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珊 | ​从“劳工神圣”到“社会隐忧”：一战时期中英文报纸中的华工形象变迁

2024年第9期

李珊，云南昆明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英语双学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外关系史、思想文化史，著有《面向西方的书写：近代中国人的英文著述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曾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

［摘  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以工代兵”的方式加入协约国，为中国参加战后和会奠定了基础。英、法来华招工及华工赴欧初期，由于中国处于中立国地位，有关华工的报道多见于在华出版的英文报纸，中文报纸则较少提及。1917年中国对德绝交及正式对德宣战以后，中文报纸介绍旅欧华工的文章渐多，及至一战结束之际，蔡元培率先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新闻界大力褒扬华工在欧洲战场的功绩。自1918年底大批旅欧华工被遣返回国起，报纸关注的焦点由华工贡献转向华工安置问题，报界言论倾向于将部分流落在城市的归国华工视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忧”。与此同时，因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而陆续回国的东线华工，则被北洋政府视为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分子。政府对旅俄华工的严加防范，以及国内舆论对俄国革命的陌生和误解，促使报纸对归国华工的报道倾向在同情与恐惧之间游移。一战前后，中英文报纸对旅欧华工的报道及对华工观感的变化，既受到一战战局、战争善后、俄国革命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亦无法脱出一战前后国内政情起伏、南北和战等内部因素的勾连。

［关键词］一战；华工形象变迁；中英文报纸；苏俄革命

阅读导引

一、 私募劳工出洋：对德宣战前中国报纸中的英法招工新闻

二、战场传讯：在华英文报纸中的华工团消息

三、从忽视到褒扬：中国对德宣战至欧战结束中文报纸中的华工报道

四、窘况堪怜：报界对回国华工安置问题的关切

五、防范“过激”：报界对旅俄华工问题的关注

六、结语

1919年11月23日，李大钊在《新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国的工人》的短文，其中写道：

海外的华工被人家送回来了，加上被裁的兵士，人数很是不少。这一大批失业的人，骤然散布在社会里，发生甚么影响？怎么安插？很是一个大问题。我很盼望官僚式的政客、新闻记者先生们，破一点工夫来研究研究，不要单摆着架子说什么“隐忧”、“隐患”、“大乱之道”啊！

此文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一周年之际，由英、法两国招募的华工逐步被遣送回国，社会各界对于大批归国华工的安置问题颇为关注，其中不乏某种担忧。而就在此前一年，沉浸在协约国胜利、“公理战胜强权”喜悦中的国人还大力褒扬赴欧华工的功绩，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以战胜国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得益于华工在欧洲战场的优异表现。1918年11月11日，德国被迫签署停战协定，一战告终。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至国内，举国上下欢欣鼓舞。11月15日、16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外举行演讲大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接连两日发表演讲，他将劳工界定为“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的人），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并呼吁道：“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他盛赞为协约国胜利作出贡献的赴欧华工并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从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概念起，劳工阶级便成为各种主义、党派召唤、动员的对象，劳工阶级自身也逐渐成长为社会政治的主体之一。赴欧华工可谓劳工阶级中最杰出的代表。

短短一年之间，从“劳工神圣”到“社会隐忧”，为什么社会舆论对于华工的观感有如此落差？带着这一疑问，本文试图借助一战期间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结合西线华工档案、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等资料，梳理中国新闻媒体有关华工的报道，追踪其报道焦点的变化，希冀能为学界深入思考一战华工与近代中国的关系提供助益。

一、 私募劳工出洋：对德宣战前中国报纸中的英法招工新闻

英法来华招工自1916年开始，法国稍早于英国。1916年1月17日，法国军官陶履德（Georges Truptil）以农学技师的名义抵达北京，在经过与梁士诒筹办的惠民公司长达三个月的谈判后，双方于1916年5月签订招工协议，随后开始在天津招工，7月14日首批法招华工从天津大沽口登船放洋。此外，法国政府还通过上海兴业洋行、香港利民公司、广州志利洋行等机构招募华工。由现存法文档案可知，1916年7月至1917年12月，从塘沽、上海、浦口、青岛、香港等赴法华工待发所运往法国的华工总数为38462人。截至1918年春，法国已停止招募华工，据北洋政府派驻法国照料华工的事务员（华工监督）李骏报告，到法华工总数为35109名，其时已遣回1481名，在法身故281名。1916年9月，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的工作正式启动，英国陆军部委任铁路工程师伯恩(T. J. Bourne)为招工代表，于10月前往中国实施招工计划。1917年1月18日，“图斯”号轮船载着第1营华工1000余人从威海卫启程。4月19日，第一支华工队伍抵达法国勒阿弗尔港(Port Le Harve)，此后直至1918年7月最后一批华工抵达法国，约有9.6万名英招华工赴法。

