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女性运动和女性建筑师群体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下重新考察林徽因的建筑设计和研究事业，缕述外国第一代女性建筑师的成长道路和职业选择，辨析林徽因建筑事业的特质及其原因。
1 女性建筑师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2 西方女性建筑师群体职业发展取径及特点
3 林徽因及其建筑事业再审思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959 年北京十大建筑建造历史研究”（ 22YJA770013）
林徽因出生于1904年，其成长和求学时期正当近代中国飙转豹变之际。至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一道学成回国，虽然迭经“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内迁、新中国成立等巨变，但她始终奋行不辍，“无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体现了彼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林徽因一生不但留下众多优美的诗文，在建筑设计、建筑历史研究、建筑教育、翻译、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同样成就斐然，是我国近代第一位、也是最负盛名的女建筑师。有关林徽因的研究、展览和传记为数颇多，但都聚焦于她本人，关于世界范围内女性建筑师群体何时、何以登上历史舞台，以及这些前辈与同侪的职业道路对林徽因的影响，研究尚付阙如。并且，当前近现代建筑史的研究和教学除仅简略提及林徽因外，对当时西方女性运动的影响和女性建筑师群体的贡献也往往忽视。实际上，20世纪初西方第一代女建筑师已登上历史舞台，与林徽因同时代的一批女建筑师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工作曾引起世人瞩目，她们的道路和成就为林徽因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参考。有鉴于此，本文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运动之兴起及女性进入建筑领域之梗概，比较世界各国最早的女性建筑师的不同职业选择及发展，并在此背景下重新检视林徽因的人生经历和建筑事业，通过比较凸显其特质，并思考关于林徽因研究及至当前近现代建筑史研究及教学之不足与改进途径。西方建筑史家注意到男女在观察和描述城市空间时的不同：“男性主要关注城市景观的各组成部分，如街道、交通组织、宏伟建筑等，但都是剥离了‘人’的物象；而女性则关注城市如何通过‘人’建立与自然的关系，如公园、公共空间、社区等。”同样，女性建筑师的设计常有其细腻和独到之处。例如，赖希（Lily Reich，1885—1947）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的设计，其室内装修材料的选择和大胆用色为这一现代主义名作增色不少。又如林徽因建筑设计的“一个特点是总是认真细致地考虑各种建筑物中人的方便和审美需求，对住在各种房子里的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比较注意”，体现了女性建筑师的独特贡献。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世界各国的第一代女性建筑师各循途径、冲决桎梏登上历史舞台的经历是一段饶有趣味而罕被触及的历史。虽然女性从事室内装修和家具陈设设计历史甚长，如美国女性运动的提倡者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提出符合主妇行为特征的新式厨房和起居室等设计（图1），但直至19世纪末西方女性一直无法进入建筑领域成为“建筑师”。而我国迟至20世纪20年代，而日本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出现独立的女性建筑师。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性别歧视和角色想象：女性相比男性耐力不足而偏于感性，不适合从事耗费巨资、关系重大的建筑设计，而“适合从事与房屋装饰、庭园绿化相关的设计”，且女性群体进入建筑设计领域会带来更激烈的竞争，故也为当时的男性既得利益者所不允许。因此，19世纪末以前不但建筑学校不招收女生，各国的建筑师事务所也常拒斥女性，使有志从事建筑设计的女性无法获得专业技能。图1 美国女性运动先驱凯瑟琳 · 毕彻（Catherine
Beecher）提出的新室内设计方案，为西方建筑史家视为拉开女性介入建筑设计的序幕
虽然如此，受过良好私人教育、热心社会事业的女性在19世纪开始组成女性团体，如伦敦的慈善赈济与住房改革团体，以及美国推进华盛顿等名人住宅和名胜遗迹保护的建筑保护团体，靠捐款和募资开展公益活动。19世纪60年代初，以“平权”——要求与男性具有同等的选举和受教育权利为号召的女性运动在美国兴起。同时，1862年美国通过《赠地法案》（The Morrill Act or Land-Grant Act），规定各州出售其获赠土地的获益用于新建或扩建高校，以支持各州农业、机械和商业的发展。此后，美国建成了一大批“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ies），其中不少学校开设了建筑或土木工程专业，如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由于学校数目增加、招生范围扩大，女性也得以进入大学并在文学、法律、医学、风景园林等领域大放异彩。但建筑学专业正式招收女性相对较晚，直至1878年才出现第一位女建筑系毕业生（康奈尔大学）。建筑院校最早培养出的一批女性建筑师，如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第一位女毕业生海登（SophieHayden，1868—1953）在全美竞赛中脱颖而出，获得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妇女馆（Women’s Pavilion）的设计权，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图2）。但是，应注意到，海登的设计费仅为博览会其他重要场馆（均由当时美国著名男性建筑师设计）设计费的1/10，而且海登本人此后也没有再从事建筑设计，妇女馆是其唯一设计作品，这也是19世纪末女性的普遍遭遇：从建筑系毕业后很难受雇于建筑事务所而被迫放弃专业。由此可见女性进入建筑设计行业面临的种种艰难。图2 美国女建筑师海登设计的1893年世界博览会妇女馆，用于展陈女性艺术家作品
