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解读》的基础上，补苴曾被舍弃的史料，并就该图的典制纪实性特色，择重举例予以分析归纳，进一步申明该图绘成于康熙八年（1669）十一月的史实。对于嗣后百余年间该图频繁使用，致使折痕累累甚至破损的历史，又比对乾隆十五年（1750）绘成的《京城全图》，稽考文献，进行了探析，彰显了这一古都北京皇城建筑布局最早皇家秘籍的不磨价值。
1 康熙八年（1669）修葺太和殿、乾清宫史料补遗
2 康熙《皇城图》典制纪实性特色举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中华语境‘建筑-人-环境’融贯机制的营建体系与技术策略”（52038007）
WANG Qiheng, ZHANG Fengwu在《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解读》（下文简称《解读》）摘要中，笔者曾强调：康熙八年（1669）《皇城宫殿衙署图》（下文简称《皇城图》）是现知最早的有关古都北京皇城建筑布局的皇家舆图。1934年刘敦桢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获见该图，惊叹为推求北京皇城宫苑明清交替之状不可或缺的稀有秘笈。为裨益学术，便于利用，文章综罗相关文献，概略归纳有关该图的研究心得，奉呈并叩教方家。蒙《建筑史学刊》惠赐篇幅，自创刊号起，竟将几近3万字、150张图的《解读》，以上、中、下三篇悉数连载。从网站上，笔者看到，这篇文章受到学界相当程度的关注，略如“历史地图网”的《1669年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故宫吧”的《复刻皇城宫殿衙署图》等。难得的是，关于该图成于康熙八年（1669）的判析，还看到一篇台湾“中研院”院士的评述：“然此图是为配合竣工所绘的假说，纯属主观臆测，并无任何文献支撑。亦即，根据前述自刘敦桢以来史事与图示间的对比考证，我们目前仅可推知《皇城宫殿衙署图》的绘制下限在康熙十六、十七年（1677、1678）左右。”其实，就其指责的《解读（下）》，原文曾强调，康熙八年（1669）修理太和殿、乾清宫，乃遵奉康熙祖母懿旨而为，竣工后昭告天下，并引诏书概述正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四日修造缘由及全历程的文字，刻意提到《圣祖仁皇帝实录》等典章均曾郑重记载。惟因顾虑篇幅过大，十余条相关史料未能赘引。原文还曾举略《皇城图》因时因事而绘的纪实性特色，为避免枝蔓繁冗，不少案例或一笔带过，甚或断然割弃。以《皇城图》价值巨大，为澄明其在康熙八年（1669）成图的判析依据确凿，谨容笔者捡取曾被《解读（下）》舍弃的部分史料及案例，不烦琐缕，补苴如后。1 康熙八年（1669）修葺太和殿、乾清宫史料补遗就清代宫廷建设而言，十分罕见的是，康熙八年（1669）修理太和殿、乾清宫、交泰殿，除工程档案外，见载典章，举凡缘起、择吉、移居、兴工、迎吻、安金顶、告成后移居并诏告天下，奖惩工官，竟如此频密，堪称绝响（图1）。h）康熙《圣祖仁皇帝实录（一）》卷31：八年十一月甲寅（二十五日）以太和殿、乾清宫告成，颁诏天下l）《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五）》《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罚奉图1 清代典章有关康熙八年（1669）修葺太和殿、乾清宫的记载“正月戊申（十八日），谕工部奉：奉太皇太后㫖：皇帝现居清宁宫，即保和殿也。以殿为宫，于心不安。可将乾清宫、交泰殿修理，皇帝移居彼处。朕谨遵懿㫖移居。尔部即选择吉日，修理朴质坚固。以仰副太皇太后慈爱朕躬至意。”“正月戊申（十八日），上谕工部：前奉太皇太后谕谓，交泰殿栋梁朽坏，宜撤旧重建，以为朕宫，慈命谆复，朕不敢违；但陶唐茅茨不剪，夏禹宫室是卑，其毋事华丽，止令朴质坚固，以称太皇太后惓惓至意。”“……正月戊申（十八日），修乾清宫，上移御武英殿。”“（正月）丙辰（二十二日），以本月二十六日，修理太和殿兴工，上于是日从清宁宫移居武英殿。”“（十一月）壬子（二十三日），以修造太和殿、乾清宫告成，遣官祗告天地。太庙。社稷。”“[十一月癸丑（二十四日）]，是日，上由武英殿移居乾清宫。”“（十一月）甲寅（二十五日），以太和殿、乾清宫告成。颁诏天下。诏曰，自古帝王，统一寰区，营建宫室，匪特崇壮丽之观，实以隆出治之体。甚钜典也。朕御极以来，以保和殿为清宁宫居住。今春奉太皇太后㫖：不宜以殿为宫，宜于乾清宫居住。朕恪遵慈命，爰敕所司，重加修理。又因太和殿建造年久，颇有损漏。遂命一并鸠工重修。今俱告成。祗告天地、宗庙、社稷。于康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进御宫殿。懋图治理。念缔造之维新。宜臣民之协庆。于戏。绍丕基而勤宵旰。思益弘垂裕之规。抚黎庶而沛恩膏。期永洽盈宁之乐。布告中外，咸使闻知。”