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理念与社会性视角是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思想的两个核心内容。人本的设计观萌发于林徽因在20世纪30年代对家宅的初识及后来的住宅设计实践，社会性视角则形成于她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研读与写作。在凯瑟琳·鲍尔·沃斯特《现代住宅》的社会学思想、经济学方法和实证主义理念基础上，林徽因形成了住宅设计是“特种的社会科学”的现代住宅设计思想。该思想将建筑学外延与社会学科融合，颇具前瞻性，为中国现代住宅发展事业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清华大学建筑教育也由此形成了重视住宅设计教学和人本关怀的优良传统。
0 引言
1人本设计观的萌发（20世纪30年代）
2 现代住宅社会性：研读凯瑟琳·鲍尔 《现代住宅》等欧美现代住宅理论和经验（20世纪40年代）
3 在社会调查基础上为民众营建：现代住宅问题写作（1945—1946年）
4 相关教学实践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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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关于林徽因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文学造诣与人格魅力。在建筑学领域，对林徽因建筑设计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则往往与梁思成研究合并展开，如钱毅《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建筑活动》、王骏阳《“建构”与“营造”观念之再思——兼论对梁思成、林徽因建筑思想的研究和评价》、楼庆西《梁思成、林徽因与北京城市规划》等，此类研究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相较之下，以建筑师林徽因为主体的研究则较少。值得关注的文献主要有：梁从诫《建筑家的眼睛诗人的心灵——忆林徽因教授》，明确指出了林徽因以建筑学家为首的“女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作家和诗人”的多重身份；赵辰《作为中国建筑学术先行者的林徽因》讨论了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和民居研究等议题的重要学术贡献；郭丽芬《林徽因与东北大学建筑系（1928—1930）》初步探讨了林徽因的建筑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曹汛《林徽音先生设计〈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封面考详》解读了林徽因的封面设计实践；孟昭员《媒介心理学视角下二十世纪林徽因媒介形象中“建筑学家”缺略及其当代思考——以〈申报〉〈大公报〉〈人民日报〉为例》则反思了此类研究不足的媒介心理学原因，等等。可见，以林徽因为主体的，关注其建筑设计、建筑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和深入。因此，本文选取林徽因建筑学实践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住宅”作为研究对象，以林徽因建筑思想的人本理念与社会性视角为切入点，探讨林徽因的住宅设计、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林徽因在20世纪40年代的住宅研究与写作，在学界已获得一定关注。周蓉《艺术、建筑学、文学交叠下的林徽因》、陈学勇《岂止是说建筑——读林徽因一篇建筑佚文》，以及上述赵辰的研究，均已对林徽因写作中的住宅社会性议题作出了初步解读，指出其写作受到美国公共住房改革家凯瑟琳·鲍尔·沃斯特（Catherine Bauer Wurster）影响。然而，对于林徽因的住宅研究与思想，尚需进行更深入的史料挖掘和理论溯源，并结合其住宅设计和住宅教学实践，作整体性的探讨。综上，鉴于林徽因的文学和建筑艺术造诣已为世人所熟悉，本研究旨在揭示，在轻盈的艺术气质之外，林徽因身上还具备强烈而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对建筑中“人”的因素，特别是“社会性”要素的关注，使她投身于公共住宅问题的深度研究——在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段家国动荡、民生苦困、市乡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这一行为尤为可贵。将社会性与艺术性内容结合考量，或才能评判建筑家林徽因成就之全貌。