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朴世禺：存世清代样式房大木木样述略
文摘
文化
2024-11-12 18:18
北京
文章聚焦长期以来被掩盖在样式房烫样光芒下的另一种古代建筑模型——大木木样，梳理现知五具存世大木木样并确定所关联建筑。结合相关文献，推测各大木木样的制作时间及制作目标。在此基础上，尝试说明大木木样与烫样之间的互补关系，及大木木样所具有的研究意义。
0 绪论：木样的历史
1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样式房大木木样
2 国家博物馆藏清代样式房大木木样
3 结语：大木木样的意义与价值
大规模建造舟船与建筑之前，工匠常制作模型以推敲空间、研究结构、计算用料。在古代这些模型亦称小样。关于建筑模型的记载最早可溯至北魏。《魏书》云：“少游又为太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共参之。”明确的建筑木样文献记录最早可溯至隋代。《隋书·礼仪志》记载，隋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宋《玉壶清话》卷二有一则关于开宝寺木塔模型的故事：“郭忠恕画殿阁重复之状，梓人较之，毫厘无差。太宗闻其名，诏授监丞。将建开宝寺塔，浙匠喻皓料一十三层，郭以所造小样末底一级折而计之，至上层余一尺五寸，杀收不得。谓皓曰：‘宜审之。’皓因数夕不寐，以尺较之，果如其言。黎明，叩其门，长跪以谢。”较早的实物，则可见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藏“宋代建筑小样”。该样制作精细，工艺水平高超，堪称早期小木作精品。使用木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清代。《梁九传》记载：“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有老工师梁九者董匠作，年七十余矣。自前代及本朝初年，大内兴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制木殿一区，献于尚书所，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逾数尺许，而四阿重室，规模悉具，殆绝技也。”乾隆元年（1736）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将做得仙楼木样一座”的记录；国家图书馆样式雷图档366-0211包《堂谕档普祥峪普陀峪纪事》中亦记载了清末一则制作木样的信息：“英大人、景大人意思要遵照孝东陵大殿，龙凤石要照孝东陵花样。景大人谕：画孝东陵大殿地盘样，呈递。英大人又叫天恩做孝东陵大木样。”此处对孝东陵进行勘察测绘并制作木样，是为了给定东陵的建设方案提供研究范本。从已知现存实例看，木样可大概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纸木结合样”，即使用木材表现结构、装修、家具，同时辅以纸板烫胎或裹纸表达彩画形制。因其中烫样做法占视觉主导地位，长期以来该样被划归烫样范畴，如地安门烫样、长春宫暖棚烫样、无名喜棚烫样等。另一种模型为纯木制，表面较少装饰，主要用于表现大木构造。该样虽长期与烫样同时出现，但因其极少使用合牌烫胎技术，故常被称为“模型”“木制模型”。根据档案名称，此类模型或可称为“大木样”。为与部分亦被称为“大木样”的大木图样E加以区分，本文将其称为“大木木样”。下文即根据上述“大木木样”内涵，梳理现存清代样式房大木木样的具体情况。在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库房中，有“天坛祈年殿模型”（文物号：资古建00000745，图1）及木制“宫殿建筑‘模型’”（文物号：资古建0000727，图2）各一具。“天坛祈年殿模型”最大直径650毫米，高710毫米，木制，内容为祈年殿大木构架，分体式制作，可拆分查看。各构件上贴黄签，签上标注构件名称及尺寸。