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海灵格说过，在世的人如果过度悲伤会绊住那些去世的人。他们原本轻盈的脚步会被我们的悲伤所绊。
我最终说服自己，趁谭老师还没有走得太远，将我的思念化成文字，化成风，飘向远方，希望我的谭老师能听到。我更不想用自己的悲伤去牵制老师离去的轻盈的脚步。
高二那年，要分班，文理科都还不错的我，左右为难，鉴于我们学校的文科生在历年的升学率中占上风，我最终选了文科，也算是给了自己更多上大学的信心。我也就从二班到了三班， 在这儿，我遇见了谭老师。
出生乡村小门小户的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女孩子是要像个女孩子的样子，出门在外，最好别与男生打交道诸如此类的。所以，在进入高二之前，我没有一个关系好的异性同学。因为分班，与我关系好的两个女生都还在理科班，而我熟悉环境的能力比起别人来说，总要慢半拍，当时的我，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
在我们那个村子，养大的女儿，如果不上学，是可以在家割草喂猪帮衬家里的兄弟修房造屋娶媳妇或是早点嫁人找一个男劳动力帮着家里最好，上高中读大学印因为本身难度大，读了书还不是要嫁人，所以，对农村的父母来讲，趁早死心是最明智的选择。象我这种女孩子，不帮家里不说，还得让父母贴钱读书算是叛经离道。当然，我能读高中，是我父亲在家里与母亲斗争胜利的结果（感谢父亲当年的执着）。所以，一定要考上大学是我去参加完高中面试那天我给自己下的咒语。
分班后的第一次考试，我的成绩从分班时的前三名一下子跌到了班级的19名。在那个年代，在我们那中学，如果不是前五名的成绩，想要考上大学，纯属异想天开。我这样的成绩，距离我的梦想，太远了！
一天下午，谭老师挨着叫同学到办公室谈心。
轮到我了，我走进谭老师办公室，谭老师笑着指着他对面的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然后说：“张玉莲，你这次怎么考的？！才19名哟！”我赶紧下军令状般地对老师说：“谭老师，您放心，我下次考试一定要到前五名，否则，我就不读了。”谭老师说：“不用不用，一点点上来就好。是不是还没有适应班上的环境啊？”我没有吭声。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有些不大合群，与男生都不说话的。班上有几个男生的成绩不错，你可以多与他们交流。”我还是没有吭声。“你们家院子里有男娃娃没有？”老师突然发问。“有啊！同龄的都好几个！”“你不与他们说话？”“要啊！”“把班上的男生当成院子里的男娃娃就好！”我看着老师，不可置信，原来与异性打交道就这么简单！
老师，您可知道？通过这次谈话，您轻松地拆掉了我与异性之间沟通的壁垒，在后来的求学生涯里以至于后来的工作里，我把他们都当成了我们院子里的男娃娃，真诚地沟通交流。我的朋友圈一下子就扩大了，收获了一帮异性朋友和好哥们。我的性格也越来越开朗了。当然，成绩也上来了。
父亲在我高一上学期结束前出了事故，重度残疾，家庭的顶梁柱突然倒了。能继续完成学业，多亏了高一的班主任范老师，他知道我的事情后，安慰我说：“书是要读的，至于困难，我来想办法！”范老师到学校教务处，为我争取到了全免书学费的待遇，而且每个月我还有6元的困难补助。
到了新班级，范老师和谭老师就我这个困难户应该是完成了交接，我成了老师关注的对象。每个月申领补助时，我总觉得低人一等。
最初挨着我坐的是一位男同学（实在是记不住名字了），后来换成了一个漂亮的女生。她是镇上的人，不用住校，三餐都在家里吃，与她来往的都是她一样的人。她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她肯定瞧不起我。因为我是一个吃困难补助的孩子，穿得也差”，我与她肯定不是一路人！我的认知固化了我的行为。上课时，我基本不往她那个方向看，也不主动与她说话。
一天，谭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张玉莲，LY同学说你可能是成绩好，你瞧不起她呢！”“啊！”我张大嘴巴，什么也没有说。谭老师继续对我说：“你自卑，她还自卑呢！她人很好的。”
一天，谭老师告诉我：“张玉莲，周末有空就到家里来吃饭吧！”我知道，这是老师担心我仅靠那点困难补助会营养不足，但我真的不好意思去麻烦老师。
这时，慈爱的师母来了。
那时妹妹还很小，还需要背。一个周末，师母背着妹妹来到我们教室门口。“张玉莲，出来！出来！”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她，她就调头往前走。或许是害怕人多事多被人看见，我赶紧跟上她的步伐，直到走到学校的一个角落里，那是他们的家，那是我第一次去到谭老师的家里。原来是师母炖了肉汤（记不清是鸡肉或是猪脚了），她是来叫我去吃饭的。