这在林徽因个人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研究领域，都是亟待补充和阐明的一题。林徽因对住宅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吴良镛回忆，“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林就关心住宅问题”。该关注其实生发于对建筑中“人”这一因素的集中兴趣。一封1936年5月林徽因向其美国好友、中国艺术史学家费慰梅（Wilma Cannon Fairbank）介绍北平梁宅的书信，可作简要说明。林徽因在信中绘制了一张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梁宅合院的平面简图（图1），以此向费慰梅讲述自己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林徽因并不将此图称作“平面图”，而是“床铺图”（A Picture of Beds），并详细标注了家中每张床铺及相应主人。林徽因对家宅中的床铺及其归属的特别兴趣，反映了她对家宅中“人”这一因素的关注。她写道：“当一位‘老爷’和一位‘太太’结婚，他们就要提供17张床和相应的铺盖……”这说明她注意到家宅空间形成的逻辑原点——“人”，是建筑空间形成之因，人的数量、行为与关系影响着空间的体量、属性与组织。因此，每张床铺所对应的人都是一把解读家宅空间的独特钥匙：“慰梅，慰梅，我再给你写些新闻还有什么用——看看这些床就行了！它们难道不令人吃惊吗？”图1 林徽因致费慰梅信，1936年5月7日
林徽因对“人”是家宅核心因素的认识是朴素的，也是深刻的。家宅这种建筑类型与“人”的连接最为直接，在理解家宅与人之关系基础上，林徽因形成了从“人”这一因素出发理解建筑、进行创作的思维方式。对“家宅-人”关系的理解是林徽因萌发“建筑-人”关系理念的胚胎。在“床铺图”中，比起标注的各类空间，更能引起林徽因兴趣的是家庭成员在空间中上演的故事A。这里，林徽因既以建筑设计视角，也以舞台设计视角观察家宅B。两种视角都关注人与环境，而相较侧重于物质环境本身的前者，后者更聚焦于“人”在环境中的活动，及与环境的互动。可以说，林徽因将舞台设计更关注人的优势引入了建筑设计。这一“软”因素的注入，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建筑的技术与结构理性思潮盛行之时，具有重要意义。林徽因绘于1936年的“床铺图”集中体现了其人本设计观的萌发。自20世纪30年代起，林徽因将对“人”的关注延伸向“社会”，与社会公平和民生福祉息息相关的现代住宅设计问题成为她未来的研究重心。林徽因的建筑设计实践主要通过“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同梁思成合作展开，在他们合作完成的16个设计作品中，住宅、宿舍类居住建筑设计达5个之多，且大多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在此阶段的住宅设计中，林徽因的人本设计理念继续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林徽因关注设计服务对象的人体与行为特点，并作相应的调整。例如，在1934—1936年与梁思成合作设计的北京大学女生宿舍中，为适应女生身高特点和手掌大小，林徽因将楼梯和栏杆设计得较矮、扶手设计得较细。又如，在1946—1947年林徽因参与、主要由基泰工程司负责设计的清华大学教师住宅“胜因院”住宅群的第37号院中，为减轻长时间在厨房中劳作的主妇的家务负担并促进其身心健康，林徽因的厨房设计注重优化采光和通风，并合理设置桌台高度，使物品能放置在最便于取用之处。种种入微设计细节，来自林徽因对人的细致观察与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其二，林徽因开始注意设计与地方性社会人文环境的融合。1938—1940年末因战事颠沛迁避昆明时，在西南地区丰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样本中，林徽因开始关注西南民居，她近距离体察到建筑与地方环境及当地文化之联系——她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指出，民居的特殊性与住户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林徽因将她对民居中生活方式的理解融入此时期的设计，1938—1940年先后与梁思成合作设计了云南大学女生宿舍“映秋学社”和昆明龙泉镇棕皮营村自宅，两个设计的建筑样貌均呈现出当地民居的形式与材料特征、布局特点和文化内涵。可见，林徽因此时形成的人本设计理念中，“人”既指狭义的人体与个人行为，又指广义的社会环境与社群生活。综上，在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从对家宅的关注中生发出一种朴素而深刻的人本设计观，并将其贯彻于住宅类建筑设计实践。而步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战争的持续，设计建造机会愈少，且中国城乡居住环境被毁程度与民生困苦之情形愈深——出于对居住问题的深切忧虑，林徽因投身于住宅问题的专注研究。