当时除获得学校文凭外，还可通过在建筑师事务所历练、由此获得专业技能并被行业协会承认的方式得以执业。美国第一位独立执业的女建筑师是简妮·布兰查德（Jennie L.Blanchard Bethune，1856—1913），她曾在纽约州水牛城的建筑师事务所学习绘图和设计，于1881年创立个人事务所。布兰查德在水牛城和纽约设计了一批公共建筑，1888年被美国建筑师协会吸纳为第一位“仲会员”，次年晋升为正会员（FAIA），为之后的女性建筑师树立了榜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轰轰烈烈开展的进步主义改革为更多女性进入建筑行业提供了历史机遇。进步主义改革旨在缓和不断加深的阶级矛盾，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的公正和进步，而且很多变革都与城市建设相关，同时女性运动也是进步主义改革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们组织起来，积极投身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活动，要求获得投票权和更平等的教育、工作机会，由此汇成挑战由男性主导的西方社会秩序的女性平权运动。最终，美国在1920年实现了普遍选举权，而且正是在进步主义改革的社会活动中，女性介入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愿望与能力越来越强，成为一股重要的改革力量，也成为妇女走出家庭、走向公共领域的新起点，由此掀起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大幕。在这一时期，一批女子学院、女性慈善团体、女性住房改革团体纷纷创立并推动相应的建设活动，通过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使大众了解兴建女子学院、女子俱乐部、基督教女青会以及女性主导的社区服务中心（social settlement house）等建筑的必要性，筹集相应资金（图3），也为女性建筑师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同时，由于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经贸的快速发展造就了不少富豪家族，其家族内部存在一批富有且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女性，她们兴建自己的住宅、度假别墅并捐资建立服务女性团体的建筑，作为业主也常更倾向与女性建筑师和风景园林师合作。图3 美国进步主义改革时期女性团体在洛杉矶募款兴建俱乐部，1925年
在这一背景下，一批美国女性建筑师得以把握时代机遇脱颖而出。其中，美国加州的第一位女建筑师茱莉亚·摩根（Julia Morgan，1872—1957）在1901—1930年间接受了30多项女性团体或女业主的建筑设计项目委托（图4）。而法兰德（Beatrix Farrand，1872—1959）也在同一时期的东海岸设计了敦巴顿橡树园花园和洛克菲勒夫人花园等代表作，是“最多产的风景园林设计师”。至1910年，全美已有50位女性建筑师或风景园林师独立或合伙开办事务所执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第一批女性建筑师都颇注意其女性身份与专业技能的关系，不论婚配与否都要求在工作中和图纸上以娘家本姓被称呼和标注，同时也有意招收女实习生到其事务所工作，为更多女性从事设计专业提供机会。图4 加州女建筑师茱莉亚 · 摩根设计的明光中国孤女学校（现为茱莉亚 · 摩根女子学校）外观，1925年
相比美国，英国建筑院校招收女生和女性建筑师独立从业为时更晚，且英国女性早期的职业道路也更狭窄艰难。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至1898年才正式接受第一位女性埃塞尔·查尔斯（Ethel Charles，1871—1962）成为会员。查尔斯曾尝试申请进入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未果，转而在其他建筑师事务所实习而获得设计训练，但她独立执业的设计工作也仅限于住宅，且多为造价较低、规模不大的工人住宅，而“尺度宏大、有利可图的公共建筑设计是不会交付年轻女性建筑师设计的”。在1905年和1909年，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的建筑系相继开始招收女生。此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重建的需求和社会各界压力下，建筑联盟学院于1917年开始招收女生。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建筑联盟学院通过布扎体系和现代主义课程培养了英国第一批女性建筑师，如司各特（Elisabeth Scott）、艾顿（Norah Aiton）、德茹（Jane Drew）等。