“宫殿建筑‘模型’”整体尺寸约510毫米×315毫米×370毫米，内容为某重檐歇山殿宇局部二间大木构架。各构件亦贴黄签，标注构件名称及部分构件尺寸。模型地盘上绘制建筑外围布局。因该模型无名称贴签，一直以来未能确认对应建筑与制作年代，故定名“宫殿建筑‘模型’”。根据相关档案，此二“模型”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烫样为同批文物，接收自国立北平图书馆。查1934年金勋编《北平图书馆藏样式雷制圆明园及其他各处烫样》，有“天坛”及“大内宫殿建筑模型剖面”记录，具体内容为“天坛，四寸样。一具，东西一尺九寸，南北一尺九寸。——老样。（？）”及“大内宫殿建筑模型剖面，二寸样。一具。东西九寸，南北一尺四寸。大木架”，可与实物相对应。“宫殿建筑‘模型’”现定名中删去金勋所编“大内”字样，是因其所表现的大木结构形制与紫禁城中任何一座殿宇的构架都难以完全对应，可知或并非为“大内”建筑所作。继续向前追溯，似可在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册的《社事纪要》中得到线索。在纪要第二条——“建议购存宫苑陵墓之模型图样”中，记“本年五月因样房雷旧存之宫殿苑囿陵墓各项模型图样，四出求售，有流出国外及零星散佚之虞。及朱先生乃建议于文化基金会设法筹款，旋由北平图书馆购存，先行着手整理，将来供本社之研究”，可与该批烫样、模型来历相对应。后附模型图样列表中，有“大殿木架构造模型一份”的记录，似与此“宫殿建筑‘模型’”所指相同。该列表“系就各介绍人交来雷氏藏品目录略加排比所作”，对各烫样、模型进行了分类排序，其顺序大致为：圆明园、大内、三海在前，陵寝在后；图在前，模型在后。而“大殿木架构造模型一份”在列表中出现于“宝顶券模型一份”等陵寝类模型之后、“丫髻山宫殿做法”图档之前，可见彼时朱启钤等人也认为其不属于大内，或有属于某陵寝之可能。此二“模型”与清宫烫样来源相同，且以木材表现建筑大木结构，当属于清代大木木样。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此二木样究竟制于何时？缘何所做？“宫殿建筑‘模型’”所对应的建筑具体位于何处？天坛祈年殿木样（图3～图8）制作信息较为清晰。据历史档案，祈年殿自永乐年建成（名大祀殿）又经嘉靖年重建（名大享殿）后，于清代经历过两次较大的修缮工程。其一为乾隆十五年（1785）大享殿地面砖材置换与瓦顶颜色更改，同时最终更名为祈年殿，但此次工程未对大木构件作大规模干预；第二次则是光绪十五年（1889）祈年殿遭受雷击后的重建活动。因该木样始终同诸多清代样式房烫样共同流转，当非明代制作，故推测其大概率为光绪十五年（1889）祈年殿遭雷击后为重建工程所制。祈年殿雷击火起及救火的经过可见于《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丁酉，天坛祈年殿灾。己亥，奎润等奏：“本月二十四日，据天坛奉祀刘世印呈报：‘是日，申刻雷雨交作，瞥见祈年殿匾额被雷击落，陡然火起……’臣等即率同司员，驰赴天坛……火已燎垣，无从措手。祈年殿后为皇乾殿……臣等……极力救护，幸神牌龛座及陈设一切皆安善。并抢护祈年殿宝座八座，祭器多件。随即扑灭祈年殿余烬，并未延及它处。讯据值班坛户火起情由，佥称雷雨之际，忽见祈年殿前檐烟焰烘腾，即时火起，并无别故……”灾后情形于礼部九月戊申折报中亦有记录：“……天坛祈年殿被雷火延烧……臣等连日前往查看延烧情形，瓦木均各无存，灰土堆积甚厚。恭查殿内正位原有石台一座，上面木栏杆并前面石阶三出陛各五级，东西配位石台各统一阶，其地平原系青石围墁，均经烧裂，多有酥碱……”可见，祈年殿于灾后仅存台基，瓦木损毁殆尽，无修缮可能，只能考虑原位重建。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录了这样一段重建过程：“光绪己丑八月大雨，雷，天坛祈年殿灾，一昼一夜始息，诏群臣修省。于是议重建，而《会典》无图，且不载其崇卑之制，工部无凭勘估，搜之《明会典》亦不得，乃集工师询之。有曾与于小修之役者，知其约略，以其言绘图进呈，制始定。至丙申乃毕工。”