2 现代住宅社会性：研读凯瑟琳·鲍尔《现代住宅》等欧美现代住宅理论和经验（20世纪40年代）2.1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藏《现代住宅》——连接林徽因与鲍尔1941—1946年，林徽因虽身处四川李庄的乡间闭塞之地，但一直通过书信、杂志密切关注欧美住宅理论与住宅建设的最新动态。在诸多西方学者中，美国学者凯瑟琳·鲍尔·沃斯特对林徽因产生了重要影响。吴良镛回忆，林徽因的住宅研究与她和鲍尔的学术交流直接相关。鲍尔是美国公共住房的先锋倡导者、学者和教育家，是倡导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可负担住房的规划师团体“建房者”（housers）的重要成员，为美国社会住房建设与相关法律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鲍尔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现代住宅》（Modern Housing，1934年）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住房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针对“大萧条”经济危机时美国自由放任的住房产业无法应对住房需求的问题，鲍尔在书中指出现代住房应去商品化，转变为由政府或非营利机构经营的公共设施，呼吁为大多数人提供一种人道的、有尊严的现代住房。通过此书，鲍尔推动了罗斯福新政（NewDeal）中政府投资公共住房建设的运动，开启了现代公共住宅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议题。《现代住宅》的影响不局限于美国，其思想余波远渡大洋，对林徽因在李庄时期的住宅研究与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即藏有1934年由美国剑桥市霍顿·米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旗下的河畔出版社（The Riverside Press）出版的第一版《现代住宅》（图2）——这是当年发行的仅1500册中的一本。此书扉页有“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标签和印章，说明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前由林徽因和梁思成引入清华建筑系的早期书籍资料之一。此外，这部《现代住宅》书页中有大量笔记（图3），经与现存林徽因其他笔迹对比，发现二者笔势习惯、字形体势、间架结构和局部特征颇为一致。因此，不妨大胆推论，此《现代住宅》正是林徽因当年在李庄时研读的那一部。清华建筑学院图书馆留存的《现代住宅》，是林徽因关注住宅问题的有力印证和重要史料。在讨论林徽因对《现代住宅》核心理念的吸收之前，有必要先对她在书中所作的关于其他参考书籍的引注笔记作简要说明（后文依据上述关于《现代住宅》笔迹出自林徽因的推论展开讨论），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她此时的研读情形。简言之，虽无法论证林徽因最早是在何时阅读到《现代住宅》，但确凿的是，在1945年前后，她集中阅读了大量现代住宅相关的最新书籍资料，作为其1945—1946年住宅问题相关写作的参考。在《现代住宅》第189页笔记中，林徽因标注：“参看！！Tomorrow’sHouse，page 176 Chapter 15，书中讲德国向东西房子的失败”。这“Tomorrow’s House”即指1945年出版的《明日之家：住宅建造者的完整指南》（Tomorrow’s House:A Complete Guide for the Home-builder，1945年）一书，该书主要讨论现代住宅设计如何解决生活问题，对一些形式主义的现代建筑设计提出批评。书中引用的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于1943年发表战后重建主题演讲中的一句话值得注意——“我们塑造我们的建筑，然后建筑塑造我们的生活！”这集中反映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西方社会对战后重建的热切盼望及在建筑设计领域作出的努力。另外，林徽因在《现代住宅》第15页标注：“railroad flats参看housingandcityzenship”，这“housing and cityzenship”则指美国规划师、建筑师乔治·赫伯特·格雷（George Herbert Gray，1874—1945年）于1946年出版的《住宅与公民权：对低成本住房的研究》（Housing and Citizenship: A Study of Low-Cost Housing，1946年）。该书讨论发展公共住房的积极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对公民权益的投资，这与《现代住宅》的核心议题一致。