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榜】《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卓丽洪：从“银行家”到“裁缝”

从“银行家”到“裁缝”

从小到大，我有很多“高大上”的职业梦想，飞行员翱翔太空、军人保家卫国、医生治病救人、教师教书育人……当然也有充满“铜臭味”的期待，比如当一名银行家叱咤风云，但唯独编辑这一职业未曾在我的梦想中出现过。

高考时如愿进入了所报考的学校学习货币银行学专业。话说这所大学当年还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校名。报到那一天，学长学姐带着我在校园内转了一圈，当看到校内陈云同志的题词“办好中国金融学院 培养新一代银行家”时，顿时感觉自己离梦想近了一步，内心是无比激动的。据学长学姐介绍，金院在金融界还是很有名气的，有不少杰出的银行家校友。同学当中也有省高考状元，我想应该也是慕名而来的。从此，我就在“新一代银行家的摇篮”里，追随着学长学姐们的脚步，朝着新的征程拼出一片辉煌。首先是打好专业基础，同时紧锣密鼓地准备GRE、GMAT、TOEFL等考试，计划去国外申请个好学校继续深造，回国后做个名正言顺的银行家。

正当对未来充满期待时，“9·11”事件爆发，美国留学政策收紧，心仪的学校没有申请上，留学计划“泡汤”。于是，我开启了国内找工作之旅。当时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去向都还不错，去银行谋一份工作并不难，但要先在银行柜台锻炼半年甚至一年。“象牙塔”里的我们不但年少轻狂还心高气傲，心想未来的银行家怎么能去干如此简单的体力劳动。正当犹豫不决是否要去银行柜台“委曲求全”时，学校隔壁中石化财务部抛出了“橄榄枝”，财务主管描绘的美好职业前景还是很令人期待的。虽然每当夜深人静时中石化依然灯火通明让人望而生畏，但毕竟待遇不错且未来可期。正当要签约的时候，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招聘应届毕业生。虽然当时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知之甚少，但了解到了一条最吸引人的关键信息——这个单位出国留学的机会非常多。于是便欢天喜地地来到了中国社科院参加应聘并顺利签约。虽然对接下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但这些都没有关系，毕竟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继续圆梦银行家是大概率事件。

报到后，我被分配到办公厅调研处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以下简称《院报》）的实习记者和编辑。记者和编辑，这个职业以前只是在书本和报纸上接触过，万万没想到如今我会从事。虽然文字功底不算差，上学时也会写一些“无病呻吟”的小诗，但让我做文字工作着实令人头疼。幸运的是，虽然办公环境相对简陋，但工作氛围很融洽，领导和同事们对新来的同志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非常关心照顾，在大家的悉心指导下，我顺利渡过了适应期，很快就与大伙“打成一片”。随着对中国社科院的深入了解，我才发现中国社科院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跟我理解的完全不一样。获知这一情况还是挺失落的，毕竟当初是冲着这一机会来的。作为曾经的学霸，面对着一份极具挑战的文字工作，当然是不可能妥协的。因此，我虽然心有不甘，但为了直面挑战已无暇顾及其他。慢慢地，银行家的梦想被抛在了脑后，只是偶尔会在内心深处感慨一下。

调研处的领导经常教导我们，编辑应当是杂家，各个领域的学问，都要懂一些。其实，这对我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以我经济领域的知识储备来说，要做好编辑工作，还需要不断拓展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因此，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各项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发展战略和规划，同时加强多学科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是做好本职工作的必修课。处里领导平日里和蔼可亲、幽默诙谐，但对工作要求严苛，对编辑差错零容忍。严师出高徒，虽然自己谈不上所谓的高徒，但领导的高标准、严要求的确培养了我良好的职业素养。

2002年入职的时候，《院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以下简称《要报》）都由调研处承办。这个时期，我主要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的记者和编辑，有时候会接触一下《要报》的编辑工作。《要报》承载着重要的使命，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主渠道之一，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决策参考信息，服务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和决策需求。整体上看，《要报》刊发报送数量相对较少，因此能够参与编辑《要报》文章，那是相当光荣的任务。每次接到《要报》编辑任务我都非常开心，每一篇文章都要认真研读几遍，然后才开始对文章进行精雕细琢，把文章里的每一个字词都仔细推敲一番。可以说，一篇经编辑加工处理后的文稿，字里行间都会透露出编辑和审稿人的辛劳。事实证明，认真与用心编辑还是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作者的肯定与支持就是最好的奖赏和最高的荣誉。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我看到你编辑的文章了，跟我的原稿比真的是大变样了，层次也拔高了”“我的文章已经面目一新了，有些我还比较纠结的措辞，你都拿捏得很到位”“原先还真的不知道要报怎么写，经你这么一改，以后就知道怎么写要报文章了”等，特别是一些文章经过编辑“大刀阔斧”的修改后，获得了领导批示，作者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作为编辑，能够与作者一同分享这份喜悦，幸福感也是“爆棚”了，也正是这份认同感和幸福感，大大激励我坚守着这份清苦。

