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党晟 丁垚：晋汾后记——林徽因、梁思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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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4-11-05 18:22
北京
本文刊发于《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3期
文章通过文献与田野调查，回顾1934年林徽因、梁思成晋汾古建筑调查的背景与历程，考证部分建筑遗址的位置，报告其遗构与遗物的现状，并对调查报告《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的写作及学术意义进行简要探讨。
1《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与晋汾古建筑调查历程
2 入住峪道河灵泉磨
3 探索峪道河河谷
4 太汾公路沿途调查
5 南下与北归途中的调查
6 山西民居
7 结尾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单单在一点什么感情底下，打滴溜转；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1934年8月初，林徽因与梁思成应费慰梅、费正清夫妇邀请到山西汾阳峪道河避暑，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调查了周边八县三四十处古建筑，调查报告《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以下简称《纪略》）次年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以下简称《汇刊》）第五卷第三期。近年来，常有学人或旅行者怀揣此文重走晋汾调查之路，抚今追昔，缅怀先贤。笔者过去几年亦陆续造访了部分《纪略》提及建筑的遗构或残迹，今年则数次前往梁林驻地峪道河调查。期间得到马骏骞、岳如松、李庆余等耄耋老人指教，并在赵庄村人王成杰的帮助下找到了梁林当年所居磨坊（图1）的具体位置，同时寻访了与梁林有过来往的老乡的后人。而在搜检文献时获见民国时期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汾阳站传教士所办《汾州》（Fenchow）杂志，其中对20世纪20—30年代峪道河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记录颇为详尽。又承蒙友人杨澍博士联络哈佛大学档案馆（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获得了两封费氏夫妇在峪道河时的家信及若干费慰梅的个人笔记和文档，从而明确了晋汾调查的若干重要时间节点。现将调查见闻连缀成篇，以兹纪念。《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封底英文目录将《纪略》译为“A Brief Report of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of the Upper Fen River Valley”，即“汾河上游谷地古建筑预先调查简报”。可见《纪略》标题中的“晋汾”代指山西汾河流域，“预查”则是预先调查之意，即针对某一地域的多个地点展开古建筑调查，通过快速调查发现重要实例，详细测绘则俟诸异日。另外，此行原是“乘暑假之便作晋汾之游”，“预查”也是谦辞，以示有别于正式调查。《纪略》正文共56页，照片图版27幅。正文每页竖排15行，行38字，共24100余字，文中另配插图13张。图版每幅排列照片3～5枚，共115枚。同期发行的单行本封面设计仿古（图2），除目录单列，且篇首的三段文字前增加了小标题“绪言”外，内文排版与《汇刊》相同。文章结构上，“绪言”说明此行缘起，其后以“地点+古建筑”的格式列出标题21个，大体依考察先后详说各处建筑，同时单辟“山西民居”一节分类介绍民居建筑，最后在“结尾”总结了山西中南部建筑的地域特征。《纪略》署名林徽因、梁思成，从行文风格看，文章整体由林徽因执笔，尤其是文中对调查历程的生动记述、对建筑环境的细致刻画、对建筑结构与装饰的辛辣评论都极具林徽因的个人色彩，费慰梅也在《梁与林：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Liang and Lin: Partners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一书提到“徽因是《汇刊》关于这次田野考察报告的作者”。