“康熙九年，重修太和殿、乾清宫告成。满汉各官，分别在工久踅，赏给鞍马，蟒缎，表里。匠役，赏给银、布有差。”须特别指出的是，康熙《圣祖仁皇帝实录》翔实记述了康熙生平事绩，作为钜典即特大事件而颁诏天下者共计28次，直关建筑仅3次，皆涉太和殿，首推八年（1669）修理太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告成。与《圣祖仁皇帝实录》同时编讫并互为经纬的《圣祖仁皇帝圣训》，概括康熙毕生功德，涉及建筑，也惟有康熙八年（1669）遵奉太皇太后谕撤旧重建乾清宫、交泰殿，并归属为“圣德”！重要的是，按编修宗旨，搜检康熙《圣祖仁皇帝实录》中此次工程所涉各建筑的全部出现频次，也足见康熙八年（1669）修理工程确属“甚钜典”，连著名的康熙三十四年（1695）至三十六年（1697）重建太和殿工程，也不能比肩！略如：清宁宫，仅三个匹配，俱直关康熙八年（1669）修造，工竣后被原名保和殿彻底取代。保和殿，匹配共六项，首涉保和殿仍为康熙八年（1669）正月十八日奉太皇太后懿旨，次为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颁诏天下。其余四项则涉及嗣后保和殿用于殿试、接见朝觐大臣等。太和殿，以修造而言，除康熙八年（1669）五个匹配外，仅有康熙十八年（1679）太和殿灾三个匹配，康熙三十四年（1695）兴工至三十六年（1697）告成共三项匹配。交泰殿，仅一个匹配，即康熙八年（1669）正月十八日奉太皇太后懿旨。乾清宫，以修造而言，共五个匹配，其中康熙八年（1669）正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共四个。不言而喻，与《圣祖仁皇帝实录（一）》的翔实记录紧密匹配，《皇城图》作为典制的重要载体，作为珍藏于内府的纪实性舆图，针对此次宫廷建设的特大事件，实时绘纪历史空间，以彰明大内宫殿“规模大备”的“甚钜典”乃至“圣德”，既不可或缺，其应运而生，也是势所必然。此外，如下文举略提到的那样，足以勘验这一历史特征的是，细审《皇城图》所绘宫廷建筑及其题名，逐一校雠对应文献，则可清晰发现，其中竟无一逾出康熙八年（1669）十一月二十四日之后！准此，当不难判定，典制纪实性的《皇城图》成图，必定在修造工程竣工，即康熙八年（1669）十一月二十四日前后。不能不指出的是，前引台湾学者强调：“根据前述自刘敦桢以来史事与图示间的对比考证，我们目前仅可推知《皇城宫殿衙署图》的绘制下限在康熙十六、十七年（1677、1678）左右。”然而，详审刘敦桢与朱偰先生原文，却无一语道及《皇城图》完成于康熙十六、十七年（1677、1678）！更何况，搜遍包括满文在内的康熙朝档案文献，自康熙八年（1669）末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地震及太和殿火毁前，皇城内几无建造！与此相关的是，时值剿灭三藩战事正酣，康熙十六、十七年（1677、1678）的宫廷生活，既无重大事件，相关建设也没有重大项目！与康熙八年（1669）修缮太和殿、乾清宫等的“甚钜典”乃至“圣德”全然不可同日而语！刘敦桢先生当初考证《皇城图》，曾刻意指出：“大内宫殿，兵燹后犹未修复者，悉未载入，足征图中所示，一一根据事实，非率尔涂抹者可比也”。细览《皇城图》所绘宫廷建筑及其题名，逐一比勘对应文献，可知碻如刘先生所言。谨按建造时序，择重举略六项案例如下，借以彰明《皇城图》的这一特色，也裨益进一步申明图成于康熙八年（1669）的内在依据！午门作为大内正门，入清之初修造，时称五凤楼，历时十一月有半。相关史料如：“顺治四年建阙门曰午门，翼以两观。中三门，东西为左右掖门。”“顺治四年奉旨重建午门九楹，重楼三阙，明廊杰阁，中三门，东西为左右掖门。”其中或应指出的是，午门四隅角楼建为重檐攒尖顶，契符实物遗存，虽迄未发现相关文献，却首见于《皇城图》。而见诸明代绘画，则悉为重檐盝殿顶。《皇城图》典制纪实性的珍贵历史价值，可见一斑（图2，图3）。c）样式雷《大清门至坤宁宫中一路图样》中的午门（同治朝雷廷昌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333-70）a）南京博物院藏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北京宫城图》中的午门两翼六科廊b）故宫博物院藏《徐显卿宦迹图》中明万历七年（1579）的午门两翼六科廊此外，据顺治《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5记载：“顺治二年三月甲申（初一日）朔，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奏言朝参之仪：故明两掖门外有东西两廊，各官按品级坐立。今为逆贼焚毁，每遇朝参，各官坐立无所，历位踰阶，起止莫定；况时值春夏之交，大雨时行之候，群臣断难露处。请令工部就六科廊基址鳞次搭造，俾栖止有定，朝常肃而体统严矣。下所司议。”