实际上，在《万历重修大明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文献中，均有天坛总图、大享殿图等关于祈年殿的图像记录（图9），《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坛庙规制”中对原名大享殿的祈年殿各部分形制亦有详细的描述。可见，震钧所书“《会典》无图，且不载其崇卑之制”一句并不属实。图9 《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万历重修大明会典》中所绘祈年殿（大享殿）形象查震钧生平，其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议祈年殿重建一事时方做官不久，且供职于礼部，对工部搜集资料的详细过程未必能全盘准确掌握。根据《天咫偶闻》书后震钧题“……然世居京师，习闻琐事，可以绳梦华、梦粱二录之前踪者，自乙未以来，信手条记，凡得若干，置之箧中，未暇整比。今夏伏处江干，日长无事，依类条次都为一编。缘述小闻，书名天咫。追溯旧事，不异玉堂天上之嗟……”，可见该事大有出于耳闻的可能，故此处亦极有可能是为增强重建过程之戏剧性而作出的“文学渲染”。但“以其言绘图进呈，制始定”一事，却可能并非杜撰——《会典》之图文，更多指向形制而非具体做法。工师所呈之图为工程图样，用以确定各处设计。但二维图样终有其局限性，对祈年殿这类大规模圆形平面建筑更是如此——不同于常见的矩形平面建筑，仅凭图样难以对圆形建筑做法及工料进行有效估计。故此时制木样，能够更为直观地了解重建时将面临的技术问题，亦可使算房估工算料更为准确。因“宫殿建筑‘模型’”大木木样为殿宇局部，仅有两间信息，难以确认建筑总间数，且木样中斗栱层用木板代替，未表现具体攒数与跳数（图10～图13），故仅能通过大木架形式及历史档案尝试进行比对辨认。此木样殿身两间，下檐亦为两间，殿身与下檐开间不对位。上下檐十一檩式重檐歇山做法，殿身九檩，钻金柱直抵七架梁下皮，使插金做法构成九架梁，九架梁上帖“九架接尾梁”签，九架梁下可见随梁及天花梁。综合以上构架形式及地盘信息，结合前述中国营造学社的模型分类逻辑，可初步判断该大木木样为清代某陵隆恩殿木样。根据柱网——尤其角柱处——的排布规律，查与此地盘及结构形式对应者，有裕陵隆恩殿、定陵隆恩殿、惠陵隆恩殿及崇陵隆恩殿四处。再查此四陵隆恩殿尺寸，可知定陵、惠陵及崇陵檐柱高均为一丈六尺五寸，裕陵隆恩殿檐柱高近一丈七尺五寸，而木样檐柱黄签所注檐柱高为一丈六尺，故可将裕陵隆恩殿排除（图14）。接下来需判断该隆恩殿大木木样到底属于定陵、惠陵还是崇陵。该木样仅制作西侧两楹，并非完整建筑。清末各隆恩殿的建造间隔不远，且形制多承前例，无特别的技术难题，故即便需花精力造样，也更应制作整体烫样以呈御览，而无特意制作局部大木木样之必要。故推测该大木木样并非工程初建时制作，而更可能是用于修缮工程中的研究。比对三陵历史，定陵自建成后至民国无大规模修缮，崇陵于1915年方完竣，亦无大规模修缮可能，惟惠陵于光绪五年（1879）完工后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现较严重病害——其东次间东梁北端下沉五寸有余，后历时多年修理，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完工，并再次“择吉上梁”。修缮的过程并不顺利：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三十日发现梁枋下沉后，光绪帝于该年二月初七、二月十九两次派人勘察，三月二十六日决定于柁下增加抱框作临时支撑；后又在次年三月十九日起动工将建筑逐步揭露拆解，并于四月十九日再次下旨派人详细勘察，初次揭露工程至五月初四暂停，相关人员将情况汇总呈报光绪帝，五月初五光绪帝即同意对惠陵隆恩殿进行大规模拆除并继续详勘。整体拆除工程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二十八日又继续实施，到九月二十九日方完全结束。拆除帝王陵寝，必然是一项极为重大且艰难的决定。相信在此前官员及工匠应多次商讨梁枋下沉病害的解决方案，最终方下决心提此建议。而在商讨或演练大木构架修缮方案的过程中，模型则是必不可少的设计研究及展示说明工具。