梁林二人对文章具体内容的贡献则与现场调查的分工有关。费正清曾回忆说“一到寺庙，思成就会用他的徕卡相机拍摄每一个角落，而Phyllis（林徽因）则在我们的帮助下进行测量以便绘图，……拍照和测量完毕后，梁氏夫妇会搜寻碑刻……”。按照字迹判断，《纪略》插图中多数寺庙、殿宇平面由林徽因绘制，而斗栱大样和梁架剖面则由梁思成绘制。可见正文中对建筑平面布局的介绍主要来自林徽因，而对建筑结构的详细记录则可能来自梁思成。晋汾调查历时月余，依据《纪略》、林徽因《窗子以外》《山西通信》两篇散文、费氏夫妇各自的回忆录和家信，以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所藏相关照片，可梳理调查行程如下，并绘示意图一幅（图3）：●1934年7月末8月初，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赴汾阳峪道河度假，下榻于好友恒慕义（A.W. Hummel Sr.，1884—1975）早先购入并改建为别墅的磨坊——“灵泉磨”中。费氏夫妇又邀林徽因、梁思成来汾。8月初，梁林由北平南下，从石家庄经窄轨铁路至太原，转乘公共汽车到汾阳县，又搭教会汽车抵达峪道河。●来汾伊始，林徽因忙于为天津《大公报》撰写文章（包括散文《窗子以外》），梁思成则沿峪道河摄影，并根据地方志拟定了汾河沿岸八县（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州、赵城）古建筑考察计划。●截至8月13日，四人已徒步考察了住所附近的几座小庙。稍远的地方则骑驴前往。河谷内他们调查的寺庙有赵庄村龙天庙、关帝庙、实际寺，神头龙王庙，后沟村华严庵玲珑塔等，民居有赵庄村“大门院”“二门院”“旗杆院”等，磨坊有下金庄村“庆和义”磨等。●约8月14—18日之间，租用教会汽车前往临近的文水、汾阳、孝义三县考察，对象包括文水开栅镇圣母庙、文水县文庙、汾阳大相村崇胜寺、杏花村国宁寺、小相村灵岩寺、汾阳县文庙、汾阳东关天宁寺塔、孝义吴屯村东岳庙等。此后，林徽因创作了散文《山西通信》。●8月19日，打包行李，决定次日启程前往赵城广胜寺。计划先乘教会汽车前往介休，调查城内寺庙，再改乘公共汽车南下赵城。●8月29日，启程南下，因连日降雨路面泥泞，教会汽车仅开到孝义吴屯村，四人被迫夜宿于前日考察过的东岳庙内。●8月30日，租用驴车继续赶路，雇船渡过汾河，穿过修建中的南同蒲铁路，傍晚到达介休，在旅店投宿并考察了城内寺庙、民居。●8月31日，离开介休，进入灵石县境后遇到铁路工人正在炸山修路，原本的公路多段被毁，不能通行。只好租用人力车驮运行李，由田间小径徒步前进，在灵石县未能找到落脚处，傍晚宿于县南张家庄的一处深宅大院。●9月1日，清晨参观村庄，上午继续徒步南行，深夜十一时方抵霍县城下，宿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传教士家。●9月2—3日，调查霍县城内火星圣母庙、太清观、东福昌寺、西福昌寺、文庙、县衙、北门外石桥铁牛、城南雁塔寺大殿及砖塔等。●9月4日，雨停，离开霍县徒步南行，傍晚抵达赵城，宿于另一传教士家。●9月5日，租用骡车东出赵城，可能先行至侯村调查了女娲庙，傍晚抵达广胜寺，宿于下寺。●9月6日，开始调查广胜上下二寺及明应王庙，调查约进行两日。●约9月9日，调查中镇庙及兴唐寺。返程又花了几天时间。●9月中旬，林徽因、梁思成与费氏夫妇告别，乘公共汽车北上太原，途中调查了晋祠，可能在逗留太原期间调查了永祚寺，最后返回北平。此次调查涉及古建筑众多，《纪略》中提到25处，其存废情况见表1。表1 《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提及古建筑存废情况一览表下文以1934年调查行程为线索，按峪道河磨坊、峪道河河谷、周边各县、南下及北返途中的顺序介绍各处建筑现状，并对相关人物、历史、地理信息作一补充。此次度假的目的地和调查的大本营—峪道河河谷位于汾阳西北部，西北-东南走向，由河流冲蚀黄土台地而成。河谷全长约10公里，平均宽度约300米，谷底是宽阔的河滩与蜿蜒的溪水，两岸杨树成林，间有泉眼分布，河湾处垦为农田，河谷两壁是夹杂着卵石层的黄土崖面，人们凿穴其上聚为村落，坡度较缓处建成梯田。河水发源于上游山麓的“马刨泉”，历代水利建设不断，泉水不仅灌溉农田，还引入汾阳城内供人饮用。峪道河汉魏时称“原公水”，曾是汾河的重要支流，河谷还是山西通往陕北的交通要道，终年车马不息。清末民初时，沿河筑有七八十座水力驱动的磨坊，号称“九十九盘磨”，是区域性的面粉加工与交易中心。1920年甘肃海原地震后，峪道河水量减少，不少磨坊停产改作他用，在山西传教的英美基督教会陆续购入、租赁了一部分磨坊并加以改造。到1925年，教会已拥有11座磨坊，分别用作：1座结核病院、1座医护住所、2座夏季会议代表住所、7座传教士个人别墅。1920年华北大旱，次年美国红十字会“以工代赈”在各地捐资兴建公路，其中一条从太原到汾阳（即旧太汾公路），又连接峪道河（图4）。得益于交通条件的改善，清凉宜人的峪道河河谷自1922年开始承办在华基督教会的夏季会议，每年参会代表达三百余人，峪道河遂成为继北戴河之后华北又一外国人避暑胜地。