她们因家庭缘故本身就受到艺术和绘画方面的良好训练，得以在重视绘画的布扎教育模式下在同学中出类拔萃，毕业后则敏锐地把握到当时正在欧洲大陆流行的现代主义设计潮流，率先尝试将现代主义设计要素融入英国建筑意匠中，并抓住机遇在全国性竞赛中脱颖而出，设计了剧院、教堂、学校、工厂等建筑（图5），逐步确立了英国女性建筑师的地位。同时，英国的住宅改革、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建筑教育等各领域也涌现出一批杰出女性。因此，英国女性建筑师的崛起成为20世纪英国建筑史上与现代主义运动并称的重大事件。图5 英国女建筑师司各特设计的莎士比亚剧院，1928年建筑联盟学院位于伦敦且英国第一代女性建筑师多数人都在伦敦执业，这是林徽因于1920年秋初次到伦敦并立志选择建筑学专业的大背景，并且回国后还说服梁思成一同以建筑学为终身职志。“（林徽因）在伦敦时期有不少同她年龄接近的英国女朋友们。这些女友之一是一位学建筑的学生。她从这位女友那里首次得知建筑在西方不仅仅是‘盖房子’，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和艺术。……观察这位女友做建筑绘图使她尤感兴趣，并且产生了将来要成为一名女建筑师的强烈远望。”20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大陆的现代主义运动已声势大张，有趣的是几位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师曾与女性建筑师开展密切合作，各展所长，合力创作出现代建筑史上的经典。除前述密斯·凡·德·罗与赖希合作设计巴塞罗那德国馆外，其他典型例子还包括玛丽安·马宏尼（Marion Mahony Griffin，1871—1861）毕业后曾在莱特事务所工作了14年（1895—1909年），其设计才能和绘画表现被认为在莱特草原式住宅风格成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她与格林芬（Walter Griffin）合作赢得堪培拉规划竞赛的头奖；1927—1937年间，柯布西耶聘请法国室内设计师夏洛特·佩里昂（Charlotte Perriand，1903—1999）设计出一系列现代感强烈的家具，并为柯布西耶设计的住宅、展览馆等不同类型建筑进行室内设计，获得一致好评（图6，图7）；20世纪20年代德国现代主义规划家和建筑师恩斯特·迈主持法兰克福工人住宅区规划和建设时，其住宅的内嵌式预制化厨房及家具由“奥地利第一位女性建筑师”舒特·李霍茨基（Margaret Shutte-Lihotzky，1897—2000）设计，“通过理性设计有效地减除了大部分家务活动的负累”，成为当时低造价住宅设计的关注焦点（图8）。这些设计一般都被误认作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恩斯特·迈等巨匠的作品，而这些女性建筑师的贡献则长期湮没不闻。图6 佩里昂（左2）与柯布西耶（左3）及同事合影，20世纪30年代初图7 佩里昂设计的钢管家具成为柯布西耶所设计住宅的重要陈设图8 奥地利女建筑师李霍茨基设计的厨房，1926年在其他西方国家，加拿大于1920年出现第一位女性建筑系毕业生，20世纪40年代以后女性建筑师才逐渐增多。爱尔兰、波兰等国因与西欧现代主义运动联系紧密，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艾琳·格雷（Eileen Gray）和叶列娜·锡尔库斯（Helena Sykrus）等著名女建筑师。她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崭露头角，有力推动了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锡尔库斯更在战后波兰的重建和国际建协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非西方世界，女性建筑师从业人数较多且贡献较大的国家是苏联。苏联的1918年宪法规定男女同权，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也鼓励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和其他活动，在20世纪20年代的构成主义运动中曾涌现一批女性先锋艺术家和建筑师，代表人物如卡岑聂兰伯根（Tamara Katsenelenbogen）、普罗霍罗娃（Militsa Prokhorova）、则列斯卡娅（Liubov Zalesskaia），后二者还曾参与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中央休息文化公园的设计。而在思想上与西欧和苏联都有广泛接触的巴西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也出现了第一批女性建筑师，代表人物波·巴蒂（Lina Bo Bardi，1914—1992）曾留学意大利并加入共产党，其住宅设计体现出将现代主义设计本土化的显著特征（图9，图10）。图9 波 · 巴蒂在巴西圣保罗市郊外设计的“玻璃屋”（Casa de Vidro），1951年图10 波 · 巴蒂设计的“玻璃屋”（Casa de Vidro）室内装修，1951年综上可见，西方第一代女建筑师已于20世纪初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20年代女建筑师新人辈出且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林徽因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并在20世纪20年代末学成回国后从事她的建筑设计和研究工作。20世纪中叶以前女性建筑师的职业发展道路不外以下几种：除独立或合伙（很多情况下是夫妻合伙）开办建筑事务所进行设计实践外，不少人从事与建筑和城市相关的写作、传媒和研究、教学，或投身室内设计、家具设计以及风景园林设计等向来被认为是女性擅长的设计领域，或领导当时席卷西方各国的住房改革运动、协助政府制定住房政策。