但充分显示了不同于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和趋势。产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产业可以带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学者研究的重点。数字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产业的发展趋势产生全面的影响，一是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产业化两大版块成为新时代产业发展的主流路径，二是多种产业融合式发展，三是加速产业创新速度。产业数字鸿沟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在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数据不断向产业渗透进行改造。然而各行各业有其特征，产业天然在数据资源禀赋上有差距，产业与数字的相性也不同，有些产业与数字相性好，成本低、改造快，而有些产业想要数字化则需要面对高额成本，因此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传统产业内部行业之间都会产生数字鸿沟。第二，产业的融合式发展减缓了产业数字鸿沟的扩大，一些产业的融合发展弥补彼此存在的缺陷，加速了产业的发展，例如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第三，数字经济可以降低生产、信息搜集、运输、交易等各项成本，能够有效激发产业内部进行创新，然而创新需要高投入、高成本，不同行业具有的资本、人力禀赋有较大差异，因此也会导致产业数字鸿沟。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的数字化转型，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条路径形成产业数字鸿沟。第一，数字产业化使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形成数字鸿沟。数字产业不仅本身能够创造价值，还能够为产业数字化提供各种产品与解决方案。相较于传统产业，数字产业需要运用前沿的数字科技，具有高速、高效、高质量的特征，相较于传统产业具有颠覆性的优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能够吸引大量的投资，汇聚了众多的高素质数字技术人才。数字产业具有集群发展的特点，其产生的虹吸效应使得数据资源不断汇聚，导致了产业数字鸿沟的扩大[28]。第二，产业数字化使得传统产业内部、行业之间形成数字鸿沟。新型数字技术的发展赋能了传统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29]，但是也要看到数字化并非对所有产业造成同质性效果，服务业对于新型数字技术具有天然的良好相性而发展较快，工业在生产制造环节有巨大的融合发展空间，相比而言农业的数字化进程较慢[23]。在一些产业中，成本成为数字化转型最大的绊脚石，这些传统产业的投资回报率较低，从业者担心成为转型的牺牲者。例如部分零售业企业存在规模小、盈利能力弱、数据意识薄弱、数据化基础差等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23年发布的《平台社会经济价值研究报告》的相关数据，目前有意愿且有能力独自开展数字化的商家比例不足1%,因此表现出明显的数字鸿沟。数字经济对企业产生的作用在网络效应与降低成本两个方面[30]。网络效应是指，一方面，数字化使得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与企业之间普遍建立联系，深化分工合作，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个人与企业的距离无限缩短，个人可以低成本获取信息，购买到想要的产品，而企业能够收集整理个人的消费偏好，对消费者进行分类个性化定制，制定销售策略[31]。而数字经济同时又能够降低企业成本，通过即时通讯、电子账务、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生产、运输、销售、交流等各项成本。例如，通过即时通讯软件，企业可以实现远程办公和协作，节省了办公场地和交通费用；通过电子账务系统，企业可以实现线上支付和结算，减少了纸质发票和银行手续费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可以实现智能化生产和服务，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客户满意度。企业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第一，中小企业在发展中由于生产经营风险高，存在融资困难，难以获取支持其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资金，而大企业生产经营风险相对较低，信息更加透明，获取资金相对容易。第二，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大多数中小企业不了解科技前沿动态、不了解政府的产业政策，大企业更多雇佣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需更注重长期发展，因此通常具有较为长远的目光。第三，相对来说，大多中小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落后，高端人才资源屈指可数，网络营销落后，难以在加剧的竞争中保持优势，除了技术储备雄厚的大企业，只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专精新型中小企业能够脱颖而出。第四，在产业链中，由于大企业掌管了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分工合作的主动权，往往能够占据价值链的顶端，而中小企业实力较弱，缺乏核心竞争力，只能被锁定在生产网络的底部。