1916年下半年至1917年8月中国正式对德宣战之前，国内中文报纸较少报道华工相关消息，这与中国当时的中立国身份密切相关。由于法、英两国先后来华招工，德奥两国迭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指责中国违背中立原则，纵容工人参与协约国战斗。北洋政府援引1907年海牙保和会《陆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之权利义务公约》第六条，指明华工应募赴外工作，地方政府不加干预。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毕竟未加入战团，为避免开罪于德奥等国，北洋政府对英、法来华招工一事处理得较为低调谨慎，英法招工均以私人招募的方式展开，具体交涉也主要在地方层面进行。就英招华工而言，北洋政府外交部责成道尹负责与驻在当地的英国领事商议办理，以英国招工公司与中方承包招工的公司订立合同的形式实施招工。

除外交渠道的抗议外，德国人还通过宣传手段阻止中国人响应英法招工。德国人在远东的宣传机器《协和报》发表社论，阐述英法俄等国在华招工的弊端：其一，此举有违战时国际法；其二，英法俄对待华工向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无政府与各国公使订立章程，华工权益无法保障；其三，战后各国工党将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排挤华工，甚至威胁道：“即令各国政府不欲驱逐华工，而各国工党亦必群起暴动，屠戮我华工，强迫各该国政府允其所请。”文章还根据该报掌握的招工情况历数各国在华招工的问题，如法国招工薪水低、俄国违背合同令华工参与战事。针对德国人阻挠英法招工的言论，英国人所办中文报纸《诚报》刊文进行了反驳。1917年1月9日，《诚报》刊登《论华工赴法俄之二利》一文，从“利己”和“利国”两方面阐述华工出洋的益处，并极力表示法俄两国政府将善待华工。不过，文章作者竟然将华工与牛马相提并论：“设或法俄政府不以人道待华工，而以牛马相待，牛马亦属主人最心爱最体恤者，死一牛丧一马，皆非主人之所乐。”

与此相似，在中国正式对德宣战之前，社会舆论对于英法俄在华招工的看法也趋于负面，这也是国人所办中文报纸对华工关注较少的原因之一。例如，沈阳当地报纸《醒时报》便指招募赴俄华工的义成公司以“贩卖猪奴”著称，“所有应募而至宽城子地方者，皆须于人体肌肤上印以百涤不化之记号，然后则用装运盛出车辆载赴西欧”，“以数十万同胞之生命当作货物运售于外国，至危险之地，但图一己之利”。此外，天津老西开事件爆发后，民众抵制法国在华招工的呼声越来越高。10月25日，天津各界民众8000余人召开天津公民大会，大会通过的六项决议中便包含“解散惠民公司，不准招募华工”。德国方面则趁机制造舆论，称“华工抵法之后，恐其冒充安南军队调赴前敌”。激愤的天津民众听闻有汉口铁厂、兵工厂的技术工人应募赴法，投书《大公报》表示反对，称老西开交涉未结，“我国人民断难为法人作事”。有的报道更是不顾事实，渲染所谓旅法华工在国外的惨状，诸如所得薪水远远低于本国工人，所居 “比之马厩房尚且不如”，所衣所食“皆污秽粗鄙，不堪言状”。

不过，在陶履德使团赴华北招工之际，消息灵通的英文报纸《京报》（Peking Gazette）的相关报道则显得较为翔实。1916年7月19日，该报报道称“法国政府租用了若干轮船，以便运送中国劳工至法国，他们将从事十分适合他们的筑路和农业劳作的工作”，并披露了法招华工的报酬和合同期限等信息。第二天，该报又对此消息做了补充说明：“梁士诒先生是为法国政府招募苦力的公司的主要成员。”文章还透露，所需劳工总数为5万人，惠民公司负责招募尽可能多的技术工人，每募得一人公司佣金为100法郎，这意味着“等着梁士诒的公司的将是可观的净利润”。紧接着，文章作者针对招工提出两点忧虑：一是大量招募技术工人出洋将会导致国内对此类工人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导致用工价格上涨；二是政府对招工疏于管理和组织，而负责募工的生意人拿走高额佣金后，却将工人用“颇类似于奴隶贩子”的方法“集中在一处”，“‘像狗一样’对待他们”。《京报》名义上由西人创办，实际上系陈友仁“独资”经营。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运动中，该报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梁启超一系的机关报。因此，《京报》向外释放惠民公司招工的消息，言语间对袁世凯昔日重要幕僚、旧交通系要人梁士诒满是嘲讽，恐怕与其立场无不关系。

在中国正式对德宣战之前，国人所办报纸对于华工赴欧的关注并不多，仅有一些零星的招工消息见诸报端，交战双方在中国的宣传机器则就招工问题相互攻讦。此外，由于上海是英法招募华工特别是技术工人的主要地点，又是华工出洋的启程港口之一，《申报》对于各批华工登船放洋也有简短报道。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报纸将华工出洋视为国人赴海外谋生的私人行为，主要关切是协约国能否善待华工。

二、战场传讯：在华英文报纸中的华工团消息

北洋政府时期，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英文报纸中，较早专门刊文介绍华工在欧情况的是在华英文报纸。究其原因，上海作为大批参战的英国侨民曾经的侨居地，战时成为远东地区传递战争讯息的重要节点，而英文报纸则成为重要的传播窗口。一战期间，大批上海英侨应征参战，其中不少人因为会中文、对中国有所了解而被派往华工团，负责华工的日常管理，他们成为战时华工在欧工作、生活最直接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宣传者。