2008年底，《院报》被划拨出去，我们正式全身心投入《要报》编辑工作。这个时期开始工作压力明显增大了，处里不断加大选题策划、组稿约稿的力度，特别是随着信息报送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上级部门也更加重视中国社科院专家学者的决策影响力。为进一步提高报送信息质量，更好发挥党和国家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中国社科院党组做出了组建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的决定，2011年9月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正式成立，《要报》整体划入信息情报研究院。从此，《要报》信息报送工作每年都迈上一个新台阶，报送信息采用批示量每年均大幅增长。院里、上级部门都对《要报》信息报送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期待。随着全院对《要报》信息报送工作重视程度的加深，《要报》稿件数量每年呈几何级数增长，我们的编辑任务之重、压力之大前所未有，加班成了常态。

说《要报》编辑过的是担惊受怕的日子，其实一点也不夸张。经济片涉及的学科范围广、专业性强，作为经济领域的编辑，压力也是与日俱增，特别是一些紧急约稿任务，给作者的撰写时间很短，留给编辑加工处理的时间有时候只有一两个小时。还有一些文章专业性强，即使查阅一番资料仍把握不准，因此有些文章报上去的时候心里是真的没底。作为《要报》编辑，心里的一根弦需要时刻紧绷，特别是在接到上级部门电话的时候是会紧张的。平常与上级部门的沟通一般是白天上班时间通过座机联系，在记忆中我并没有给上级部门提供过我的手机号。如果接到未显示号码的电话，就知道是上级部门打来的。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个晚上大概10点钟的时候，看到手机上打进来一个未显示号码的电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了，直觉告诉我，报送的文章出问题了。刚一接通电话，对方就用深沉的语气报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并确认了我的名字，我瞬间感觉天昏地暗。紧接着对方不温不火地说，某作者撰写的文章提到的某个问题，想约专家就其中这一问题专门写一篇文章。听到这儿，我如释重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我心想着，深更半夜地打电话来吓人，白天上班再打也来得及啊，再说这大晚上的给作者打电话约稿也不合适啊。后来才了解到，上级部门是两班倒，晚上他们打电话约稿，是因为他们上的是夜班。再后来，我对于对方深夜打电话也就习以为常了。

把《要报》编辑比作“裁缝”，应该是再贴切不过了。我们的职责就是，“量体裁衣”，把专家学者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对策信息，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为中央领导决策服务。因此，《要报》编辑工作不是简单的修修剪剪，不但需要对文章进行深度加工甚至是“手术式”地修改，还需要做“服装设计”，不断开展选题策划工作。这就要求编辑密切关注时政热点，及时研判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有深刻的洞察力，对前瞻性、战略性选题要有敏锐的感知力，同时还要掌握专家学者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动向。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避免专家成果出了智库，“进了麻袋”的尴尬。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人饮茶，甘苦自味。不同于学术编辑，《要报》编辑需要对文稿进行标题修改、导语提炼、结构调整、内容压缩、措辞更换等。有一部分资深作者的文章，只需基础的编辑加工处理即可。但有时候需要把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压缩到三千字，有时候一篇三千字的文章需要花费一天甚至两天的时间进行加工处理，有时候编辑一篇文章比自己写一篇文章还费时费力。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要报》编辑工作还挺有意思的，编辑对象都是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涉及的学科面也广，从中可以学习到很多的知识。但日复一日地重复简单的劳动，确实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特别是时间长了，发现文章虽好，但每天处理的大量文稿其实都是碎片化的信息，成不了体系，能吸收到的营养成分有限，有时难免心生厌烦。另外，编辑作为一项科研辅助工作，总给人“矮人一截”的感觉，偶尔也会自卑从“丫鬟”熬成了“嬷嬷”。因此，近20年的坚守，与其说是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不如说是根植于内心的责任更贴切。

从事编辑工作近20年，守住了清苦，耐住了寂寞，顶住了压力。编辑，虽然与当初梦想中岗位不同，但初心是一致的。在服务党和国家决策过程中，虽然只是发挥了一颗小螺丝钉的作用，但守住了初心，“人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