企业数字鸿沟体现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以及中小企业内部。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率更高，数字基础设施安装设置程度远高于中小企业，并且已经能够利用先发优势，扩大自身利益。中小企业进行转型难度更高，资金、技术、人才都是制约中小企业数字化的重要因素。企业数字鸿沟对中小企业的商业拓展与发展前景造成不利影响[32]。数字经济发展使市场竞争加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企业中一批专精特新企业脱颖而出。专精特新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优质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中高端产业，科技含量高，设备工艺先进，管理体系完善，市场竞争力强。专精特新企业取得领先的同时，也意味着其他企业在竞争中落后，由此形成中小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因此，中国的企业数字鸿沟主要在领先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形成。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涉及区域、城乡、产业和企业4个层面，它们相互联系并共同影响着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为了更加综合全面体现中国数字鸿沟现状，本文综合了这4个维度选取指标对中国数字鸿沟进行测度。现有对于数字鸿沟测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区域与城乡的维度，然而产业与企业维度上同样存在客观上的数字鸿沟问题，基于对中国数字鸿沟测度维度的理论分析，本文选取区域、城乡、产业、企业4个维度构建中国数字鸿沟指标体系，并在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选取与其相适应的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以6个二级指标来衡量区域之间数字发展的鸿沟：（1）IPv4又称互联网通信协议第4版，是互联网的核心，也是使用最广泛的网际协议版本，各省份IPv4比例存在差异，能够反映区域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差异；（2）区域软件业务收入，用以反映区域在数字应用方面的差异；（3）信息就业人数，用以反映区域在数字人才上存在的差异；（4）政府网站数量，用以反映区域在数字治理发展上存在的差异；（5）光缆长度、基站数量，用以反映区域在数字发展基础设施上存在的差异。本文将各省份数据分为东、中、西、东北4个区域，使用标准差来体现区域间的数字鸿沟。以5个二级指标来衡量城乡之间数字发展的鸿沟：（1）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反映城乡居民在收入上的差距，用以衡量城乡数字鸿沟发展基础环境的差异；（2）每百户城乡居民的计算机拥有量比值、每百户城乡居民的手机拥有量比值，反映城乡居民在数字设备持有量上的差异，用以衡量城乡数字使用基础的差异；（3）城乡居民教育支出比值，衡量城乡人均教育投入差别；（4）城乡电子商务交易额比值，用以衡量城乡数字应用能力的鸿沟。本文以城乡数据的比值来体现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以4个二级指标来衡量产业之间数字发展的鸿沟：（1）行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反映各产业企业使用数字设备状况，用以衡量产业数字化基础；（2）行业每百家企业拥有的网站数量，用以反映各产业利用数字技术的情况，用以衡量产业数字使用能力；（3）行业中电子商务交易占比，用以衡量产业数字应用能力；（4）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活动经费，用于衡量产业数字化前景。本文以各产业数据的标准差来体现产业间的数字鸿沟。以5个二级指标来衡量企业之间数字发展的鸿沟：（1）数字化技术使用，用以衡量企业在使用数字技术进行业务创新方面的差异，体现了企业间的数字使用鸿沟；（2）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用以衡量企业总体层面上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效果；（3）企业数字资本投入，能够推动企业产品创新、生产创新、销售创新等，用以衡量企业数字能力的不同；（4）管理层数字创新导向，用以衡量企业管理者对于数字创新的态度；（5）企业数字基础设施，用以衡量企业在数字接入鸿沟方面的差异。根据表1所示的数字鸿沟指标体系，本文对中国各省份、城乡、行业、企业2017—202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查找和收集。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电子商务年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前瞻产业研究院、埃森哲商业研究院、CSMAR数据库等，再对不同维度的指标采取一定的数据处理方式得到各维度、各年份的数据指标。其中对于区域维度的数据，将各省份数据分为东、中、西、东北4个区域，使用其标准差来体现当年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对于城乡维度的数据，将样本分为城镇与乡村，以其比值衡量城乡数字鸿沟。对于产业维度，用各产业数据指标的标准差来体现产业间的数字鸿沟。企业维度的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除数字资本投入外的各指标都通过文本分析提取出关键词频进行衡量，数字资本投入则使用资金数据，并使用标准差来进行体现。