查阅英国人在华创办的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可以看到，1917年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诸如“华工”或“华工团”（Chinese Labor Corps）一类的字眼。直至1917年下半年，这种情形才发生了变化。7月21日，一篇关于在华英侨中的女性为满足战时军队被服需要而进行义务劳动的报道中，提及前英国驻宁波领事多宾森（W. Dobinson）收到宁波妇女所做的袜子时，指出此人正在华工团第4连。

随着华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欧洲战场，英国陆军部对于管理华工的军官需求也日益增加，而曾在中国工作、生活的英国侨民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北华捷报》刊载的号召在华英侨为战争做贡献的文章中也特别提道：“附带提及，我们在前线有如此多做劳工的中国人，以致政府急需懂中文的合适军官。”尽管战场远在万里之外，但《北华捷报》作为在在华英侨中影响最大的报纸，仍然登载了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内容，其中就包括来自前线官兵的通信。自1917年下半年开始，在《北华捷报》有关前方英籍官兵的信息中常常提到华工团，他们有的负责运输华工赴法，有的则负责管理在法国的华工连队。

1917年10月13日，《北华捷报》为战争专门辟出的《上海与大战：本地关心的事项》栏目中显示，有6名军官服役于华工团。其中负责管理第24华工连的上尉狄克逊（C. D. Dixon）在信中充分肯定了华工的表现：某次华工被安排拆卸、装运堆积如山的铁轨，结果华工们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原计划五天完成的工作量，这令负责此事的皇家工兵（Royal Engineers）军官大为惊讶。他还提到，为了抵御法国炎热的天气，他率先做了几把蒲扇，大受欢迎，华工们也通过制作蒲扇赚到了外快。在该栏目刊载的参战英侨的通信中，时常可以读到他们介绍自己或同伴在华工团工作的内容。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工抵达法国并在各地展开工作，《北华捷报》中有关华工的内容越来越丰富。1918年9月21日，一名曾在华工团负责档案管理的中尉威尔默（H. B. Wilmer）撰写了一篇长文，介绍华工的日常管理、档案记录、战场贡献等情况，可以视为在华英文报纸中首次对在法华工的全方位介绍。文中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细节，例如作为在华工到来前即被征调至华工团的军官，威尔默见证了1917年4月第一批华工抵达位于努瓦耶尔（Noyelles-sur-Mer）的华工团营地的情形，华工将自己的行李放进分配好的帐篷后，立即返回乘坐的火车，负责装卸军用物资。“数个小时之内，他们不断地肩扛着80磅重的压缩饼干从火车站步行约0.75英里（1.2公里）到营地，看起来没有一丝疲惫，直到全部货品交付给军需官，他们才蹲下来吃了一顿由大米、炖肉和茶水组成的饭。”

赴欧华工不仅在战时承担着挖战壕、装卸战争物资乃至参与坦克等重要武器制造与维修的任务，欧战结束后又成为打扫战场、清除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的主要劳动力，其发挥的作用甚至比战时更为显著。因此终战后的一个时期内，在《北华捷报》中出现的华工由顺带提及的参战英侨的管辖对象变为文章的主角。1919年11月8日，《北华捷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劳工团》的文章，正面评价了华工团在欧洲战场的贡献。作者写道：“现在有关这些中国人的故事相当多。据说一些人到达法国后发现自己是来做工而不是来打仗时颇为失望，还有传言说在1918年春德国的大攻势中，他们的确在战线上分担了一些火力。”尽管作者表明这些是未被证实的消息，但他仍然赞扬了劳工团的多项事迹，例如中国厨师自愿留在阵地上为疲于应战的士兵做饭，中国人建造战壕的表现非常出色。12月6日，《北华捷报》又报道了一名及时发现并扑灭弹药堆积处火情的华工被授予功勋奖章的消息。

此外，上海另一份重要的英文日报《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对华工也有所报道。1918年2月，该报刊登了署名为“Daryk”的英国军官所写的有关华工团的文章和日记。1919年5月12日的《上海泰晤士报》揭秘了“Daryk”的真实身份。他的真名是达里尔·克莱因(Daryl Klein)，苏格兰人，曾作为华工团的少尉军官在法国工作7个月，而刊载在该报的若干文章正是其1919年在英国出版的《和中国佬在一起》(With the Chinks)中的一部分。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及中国正式加入战团，在华英文报纸对华工的报道由最初的被服役于协约国军队的英侨附带提及的内容，转变为以较大篇幅介绍华工的工作和贡献，这些专门报道无疑具有战时宣传的属性。