女性建筑师在这些领域的工作及成就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城市和建筑发展的走向。下文对这些职业道路及其代表人物分作简述，以求在更开阔的历史背景中理解林徽因的建筑事业。在西方，上层阶级女性素来有创作如小说、游记等文学作品的传统，其中佼佼者代不乏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受过良好教育、热衷园艺工作的英国中上层阶级女性基于切身经验，对适于花园生长的花卉和植物的种类、习性及其色彩搭配和四时变化加以介绍，撰写和出版了一批可用于指导实际的园艺学著作，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受英国“女绅士”榜样的激励，美国的上层阶级女性也开始效仿总结适合美国本土的植物和花卉特性。同时，19世纪末由于欧洲与美国邮轮航路的发达，美国富庶阶层得以经常前往欧洲实地考察，他们对欧洲城市、建筑和园林进行细致观察，尤其对作为西方古典园林鼻祖的意大利园林之规整布局、精美雕塑和手法主义设计技巧产生极大的兴趣，因此出现了一批介绍欧洲园林尤其是意大利园林的著作。其中最著名者，是后来曾获普利兹克奖的沃顿夫人（Edith Wharton）的成名作——《意大利宅邸及其花园》。此后，又出现了一批女性园林史家，出版了有关欧洲古典园林历史和设计理论的系列研究，建筑写作也不再仅仅作为消遣，而成为严肃的职业选择之一。在19世纪中叶从伦敦开始的住房改革运动中，女性社会活动家如希尔（Octivia Hill，1838—1912）等数代人一直发挥领导作用。20世纪20年代英国新一代女性住房改革家丹比（Elisabeth Denby，1894—1965）考察欧洲各国的住房政策，并深入调查现代主义运动在各国的实践，著书立说提倡以旧城更新替代无节制的郊区扩张（图11），并与现代主义建筑师展开合作完成若干低造价住房项目，成为首位受邀在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大会作主旨报告的女性。美国的一批女性住宅改革专家也相继出版著作，成为推动住房改革运动的主要动力，其中产出最丰者为艾迪斯·伍德（Edith Wood，1871—1945），一生出版了十数部专著和多篇文章，介绍西欧城市规划和住房改革的进程。关注城市、住宅和环境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成为女性建筑写作的核心内容，简·雅各布（Jane Jacobs）的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也是这一传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延续和发扬。图11 丹比著作《欧洲住房的重建》封面，1938年
20世纪20年代以后，女性建筑师兼任建筑院校教师也是常见的现象。一方面，她们已积累了为建筑教育所必需的充足的实践经验，得使教学与实践互补并进。例如，法兰德、摩根、波·巴蒂等均曾在著名高校任教。另如杰奎琳·泰维特（Jaqueline Tyrwhitt）从建筑联盟学院毕业后投身英国城市规划和现代主义运动，是CIAM（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e，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及其英国分支MARS Group（Modern Architectural Research Group，现代建筑研究小组）的活跃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在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任教，又兼任多种建筑和规划期刊的编辑。另一方面，女性建筑师在执业过程中针对住宅政策、规划道路、住宅设计等方面进行系统总结，设立独立的研究课程甚至研究机构以求在理论上有所创辟。例如，美国住房改革运动的主将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先后在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校任教，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讲授住宅研究，近年该学院将系馆改称鲍尔·沃斯特大楼（Bauer Wurster Hall），以纪念其在建筑教育领域的贡献（图12）。另如，1944—1956年德茹在英国的西非殖民地进行住宅、学校、工厂等建设设计，她与丈夫、现代主义建筑师福莱（Maxwell Fry）合著《潮湿地区的热带建筑》一书，并于1957年在他们二人的母校——建筑联盟学院创立热带建筑研究所，推进了现代主义设计原则在热带地区适用性等问题的研究（图13）。图12 凯瑟琳 · 鲍尔与丈夫威廉 · 沃斯特（William Wurster）
在湾区合影，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男权社会对女性从事园艺、室内设计和家具设计历来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而且，女性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对时尚的敏锐感知也在这些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由于建筑设计流程复杂、造价高昂且需要更严谨的专业训练，女性首先进入的专业领域是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和家具设计，在这些领域创造出一系列杰作。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女景观设计师是杰基尔（Gertrude Jekyll，1843—1932），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创造性地将花园设计与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结合起来，并与著名建筑师卢廷斯（EdwinLutyens，1869—1944）合作设计了一批英国的乡村宅邸及花园，成为此后女性风景园林设计师追慕仿效的楷模。