林徽因对此书的参考，反映了她在关注现代住宅设计手法的同时，亦关注住宅的社会性作用——她不仅寻求建造舒适住宅的方法，更着重探索如何借此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秩序。可见，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在西方世界如火如荼地计划并开展战后重建的氛围中，林徽因第一时间感知到了这一重建浪潮，并集中参考阅读了《现代住宅》《明日之家》《住宅与公民权》等关于现代住宅的设计方法与社会影响的最新书籍，期望为同样在二战中饱受摧残、急需重建的中国社会提供及时的参考——她在《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开篇写道：“尤其是现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都企望着和平，都认为眼前必须是个建设的时代，这时代并且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造幸福的时期的开始。”2.3 社会性视角与实证主义的区域—社会调查方法论通过批注笔记可以发现，林徽因在研读《现代住宅》时特别关注鲍尔对与住宅问题相关的社会性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的讨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林徽因深入关注产生住房问题的经济原因，这也是该书的一个重要内容。鲍尔认为，对自由经济和土地投机的放任是造成住房问题的内因。林徽因认同鲍尔对自由经济盲目投机的批判，她批注道：“古怪的经济理论以为商营住宅可以解决问题。”（第12页）其二，林徽因关注改善住宅的措施，她认同鲍尔所讨论的“社区单位（Community Unit）”概念——一种拥有各种工业、农业和完善社区生活设施的区域城镇，可进一步具象为“邻里（neighborhood）”。林徽因批注道：“barrack metropolis versus regional city/with smaller integratedgroups—the ‘neighborhood’（营房般密排的大都市vs.由小型综合体‘邻里’组成的区域性城市，笔者自译）。”（第158页）显然，林徽因认同后者，即由基层“邻里”组团构成的区域性城市。须指出，因有梁思成所作《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支撑，故通常认为梁思成、林徽因对“邻里单位”和区域规划的认识来自于梁思成阅读伊里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和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的相关著作。事实上，沙里宁和佩里的理论只是林徽因、梁思成在20世纪30—40年代广泛阅读的内容之一，林徽因所阅读的鲍尔《现代住宅》同样是二人吸收“邻里单位”等规划与住房概念的重要理念来源。继而，林徽因同样关心“邻里”如何在经济上实现。鲍尔指出，“邻里”应成为一种“完整邻里（the complete neighborhood）”——这并非指图纸内容上的完整，而是指在规划、金融、建设和管理上形成自足、自治的完整单位，这种完整单位能调研、计算、制定出特属于这个“邻里”的规划和经济标准。“邻里”最终表现出怎样的规划形态，将由这些与此“邻里”相适应的标准自然塑成。林徽因对此也表示赞成，并批注解读“邻里”中的住房经济问题：“5 main department of housing economy: ①Land ②Land development ③construction ④capitalmoney ⑤up-keep（住房经济的5个组成部分：①土地成本②土地开发成本③建设成本④资金成本⑤维护成本，笔者自译）。”林徽因对“邻里”理念的吸收，反映了此时她也开始注意住宅设计领域外部的、住区规划中的经济和自治问题，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在物质层面的设计与规划之上加入经济-社会规划，以达到规划的“完整性”。林徽因阅读笔记中对住房经济问题的聚焦，反映了她对建筑中人与社会因素的关注已不限于人的生活方式，在鲍尔的影响下，她开始关注住宅与社群背后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性问题，关注在住宅设计上游，社会团体和政府对社会住宅建设的宏观规划问题。至此须作深入讨论的是，鲍尔为何在《现代住宅》中特别关注住宅的社会性问题与经济学议题？这又对林徽因的住宅思想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事实上，鲍尔的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来源于芝加哥社会学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式的、实证主义的（positivism）、侧重调研法的城市社会学思想。鲍尔所青睐的“邻里”概念，是彼时西方建筑思潮中的热点议题。