三、从忽视到褒扬：中国对德宣战至欧战结束中文报纸中的华工报道

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布告对德宣战后，中文报界有关欧洲战场华工的报道逐渐增多，尤其对于华工在前线参与战斗情况的报道也不再有所顾忌。1917年9月28日，《诚报》将上海美以美会美籍医生来信中与华工有关的内容译为中文，以《华工至欧作工境遇之情况》《华工赴欧途中境遇之情况》等为题发表，又节录威海卫招工局历次募工出洋的翻译、看护生及工头的报告，以便安抚赴欧华工的家属以及鼓励更多华工应募。10月17日、21日，《诚报》分别刊出英王乔治五世致代理大总统冯国璋的感谢中国参战的国书及冯国璋的复信，并在这两封国书的下方以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两幅华工的照片。这两张照片分别被附以文字说明“华工在法国工作以增联军之实力，图中所见嬉（嘻）嬉（嘻）笑者其一部分也”和“摩托车运大袋谷食至战地后华工堆聚于一处”。《诚报》无疑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昭示华工是中国加入战团、服务协约国的具体表现。

但是，相较于外人在华所办英文报纸中登载的来自战争前线的通信，国人自办的报纸中有关华工的新闻往往是转自国内外英文报纸的“二手”消息，内容也较为空泛，多是对英法在华招工情况的一般性介绍。同时，这些报道的时效性也较差。例如在1917年9月8日，北京《益世报》报道自英法实施招工后输送华工人数为“一万两三千人之谱”，此后不久又援引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称：“据法京消息，中国劳工之在法国者，服务勤慎，深资得力，前敌华工亦能为法国指挥官之意。”

1918年3月23日，《上海泰晤士报》报道了一位名叫霍金斯(W. J. Hawkings)的中尉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所做的有关中国劳工的讲演。霍金斯在演讲中介绍道：“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负责物资、机械工作，他们做得是如此出色，以至于有的连队被安排为坦克搭建港口浮桥，以及在很多地方建造轻型轨道。”这则报道引起了英文报纸《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的重视，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英两国政府应当加强对华工事迹的宣传，以便让千千万万中国人了解，中国不仅参与了战争，还实实在在地为战争做出了贡献。“一旦充分认识到这两个事实，中国人对战争的关注将会大大增加，做出更大贡献的愿望也将极大增强。”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正式对德宣战后一段时间内，国人所办报纸对于参战华工的情形并不十分了解，以至于需要从外国人办的英文报纸中获取有关信息。

直至1918年11月11日，战争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国内报界对于华工有意无意的忽视才有所改变。作为北洋政府“以工代兵”计划派遣赴欧的华工成为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加之蔡元培等文化教育界人物“劳工神圣”的赞誉，报纸中有关华工团的情况介绍也大幅增加。1918年11月，侨工事务局向外交部提交了《调查华工在法工作情形书》，《益世报》亦将此文择要发表。

这一时期有关华工的报道内容变得丰富起来。有的报纸介绍了赴欧华工在工作之余的闲暇生活，表明华工们既可以在基督教青年会所设的俱乐部读书阅报、观影唱歌，也可以排演话剧及演奏音乐，还可以学习法语。作者满怀信心地表示：

综上述观之，华工得身心上种种裨益，因之对于军工成绩甚著，此外更有一显彰之大利，则战后华工必将陆续返国，而至内地，成为一大有用之国民，为家人友朋亲戚等所重视，而为一乡村之领袖人物，可无疑也。抑欧战告终，工业必大发达，现在统帅华工之技师等届时返华，开浚中国工业之天然富源，以树国家富庶之基，其关系诚匪浅鲜也。

由此可见，国人对于华工群体寄予厚望，相信他们可以凭借在欧洲获得的知识与经验，成为改造社会、振兴工业的有生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与在华英文报纸的华工新闻多以报道欧洲战场情形不同，中文报纸的华工报道往往与国内政情与时局密切相关。1918年5月3日，天津《益世报》的社论报道了美国工程兵和华工封堵二英里防线、抵御德军进攻六小时的事迹。文章在肯定本来“不负执戈应敌之义务”的华工奋勇御敌的同时，也借表彰华工事迹发出呼吁：

虽然，当在法同胞效死异域之日，即共同条件行将成立之时，彼维持公道、奋不顾身者，固不料其生命幸存、工期届满之际，遂竟无国可归也。尤不料其祖国之所以覆亡，适为维持公道、效忠友邦之结果也。呜呼，所谓公道者，岂西欧东亚各有不同耶？抑在欧美可以讲公道，在亚东则无公道之可言耶？不然，何是非公理之颠倒反背一至于此哉？

这篇社论反映出，此时的国内舆论意识到，中国本可凭借华工在欧洲战场的贡献与牺牲争取权益，却因国内政局的纷乱以及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而无法实现。

这种危机感并非凭空而来，欧战胜利之际，中国正面临着国内南北对立、内外势力缠结更为紧密的问题。张勋复辟的闹剧结束后，段祺瑞与研究系、新交通系联合组阁，拒绝恢复国会，而是以所谓改造国会的名义召集临时参议院。在孙中山的倡导下，国会议员南下广东召开非常会议，组织南方军政府，力图维护法统。日本欲借参战之名设法攘夺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及其他权利，段祺瑞亦以参战之名与日本勾结，大兴西原借款，购买军械扩张势力。1918年3月，段祺瑞再次组阁后，加快了与日本谈判的步伐，25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在东京交换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中日秘密军事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出后，遭到国内各界一致反对，5月初留日学生组成“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分批集体回国请愿，形成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天津《益世报》的这篇社论在宣传华工参战实绩的同时，更重在批判段祺瑞卖国借款的行径，文章将赴欧华工的英勇助战、为国争光与皖系军阀的勾结日本、损害国家利益并置，两相对照，无疑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欧战结束后，中国跻身胜利者之列，力主参战的皖系军阀和研究系以功臣自居而淡化华工功绩，也是中文报纸批评的焦点。1918年11月29日，北京《益世报》发表成舍我的文章，批评政界大张旗鼓地举办庆祝大会却冷落工界的做法。文章写道：