1934年夏天，费氏夫妇先期抵达峪道河度假，住在好友恒慕义的磨坊中。恒慕义是美国较早一批汉学家之一，1914年底来华，受聘美国公理会差会汾阳站负责教育事务，在教会内以通晓中国历史著称，1924年获燕京大学教职，1927年返美后出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1934年4月底，恒慕义以新身份回到中国，受到了北平文化界及在华美国汉学家的热烈欢迎。当时费正清正在北平居住，极有可能因此机会受到恒氏的赴晋度假邀请。费慰梅对恒慕义磨坊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假期结束后，费慰梅以梁思成、费正清所摄照片为素材制作了一本题为《山西夏日1934》（Shansi Summer1934）的纪念相册（以下简称纪念册）（图5）。在由胡劲草执导的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第一集中，费氏夫妇的女儿费赫莉（Holly C. Fairbank）在镜头前展示了纪念册，其中第二页的照片和配文记录了梁林初来峪道河的情景（图6）。纪念册有一幅磨坊的外景照片（图6中间一行照片右起第一幅），但较为模糊。幸而美国摄影家西德尼·甘博（Sydney D.Gamble）在1931年夏天造访峪道河时曾为灵泉磨拍下四张细节丰富的照片（图7～图10）：这是一座掩映在树林中的四合院，倒座房辟拱门，门上匾额墨书磨坊名称，门前是一条石砌堤堰，兼有栈道和长凳的功能。院内正房五间，厢房左右各三间。主人对磨坊的改造主要是在大门一侧沿倒座房及厢房向外加建了一条曲尺形走廊。对照纪念册中走廊室内的照片（图1，图6左下角）可知林徽因写作的桌子摆放在走廊转角侧面的第二扇窗下（图7），散文《窗子以外》开篇写到的情节——“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即在照片所示的场景中展开。![]()
图8 1931年西德尼 · 甘博摄灵泉磨组照之二图10 1931年西德尼 · 甘博摄灵泉磨组照之四遗憾的是，灵泉磨在战争中被日军拆毁。峪道河水利站原站长王成武曾在2007年全面调查了峪道河磨坊，其报告写道：“林泉磨，赵庄村泉子滩处。美国人恒慕义牧师（恒安石的父亲）改作别墅。”据赵庄村前书记李福贵指认，泉子滩在赵庄村村口，已干涸多年。恒慕义之子恒安石（A.W.Hummel Jr.,1920—2001）1981—1985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84年曾特意回到峪道河探访，据《山西日报》报道：“在别墅遗址前，八十一岁的老汉吕学恩同大使先生叙情话旧……当大使先生听吕老汉说到别墅前的一股泉水时，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情，‘对，叫灵泉，父亲多次告诉我，灵泉水甘甜清冽……’。”吕学恩1984年带领恒安石夫妇寻找磨坊遗址时随行村人甚夥，但如今大多说不清遗址的具体位置。2024年5月末，峪道河镇实施排水工程，沿路开挖沟槽埋设污水管。31日，在赵庄村泉子滩故址西北50米处发现了建筑遗址，施工的沟槽断面上暴露大量砖瓦堆积（图11），包括保存完好的一座券洞和一条涵洞（图12）。涵洞是水磨磨坊排出余水的特殊设施，因此该建筑极有可能是一座磨坊。6月7日，笔者赶赴现场，在村人王成杰的协助下对沟槽进行了调查测绘（图13，图14）。这处遗址是否为灵泉磨？笔者就此询问了赵庄村94岁老人李庆余，据李老先生回忆，灵泉磨遗址在新中国成立后修筑马路时部分压在路面以下，与遗址现状相符。至此，灵泉磨的位置得到确认，其遗址全貌仍有待考古发掘揭示。图14 污水管道沟槽东、西壁剖面图（为便于对照，西壁剖面倒转绘制）
以灵泉磨为中心，梁林与费氏夫妇步行或骑驴考察了峪道河河谷内的村落与寺庙。由于磨坊正当赵庄村（图15，图16）村口，梁林与村民颇有往来，林徽因在《窗子以外》中写道：“据说庆成王是永乐的弟弟，这赵庄村里的人都是他的后代。……雍正间诏命他们改姓，由姓朱改为姓吕，但是他们还有用二十字排行的方法，使得他们不会弄错他们是这一脉子孙。这样一来你就有点心跳了，昨天你雇来那打水洗衣服的不也是赵庄村来的，并且还姓吕！果然那土头土脑圆脸大眼的少年是个皇裔贵族，真是有失尊敬了。隔着一个窗子你还想明白多少事？昨天雇来吕姓倒水，今天又学洋鬼子东逛西逛，跑到下面养有鸡羊，上面挂有武魁匾额的人家，让他们用你不懂得的乡音招呼你吃茶，炕上坐，坐了半天出到门口，和那送客的女人周旋客气了一回，才恍然大悟，她就是替你倒脏水洗衣裳的吕姓王孙的妈，前晚上还送饼到你家来过!”从赵庄雇来的吕姓少年也出现在费慰梅制作的纪念册中（图17），照片下方标注的名字是Hsu-yuan。配文中称其为“明代王孙的后代”“新近的牧羊人”。据王成杰介绍，村中确有已过世的老人叫述元，在其帮助下笔者见到了吕述元的第五子吕学智（图18），吕学智称其祖父吕慕宽为外国传教士看守磨坊多年，其父吕述元1934年时17岁，曾为传教士放养山羊，正与费慰梅的记录相合。至于林徽因提到的“挂有武魁匾额的人家”，赵庄村中有一座俗称“旗杆院”的三进院住宅出过武举人，曾为吕氏所有，应即林徽因做客之处。