这一概念的流行，其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建筑与规划界从“城市规划”转向“社会规划”的思想趋势。推动这一思潮的重要力量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该学派在20世纪初将生物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应用于城市研究，关注城市物理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的塑造。以小学为中心的、拥有完整生活功能的“邻里”是该学派所认为的最佳规划模式。追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思想源头，则是欧洲19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社会学（Sociology）研究。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剧变，使一批学者将对哲学和科学的兴趣转向人类社会，如德国哲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英国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帕特里克·盖德斯（Patrick Geddes）等。他们大多受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使用各种科学研究方法对社会进行实证调查和批判分析，以发展一套有关人类社会结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知识体系，并希望运用这套知识体系改善社会问题。芝加哥学派不少成员与上述欧洲学者存在师承关系，他们正是将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城市规划领域，关注物质设计手段之外的经济、社会问题，才促成了诸多城市规划领域的新思想和实践，为现代城市规划学科注入了实证主义精神和社会环境视角。鲍尔十分赞成在城市研究中采用社会视角和实证方法。她在《现代住宅》中概述了帕特里克·盖德斯的城市和住房理念，称其为第一个真正将住房问题置于更广泛的物质和社会框架内的人，并介绍了盖德斯的区域调查（regional survey）方法论，强调在任何规划行动之前必须对资源、需求和可行性作透彻了解，防止对乌托邦式理想规划模型的生搬硬套。鲍尔所欣赏和具备的这种实证主义立场和研究城市问题的社会视角，是她关注与住房问题相关的历史、经济、政治、法律等综合议题的思想根源。此外也应指出，鲍尔认为政府是解决公共住房问题之主体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左倾”色彩——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曾称她为“共产主义者凯瑟琳”（Communist Catherine），她还曾于1953年因被指控涉嫌与共产党有关联而受到美国联邦政府调查——这种“左倾”思想也是她关注住房经济政治话题的重要内因。通过阅读鲍尔的《现代住宅》，林徽因扩展了既有的观察建筑的人本视角，汲取了鲍尔及其背后的实证主义思想，形成了政府应在住宅问题中积极作为的理念。林徽因笔记中频频出现的对住宅相关的人口、卫生、法规、经济问题的密切关注，反映了她关于住宅与人的思想原点正在阅读中扩展和生长。《现代住宅》中研究住宅问题的社会性视角、经济分析方法，以及实证主义的区域调查和社会调查方法论，直接启发了林徽因关于住宅问题的后续写作，成为林徽因住宅思想的重要组成。在林徽因看来，特别是她在阅读中收获的区域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论，是对中国城市规划与社会住宅建设最具借鉴意义的理论和方法。在《现代住宅》第15页，林徽因标注：“英（back to back house）……参看Burmingham。”这里的“Burmingham”牵引出下一条线索——由伯明翰（Birmingham）市波恩维尔乡村信托基金会（Bournville Village Trust）出版的、详尽落实了社会调查方法的英国伯明翰市城市住宅调查报告《再建之时》（When We Build Again，1941年），成为林徽因住宅问题写作的直接参考。3 在社会调查基础上为民众营建：现代住宅问题写作（1945—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针对社会上的“房荒”状况，在深入研读的基础上，林徽因在1945—1946年先后发表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以下简称《参考》）和《住宅供应与近代住宅之条件——市政设计的一个要素》（以下简称《要素》）两篇文章，前者是对欧美公共住宅建设案例和方法的引介，后者是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呼吁。相较之下，《参考》篇幅更长、内容理念更丰富，能集中反映林徽因的现代住宅思想，本文主要对其展开论析。