此次协商战胜，与其谓为军事之战胜，毋宁谓为劳工之战胜。何则，德若无社会党暴起，德皇未必即败也，而我国对德宣战，与其谓为二三当权之宣战，毋宁谓为我国劳工之宣战……吾只闻十五万华工冒石矢、涉重洋，以从事于欧战，未闻段祺瑞、梁启超及政府中人只曾一履战场也。

在该报当日的同一版面还发表了叶志芳的文章，他认为“我国对欧战最尽力者，莫如我工界” ，进而呼吁工界主动发起欧战胜利的庆祝。

巴黎和会召开前后，华工助战的实际贡献成为国内报纸报道的焦点。各大报纸尤其注意宣传赴欧华工加入协约国军队、实际参与战斗的事迹。1919年1月，北京《益世报》转引美国报纸的消息，报道了华工加入美军作战的事迹，并称：“在法国之华人已证明，彼等确有战士之价值，美国全国之报纸皆曾评论。”随后，该报又登载“中国外交家某氏”的谈话，强调“此等华工所以补助协约国之人力之处，厥功甚伟，而知者亦颇寥寥”。

从对德宣战到欧战结束，赴欧华工群体逐渐被国人知晓，国内报纸不仅大力肯定和褒扬赴欧华工的功绩，还主动为华工遭遇的来自北洋政府和协约国军官的不公对待发声。

四、窘况堪怜：报界对回国华工安置问题的关切

随着英法启动华工遣送工作，1919—1920年大批华工返回国内，报界对于华工的关注又转移到安置问题上。1918年12月，英国战时内阁决定立即进行华工的遣返工作。关于欧战遣返华工的人数，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为英招华工，由于英国对招工和遣返工作均有严格细致的记录和统计，数字较易统计。最新有关英招华工遣返的研究显示，英国政府遣返华工的人数为92555人。第二类为法招华工，法国对遣回华工的管理较为松散，目前尚未见到确切数字。第三类为俄招华工，问题则更为复杂，俄招华工因其招工方式较混乱，加之俄国境内原本便有做工的华人，俄招华工人数统计困难，目前学术界有15万、20余万等说法。至于确切的旅俄华工回国人数则更是难以计算，1918年夏间俄招华工已遣回2.3万余人。1925年侨工事务局曾有统计，西线参战华工13万，死亡4800人，留在法国2500人，其余约12.3万人被遣送回国。

尽管存在华工由于生病或提前终止合同等因提前返回国内的情况，但西线华工较为集中地返回国内是在1919年至1920年上半年。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到，与赴法时一样，英招华工的遣返仍分东线和西线两路进行。东线从法国出发，经地中海、红海、马六甲海峡、香港、上海等处抵达青岛，从1919年1月6日开始，至1920年9月13日结束；西线由法国勒阿弗尔港（Port Le Harve）出发，西渡太平洋到达加拿大哈利法克斯（Halifax)后换乘火车穿越北美，乘船横渡太平洋到达青岛，于1919年9月11日开始，至1920年3月结束。法国运回华工的途径大致与英招华工遣返东线一致，相当一部分法招华工由法国轮船送至上海后，乘船或乘火车自沪宁铁路至浦口，再由江苏省政府组织遣散。1919年9月，法国“巴达维亚”号轮船遣返华工1855名，1920年1月至1920年9月经浦口遣散的法招华工有7076人。

早在一战终战后不久，中国驻外公使最先提出华工救济问题，希望政府未雨绸缪为安置归国华工做好准备。华工团内部对华工归国后的安置问题也有思考。1919年5月，中国华工团第39连翻译夏奇峰拟具条陈，建议北洋政府优待华工。其主要内容是：为回国华工提供赴东北开垦或赴铁路、林场等各处做工的便利；翻译回国后优先推荐至海关、铁路、邮政等机关工作，或免费录取至国立学校；政府派专员至威海、青岛等处慰问侨工；促请英法两国为华工颁发纪念奖章；为在法身故的华工修建墓地、抚恤其家属。7月19日，夏奇峰又在《北华捷报》发表《中国劳工团——他们在法国学到了什么？》，试图引起各界对华工问题的注意。在夏奇峰看来，了解西方社会状况、目睹协约国士兵奋力守土卫国的劳工们，很可能会在回到中国后，面对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局面，感到巨大的落差。他写道：“我常常听到他们说起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语带轻蔑。因此，我可以说，若非善加管理，这些归国华工会以自己的方式达成其欲求。”“我政府宜将归国华工的就业视为大事，并迅速采取措施，使这些强健、有用之人建设性地为国家出力。否则的话，非但毁损吾华人在战场上赢得之声誉，也会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危险。”

