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下午，复旦大学·三井物产系列讲座“中日关系史上的‘外交僧’”在外文楼305室顺利举行。讲座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日文系主办，邀请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院长、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江静主讲。本次讲座由外文学院日文系副主任刘佳琦主持，吸引了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及兄弟院校的50余名师生前来聆听。
江静首先从“外交”相关的名词解释切入，采用“包括有政府意志引导的民间交往”这一广义上的外交定义，将“佛教外交”定义为“由国家政权主导、参与、支持，以佛教僧侣为主体所开展的国家间的交往活动”。江静解释道，佛教外交的交往对象是政府或民众；交往内容涵盖政治、文化、贸易等多个方面；交往目的或为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或为处理两国关系，或兼而有之；而俗称的“民间外交”若无官方背景在其中、只是纯粹的僧众个人的交往，则不属佛教外交范围。因此，所谓“外交僧”，即是从事佛教外交活动的僧侣。
江静进一步介绍了“外交僧”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各时期“外交僧”实例。“外交僧”始于隋代，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遣小野妹子、鞍作福利等赴隋，随行僧侣数十人。唐朝建立（618年）后，日本汲取中国文化进入高潮时期。630年至894年，日本先后派遣20次遣唐使（实际成行16次），其中多次有学问僧随行。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大乱，中日交往主要在江南的割据政权吴越国与日本之间展开。出使吴越国的天台宗僧日延是这一时期“外交僧”的代表人物。日延是遣唐使废止之后日本首次派出的使者，其出使是意欲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的日本试图通过僧侣与中国交往的一种新尝试。
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普陀寺住持一山一宁奉命出使日本，到达日本后初被软禁在伊豆国（今静冈县）修禅寺，未几解禁，先后住持镰仓建长、圆觉、净智和京都南禅等寺，深受幕府武士及公卿贵族之信任，为日本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促进了禅宗在京都朝廷及公家社会的流播。
在梳理了“外交僧”历史脉络后，江静分析了“外交僧”的使命与作用。历史上各个时期，两国使节都参与了东亚国际秩序的构建，其中日本使节更是肩负着求取书籍文物、学习中国文化的使命。而在近千年的交往中，中日两国均选择了僧人担任使者。外交僧在维系两国关系，增进彼此了解、促进民心相通，促进文物往来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提问环节，参会师生结合自身的研究兴趣，针对中日交流史上的问题、发生机理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与主讲嘉宾进行了充分深入的交流。
讲座最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在致辞中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佛教在构建国际关系、促进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在当代世界，包括中日关系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的今天，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以史为鉴，明理增信，推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