林徽因在《参考》中提出了她研习欧美经验得出的核心观点，即现代住宅设计问题，已发展为“特种的社会科学”，住宅的建设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市政紧密相关：“以最新的理想与技术合作，使住宅设计，不但是美术，且成为特种的社会科学。它是全国经济的一个方面，公共卫生的一个因素，行政上一个理想，也是文化上一个表现。”林徽因在阅读鲍尔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住宅设计是特殊社会科学的思想，她继而在《参考》中通过“英国伯明罕市之住宅调查”和“美国印第安纳州福特魏茵城五十所低租住宅”两个案例C，分别介绍了住宅设计中涉及的社会性内容——前者讨论区域和社会调查方法，后者论述廉租住宅的经营方法。林徽因在介绍“英国伯明罕市之住宅调查”时，共引用了2份调查问卷、10张图片和16张表格。经对比考证，这些资料均来自她在《现代住宅》阅读笔记中提到的、伯明翰市波恩维尔乡村信托基金会于1941年出版的《再建之时》一书（图4），《参考》中的图表均针对原书中插图进行了有的放矢的精心翻译和改绘（图5）。![]()
图4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藏《再建之时》
图5 《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与《再建之时》插图对照
《再建之时》的主要内容即伯明翰市波恩维尔新村信托公司住宅研究会耗时三年所作的伯明翰市住宅实况调查。该调查以该市劳工及低薪资市民的居住、工作与生活状况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考察住宅区与工业区及郊区的整体关系。这一调研诞生于英国工人阶级住宅区规划注重社会关怀的优良传统——这也是林徽因对此研究格外看中的一点。全书中，林徽因最为重视的是入户访谈社会调查的相关内容，也是她译介伯明翰市经验的核心。《再建之时》将波恩维尔新村信托公司在进行住户取例访问工作中使用的“主要问答表”和“愿望问答表”附在全书附录最后一页，而林徽因则将其作为《参考》中出现的第一组图表（图6）。不难看出，林徽因重视入户访谈法与调查问卷，是因为入户访谈是整个住宅调查中与“人”这一因素最紧密相关的部分，直击住宅社会属性问题的核心。林徽因对这种工作方法十分欣赏：“他们用社会调查方式来研究住宅问题，就是承认‘人的因素’的重要。他们不只问房子如何，他们所需要的是住户们如何生活的。”图6 《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与《再建之时》
调查问卷表对照
因此，林徽因对作为获取和分析“人”相关因素的科学工具的访谈表格，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转述了入户访谈的相关细节，以展示入户调查顺利开展的科学方法——介绍该访谈由29位有经验的社会服务人员主导开展，每35家工人住处走访一家，共详细调查了7161所劳工住处。提及访谈技巧，“在访问时最需要的是引起住户的兴趣，自动的合作”，并讨论调查结束后的结果分析方法，等等。林徽因对入户访谈的重视与详尽介绍，反映了她将“人的因素”视为住宅议题的核心与先决要素，她希望伯明翰市社会调查的问卷、取例和分析方法，及其背后尊重“人的因素”的立场，能为中国未来将开展的住宅建设工作提供直接参考。可以看出，林徽因的住宅思想中呈现出愈发清晰的人本理念和实证主义特征，她坚持在住宅调查、规划和设计中以人为本、求实求真、因地制宜。《参考》写作时，中国战事尚未完全结束，林徽因的写作意图在于，期望有识有力之士效法波恩维尔新村信托公司在战后重建开始之前就进行测量和调查——这对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而言将是一项极可贵的事业。在《要素》一文中，林徽因再次提倡：“现在因工料价之高涨，营造事业更是无形停顿，但我们正可利用这时间着手调查作缜密的计划，以逐步实施，省得将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陷于纷乱。”《参考》和《要素》，是彼时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林徽因，向中国城市建设者和研究者发出的诚挚呼吁。3.3 平民廉租预制住宅经营方法——美国印第安纳州韦恩堡经验林徽因介绍的另一案例是“五十所最小单位贫民住宅的实验美国印第安那州福特魏茵城”，该案例为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为“FHA”）于1938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韦恩堡（FortWayne，Indiana，林徽因简译为“魏城”）资助的50所廉租预制住宅建设项目。该项目被认为是“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住房当局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开展的最成功的实验性住房项目之一。经考证，林徽因的参考资料即FHA于1938年出版的《韦恩堡住宅计划》（The Fort Wayne Housing Plan）手册（图7，图8）。图7 《韦恩堡住宅计划》封面