夏奇峰的这篇文章很快便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一位自称曾与华工共事的读者投书《北华捷报》，对华工的安置提出建议。他写道：“对这些北方人负有责任的北洋政府应当确保，当他们回归家园时，有一些合适的工作提供给他们，诸如开凿和疏浚运河，以便预防洪灾，或是道路或铁路建设，这在一个交通欠发达的国家是急需的。”他特别提醒，劳工掌握了有关现代战争的知识，因此尽管这些人“真的是好伙计”，但如果这些人不满足于自己国家的状况，“将会是未来和平的威胁”。

远赴欧洲的华工是中国得以跻身战胜国行列的重要原因，社会舆论均冀望政府能够妥善安置回国华工。1919年11月，一篇有关遣送华工回国的法军在轮船上虐待华工的文章在各报中广为流传。面对法国士兵任意辱骂殴打华工，对待华工的态度尚不及对待战俘，文章作者痛心地表示：“中国亦联军国之一，此辈华工皆舍妻子抛性命来助联军之胜利者，受如此待遇，国人知之否？政府知之否？”《京报》关注到由青岛陆续登岸的华工，并称“闻政府对于此项华工将优予待遇，华工此次回国皆少有积蓄，而山东地面不靖，拟令该地长官特别保护，并一面为有智识之华工谋安插之法云” 。

在华工回国安置的问题上，北洋政府侨工事务局于1919年8月出台了《安置回国华工章程》。该章程内容共有十二条，主要包括调查和安置两个方面：调查主要是调查、登记归国华工人数、在欧工作情况、所掌握的技能、原籍住址，至于回国后的工作安置问题，该章程只是表示华工可在抵岸后向侨工事务局分局局长或海关监督交涉员报名要求介绍工作，或由侨工委员将具备某技艺的劳工集中电告侨工事务局，可由侨工事务局向工厂、矿厂等推荐。此章程颁布后，各省侨工事务局、交涉公署纷纷响应，并拟定具体遣留办法。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地仍遇到华工存法款项支取困难、法郎兑现亏耗严重、赤贫华工回籍缺乏川资等问题。

大批华工回国后，政府并未落实统一的安置计划，部分人选择回乡继续原来的生活。从研究者在山东淄博周村的田野调查看，华工归国后，只有极少数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大部分华工的生活依旧穷困，有些人的遭遇甚至颇有悲剧色彩。1936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调查员王药雨撰写的调查报告显示，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的华工回国后，部分华工回到原籍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他们中的不少人受到西方新思想的影响，不满于传统中国的大家庭制度，开始组成小家庭；另一方面，他们又延续着传统农业社会的行为逻辑，将积攒的报酬用来购买土地。原籍在广东、上海等较发达地区的华工则多进入工业企业，但由于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他们中的失业人数也不断增加。

此外，华工回国之际，正值黄河流域亢旱异常，直、鲁、豫、晋等省遭遇“四十年未有之奇荒”，这无疑为华工归国后谋求生计增加了困难。而且当时国内工业发展落后，大批华工又没有技术特长，导致华工回国后无法被社会生产部门“消化”。以赴欧华工人数最多的山东省为例，民国初年的山东社会不安定和经济欠发达，事实上很多华工正是因为在本地没有出路才选择远渡重洋，以出卖劳力为生。

得不到妥善安置的华工因其人数众多、经历特殊而被视为某种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曾经在华工团担任翻译的陈立廷的看法较具有代表性。1920年2月，他作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华工部主任致信北洋政府内务部，建议政府将归国华工“移民实边，借开垦以维民生力，耕田以厚民德”，并称此举亦可反制对日本招募民众前往东北垦殖。他指出，华工“类多无业游民，迫于饥寒，故不惮于漂洋跨海”，其赴欧所获报酬并不足以供其买田置产、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一旦这些薪水用尽，华工将再度成为无业游民。他不无担忧地写道：“况若辈多未受国民教育，又兼厕身军人之中，枪林弹雨，日所习见，焚毁劫夺，目为惯技，当此饥荒之年、多事之秋，骤增此多数无技无业之游民，其不至为国家地方之害者几？” 显然，陈立廷担心的是沦为无业游民的华工沾染兵匪习气，依恃武力啸聚山林。1920年1月，山东督军兼省长田中玉亦电请北洋政府称：“此次华工归国，以鲁人为最多，若不预筹安插，绝非地方之福，至安插方法以屯垦收效为最速，拟即办屯垦，如有余款，再办工厂，总期各得其所。”

除返回原籍外，还有许多华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留在上海、南京等地，但是很快陷入生活无着的境地，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外新报》转引《大陆报》（The China Press)报道称，夏奇峰向该报求助称，上海有800余名归国华工，因“有千余法郎之存款，尚存法国，一时不能汇寄”，生活颇为困苦，“仍着夏季衣服”，“至于饮食一节，已有三日不接”。华工回国后的境遇引起许多人的同情，有人提出：“华工在欧多时，经验既多，智识自富，然自回国以后，往往无所事事，寄人宇下者有之，沦于俄卒者有之。苟能善为收容，使之振兴工业，则购价得有用之人材，工人得以尽力以谋生。”在同情之余，报纸评论也透露出对大批生活无着华工滞留城市的担忧。《申报》亦报道：“兹悉又有自法返国之华工一千四百人，由浦口上岸，即在附近居住，粮尽囊空，窘况堪怜……日暮穷途，为饥寒所迫，恐不免贻误社会。”