图17 《山西夏日 1934》纪念册照片中的吕述元（右一）峪道河河谷中梁林造访过的寺庙有神头的龙王庙（润济侯祠）、赵庄村东边的实际寺、北边的龙天庙、南边的关帝庙，后沟村的华严庵玲珑塔等。《纪略》开篇着重介绍了龙天庙，林徽因称之为山西南部小型庙宇的典型。经桑沟村人马骏骞老先生指认，龙天庙位于下金庄村对面的土崖边缘（图19），崖下土坡原本遍植柏树，故称柏树坡。河谷西崖是背阴面，不宜凿穴居住，却是建寺立庙的好地段，《纪略》写道：“龙天庙在西岩上，庙南向，其东边立面，厢庑后背，钟楼及围墙，成一长线剪影，隔溪居高临下，隐约白杨间。在斜阳掩映之中，最能引起沿溪行人的兴趣。……谷中外人三十年来不识其名，但据这种印象，称这庙做‘落日庙’并非无因的。”纪念册第二页（图6）右上角的照片正是龙天庙远景（图20），经实地调查可知拍摄位置在下金庄村内（图21）。龙天庙目前仅存一座土台（图22，图23），台东侧边缘被人民公社化时期兴建的水渠斜切去一部分。据马骏骞回忆，龙天庙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纵火烧毁，日后又渐次被拆。①图15拍摄位置；②图20拍摄位置；③图30拍摄位置；④图42拍摄位置；⑤图44拍摄位置《纪略》一笔带过的另外三座小庙“龙王庙”、实际寺和关帝庙命运不尽相同。据地方志，神头的“龙王庙”供奉的是马刨神泉故事的虚构主人公、北宋宣和元年封润济侯的贺虏将军，故名“润济侯祠”。以润济侯祠为中心，神头原有一大片道教祠宇（图24），还有众多参天合抱的古树。据马骏骞介绍，神头的庙群被日军付之一炬，其残构与古树又在“文革”期间被破坏。殿前曾树立北宋崇宁五年（1106）的《永泽庙记》碑——即《纪略》所云“拓黑了的宋碑”，现已不知所踪，如今泉池上的小殿系新作。赵庄东面半山腰上的实际寺就在灵泉磨上方（图19），万历《汾州府志》云其“楼阁悬构，水竹穿绕，谷中之寺此为最胜”，实际寺的基址是在倾斜的土坡上挖出的南北两处大面阔小进深的平地，形成相连的南北两院，北院为殿宇，南院为僧房，因为依山崖而建，故有“楼阁悬构”之谓。1935年夏天在峪道河度假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曾从高处摄得寺之一角（图25），可知其殿宇平行布置而高下不同，钟鼓楼结合垂直崖壁设置，整体布局颇为巧妙。“水竹穿绕”指的是灵泉涌出之处曾有一片竹林，第七代庆成王《实际寺》诗有“野花当日笑，修竹傍溪栽”之语。如今灵泉干涸，寺址只余荒草瓦砾和残窑数孔，寺前高架铁路桥凌空而过（图26）。赵庄村中有实际寺残碑一截，知其曾重修于元至正间、明嘉靖间。赵庄关帝庙建在村南土崖边缘，因殿内塑文武关公像两尊，俗称双关老爷庙。《纪略》称其“几经修建，式样混杂，别有趣味”（图27，图28）。据寺内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碑记，“正中是古殿三楹……前造献食棚一间，左有法堂，右有牛王、马王、虸蚄殿，两□是钟鼓楼，下面是歌舞台，东西两廊并住持□居，禅屋俱全……”。对比《纪略》所录龙天庙乾隆十二年（1747）重增修碑记，可知本地此类小型庙宇布局完备于乾隆前期。关帝庙因曾改作小学而存正殿、牛王殿，成为《纪略》提到峪道河诸寺庙中唯一幸存者，近年由汾阳市文旅局出资重修一新。《纪略》中未提到，但梁林考察过的峪道河寺庙还有后沟村华严庵玲珑塔，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收藏的晋汾调查照片中即有玲珑塔照片两幅。后沟在赵庄西北2公里，位于与峪道河河谷相邻的另一条冲沟内。华严庵建于半山腰，据寺内碑刻，庵创建于万历年间，天启间建七层砖塔一座，今俗称玲珑塔。如今寺址仅存一塔与数孔窑洞。值得一提的是，纪念册扉页上的一幅小画（图29）颇可作为林徽因笔下峪道河景观的图解：“此带山势和缓，平趋连接汾河东西区域；远望绵山峰峦，竟似天外烟霞；但傍晚时，默立高处，实不竟古原夕阳之感。近山各处全是赤土山级，层层平削，像是出自人工；农民多辟洞‘穴居’，耕种其上。麦黍赤土，红绿相间成横层，每级土崖上所辟各穴，远望似平列桥洞，景物自成一种特殊风趣。沿溪白杨丛中，点缀土筑平屋小院及磨坊，更显错落可爱。”拉铁摩尔曾从实际寺上方的山冈向南拍下一幅关帝庙的远景，眺望远处的绵山和梯田的视角与此画几乎相同（图30）。图29 《山西夏日 1934》纪念册扉页上的峪道河小影20世纪20年代修筑的太汾公路笔直地从田间穿过，梁思成和林徽因早已养成了乘车时透过窗子观察沿途建筑的习惯，汾阳、文水、孝义三县的几座寺庙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调查过峪道河谷后，他们开始租用教会汽车前往公路沿线上那些来时就已选定的目标。杏花村国宁寺位于杏花村东堡内西南隅，公路从堡外南面经过，“由公路上可以望见”。其大殿因前檐倾圮而暴露的檐檩远望像是石刻与壁画中唐代建筑的重楣，引起了梁林“绝大的兴趣”，但可惜只是个“奢侈的误会”。国宁寺下檐斗栱未置于柱头之上，“做法错谬”，然而其柱头卷杀浑圆，倒是因袭了唐构的形象（见《纪略》图版六汾阳杏花村国宁寺正殿斗栱）。《纪略》借此评论山西明代建筑“斗栱布置或仍古制，或变幻织巧，陆离光怪”。据杏花村人、汾阳中学教师杨宏山介绍，国宁寺大殿在抗日战争期间遭到重创，随后又因占寺办小学陆续遭拆毁，现寺址上是一片厂房。