图8 《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和《韦恩堡住宅计划》插图对照
关于此案例，林徽因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廉租住宅如何低成本地设计建造并维持低租金运营，本文仅讨论其中的运营问题。在案例介绍部分，林徽因投入了相当大的篇幅，以“合实际的租额”“造价的预计”“资本及经营的办法”等小节介绍廉租住宅如何在经济上顺利运营，并特别介绍了“魏城五十所低租住宅资本经营办法”（图9），以示该项目关于地价工价、房租收入、利息债务等收支问题的详细计算，她指出这些具体的经营方法均值得参考。图9 “魏城五十所低租住宅资本经营办法”对照
在案例总结部分，林徽因更用四分之三的篇幅讨论了具体的经营启示，如廉租住宅总造价低廉的实现，除了需要经济的平面和结构设计外，还在于廉价地皮的取得、政府机构和地产所有者的协助，以及雇用政府救济的失业工人以省工价，等等。林徽因也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进行了因地制宜的讨论，如根据收入情况分析得出中国廉租住宅不易实现“营业”，需要政府或社会组织更多的协助。林徽因对经营问题的关注，是其住宅社会性问题思考的继续深入。相较作为瞬间性动作的“建”，林徽因更关注涵盖了完整和持续的建筑生命过程的“营”——包括设计前调研统筹、设计中施工组织和设计后运营维持。林徽因之所以关注“营”，是因为相较“建”，“营”与一项建设工程的顺利落地和持续存在更直接相关——这在战后困难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民众迫切的住房建设需求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显得尤其重要。综上，林徽因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通过阅读和写作，形成并传递了她的现代住宅设计思想。这一思想以人本精神为内核，关怀民生，将住宅设计视为一个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生长的“完整”过程，强调在设计中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的实证工具。林徽因对建筑实体设计之外的建筑经营设计的研究，已经跨越传统“建筑”学范畴，她视“营建”为整体的理念，颇具先锋性。4.1 指导清华营建系学生作《圆明园附近清代营房的调查分析》清华建筑教育于1946年发轫以后，林徽因将她对现代住宅问题的深耕注入教学之中。她开设了住宅概论专题课，传递现代住宅设计的理念与方法，学生回忆她在课上讲“邻里单元”和“普通劳动者小面积住宅的合理设计”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林徽因于1951年上半年指导了1947级本科生王其明和茹竞华的论文《圆明园附近清代营房的调查分析》（以下简称《分析》）（图10）。该研究贯彻了林徽因住宅设计思想中设计前应作周密调查的实证主义理念，运用了区域-社会调查方法。林徽因对这篇报告的评语是：“脚踏实地的调查工作；研究了满清旗营的配给住宅，与古代里坊，及现代所提倡的住宅区标准，作了比较。是研究中国建筑传统极好的报告，亦为中国建筑史供给了贵重的资料。”《分析》中“脚踏实地的调查工作”，包括对圆明园清代八旗营房历史背景的调研、对营中建筑和总体规划的现状测绘和评估（图11，图12）、对营中在住居民的访谈，以及根据调研结果作出的现状改善要点分析。可见，《分析》在内容构成和写作方法上，受到了林徽因实证主义住宅思想与研究写作的影响。可以说，《分析》既是一份教学成果，也是林徽因在1945—1946年提出的对中国住宅现状作调查分析之呼吁的一次试验。图11 《圆明园附近清代营房的调查分析》“圆明园八旗营房全图”
图12 《圆明园附近清代营房的调查分析》“营内的现状”值得注意的是，王其明和茹竞华在调研中十分重视住户访谈，反映出林徽因将伯明翰市式的社会调查方法应用在了教学之中。王其明和茹竞华通过访谈了解到居民对形似“算盘”的营房总体规划的不满，“这虽然是民间的传说，但是也可以体会到居民对统治者怨怼的口气”。通过访谈的实践教学，林徽因使学生近距离地走入普通中国居民的生活，理解他们对居住生活的看法。了解居民的心态与意愿的细节，虽然对设计教学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为学生在日后的设计活动中注重“人的因素”、创造富有人文关怀的建筑，打下了可贵的思想基础。此外，林徽因在清华建筑设计教学中，继续贯彻她在20世纪30年代就生发的人本设计理念。清华营建系1949级学生陈志华回忆，林徽因的基础设计教学从“画小人儿”开始，由人体姿态和尺寸导出家具尺寸和形式，继而延展到一个房间的设计。这是林徽因建筑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人本理念在其建筑教育方法中的具体表现。