五、防范“过激”：报界对旅俄华工问题的关注

一战期间，除英法所招募的西线华工外，还有大批俄国所招东线华工，为数之众应不低于西线华工。由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东线华工陷入缺乏组织管理、生计断绝的困苦境地，只能被迫回国。与此同时，也有大批华工加入工人赤卫队，投身创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许多人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然而，由于其时中国政府与社会对苏维埃革命的恐惧与戒备，东线华工在当时的报纸宣传中往往与所谓“过激派”“过激党”联系在一起，加之一些报纸的渲染，归国的旅俄华工成为时人眼中所谓的“社会隐忧”。

早在1918年3月，2000余名俄招华工自欧洲返回，北洋政府国务院致电东北地方当局，称由于“华工人数既众，辗转递送易滋纷扰，且直鲁两省小工向于春融出关营生”，故希望将华工就地设法安插，“毋令全数运入关内”。报界对于这批旅俄华工亦有报道，并指出政府因“深恐有暗充敌探者”，对于各处回国华工“拟从详调查”，“俟回国时一律分别押送回籍”。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社会发生剧变，原本在工矿、铁路工作的旅俄华工骤然陷入无工可做、无人问津的状态，俄国共产党人和列宁很快注意到这支有生力量，将他们吸纳入革命队伍。1918年12月，旅俄华工联合会在彼得格勒成立，苏俄政府予以大力支持，承认它是无产阶级组织，且出版有宣传共产主义的机关报《华工报》。1919年3月初，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旅俄华工联合会骨干刘绍周、张永奎列席大会。刘、张二人是作为“中国社会工人党”的代表参加大会的，该组织是旅俄华人共产党员组织的党支部。旅俄华人党组织既有深入和广泛地动员华工投身保卫和建设苏维埃国家的任务，又有回国组建政党、组织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发动革命的任务。1919年3月开始，旅俄华工党员回国者逐渐增多，并开始在与苏俄接壤的新疆、东北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

大批旅俄华工投身苏俄革命的消息令与帝国主义声气相通的北洋政府极为警惕。1919年1月2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面晤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陈箓，称英国得到情报，莫斯科及其近郊有一万名信仰“过激主义”的华工，并提出这批华工日后回国的问题；陈箓亦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将来彼等若果回国，乃中国一大险事”。2月，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又致电北洋政府国务院、陆军部、外交部，称日军藤井师团长向其透露，滞留俄国的万余华工“因受过激派之运动，已悉数加入该派，并由列宁政府提出五千万卢布付与华工，令其潜行回国鼓吹过激派主义”，并称已在沙河子煤矿发现自西伯利亚归来的“过激派”华工3名。

有关苏俄“过激党”秘密遣回华工、煽动革命的消息亦频频见诸报端。1919年初，北京《益世报》报道：“俄国华工军人代表要求在莫斯科召集会议，得布尔扎维克党徒赞助，决定派煽惑叛乱之奸徒前往中国、印度，以密尼森司克与一华人名陆素丹（译音）者为魁首。”《晨报》称：“俄过激派醵资使华工归国赴沪煽乱一节，相传已非一日。兹闻此说极为可靠，所拟赴沪者均系该派重要人物，志在勾结中日两国人一致行动，部署已妥……已有二批自俄境出发，尚未抵沪。”《申报》专门报道了张作霖监控归国旅俄华工的办法：在华工归国必经的海拉尔车站设置总检查所，选派干练专员督率军警详细查询华人乘客，对于携带资金者更是严加盘问，凡确认为华工者颁给执照遣回原籍，并由地方官取保释放并严加监视。报纸中有关东北地方政府对归国旅俄华工严加防范的措施无疑加剧了民众对旅俄华工的偏见。