大相村崇胜寺位于村北门内，公路上可见其大殿，寺院凭借规模宏大跻身《纪略》所云“重要”之列。崇胜寺主体20世纪60—70年代被毁，目前仅存斋房院一进（图31，图32），被《纪略》记为民居。寺中最宝贵的“极品”北齐天保三年（552）造像碑（图33）曾断成数截，修复后现存汾阳市博物馆。造型艺术上，天保碑的螭首样式（图34）在北魏末年成熟于洛阳，北齐立国前后经邺城—晋阳间交通传至晋中。其特点是以浅浮雕“压平”的方式维持碑首与碑身整体的平面感，依靠轮廓边缘的光影而非体量来凸显轮廓。这种风格转瞬即逝，至天保末期，邺城地区的螭首碑已倾向于使用华丽的高浮雕。不仅如此，天保碑同时见证了一个家族的漫长定居史，大相、小相村之“相”指复姓“相里”，天保碑题名多见相里氏，唐代相里氏与文水的武后家族有姻，五代则有相里金官至节度使。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感慨相里家族“至今千有余年而裔孙犹居于此，不独晋俗淳朴，而山谷之险犹足以自保，故能累代不迁”。艺术迁变之速与血缘维系之久集于一身，也难怪面对这“村里的宝贝”，“古怪的来客”和老乡们要“一齐骄傲起来”。小相村灵岩寺位于村北。此村规模远超大相村（俗语云“大相不大，小相不小”），从公路到寺塔下还有近1公里。那座“可作冀晋两省一种晚明砖塔代表”的药师七佛多宝塔尚巍然屹立，最后一进院中的水陆楼现存一层的窑洞，窑前新建了琉璃雨搭。天王殿气象堂皇的废墟做了宅基，前殿“铸工极精”的三座铁佛也早已不见。按《纪略》，1934年时灵岩寺就已颓败了三十余载。梁林一行来到灵岩寺秀挺的砖塔前时已近日落，面对夕阳下的荒凉气象，林徽因写道：“……再后当为正殿址，背景里楼塔愈迫近，更有铁佛三尊，趺坐慈静如前，东首一尊且低头前伛，现悯恻垂注之情。此时远山晚晴，天空如宇，两址反不殿而殿，严肃丽都，不借梁栋丹青，朝拜者亦更沉默虔敬，不由自主了。”这段话是《纪略》中最精彩的描写之一，展现了林徽因宏阔深远的空间观念和对偶然天成的建筑氛围的敏感：铁佛虽失去了殿屋覆盖，但仍保持着三尊像的阵势，在傍晚从身侧平射而来的柔和光线中，躯体更显庄严神秘，加上自身超人的尺度，竟能以天空为宇，大地为坛，远山作屏，夕阳成妆——天地自然由此与建筑为一，当废墟与完璧的界限被打破，无常与永恒的分别也就不再重要（图35）——大哉，徽音！更让人屏息心跳的是，在那一刻，林徽因并未止于对废墟的观想，她走向东首那尊前伛低头的佛像，轻抚其膝，仰头对视（图36），这是谙熟戏剧与舞台设计之道的林徽因的另一种“不由自主”，也是她时刻在场的主体的创造。关于当时情景，费慰梅在纪念册中这样写道：“我们一边坐在阴凉处，看者佛像身上光影的变化，一边听徽因朗朗出声翻译碑文……说话间，徽因突然起身走向一尊大佛，她要向佛祖请教有关真理与永恒的问题，看着她在那里和佛祖低语交流，待她返回，徽因却笑而不语——她不能告诉我们大佛究竟向她透露了什么！”文水文庙位于县城十字西街北侧，近西门，太汾公路正从文水城西门外经过。文水旧城在北宋元丰年间浸毁于洪水，新城择山前高亢处而建。文庙的选址舍弃了常见的城池东南隅，依高而立，与县衙毗邻，可见主事者对水患心有余悸。《纪略》中的元符三年（1100）县学进士碑，应即新城文庙落成时所立。如今文庙的遗物只剩下泮池旁的两株古柏立在“市政广场”上。文水开栅（方言读作keisi）镇位于文水城北9公里的山麓，是一座商业市镇，太汾公路沿山麓从村北经过，圣母庙在镇之西北，公路在其西墙外向南折行。圣母庙虽是元构，但仍具宋风，颇为梁思成珍视，被列入其编制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今庙址为开栅镇中学操场，仍存古槐一株，《纪略》云“院内古树合抱，浓荫四布”，此树即其一也。孝义吴屯村（今梧桐村）东岳庙位于村东门外，1934年时已作为学校使用，如今了无痕迹。东岳庙也有像开栅圣母庙那样前突的抱厦，却因屋顶琉璃装饰过于繁缛而并无优雅的宋画意象。林徽因将其屋顶比喻为满头花钗的回门新娘，形象之极。吴屯在从汾阳经孝义到介休的必经之路上，梁林与费氏既曾先行乘车来此调查，后又在南下赵城途中夜宿此庙，林徽因写道：“我们夜宿廊下，仰首静观檐底黑影，看凉月出没云底，星斗时现时隐，人工自然，悠然溶合入梦，滋味深长。”亦《纪略》动人至深之语。从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保存的照片看，梁林还考察了汾阳县城东南隅的县文庙和东关的天宁寺。县文庙是金元以来汾州文庙所在，然其建筑仅为清代之物。东关天宁寺是汾州古刹，新中国成立初只剩一座形貌矮小鄙陋的七层六角砖塔。两处建筑空有年代的久远，想必令梁林失望。天宁寺塔1974年被拆除，文庙的废墟之上则建为师范学校。
