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收入极化与促进共同富裕

韩文龙 张瑞生 刘璐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611130)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了研究如何制度性消解收入极化的问题,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构建了收入极化“形成-扩大-固化”和中国“消解收入极化”的理论机制,测度了中国居民收入极化水平的变动趋势,并对收入极化及其消解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2012—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极化水平呈“降-升-降”的变动趋势; 家庭禀赋、社会环境是收入极化形成的主要因素; 家庭优势积累、地区发展差异导致的马太效应使收入极化出现动态扩大的趋势; 收入两端的居民流动性差异则成为收入极化固化的潜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具有消解收入极化的独特制度优势,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均对居民市场收入的极化水平起到了显著调节作用,脱贫攻坚战则提高了贫困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畅通了向上流动通道; 中国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健全收入调节机制等消解收入极化问题,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S017)

作者简介：

韩文龙（1984-），男，甘肃张掖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见官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正式将共同富裕从一种价值目标上升到国家发展阶段目标并付诸实践，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富裕与共享［1］。从富裕角度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了22.8倍，总体层面的富起来已经逐步实现。从共享角度而言，中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共享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性作用愈发凸显。在衡量指标方面，反映富裕程度的指标相对简单明确，而反映共享程度的指标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目前学术界主要运用收入不平等指标，如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泰尔指数等来反映共享程度，但这类指标倾向于关注群体个体间差异，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收入的整体结构。

二、理论机制

（一）收入极化的“形成-扩大-固化”机制

居民收入极化的形成起点是微观家庭的收入差距。一般家庭的收入主要依赖于要素报酬，即家庭拥有的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市场流通以获取要素收入，形成了家庭收入中占据主体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居民收入的不正当分布形成了居民收入极化，从这一逻辑起点而言，居民收入极化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两点：一是居民家庭的要素资源禀赋分布是否合理，即家庭禀赋差异；二是这些要素资源禀赋的回报率是否合理，即社会环境差异。前者不合理就会在横向上造成不同禀赋的家庭之间形成收入差距，从而导致家庭存量的各类资本越多，流量的收入越多；后者不合理就会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妨碍了要素投入者获取应得的回报，例如劳动力市场的错配就会破坏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不利于社会公平。此外，家庭固有的人口特征也可能对居民收入产生一定作用，从而影响居民收入极化。

居民收入极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其突出表现就是存在着明显的马太效应，从而使一般的收入差距演变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很容易出现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极化扩大现象。马太效应的本质就是优势积累，从物质资本来看，物质资本充足的人更容易基于自身所拥有的禀赋拓展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源。例如在金融资本领域，金融市场并不愿意为缺乏资本的群体提供服务，而往往是富有资本的群体更容易获得借贷以实现资本增值。从人力资本来看，人力资本匮乏的家庭，其成员往往技能落后，这进一步引致高质量就业机会匮乏，导致部分群体被锁死在低薪行业，并限制其职场晋升的机会，从而持续扩大贫富阶层的收入差距。富有人力资本的家庭往往能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并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人力资本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居民收入在长期内的两极分化。而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缺乏抵押品，收入较低的群体很难进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这进一步固化了人力资本差异导致的两极分化[15]。从社会资本来看，富有社会资本的群体往往能利用关系网络接触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和信息渠道，其社会资本投资的质量更高，能撬动的社会资源更加优质和丰富。正是由于社会资本在占有量和回报率存在差异，因而也会造成收入极化的扩大[16]。此外，地区之间的收入增长差距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微观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

当收入极化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整个社会收入分布的两极出现，并致使收入极化出现固化，进而加剧社会矛盾。收入极化固化表现为居民随时间在低收入阶梯中更难向上或向下移动，从而在低收入群体形成贫困陷阱，收入较低的家庭难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高收入群体则掌握了阶层上升的渠道，最终形成严重的阶层固化。当居民处于流动性较差的社会中时，低收入者难以获得与高收入者相同的机会，其在收入阶梯上的攀升受到阻碍。从代际传递的角度来看，个人的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条件，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享受着更高的教育资源和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这种家庭资源的跨代转移，往往导致一些家庭先天比其他家庭更具优势，从而导致代际间的收入极化固化问题。

（二）中国“消解收入极化”的优势和机制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差距在经过政府调节前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当政府以合理的分配制度体系加以规范，且配套有力的针对性政策时，收入差距就能实现有效的控制，反之则会出现巨大的收入鸿沟与阶层分裂。可以说，分配制度体系在控制收入两极分化、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上具有基础性作用，没有公平的分配制度就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而针对不同阶层的配套政策能在分配制度的基础上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从而针对性治理收入极化。由此可见，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分异，主要是各国政府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差异所导致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天然具有消解收入极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中国消解居民收入两极分化，需要把握两个着力点。

第一，完善分配制度，构建合理的制度体系。应发挥市场、政府和社会各主体在不同阶段的主导性作用，构建起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应当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提高市场化水平以使得要素贡献能被准确衡量，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同时政府也要发挥其维护市场经济公平正义的职责，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市场治理水平。在再分配中，政府应采取多种手段对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合理调节，缩小初次分配导致的收入极化趋势，其原则应坚持公平优先，其关键应把握如何分好蛋糕[17]。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是控制居民收入极化水平的重要补充，其鼓励高收入群体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以自觉自愿为原则实现资源在社会两端的传递，从而有效缓解居民收入极化。