法兰德就曾多次拜访杰基尔。法兰德在美国设计了200多处花园，她的成功既与她的天赋和品质有关，也受惠于她的家世和社会关系，使她得以与美国和英国景观设计的领军人物深交，从而在事业早期获得较多的机会来积累经验，最终脱颖而出。在现代室内设计和家居设计上，前文提及的赖希、艾琳·格雷、夏洛特·佩里昂、舒特·李霍茨基均是才干突出、能通过其设计敏锐把握时代征候与趋势的代表人物。其中，艾琳·格雷设计的一系列现代主义住宅及其室内装修对柯布西耶的设计思想产生过相当影响（图14），她对环境和文化的思考也促使继起的现代主义建筑师转向探索更注重个性和地方特色的设计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建筑史家对其推崇备至。图14 爱尔兰旅法女建筑师格雷设计的自宅室内陈设，1923年
早在19世纪中叶，女性社会活动家希尔等人在伦敦已开始着手渐进式住宅更新和管理改革，为贫苦工人阶级提供条件齐全的廉租房。以希尔的住房改革实践为起点，英国的几代女性活动家投身这一事业，其佼佼者如巴奈特夫人（HenriettaBarnett）和丹比，前者曾积极参与田园城市运动，在伦敦郊外的汉普斯泰德田园新村（HampsteadGardenSuburb）的设计中与建筑师密切合作，既保护了用地中心的自然林地，也实现了居住区中的各阶层住户融合等社会理想，后者则亲身参与设计实践，创作出英国现代主义建筑名作（图15）。图15 坎索公寓（建成于1937年）鸟瞰图是英国《现代建筑简介》一书的封面
与此同时，伦敦住房改革经验的影响也开始向西方各国辐射。如美国女性住房改革家简·亚当斯（JaneAddams，1860—1935）曾多次考察伦敦，于1889年在芝加哥的移民社区创立豪尔会舍（Hull House）——为女性移民及儿童、工人提供学习、住宿及举办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多功能服务中心，并将这一女性领导的新社会机构推广至全美，影响甚广，成为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各种社会改革和妇女运动光彩夺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芝加哥豪尔会舍的社会服务实践还培养出一代美国妇女活动家，此后她们成长为食品安全、消费者权利以及改进贫民住房等不同改革运动中的推动者和领导者。20世纪20年代末，前文提到的新一代女性住房改革家的代表人物凯瑟琳·鲍尔经过建筑院校的学习，通过广泛的社会交游和亲赴欧洲各国考察住宅政策及新建工人住宅，于1934年出版《现代住宅》，力倡现代主义住房设计方法，同时坚定认为政府必须通过制定住房政策，解决广大工人阶级的住宅供给问题，而非任由市场逐利（图16）。除著书立说，鲍尔还积极投身社会和政治活动，在1937年、194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两次《住房法案》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鲍尔的著作、立场和成就为海内外关注住房设计的同行所熟知，也为同龄人梁思成和林徽因所熟悉和认同。林徽因在1945年发表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一文开头就指出住宅“是全国经济的一个方面，公共卫生的一个因素，行政上的一个理想也是文化上的一个表现。……因此政府常要处于指导地位”，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抱病在清华大学营建系讲授住宅调查和设计原理，梁思成则曾嘱在美国留学的吴良镛于20世纪50年代初专程去西海岸拜访鲍尔。图16 鲍尔《现代住宅》一书的封面
除鲍尔外，多次参与战前CIAM大会、推动现代主义运动发展的波兰女建筑师叶列娜·锡尔库斯于战后在华沙工业大学创立居住建筑研究所，继续从事住宅设计研究，“在1955年他们的任务是研究出一套最好的标准设计，1956年是把这设计做成典型的工业化的居住房屋，1957年就要进行实验性的建造”，这些工作成为新中国住宅发展的重要参考。女性建筑师从事建筑设计实践不外三种形式：独立执业、与好友合伙和夫妻合伙。独立执业的代表人物茱莉亚·摩根出生于美国湾区的上层阶级，但大学时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系不招收女生，她在从土木系毕业18年后前往巴黎，通过3年考试得以进入巴黎美术学院系统接受布扎训练，1901年成为巴黎美术学院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学习证书的女性。返回美国后，她于1905年成为第一位在加州注册的女建筑师并独立执业，得到一批女性业主的委托项目，设计了米尔斯女子学院（Mills College）、赫斯特宅邸（Hearst Castle）、伯克利女子俱乐部及30多处基督教女青会会所，是美国“最多产的女建筑师”和设计女性团体建筑数量最多者（图17）。图17 茱莉亚 · 摩根最著名的作品——赫斯特宅邸背面，1919年开始设计，1947年最终建成
合伙执业的典型例子是两位英国年轻女建筑师艾顿（Norah Aiton）和司各特（Betty Scott）的合作，二人皆出身上层阶级，且为建筑联盟学院同学，毕业后成立艾顿和司各特事务所（Aiton & Scott），并受艾顿家族委托合作设计了位于德比郊外的艾顿金属用具厂房，该建筑是英国最早的现代主义风格代表作之一，也是英国女性建筑师涉足住宅建筑之外的重要作品（图18）。另如丹比与福莱合作设计了沙逊住宅（Sassoon House）和更著名的坎索住宅（Kensal House），皆为英国工人住宅的经典设计作品，反映出英国现代主义运动的特征，但二人合作为时颇短，此后各行其道。图18 艾顿金属用具厂房职工入口，可见用钢管制作的装饰主题，1931年