启程南下赵城的首日，四人就因雨潦困阻孝义吴屯村。次日渡汾河，傍晚方抵介休，费慰梅回忆介休城内几座寺庙“令人失望”，晋商的深宅大院给四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未及详查。从介休前往赵城要穿过汾河中游的峡谷，峡谷首尾稍宽，中间一段极狭，称作“雀鼠谷”，谓谷之险仅容雀鼠通过。1934年南同蒲铁路炸山修筑多集中在此段（图37），据费慰梅回忆，四人将行李用人力车拖运，徒步穿越山谷，林徽因在1936年写给费慰梅的信中也说当时他们“踩着烂泥到灵石去”。四人在灵石张家庄过夜，次日又经过一整天的跋涉，终于在临近午夜时抵达霍县城下。在霍县停留的两天，四人对城内外建筑进行了调查。《纪略》介绍的北门大石桥与铁牛、太清观、火星圣母庙、西福昌寺、文庙均已不存，惟东福昌寺（祝圣寺）与县署大堂尚在。北门石桥下的北涧河断流已久，铁牛不知去向，石桥面目全非。火星圣母庙被毁后因香火旺盛而得重建，庙内有一座龟趺还是古物。太清观所在的夯土高台上疑为霍县明以前旧城墙，今殿宇无迹，高台犹存。《纪略》未曾提及，但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他们还调查了城南山冈上的雁塔寺，如今殿废塔存，寺庙改作烈士陵园。东福昌寺隐藏在霍县城东西大街的店铺之后，从一条僻静巷子辗转可达。如今其正殿失去了两朵殿及围廊转角处的坡顶，脱下了七开间歇山的外衣，现出了五开间悬山的原形，不过前檐仍保留着已经“断臂”的围廊（图38，图39）。后殿三开间歇山顶，柱高越间广，前后檐及两山斗栱均齐无简省，补间斗栱一朵，正面心间出斜栱，前檐依样画葫芦添设雨搭，改变了开间高广比例。后殿本身虽是元建明修，但与山西各处五代以来中小寺庙正殿的规模形象类似，想必是在元代寺庙的整体重修中退居二线，让位给五开间悬山顶的“正殿”了。寺内的北魏石刻和唐代经幢不见踪影，前院西墙下倒伏着崇祯六年（1633）的重修地藏药王殿碑，地藏殿即后殿，从碑文可知其雨搭与东西窑洞耳房皆此次重修所建。沿东西大街继续向东百余米，霍州署的牌坊及城楼映入眼帘，仪门内壁镶嵌数块嘉靖朝的水例碑，仪门内即大堂前院，居中为高而长的甬道，中间立牌坊一座。院东南角陈列碑刻十数通，以从文庙移来的元大德十一年（1307）“加封孔子大成诰”碑最引人瞩目。县府大堂基本保留了90年前梁林所见的特征，只是新墁的地面覆盖了覆莲柱础。堂内四壁嵌碑石数块，后壁一块记大朝丁酉年（1237）程荣修缮霍州城池廨署之事，是霍州城市史的重要材料，西壁一块记大德七年（1303）地震后重建公宇，今县署大堂即建于当时。四人离开霍县时已雨过天晴，虽然依旧步行，但前往赵城的路愉快了许多。赵城规模较小，城内寺观不多。东门外侯村女娲庙，《纪略》引道光《赵城县志》以为唐构，梁林抱着绝大的希望前往调查，但庙内建筑不过是元明之物。这些建筑如今皆已不存，原以碑亭覆盖的宋开宝六年（973）碑、元至元十四年（1277）碑以及众多明清碑石尚在。赵城与洪洞都在汾河东岸，二城与广胜寺间的三角形平原沟渠纵横，流水蜿蜒。霍泉发源于霍山脚下，方镜般泉池的一角至今还不知疲倦地腾涌着气泡，与晋祠三泉幽暗的秘境相比，霍泉敞亮而直观，十一根铁柱严格地等距排列，一刻不歇地将霍山的馈赠分成十份，三份送往洪洞，七份供给赵城，形成南北两渠分灌两县土地。其北渠又分两枝，一枝南流合于南渠，一枝沿着从霍州南面延伸而来的黄土台地边缘流淌，串珠似地连起了坐落于半坡上的山庄村落。霍泉泉池北面正对的就是广胜下寺，东道主水神明应王则避居宾位。“明应”是宋徽宗赐予霍山神山阳侯长子的封号，又不知何时取得了王位。当地对霍山山神的祭祀源远流长，直到佛教传入打破了地方信仰的格局。明应王殿壁画中除了最著名的戏剧图，其东壁南上角绘古广胜上寺（图40），南壁西上部绘霍泉玉渊亭，恰与二者方位相符，仿佛古代盛景穿透了墙壁。广胜上下二寺的多数殿宇和明应王殿皆为元代大德七年（1303）地震后短时间内重建，殿宇结构巧妙，善用大昂，梁思成认为其保留了更古老时代建筑的手法。上寺的飞虹塔塔身遍覆琉璃，是远近四五十里肉眼可见的地标（图41），传说“春夏间夜有光如火，自塔尖出，朗朗照人”，佛光普照与霍泉涌出形成了空间上的互文。广胜寺虽然没有期望中的唐、宋建筑，但完整的元代建筑群也算得上是四人三百余里艰难跋涉的“奖赏”。离开广胜寺后，四人前往县志所言位于霍山中唐贞观元年（627）建的兴唐寺，费尽周折，几无所获，只有附近早不过元代的中镇庙正殿“可以略略研究”。兴唐寺系民国9年（1920）重修，故梁林看到“除却几座清式的小殿外，还加洋式门面等等”。中镇庙经历代修葺，旧日规模宏敞，碑碣林立，如今只有洪武碑尚完，余碑破碎，更无建筑孑遗。在回程之前，梁林未如期望那样找到唐、宋早期木构建筑，因此在来晋之初，从太原到汾阳的汽车路上远远望见的晋祠圣母殿也就成了最后的希望。幸而这个希望并未落空，甚至一进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他们的“惊喜愉悦，过于初时的期望”。