而因初始所需处理之病害仅涉及东侧两间，故做局部模型的理由便在一定程度得以成立。但为彻底解决隆恩殿的问题，最终的修缮方案选择将惠陵隆恩殿整体拆盖。故此名为“宫殿建筑‘模型’”之木样大概率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二十五年（1899）间为讨论惠陵隆恩殿工程最合适之做法而制，将其暂定名为“惠陵隆恩殿西二间大木木样”或更为合适。至此，祈年殿木样及“宫殿建筑‘模型’”木样之所指与制作年代当已清晰。而在1934年金勋编《北平图书馆藏样式雷制圆明园及其他各处烫样》目录中，还记录了一具“陵寝木质模型”，详情为“残损不齐，宝顶长约丈余、宽七尺余”，且注明“现存中海”。从描述看，该木模型主要表达陵寝宝顶，当非大木木样。故宫博物院之外，现知清代样式房木样有三，两件为国子监大成殿木样（七楹、九楹各一件），一件为武英殿木样，均存于国家博物馆。首条线索来自杜克大学图书馆藏甘博（Sidney D.Gamble）摄影集，其中一张照片摄入了一座大型木质模型。图书馆网页标签显示，该照片摄于1917年，地点为国子监（图15）。根据室内大案、御座、屏风及背后康熙御笔石屏等信息综合推断，照片拍摄地为国子监彝伦堂。木质模型在照片右侧。重檐庑殿顶，殿身面阔七间，周围廊，殿身九檩。根据其结构形制及照片拍摄的时间及地点，可初步推断该模型为国子监大成殿。1925年《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概略》中，记有“国子监旧存大成殿七楹、九楹模型”条目，可与之对应。光绪三十二年（1906），礼部将祀孔升为大祀，随之欲扩国子监大成殿，将一成三陛改为三成五陛，殿身七楹改为九楹，外作副阶，与太和殿同。此提议争议颇多。至宣统二年（1910），因空间不足、开销过大，结构变动方案未实施，仅将两夹室打通，殿身七楹加左右副阶各一楹一并形成室内九楹。故大成殿七楹、九楹木样，并七楹与九楹立样（图16，图17），当同为在此四年内为研究改造设计所作。后立样留于大内，现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木样则置于国子监。1912年于国子监处建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木样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接收。1917年甘博拍摄大成殿七楹木样一张，为该木样现存唯一的公开照片，1918年木样随国立历史博物馆搬迁至午门展出，1925年《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概略》似为此二木样最后之文字记录。文物南迁后木样未再展出，现存于国家博物馆。在搜集国子监大成殿木样信息时，笔者在相关资料档案中发现另一条关于木样的线索：武英殿木样，1931年由刘燮之捐赠国立历史博物馆，名“武英殿木质模型”。从捐赠时间判断，其时中国营造学社及基泰工程司的古建筑实测活动还未展开，遑论制作木模型，故基本可确认该武英殿木样属清样式房旧物。清代武英殿的大规模建筑工程活动集中于晚清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十七日辰时初，武英殿遭雷击起火延烧。尽管彼时清政府财政竭蹶，但武英殿系殿阁重地，关乎体制，必重新盖造。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武英殿进行最后一次盖造，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二十一日工程告竣。根据相关文献及样式雷图档（图18），武英殿本次工程范围主要为正殿、后殿、西配殿、提调房等处殿座的补建。由此推测国立历史博物馆受赠的模型大概率为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 年（1902—1907）所做木样。