最终计算的各年份各维度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搜集到各二级指标的样本数据后，先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之间因量纲差异带来的影响，为避免标准化后出现负值，本文采取极差法对各二级指标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对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相应公式式中：Yi为原始指标数据标准化后的值；Xi为指标i的样本数据;Xmax为该指标样本数据中的最大值；Xmin为该指标样本数据中的最小值。标准化后的数据如表3所示。目前国内外学者就多维指标权重的设定问题尚未达成统一看法，部分学者将不同维度、不同指标设定为相等的权重进行计算，忽略了各维度、各指标对于综合指数的不同影响程度，部分学者采取主观赋权法，忽略了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些使综合指数的测度失去了准确性。而熵值法能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较为客观地反映各个指标之间的差异性和重要程度，测度结果更加客观可靠。因此本文采取熵值法，对中国数字鸿沟指标体系中各项二级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其所处区间为[0，1]。利用熵值法确定数字鸿沟指标体系中各二级指标权重，首先计算各个指标的信息熵值，接着计算各维度的信息熵冗余度，最后计算出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具体如表4所示。将各二级指标权重代入中国数字鸿沟指数计算公式中，对中国2017—2022年之间的数字鸿沟指数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式中：DDIj为第j年的数字鸿沟综合指数;yij为第j年的第i项二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ωi为二级指标对应的权重。最终计算所得中国2017—2022年数字鸿沟情况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若以2017年的数字鸿沟综合指数为基准，则在2017—2022年中国数字鸿沟一直在扩大，分维度看，中国区域、产业数字鸿沟一直呈现扩大趋势，城乡数字鸿沟则逐渐弥合，企业维度的数字鸿沟呈现波动的趋势。具体而言，2018与2019年的增长速度均维持在13%左右，主要体现在城乡、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2022年中国数字鸿沟增速有所增加，主要表现在区域和产业层面数字鸿沟的扩大。2021年数字鸿沟增长并不明显，增速仅为0.81%，主要是由于企业维度数字鸿沟有所下降。2022年，中国数字鸿沟出现上升，增速达22.77%，主要为区域、产业与企业之间数字鸿沟的扩大。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在数字经济开始发展的初期，数字鸿沟问题开始显现且暂未得到较好的解决，进一步说，数字鸿沟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城乡区域，因此城乡数字鸿沟有所降低，但由于其他3个维度数字鸿沟均在扩大，最终导致整体数字鸿沟的扩大。2020年，远程办公和学习方式开始迅速进入各行各业以及人民生活，虽然企业数字鸿沟有所降低，但由于当时极大部分群体的数字技术使用能力并不高，区域、城乡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人才等差距大，同时各产业对数字技术的使用并不熟练，因此中国数字鸿沟继续增加并且增速有所提升。2021年，远程工作形式的成熟促进了各类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信息化发展带动企业数字鸿沟逐步弥合，由于区域和产业之间的数字鸿沟仍然在扩大，因此整体数字鸿沟仍然有所增加，但是增速大幅下降。2022年，在数字化浪潮中走在前列的企业已经进入了收获期，具有先发优势的企业率先抢占了风口，垄断了数字资源，并通过产业资本不断向个人渗透，致使头部企业获得了大部分的数字红利，使得企业数字鸿沟再次扩大；同时产业之间的数字资源禀赋与数字相性差距仍然较大，因此产业数字鸿沟扩大；此外，各区域政府也在不断推行数字政务形式、加强区域数字技术设施建设，但区域之间差距仍然显著，使得区域数字鸿沟扩大，即使城乡数字鸿沟得到治理而有所减小，但是整体数字鸿沟呈现上升。因此，当前在中国数字鸿沟出现的过程中，主要集中在区域、产业和企业维度。![]()
本文从区域、城乡、产业以及企业4个维度采用熵值法对中国2017—2022年的数字鸿沟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的数字鸿沟仍然存在着扩大的趋势，其中2017—2020年中国数字鸿沟的增长速度上升，在2020年达到了17.79%。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正值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同时面临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复杂外部环境，使得数字鸿沟引起的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被暴露出来。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从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两方面采取相应措施，近年来城乡数字鸿沟一直呈现弥合的趋势。而由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使用、数据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区域差异扩大，2017—2022年区域数字鸿沟呈现扩大趋势。