晋汾之行本已足够戏剧，晋祠的发现则是一个完美结局。彼时往来参观晋祠的中外旅行者不在少数，但多以周柏唐槐、宋金铁人或太宗御碑为奇珍，对圣母殿却视若常物，可见建筑艺术的珍宝非以专业的慧眼不能识。圣母殿整体已发宋式醇和的先声，局部犹不失北朝及唐的豪劲。圣母与侍女的群像人性充盈，其风华在本地的塑像创作中一直延续至明代。总体布局上，各路神圣、不同时代的大小庙宇沿曲折的渠道环形展开，不受轴线的约束，又一统于圣母殿巨构的体量，颇有希腊式的趣味，诚为三晋之大观。林徽因评价晋祠“兼有开敞堂皇的局面和曲折深邃的雅趣”，堪称晋祠的建筑指南。很可能是在太原逗留的最后一天，梁林调查了永祚寺双塔及无梁殿。或许是万历朝无梁殿的立面设计过于“文艺复兴”，《纪略》提出了明清砖拱券建筑的兴起与耶稣会士来华有何关系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虽然永祚寺无量殿的蓝本实际上来自五台山显通寺，但在20世纪上半叶就进行如此跨文化的建筑比较非熟谙西方建筑史的梁林不能为之。根据费慰梅一页打字机手稿的记录，梁思成在来到峪道河的第一天就沿着溪流拍摄两岸的磨坊和窑洞民居，加上此后旬月之内起居生活的亲身体验，梁林对山西民居印象颇深，在《纪略》中单辟一节予以概述。《纪略》图版中有民居照片13张，纪念册中也有部分民居照片，但均未注明具体地点。依据《纪略》和相关文献提供的蛛丝马迹，参照照片中呈现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山形山势，笔者对其中部分照片的拍摄地点进行了考证。首先是土窑，纪念册中一幅远景的土窑村落照片（图42），通过山形可断定为下金庄村，经现场对照（图43），可确认拍摄位置在龙天庙。图42 《山西夏日1934》纪念册二页土窑村落远眺其次是砖窑，《纪略》图版二十六乙照片中林徽因在某宅院屋顶女儿墙上站立，手扶烟囱（图44），屋顶山面有一缺口可通邻院，颇为特别。通过无人机航拍，笔者在赵庄村内东南找到了这两座东西并列的宅院，两院俗称“大门院”“二门院”，曾属吕氏所有，今为武氏所居，宅院保存完好，新旧照片几可重合（图45），远山楼阁依旧，而斯人已逝，不胜感慨。再次是磨坊，林徽因在《窗子以外》中提到他们曾参观灵泉磨上游的“庆和义”磨坊：“四个乡下人这时候当已到了上流庆和义磨坊前面。昨天那里磨坊的伙计很好笑的满脸挂着面粉，让你看着磨坊的构造；坊下的木轮，屋里旋转着的石碾，又在高低的院落里，来回看你所不经见的农具在日影下列着。院中一棵老槐一丛鲜艳的杂花一条曲曲折折引水的沟渠，伙计和气的伴着说闲话。”《纪略》图版二十七甲、乙、丙三幅照片所示的磨坊从外立面到内院皆为不对称布局。甲为其正门外景，乙为进门后在较低地坪所见厢房（图46），可见曲折的明沟水渠，丙为在较高地坪所见正房。三张照片，尤其是图乙所示的空间虽是内向封闭的院落，然而房屋错落，溪流蜿蜒，草木葳蕤，竟有乡野小径混杂着城镇街道的意味。据王成武的调查，“庆和义”磨坊（王文记作“义和庆”）位于桑沟村书记杨景全家前（图19），早年被毁。“庆和义”磨坊位于龙天庙与下金庄之间，是梁林细致考察过的仍在运转的磨坊。再加上《窗子以外》中的记述与《纪略》中的照片颇为契合，因此这三张照片拍摄的很可能就是“庆和义”磨坊。图46 《纪略》图版二十七乙“峪道河磨坊院内（其一）值得一提的是，峪道河河谷内尚存三座磨坊，分别是李家沟的“七盘磨”（七为编号），现为民宅；赵庄村的“柏树磨”，一直沿用到人民公社化时期，后废弃，目前正在修缮；上金庄村的“石窝轮磨”，现为村民乔世民所有，又称乔世民磨。“七盘磨”院内鸡飞狗跳，芜杂混乱，但外部维持了旧日的严整与体面（图47）。柏树磨原先正房主体已垮塌，仅存两山墙，近期修缮中重建了前后檐墙，清理了磨轮窝（图48，图49）。“石窝轮磨”建在上游金庄村附近裸露的基岩上，其磨轮窝亦于基岩上开凿，磨坊东侧临水的山体被石墙包砌，留出水口，余水由此排出，磨坊正房前部虽然坍塌，但整体格局及周边环境保存尚好（图50）。梁林与费氏夫妇在南下调查途中大多暂住庙宇、旅店和传教士的住宅，但在灵石张家庄曾在晋商大院中留宿，《纪略》将其归入“山庄财主的住房”之列，据费慰梅回忆：“那一晚我们就睡在一处令人羡慕的深宅大院的二楼房间里。房间的北侧敞向一座私家花园，门则向南通往阳台，从那里可以俯视内院的雕梁画栋。”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张家庄村内现存最雄伟的宅院是杨家大院，大院坐西朝东，共三进，最里一进正厢房皆为两层（图51），其北厢第二层面阔三间，一间为楼梯与小门厅，其余两间打通为卧室（图52）。卧室北墙辟拱窗下瞰跨院，南墙安木门窗俯临内庭，与费慰梅的记录相符。《纪略》中的山西民居一节在民居研究学术史上意义非凡。其分类不拘泥于字面的定义，村口门楼这样的纪念物与水磨磨坊这样的生产设施也被包括在内。文中对黄土窑洞保温、通风、结构方面的优劣一语中的，对地面砖拱窑洞起因的解释亦能服人。关于住宅的部分又以北京四合院作为参照，精准地概括了山西民居院落的布局特点，对山村民居“最善利用地势”与“权衡适宜”，对城市民居“狭长的一条”与“内秀外雄”的描述恰如其分。《纪略》这段文字既是山西民居研究的起点，同时几乎搭建起了后来民居研究的基本框架。