夫妻建筑师合作的执业模式相对而言关系和产出更稳定、为时更长。著名的夫妻建筑师如格林芬夫妇，其中格林芬夫人即曾长期在莱特事务所工作的玛丽安·马宏尼，其亦为美国第一位注册女建筑师（1898年），她的设计和绘画天赋为他们夫妇赢得堪培拉规划的国际竞赛贡献颇巨。另外，福莱与德茹长期在西非从事规划和建筑设计，史密斯夫妇（Alice and Peter Smithson）以“新粗野主义”风格闻名，锡尔库斯夫妇在波兰从事现代主义住宅规划和设计，等等。除此以外，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等建筑大师在创作过程中皆得到其配偶的启发和协助，唯其无意追索“署名权”而已。梁思成、林徽因的合作同样如此，除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的若干设计作品署名为“梁思成林徽因建筑师”外，林徽因的名字不见诸蓝图和档案，然而“梁先生为祖国做出的辉煌成就和贡献，……处处都离不开夫人林先生同心同德、同甘共苦、默契的配合”。19世纪末以来，女性建筑师在各国国内或国际性的专业组织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法兰德是美国景观建筑师学会创立大会（1899年）的11个创始会员中唯一的女性。而在CIAM的历次大会中，女性建筑师如杰奎琳·泰维特、德茹、叶列娜·锡尔库斯等都曾积极参与活动，致力于推广现代主义思想。1948年成立的国际建协（UIA）成为冷战时期两个阵营间的一条重要沟通渠道，通过举办各种建筑活动力使各国建筑师共聚一堂、加强交流而消弭矛盾，叶列娜·锡尔库斯担任国际建协执委局执行委员及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同时还是波兰建筑师协会副主席，地位颇高。她战前与西欧各国现代主义运动代表人物联络密切，大大促进了波兰与西方的建筑交流。1953年10月中国建筑学会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大楼（原静生生物调查所）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正式代表32人、特邀代表7人，其中北京地区的特邀代表为朱兆雪、杨宽麟和林徽因（图19）。林徽因是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唯一的女性，筹备期间曾考虑“女性代表中仅林徽因一人，似嫌太少”，本拟再特邀北京和外埠的女性代表各1人，但后未实现，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女性建筑师之罕见，及建筑界对林徽因事业成就的认可。图19 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代表合影（前排右二为林徽因），1953年综观上述女性建筑师的职业选择，除个人志趣外，也与两次世界大战和不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如果客观上无法开展建筑设计的实践，或者设计活动无法“尽其意”时，必然多方尝试其他可能的发展方向。所以，女性建筑师因其个人禀赋和所受的全面训练常能从事不同工作，兼且参与时代潮流，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切换自如，力求最大限度发挥其自身才能。总结前述外国女性建筑师的成长道路，暂置她们的个性、禀赋、勤奋不论，不难看出以下几个共同特征。首先，这些女性建筑师都出身名门，其家族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很早就受到文化、艺术门类的充分濡染和训练，也有机会出国考察和游学，具备了开阔的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其家族的社会关系网常为她们在执业的最初阶段提供了难得的委托项目，成为她们得以逐步扩大事业的基础。其次，这些女性都进入大学，不少接受过建筑学的训练，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相关学科如土木、风景园林、文艺批评等的学习经历，这些训练对她们之后的职业发展不无裨益。再次，这些女性都与同一时代的行业翘楚有密切联系，他们之间的人际往来构建起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20世纪女性建筑师的事业开展及至整个现代主义运动的进程。例如，艾顿和叶列娜·锡尔库斯都曾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荷兰建筑师奥德的热情鼓励，鲍尔则曾先后得益于与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恩斯特·迈的深入交流，而法兰德和摩根则皆受其精神导师鼓励才下决心到欧洲游览或学习，等等。最后，这些多才多艺、精力充沛的女性建筑师都曾在写作、研究、教学、住宅设计、公共建筑设计、国内外专业团体等不同领域奋力开拓，不少人同时在几个方向都大放异彩。以此为对照，再对林徽因的成长道路和事业发展重作梳理，可见其与西方第一代女建筑师的经历颇多相似之处。林徽因出生官宦世家，自幼受家学影响濡染文艺，12岁入教会学校学习英文，16岁随其父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会员名义赴欧考察，曾短暂入伦敦女子学校读书，在此期间了解到建筑学的学习内容，遂立志成为建筑师。1921年回国后继续学习并从事文学创作等，并说服梁思成以建筑学为业。1924年梁、林同去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成入建筑系，林徽因则因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而就读美术学院，但就学期间广泛修习建筑系课程。1927年获学士学位后，转耶鲁大学戏剧学院修习舞台美术设计。