国内报界的华工报道一方面流露出对大部分旅俄华工遭遇困境的同情，另一方面又渲染旅俄华工受所谓“过激派”之蛊惑回国煽动革命的传闻。当时社会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滞留苏俄的华工是在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加入布尔什维克政府的。1919年1月10日，《晨报》发表一篇译自英文报纸《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的文章，介绍旅俄华工的悲惨境遇。文中将俄国华工与法国华工的处境做对比，“法国之华工于协约国经济与军事上有重大之价值，彼等殊得安居乐业，兼为自身及祖国争莫大之光荣；俄国之华工则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矣”，十月革命后流离失所的华工“出于不得已被过激派迫充战役，为协约国之敌”。文章提请政府做好准备：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军队打败红军，政府应要求协约国对这些华工“不得以过激派一例视之”；另一方面，“此等将来归国之华工亦须立即设法对付，否则过激派之思想借此辈传播全国，或使中国受流血恐慌之祸，甚于今日俄国也”。《晨报》的前身是进步党创办的机关报《晨钟报》，1918年9月因刊登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的消息而一度被封闭。《北京导报》亦与梁启超等人颇有渊源，可以说两报均属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立场，其所登载的文章对于苏俄革命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看法无疑存在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一片防止东线华工宣传“过激主义”、煽惑革命的声浪中，有人意识到这种社会普遍担忧的盲目性。何海鸣在《京报》撰文批评社会舆论将从俄国归来的华工视为有传染病菌之人，“以防止鼠疫之方法以防止此华工之入境”。他指出：“过激派之主义，亦不过现时代应多数人所需要而产出之流行物质，直言之一劳动家抵抗资本家之武器耳。”他主张旅俄华工“千辛万苦躬逢灾难茹痛来归”，“设使此侨工果真为灌输过激主义而来，亦不妨允许其发言，使国人群了然于世界社会主义之真想，然后再以吾国国情及主治者利民之计划详示彼众，则亦不难相安无事”。在他看来，即便华工确实煽动“过激主义”，其主要原因仍在于华工失业，“面包与生存问题”无从解决，才导致华工受到先入为主的社会主义观念影响。《京报》1918年10月5日由邵飘萍创办，是京津新闻界在揭露北洋政府对日借款事件后兴起的重要民营报纸，该报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为己任，矢志建立独立于军阀统治之外的新闻事业。这篇文章的立论与北洋政府对有传播“过激主义”的旅俄华工严防死守的态度截然不同，恐怕与《京报》本身的定位有密切关系。

一战结束前后，中国新闻界对于大批旅俄华工归国的关注，既是出于对他们悲惨遭遇的同情，又掺杂着对所谓“过激主义”的担忧。这种担忧心理主要是由于北洋政府视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洪水猛兽并对回国华工严密防范而造成，而深层原因则是当时中国朝野普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苏俄政权缺乏了解。直至1920年3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至国内，知识界和舆论界对苏俄的观感才骤然转变，所谓“过激派政府”的称谓亦渐被“劳农政府”取代。

六、结语

一战期间及战后二三年间，中英文报纸对于华工的报道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中国尚未对德宣战、加入战团时，国内的中文报纸对于华工赴欧一事并未予以重视，并且由于“老西开事件”及德国抵制招工的宣传，舆论对英法招工还抱有一定的负面看法。与此同时，由于回国参战的外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任命为管理华工团的军官，英国人在华所办的英文报纸成为这一时期报道华工事迹的主要媒介，而报道内容往往直接出自外侨军官及士兵的战时通信。正因如此，在华英文报纸有关华工的报道颇具“现场感”，生动地呈现了旅欧华工的工作、生活及精神面貌，这些消息通过读者直接阅读或中文报纸转载等形式得到传播，成为国内了解华工实况的重要渠道。

欧战胜利之际，在“劳工神圣”的口号下，中国舆论界积极褒扬华工在欧洲战场的出色表现。其时正值国人对皖系军阀投靠日本大为不满，因而有的报纸在社论中以华工之爱国影射政客之卖国。此外，时人对北洋政客急于将参战之功揽入怀中而忽略对华工的奖掖与优待颇为不满，撰文为华工鸣不平。

然而，随着英法相继遣回所招华工，以及大批旅俄华工历尽周折回到国内，舆论界开始出现对于华工安置不力的担忧。平心而论，这种担忧是情有可原的。英法两国所招华工均接受过较为严格的管理，加之在欧洲战场中接触和掌握劳动、军事技能，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准军事力量。此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努力下，华工中的许多人还学会了读书、写字，而在欧洲工作生活的经历也对他们的观念和思想造成了冲击和影响，其中许多人对于自身身份已有所体认。因此，在南北方政府陷于内战的背景下，旅欧华工以近二十万之众重回国内，这个群体如何在社会中得到安置，他们是否会被军阀政客利用，成为社会担忧的问题。

新闻界对华工由“参战功臣”到“社会隐忧”的认知转变背后，还有两个深层原因：一是由于华工归国后缺乏全局性的安置办法，导致部分华工流离失所、生活无着；二是北洋政府将十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国内的旅俄华工视同为所谓威胁政权的潜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严加防范，而信息流通不畅和帝国主义对苏俄政权的敌对与诬蔑，更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1919年，李大钊敏锐地捕捉到社会中所谓“被送回来的华工”将成“隐忧”之说，仔细考察此说来由不难看出，这一说法表面反映的是社会对数量巨大、训练有素的华工群体无从安置进而引发社会动乱的担忧，其背后则是对当时国内军阀当道、南北相争的控诉。正如一篇题为《旅俄华工革命感言》的时论所说，“自南北动乱以来，各欲厚其势力、括财招兵，日不暇及，至乎今日兵之总额，几不可以统计”，兵燹不断使得人民流离失所，“非投身为匪，便投身为兵”，政府欲查禁信仰所谓“过激主义”的华工，犹如“抱薪救火”。可见，在舆论界对于战后对归国华工的忧惧背后，折射出的乃是国人对南北政争、军阀黩武的不满与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