1934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对山西中南部古建筑的调查基于当时正在梳理的中国建筑整体风格的纵向演变，对某一地域的实例展开横向观察。虽然此行意在寻找唐代建筑遗存，但调查中未局限于大型木构，而是对山水、城镇、官署、寺观、村落、民居等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发现了山西古代建筑的复古特征，建筑的时代性与地域性问题也随之呼之欲出。《纪略》作为调查报告，融合了传统文人游记与近代科学报告的特点，行文以观者主体视角出发，时而步移景异，时而停驻凝视，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体现了建筑观察中林徽因“诗人之眼”和梁思成“哲匠之眼”的珠联璧合。字里行间，林徽因感知建筑环境、色彩、氛围、性格之敏锐与细腻令人叹服。对林徽因个人而言，晋汾之行不仅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田野调查，更是她从家庭生活琐事中暂时解脱的机会。《窗子以外》文中以低沉的语调描写了在北平了无生气的城市日常，窗子是一种禁锢。来到峪道河后，悠然淳朴的乡村生活立刻将北平的沉闷一扫而光，窗子又成了一种反差下的隔膜。但在《山西通信》中，林徽因的快乐是那样纯粹，没有任何踌躇和迟疑：“我乐时就高兴的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那一个林子，那一个村落里去！我感觉到一种平坦，竟许是辽阔，和地面恰恰平行着舒展开来，感觉的最边沿的边沿，和大地的边沿，永远赛着向前伸……”也正是这种全然打开的知觉，为读者留下了《纪略》中那些动人的文字。愉悦之后，林徽因踏上了南下赵城的艰难旅途，不幸的是，穿越灵石的跋涉几乎是命运的预告：1937年7月确认佛光寺是唐代建筑后“七七事变”爆发，当年九月林徽因与家人离开北平南下，辗转长沙时险些在轰炸中丧命，来到昆明刚刚安顿好又再次迁往李庄，当时林的健康状况恶化，抗日战争胜利后也未能完全恢复。而在峪道河的美好时光（图53），与费慰梅的亲密友谊，成为林徽因重要的生命动力——1942年，困顿之中的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回想起了1934年8月的夏天（图54）：“你是我生命中最出乎意料的天使。我依旧觉得峪道河的日子是我此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图53 “无忧无虑”（carefree）的林徽因在峪道河[在本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晋汾父老的鼎力协助：峪道河镇桑沟村人马骏骞、赵庄村人岳如松、李庆余三位九旬老人提供了珍贵的口述材料；汾阳市文旅局副局长师高星，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首席文化专家王涛，汾阳市博物馆馆长孔令海，汾阳市文保中心主任王元文，汾阳市太和桥街道党工委书记郭兆杰，汾阳市峪道河镇党委书记李渊鑫，赵庄村原书记李福贵，西岩村（由赵庄、后沟村合并）书记尚通海，神泉村（由上金庄、桑沟、下金庄、王盛庄合并）书记杨景全，大相村书记相里宏武，小相村护国灵岩寺主持悲传师傅，汾阳中学教师杨宏山，赵庄村村民王成杰、王成武、武兆生、吕学智，以及友人许占宇、王焜、郭兆军、韩东艳、张汉霄、田健鹏等为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帮助。同时，本文写作得到了于葵、刘东洋、李路珂、林晓丹、胡劲草及《建筑史学刊》三位匿名审稿专家的鼓励与指导，相关史料的搜集、考证得到了《建筑史学刊》编辑部主任杨澍博士的大力帮助。另外，哈佛大学档案馆授权本文刊登林徽因致费慰梅信件的摘抄稿。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党晟，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研究。 丁垚，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3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党晟，丁垚. 晋汾后记：林徽因、梁思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研究[J]//建筑史学刊，2024，5（3）：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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