可见，林徽因虽然没有建筑学学位，但在那个时代这并非阻碍女性进入建筑领域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且林徽因和梁思成及宾大“中国帮”一道接受了系统的建筑学训练。此外，林徽因学习美术和舞台设计可视作为此后从事建筑设计和研究打下更宽厚的基础，也是她了解了美国前辈女性建筑师的成长经历和职业道路后为自己将来事业进行的积极准备。1928年林徽因学成与梁思成在加拿大结婚并往欧洲考察城市与建筑4余月，是年回国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并与梁思成及其他建筑系同事童寯、陈植、蔡方荫组成联合营造事务所，在东北开展了若干实践，如省立吉林大学校园规划及其礼堂、教学楼设计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梁、林即撤回北平，林徽因一边从事中国营造学社组织的古建调查和研究工作，一边在时局动荡的状况下从事有限的实践工作，与梁思成共同设计仁立地毯公司在王府井的门市部、北京大学地质馆、灰楼女生宿舍，以及未建成的孑民纪念堂等。林徽因“常常不自觉地用一个作家的眼光观察人生，因此，她对‘人’的理解比一般人更深入精神层面”。在建筑设计中，和很多外国女性建筑师一样，林徽因体现出对“人”即业主尤其是使用者需求的独特理解和关照，使设计体现出不同的特质。以北大女生宿舍为例，林徽因将原来整齐而略显呆板的3层屋顶局部抬升，增加使用面积的同时又使外部形体变得活泼而更具现代主义风味，显其个人特色。她还细致入微地照顾女生们的生活习惯，通过平面布局和空间安排，在保证私密性要求的条件下促进日常交流：“女生宿舍为‘凹’字形，由南翼、北翼和西翼组成三合院。南翼四层，其余部分三层。和国内我们常见的走廊式宿舍不同，其平面采用单元式，共8个单元。各单元有一部楼梯，每层有6至9间小居室、一间不大的公用厨房和一间公用盥洗室。这种单元式宿舍布局在英国一直十分流行，这和林先生在英国读书的经历有关。……单元式比走廊式安静，公用厨房又为学员们提供了互相见面的可能。”（图20）此外，林徽因在设计中结合古代建筑研究心得，融入中国元素、体现中国韵味，积极探索现代主义地方化的可能，与前文提到的艾琳·格雷颇有相似之处（图21）。图21 仁立地毯公司北京门市部室内装修，20世纪30年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梁、林相对生活稳定、精力充沛，“使得她有条件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艺”。他们与国内好友及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常有往来，得以与闻国际汉学界的前沿进展，因此倍增其从事古建调查和研究的信心，深知其工作的开创性价值。外国女建筑师事业的重心几乎都集中在城市，即使在乡间开展设计工作也多为愉悦心性。而林徽因与梁思成及其他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一道，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乡村调研，一方面为其建筑史研究成就奠定了基础，走出了一条别开生面的事业道路，另一方面则“开始对中国农村有了感性认识，思想上的触动是深刻的”，也提前体验了之后抗战内迁的艰难生活。同一时期，梁、林与来北平访查的美国规划家斯泰因（Clarence Stein）也结为好友（图22），后来梁思成在1947年至美国重访斯泰因时后者将自己大学攻读建筑学时的藏书悉数赠送给梁思成，让其带回刚创建的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林徽因在此期间同时从事设计、古建调查研究和文学创作等不同工作，并且于1929年和1932年接连诞下一双儿女。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遂匆忙从山西考察途中返回北平，携老挈幼举家艰难迁往昆明，复于1940年迁往四川李庄，直至1946年返回清华园。这期间与当时很多家庭一样，战乱导致他们颠沛流离、困顿已极，林徽因更因肺病无法及时医治成为她后来早逝之直接原因。战争带来的灾难固然在各国都有其伤痛，但对第一代女建筑师群体而言，因其家世普遍优渥，总能设法渡过难关而待之以战后的发展，大多数女建筑师均得享高龄。而林徽因去世时年仅51岁，未竟全志而殁，甚可惋惜，亦可见其为学术、为家庭所做牺牲之大。图22 林徽因与金岳霖、斯泰因等合影，20世纪30年代
虽然如此，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仍沉静面对生活苦难，从不怨天尤人，二人“共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与精神气质”，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刚亦不吐，柔亦不茹”的精神。林徽因尤具乐观态度，接人待物一贯热情洋溢，很多建筑界前贤均回忆她虽一身是病但“谈锋一点不像病人”，给人“言谈有力，信心坚强的印象”，在学术研究上更是奋进不辍。林徽因在抗日战争末期病中，主编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最后一期。她深刻认识到“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为民生问题中重要问题之一”，对通过各方渠道收集到的英、美住宅规划和建设资料进行整理，在该期发表《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长文，提出“救济住宅房荒，绝不宜在市中区增设不已，以求目前及局部的救济。在旧市左近必须开辟新的，疏离的，若干工作的中心，各中心间设置交通干线”。这说明，虽然该文全篇未出现田园城市等名词，但林徽因完全赞成以城市疏散为核心的田园城市规划思想，这也是英、美主导的城市规划运动的关键内容。至于如何实施，林徽因认识到“开辟新区，重划旧区，及拆建移建均较简便，主要点在于地主之公益观念，及政府的地区使用权的规定”，这是她解读英国长期推动的土地国有化运动和美国通过政府住房政策干预房屋供给实践的结论，反映了她对战后中国城市重建和住宅建设的期待和擘画，但这一理想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有机会得以实施。