图18 武英殿补建正殿、后殿、西配殿、提调房等地盘尺寸准底图此模型暂未见影像及详细描述，推测其亦为大木木样，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综上，已知现存清代样式房大木木样应有五具，分别为天坛祈年殿大木木样、惠陵隆恩殿西二间大木木样、国子监大成殿七楹大木木样、国子监大成殿九楹大木木样、武英殿大木木样。此五具木样的制作时间集中在光绪十五年（1889）至宣统二年（1910）之间。木样在历史上同时承载着表现效果与研究设计两种功能。至乾隆初仙楼仍以木样表现，足以证明其表现功能生命力之顽强。但工具本身始终存在着效率与效果之间的平衡问题。一旦木样强于装饰，其即时的工具性便大打折扣——一方面，构件临时改易困难；另一方面，表面装饰亦可能带来视觉陷阱。从故宫博物院藏大木木样及甘博彝伦堂照片中所见国子监大成殿木样可见，清末样式房木样制作工艺十分精细。但相较于晋祠博物馆所藏宋代建筑小样，这些清末大木木样，并不过分注重装饰，斗栱做法仅为示意或干脆未做，表面也无地仗及彩画附着，木样表现出的目的极为明确。如惠陵隆恩殿木样为探究隆恩殿局部修缮方法而制作；天坛祈年殿木样则是为了研究圆形建筑所面对的工法与需要的物料；大成殿二木样则可对两版本进行比较，提前了解扩建工程中的技术问题与材料需求。在这三处工程中，二维图样很难完整表达信息或突出问题，三维的大木木样显然更为直观，也更为准确。在清代，图样、烫样、木样三者均已成熟并广泛使用。其中二维图样操作最为简便，既可以以糙样的形式用于设计研究，又能够以呈样的形式进行设计表现。而同样使用纸张的合牌烫样技术的出现与成熟，使表现模型的制作更为灵活，效率更高且效果更好，进呈样日益精美。其结果是，烫样及与之相近的纸木结合样逐渐承担了木样原有的装饰表现与展示功能——乾隆初仙楼以木样制作，后多以烫样形式出现，或正出于此原因。相应的，大木木样也逐渐转为纯粹的设计工具。雷氏身为样式房掌案，同时长期担任楠木作作头，精通各类小木作加工技术。在面临技术难题时制作具有针对性的大木木样，成为样式房一个极为自然的选择。去除了装饰性的大木木样，表现作用减弱，成为彻底的设计工具——其制作的主要目的是服务梓人对复杂大木结构及构造的研究，或便于算房准确计算工、料。而烫样与大木木样在工具性层面的分化，可使样式房匠人在面对不同问题时有效选择相应的设计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细化了分工，提升了运转效率。令人遗憾的是，清代样式房大木木样或在建筑本体建造完竣后被拆解并循环使用，或因其他原因难以有效保存，故现存实物均为晚清时期所制。虽然以木制样之历史较合牌烫样更为久远，大木木样却因自身工具性与弱装饰的特征而远不及烫样受人瞩目，清代样式房所作之木样也常为人忽视。作为木质文物，大木木样微缩的尺度决定了其自身许多工艺脱胎于小木作，而非完全来源于大木作的加工技术。同时，尽管制作技术十分接近，但不同于其他小木作（如帐、龛、藏、室内佛塔、亭等建筑性装饰）的自明性特征，木样之本质仍为工具，用以反映一栋真实建筑的结构以及其营造过程。因而，大木木样与大木作如何关联与转换，及其与其他小木作技术选择上的异同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大木木样的制作过程以及相关匠作之间的沟通亦值得重视。作为设计工具，大木木样承载的建筑物设计信息，更可能成为解开许多历史谜题的钥匙。囿于笔者精力与能力，仅将目前所得清代样式房大木木样信息大略汇总，以投石问路、抛砖引玉，期望获得更多关于木样的信息，或引出更多学界针对木样的研究与讨论。朴世禺，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建筑遗产保护研究。存世清代样式房大木木样述略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3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朴世禺. 存世清代样式房大木木样述略[J]//建筑史学刊，2024，5（3）：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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