第二，推进收入分配针对性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切实促进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的任务，急不得也等不得，在完善分配制度体系的同时，也要制订针对性的政策促进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迈进。治理居民收入极化的政策应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为导向，通过提低、扩中、调高多种方式形成收入极化水平合理可控的居民分配格局。从这一政策导向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农村打响的脱贫攻坚战将对居民收入极化水平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012—2018年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 899万降低至1 660万，大量的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有效改善了收入差距，而且有力缩小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全方位缓解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极化水平。

式中：m和μ为全部人口收入的中位数和平均数，T为50%低收入人群的人口占比与收入占比的差值，G为基尼系数。进一步而言，通过分解基尼系数G，可得

式中：β为衡量组内聚合度的参数，G为实际基尼系数，G（x）为假设组内成员收入为该组平均收入时的基尼系数。EGR系数引入了组内不平等，并采取了与W型指数类似的处理方式。因而可以说，W型指数是EGR型指数的一种特殊情况。尽管EGR型指数消除了组内认同感一致这一隐含假设，但对组内不平等的处理仍不完善，当组内收入存在重叠时，EGR型指数则会产生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VEGA et al.提出测度收入极化的LU指数[20]。公式如下

由于各指标参数存在差异，因而两种指标之间难以直接进行横向对比，为使测算结果更加直观，本文以2012年为基期计算了各指标的相对数，得到了2012—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极化的趋势图，具体见图1。结合图表可以发现：总体而言，2012—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极化水平呈“降-升-降”的变动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20%—80%收入水平的居民收入占比呈反方向变动，这从侧面反映了研究居民收入极化问题对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居民收入极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而在2016年极化水平则有所回弹，该结论基本与现有学者的测算结果一致。

式中：i和t分别代表家庭和年份；ln inc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ln as、edu和ln soc分别表示家庭人均净资产对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家庭人均人情礼支出对数，用以衡量一个家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urban、east和gov分别表示城乡、区域和地方政府评价；age、gender和fsize分别表示家庭平均年龄、男性比例和家庭规模，用以衡量人口特征；ε为随机误差项；β0为截距项，β1-β9均为待估参数。

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见表3。其中第（1）—（3）列依次加入了家庭禀赋变量、社会环境变量和人口特征变量，结果表明各变量均显著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表3中可以发现：

第一，家庭人均净资产、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人情礼支出均可以显著提高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具体而言，家庭人均净资产每提高1%，将提高其成员约0.03%左右的收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将提高其成员10%左右的收入，人情礼支出每提高1%将提高其成员0.07%左右的收入。

第二，社会环境会显著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之间、东部沿海和内陆之间还存在收入差异，生活在城镇地区的居民其收入水平比农村地区平均高10%左右，而东部居民的收入水平则比其他地区居民高50%以上。地方政府的效率对本地居民的收入也至关重要，其评价每提高一个单位，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将会提高6%左右。

第三，家庭人口特征也会影响居民收入，平均年龄和男性占比的提高对居民收入起到正向影响，而家庭规模越大其成员收入则会越低。

纵向来看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一是人力资本导致的居民极化逐渐从高位回落，从2012年的61.63%降至2020年的37.21%，这表明中国居民教育资源的公平性越来越高，机会公平已经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二是城镇这一环境因素的贡献度在2014—2016年之间跃升了11.6%，这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体现，即部分城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

总体而言，家庭禀赋的差异、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人口特征的差别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致居民收入极化的形成，其中家庭禀赋差异是居民收入极化的最主要形成因素，而社会环境尤其是城乡差距对居民收入极化的形成越来越重要，人口特征的分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极化的形成。

（二）收入极化扩大的动态机制：基于宏微观的马太效应分析

居民收入极化不仅是一个静态结果，而且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收入差距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马太效应从而滑向两极分化。由家庭禀赋、社会环境、人口特征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即使达不到两极分化，但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如果不加以调控，收入极化可能会扩大。

1.微观层面的马太效应：家庭禀赋的优势积累

居民收入极化从形成到扩大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优势群体不断进行优势积累的过程。在收入分配领域，具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初始优势的群体更容易获得较高收入，从而有机会对各类资本进行投资，不断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拓宽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这种再投资的方式，初始的禀赋差异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随着时间推移，高收入群体可以创造和获取更多的财富，而低收入群体则可能陷入贫困陷阱。

为研究居民收入极化扩大过程中的微观机制，本文验证了各类家庭资本的优势积累过程，结果见表5。本文借鉴王修华等以异质性对比验证马太效应的做法，构建了收入阶层class和3类家庭禀赋的交互项，用于观察家庭所处阶层在其中的作用[25]。表5中第（1）—（3）列的解释变量分别为家庭人均净资产与收入阶层的交互项、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与收入阶层的交互项、家庭人均人情礼支出与收入阶层的交互项，被解释变量则为家庭人均收入。研究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均为正，这表明收入阶层越高，家庭各类禀赋对家庭成员收入的提高作用越大。如果政府不进行积极的调控，这种优势积累的马太效应将致使居民收入极化不断扩大，中间阶层不断流失，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越来越向两极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