住宅问题也是林徽因生命最后十年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她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开设住宅概论课程，指导学生对北京不同类型的住宅进行实地考察，采用西方城市规划社会调查方法，并对典型住宅进行测绘，将数据反映在空间地图上。如林徽因指导的王其明、茹竞华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对圆明园附近清代营房的配给住宅进行调查、测绘并与西方住宅设计作比较研究。住宅概论课的训练后来被清华学生应用到当时的实际规划工作中（图23）：“1949年暑期，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应为营建系）读书期间，参加了一项实地调查北京市居住情况的工作（龙须沟），为北京市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基础资料。……工作方法是先到派出所找户口本，选定一个区域，查找并记录该区域内的全部人口资料，制成图表。然后挑选几个典型户，去测绘住宅平面，计算建筑面积，评定质量。”图23 清华大学营建系在龙须沟实地调研的成果之一，1949年1948年底清华园解放后，梁思成和林徽因都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政府和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欢欣鼓舞、奋发昂扬的精神”。梁思成在1949年9月的家信中提到清华校内外设计“技术工作全由妈咪（林徽因）负责总其成，……紧张兴奋热烈之极。……（林徽因）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在这一时期，林徽因全身心投入教学及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国家项目的设计，还带领常沙娜、钱美华等年轻人研究和设计景泰蓝等特种工艺美术品，被作为礼物赠送国宾，等等，“都是一些饶有意义的、有时代性的贡献”。相关内容此前的回忆和撰述不少，兹不赘言。这一时期林徽因的学术产出甚丰。除总结前半生的古建研究外，林徽因与梁思成共同翻译了两本外国城市规划的重要著作，其一是集中体现现代主义规划思想的《雅典宪章》（译本题名为《城市计划大纲》），译者在序言中提到应借鉴现代主义的规划方法和经验，但现代主义“建筑造型的理论是大有问题的，……（建筑和都市计划）都必须在民族优良的传统上发展起来”。另一本译著是《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从“译者的体会”中可见梁、林对苏联的国家体制和城市规划思想及建筑设计方法颇多赞可，并认为其基本原则“一样地大有助于我们现在刚在开始的建设的”。由此也可看出二人对新中国和他们自己前途的巨大期待（图24），至1955年春赍志而殁，林徽因“犹以坚韧的毅力为建筑事业奋斗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图24 林徽因、梁思成会见到访的英国建筑师，1952年9月林徽因是我国近代第一位女建筑师，她在从事过的诸多领域——文学创作以及建筑设计、研究、教育、编辑、翻译等——皆有创辟，她的人生经历实际上是19世纪末以来女性尝试进入公共领域和女性建筑师群体崛起这一宏大背景下的中国叙事。其中，林徽因的道路选择和事业发展既有与她的前辈和同侪相似之处，也有中国传统文化和她本人精神禀赋所造就的独特性。从追溯林徽因的建筑事业扩大到考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女性建筑师的职业选择和历史贡献，可以补充学界长久以来忽视的建筑史图景，也从一个侧面帮助理解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最后，在当前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研究和教学中，除林徽因外，目前仅有少数针对女建筑师的研究，课堂上则几乎完全忽略不论。一方面，考察世界范围内女性建筑师的事业成就，以及女性业主、使用者对塑造城市空间和建筑发展的影响，是对全球建筑史研究和教学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相继受进步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林徽因及其之后的中国女性建筑师作为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作用，是一条贯穿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的线索。深入开展这些研究、聚拢相关资料，配合其他“主流”研究，无疑能够深化对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理解并丰富教学内容。刘亦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城市规划史研究。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3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刘亦师.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女性建筑师群体之崛起：兼记林徽因的建筑设计与研究事业[J]//建筑史学刊，2024，5（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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