有了第一餐，后来就有了很多餐。有一次，我母亲来学校看我，老师知道了，还叫上我母亲一起到他们家吃的饭。师母还把她的一件大衣送给了我的母亲。
谭老师，您和师母，不是亲人胜是亲人啊！那饭、那衣服、那温暖人心的语言，我一直记得，我的母亲也记得。
不知道是大一或是大二那年的正月里，谭老师和师母通知我正月初二到他们家一起聚聚。正月初二，按习俗是走访外婆家，那天去了好些人，有老师教过的高我们一年级的也有好几个是低一年级的，老师是把我们这群人完全是当成自己的孩子啊！我们欢坐一堂，与老师和师母一起喝酒聊天。临别时师母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
那场景依然记得，那时的谭老师和师母都好年轻啊！
“我到了重庆，我就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后来，工作了，我分配到了重庆。老师说：“我到了重庆，我都会给你们打电话的。”是啊，杜同学也是您的学生啊！您给我打电话就相当于打了两个学生的电话啊！
记忆中，老师也就来过那么几次，我们也就在重庆聚了那么几次。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前年的夏天，老师带着妹妹过来看房子，我们一起吃了一餐饭，同时还有几位男生，有同班的有同一个级的也有小一个级的。因为谭老师，我们与未曾一起吃过饭学弟在一起聊天，也不觉得陌生。
但是，最后的最后，谭老师在重庆的医院里躺着时，却未曾有人给我们打过电话，老师失言了。
老师的孩子很多，老师对每一位同学都很好，无论成绩好的或是成绩差点的，老师都是一视同仁。老师对每个学生都是那样地了解，甚至有学生出去调皮了惹事了，老师还会带着自己私人的资源去帮忙解决。“我的娃儿我可以打，但不能让别人打”，护犊子的谭老师，他苦口婆心，甚至会大骂那些恨铁不成钢的男同学。
我这个当年在老师眼里成绩还算过得去的人，出生社会，最后混得差强人意，对老师，我是有愧的。
去年回老家，抽空约了师母。谭老师没在家，我们几个同学与师母一吃饭时，师母说：“玉莲啊，我和谭老师真的是把你当大女儿一样看的呢！你们这些同学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谭老师当天晚上，还与我们几个学生一起视频了呢！
我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或是风的作用，反正我知道我这么多年的包袱一下子没了。在老师的眼里，我当年最多就是那个“体弱孩子”，多年来， 承蒙关照，混得好与不好，我与那些“长”们一样都是老师的孩子！在父母眼里，心疼的往往是那个看起来弱的孩子。
这么多年，师母在老师的影响下，与我们都一样一样地熟悉。我们也会在工作之余，时不时地通通电话，闲聊家常。
5月2日，我在昆明玩得正嗨，王同学给我微信：谭老师走了哟！我看着这几个字仔细地读了两遍。我懒得微信，直接打电话质问：“你什么意思啊！你干什么啊？！”他平静地给我讲：“谭老师去世了，昨天走的。”
举着手机的手，就这样僵着，在大街上，在来来往往的人流面前，我肆无忌惮地哭着，真的就像死了爹一样地哭。
这个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位像爹一样关心自己的人了！我哭自己！反正谭老师是听不到了，狠命地哭。
我哭清楚后，赶紧给师母电话。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哭着互相安慰着，听师母讲老师的生病的经过和最后病本身带来的无助。老师的离去，师母和妹妹才是最最伤心的人。我的谭老师啊，4月26日之前，我每天的微信运动的点赞都有谭老师给到的。这之后，断了。粗心的我，这会儿才明白啊，4月26日之后，老师应该是连上网的力气都没了吧？
哭，解决不了问题，却是释放情绪的利器。我们哭着，怀念着。
梁同学说，她听到谭老师走了的消息时，也是如我一样，旁若无人地哭了。
我知道，我们这群孩子呀，都是一样一样地怀念您的啊！即使那没有哭出来的孩子！
在老师走后，能到场的同学都到场了，大家相聚在一起，说:“谭老师就像我们娘家的父母一样，没有了父母在，我们这些兄弟姐妹是不是就会慢慢地散了呢！？”
师母在电话里说：“没有了老子，还有娘在呢！以后大家还是要聚的。到时我来召集大家！”
感恩这一世与谭老师的师生缘。告慰老师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呀各自绽放地活着，认真地活着。
感谢谭老师一直带着师母一起疼我们这群孩子。现在， 您就走吧，这一世的尘缘了了，您就象大学毕业了，完成了这一世的课题，您去往另一个世界去完成您的另一程使命。
各自安好，就最好。 行文至此，内心被满满的爱充盈。
感恩遇见！
2024年9月9日夜于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