这种从“画小人儿”开始的方法看似简单，却是最直接、生动、具有根本性的。一旦学生具备了观察和描绘“人”的意识和能力，就掌握了认知人的行为之万千变化，进而创造人与环境之丰富连接形式的钥匙。可以说，林徽因将当年自己通过“床铺图”认知家宅与人的关系的方法，传递给了学生。一张1948级学生林志群的一年级作业图纸可以帮助还原林徽因的基础设计教学方法和成果（图13）。该作业名为“清华大学建筑系预级图案第一题书房及卧室”，设计旨在使初学者形成对自己身体的认识B。图纸的一半版面为平面图、剖面图和透视图，另一半则为“人体活动所需空间图”，图中绘制了人在站、坐、蹲各种状态时躯干和四肢及相关家具的尺寸。虽然图纸上并无指导教师等信息，但该作业显然符合陈志华回忆所言，林徽因的从“画小人儿”开始，再研究人体姿态尺寸与家具尺寸关系，最后进行小房间设计的入门训练方法。图13 1948级学生林志群清华大学建筑系预级图案第一题“书房及卧室”图纸，1948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 藏）
林志群根据要求，设计了一间布局紧凑功能得当的朝南寝室。值得注意的是，书架柜、书桌与茶几呈一体的巧妙设计，说明学生对人体行为、尺寸与家具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研究。除书桌椅外，还为来访者或屋主休息时提供了另一张椅子，反映出学生落实了适应多元行为的空间设计要求。林志群的这份作业，集中反映了营建系设计教学中“人”因素的核心性和基础性。在林徽因的影响下，关注“人”的意识深入学生的设计思维。在一份1948级学生杜尔圻三年级“幼稚园”设计（1950年）中，仍可以看到“画小人儿”方法的影子——除在图题旁绘有一小儿全身像外，杜尔圻还为幼稚园设计了一面墙头壁画，壁画内容正是走路、舞蹈、玩球、趴着看书、和狗玩耍等各种行为和姿势的儿童（图14），十分生动、可爱，可以体会到学生在设计中倾注了对幼儿的细致观察，及爱与关怀。图14 1948级学生杜尔圻三年级“幼稚园”设计图纸，1950年林徽因在建筑设计教学中注入的人本理念与方法，镌刻进了清华建筑教育的基因。学生在若干年后体会到，林徽因的建筑思想可概括为：“‘建筑学是人学’。‘人学’就是‘仁学’，‘仁者爱人’，所爱的当然首先是普通而平常的大多数人。”至此，本研究对林徽因20世纪30—50年代关于“住宅”的设计实践、研读写作和教学实践作出了史料梳理和思想脉络解析，探讨了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思想的演进。要言之，人本理念与社会性视角是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思想的两个重要内容。其中，人本设计观萌发于她在20世纪30年代对家宅的初识，其后在住宅设计实践中得到强化，并自此一以贯之。而社会性视角则形成于她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研读写作，通过阅读参考凯瑟琳·鲍尔·沃斯特的《现代住宅》，以及《明日之家》《住宅与公民权》《再建之时》《韦恩堡住宅计划》等其他介绍欧美现代住宅最新理论与实践的文献，林徽因吸收了其中的社会学思想、经济学方法、实证主义理念等内容，形成了住宅设计是“特种的社会科学”的现代住宅设计思想。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思想与实践具有三方面重要历史价值与意义。其一，林徽因将住宅设计视为融合“营”与“建”的完整过程，并尤其关注“营”的两个核心内容，即设计前的实证社会调查以及整个设计过程中的经营问题，这种将建筑学外延与社会、经济学科交叉融合的洞见，在20世纪中期颇具前瞻性。其二，林徽因通过《参考》和《要素》的积极倡导，为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住宅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这也使林徽因事实上可被视为英美进步住房改革团体“建房者”的一位“中国成员”。其三，林徽因在清华大学营建系的住宅设计教学和人本基础设计教学，深刻影响了清华建筑教育重视住宅教学和人本关怀的优良传统的形成。作者简介
崔婉怡，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教育历史、理论与方法研究。 许懋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长聘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建筑设计方法与理论研究。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3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崔婉怡，许懋彦. 人本理念与社会性视角——林徽因的住宅设计、研究与教学[J]//建筑史学刊，2024，5（3）：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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