数字经济近年来已经较多渗透到服务业的领域，但是在工业与农业领域的渗透程度相对较低，产业与数字技术的相性难以进行深层次的改变，致使产业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扩大。一方面，各类互联网应用的发展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2020年疫情导致的线下工作受阻客观上加速了该进程，由此企业数字治理、信息化发展带动企业数字鸿沟的弥合[33]；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改造的深化，在数字化浪潮中走在前列的企业进入收获期，具有先发优势的企业率先抢占风口，垄断了数字资源，并通过产业资本不断向个人渗透，致使只有头部企业获得了大部分的数字红利[34]。在两方面共同作用下，企业数字鸿沟呈现了波动的趋势。这些维度数字鸿沟的共同作用导致了2022年中国数字鸿沟再次加大。因此，着力弥合各维度存在的数字鸿沟刻不容缓。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对于弥合中国数字经济鸿沟提出以下的6点政策建议。当前，中国部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还较为欠缺，其网络传输数据速度较慢，宽带接入的覆盖率较低，存在着信息输入与输出的困难。要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对于现存的西部数据中心利用效率低的问题，要加强异构算力层面的统一调度管理建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数据中心的运营效率。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持电信企业的服务推广，以政府直接采购、减免税收政策、设立专项数字转型基金等方式提升对于地区电信服务的经济支持力度。数字鸿沟的产生部分源于核心数字技术的匮乏，必须加大信息产业的投入力度，借鉴先进国家的相关经验，解决重点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通过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服务进行信息技术的推广，促进征收以及提升信息化水平。建立数字技术创新平台，促进产学研深度合作，以平台提供先进研发资源与设施，达成创新资源共享，吸引更多高水平人才进入核心技术前沿研究，加速中国技术创新步伐。3.统筹各区域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加强区域合作要利用好中西部、东北地区的资源环境禀赋优势，明确区域定位，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鼓励地区之间共建数字经济产业园，有序推进部分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东北地区转移，完善区域间的合作机制，通过制定协议等确保双方利益的平衡。邀请第三方咨询机构，定期评估产业与技术转移的效果，配合企业需求，及时进行政策方面的调整。建立统一的数字人才数据库与服务平台，畅通人才在区域间的就业渠道。农业面临着较大的数字化转型机遇，但其存在着转型成本高、技术获得与使用难、资源缺乏等问题，因此可以通过政府拨款与人才支持，鼓励农业产业数字化、促进农民增收，降低产业间的数字鸿沟。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其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资金储备不足、转型后效益增幅不明显等问题，可以通过建立数字化创新技术的政策激励制度，为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建立定向贷款等措施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以缩小企业数字鸿沟。对现行的反垄断法律法规作进一步的解释与扩展，明确数字平台对数据的收集、使用和共享的法律框架，防止享受到数字红利的先发强企通过数据垄断威胁中小企业成长。通过政府引导基金等，吸引风险资本流向具有创新潜力但缺乏启动资金的小而美项目，建立创业者孵化器与开放社群，提供专业的指导。建立健全的政府、企业与社会合作机制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到数字经济的发展中来，共享其带来的机遇与成果。各政府部门应多借助公众号、新闻、短视频平台等公共媒体渠道对数字技术在使用中的优点进行推广宣传，提高公众的接受度。建立数字技术使用的反馈机制，以便更好地了解数字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同时能够较好地了解人们对数字技术的使用问题并及时进行解决。应当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加大数字的培育，扩大学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升校园网与电脑覆盖率，以更好地进行人才培养。
任保平,赵寅喆.中国数字鸿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测度[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04):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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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排版：王语嫣
审校：王佳 杨南熙
审核：杨海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