两廊落实与否，历朝《实录》《会典》均无片言提及，或许如同后文例三景运门内建造值房，因系板房而不具典制性，故未绘入康熙《皇城图》而见于传世清代相关图像，更可能从未建造。略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雷廷昌等绘制的《午门前至正阳桥牌楼拟修各工情况全图样》，其中所贴“六科廊房”黄色浮签表明，自午门前东西阙门（即阙左门和阙右门），往南直至端门，御道两侧共有左右朝房100间垣舍，作为六科侍朝值房，已足敷应用（图4）。b）局部：自午门前阙左门和阙右门往南直至端门，御道两侧共有左右朝房100间，皆贴黄色浮签“六科廊房”，作为六科侍朝值房，已足敷应用，毋须另搭板房。图4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午门前至正阳桥牌楼拟修各工情况全图样》自晚明到清初，端门严重损坏，但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全宗·工科史书（满文）》载：“顺治十年四月初九日工部奏营造工程事，因钱粮不敷用，除慈宁宫外，端门、东西安门、文华殿及京城内二十余项工程等，候物力丰盈，次第举行。”然而检阅顺治直至乾隆朝诸《清实录》，均未纪端门修葺，仅《大清会典：康熙朝》卷131云：“康熙六年，建端门。”（图5）c）乾隆《京城全图》中康熙二十八年（1689）城台大修后的端门弥足珍贵的是，今藏故宫博物院的样式雷图档中，一份康熙六年（1667）《端门修缮工程做法》印册，刊载了当年落架大修的详情细节（图6）。图6 康熙六年（1667）《端门修缮工程做法》印册按发现这一珍籍的蒋博光先生述录，其中还有修缮前对其残破状况的查勘：“上檐西北角坍塌、角梁等大木折断。后坡西起四间坍塌。其余头停渗漏，琉璃爆釉脱节。脊瓦料间有脱落，大脊歪闪沉湾，垂脊、角脊沉垂。大木歪斜走错拔榫，柱脚沉陷。额枋檩木沉湾，角梁沉垂，承椽枋损坏，木梢均有糟朽劈裂。天花多有脱落，雀替劈裂，间有无存。装修糟朽损坏。菱花窗心，间有无存。台基须弥座沉陷臌裂，石料间有破碎，柱顶石酥碱，栏板柱子、抱鼓、踏跺等石，多有歪闪酥碱破碎，间有坍塌。其修缮概要：“揭（穴瓦）上檐，换安角梁，拆修下檐大木选用六成，石料破碎残缺换新。完整见新，照旧油饰。”如《解读（下）》判断，其修葺背景，应直关当年七月初七的康熙亲政大典。随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又大规模修缮端门城台，弥补了康熙六年（1667）修缮工程的遗缺，详见蒋博光先生《清康熙年间端门城台修缮工程实录》。顺治《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36曾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乙酉（初二日）谕翰林院：“翰林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直宿，以备顾问，往代原有成例。今欲于景运门内建造直房，令翰林官直宿，朕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应分几班，酌用几员，即开列职名具奏。”此举被列为顺治功德之一，见载于康熙七年（1668）正月初十日为孝陵神功圣德碑所拟碑文，可知该直房必已实施，但却并未绘入《皇城图》（图7）。图7 《皇城图》中乾清门前两旁红框位置应为顺治十七年（1660）建翰林院值房，因系木版房而非瓦屋，非属典制，未绘入图中所谓景运门内直房，即乾清门两旁的翰林院值庐，直关雍正七年（1729）借以设立的军机处，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枢要，曾左右了嗣后的历史走向。然而，循此爬梳顺治以迄乾隆诸朝《实录》等，对此皆无相关载述。搜剔其他文献，可知王树枏《南屋述闻》曾特别述及：“军机处直房在隆宗门外，北房五楹，为大枢趋直之所，南房为章京直舍，亦五楹。……直庐初创，仅板屋数间，乾隆中始建瓦屋。……军机大臣及章京，每日晨值，饭食由膳房承应。”与此相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四年（1749）七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有载：“乾清门外两边建值房，东边改做茶膳房。”与此相关，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五年（1750）六月初一日奏销档载，养心殿门外拆卸板房、添盖值房，以及乾清门两边拆盖值房，可知此前养心殿门外、乾清门两边值房均曾为板房，确如前引《南屋述闻》所谓“直庐初创，仅板屋数间，乾隆中始建瓦屋。”不过，乾隆改建前养心殿门外沿袭明代以来的板房，既非瓦屋，也并未绘入《皇城图》（图8）。图8 康熙《皇城图》中养心殿门外沿袭明代以来的板房（红框位置）因非瓦屋，非属典制，未绘入图中对比之下，乾隆十五年（1750）绘成的乾隆《京城全图》（后称《京城图》）却实时绘入了新建的值房（图9）。![]()
图9 乾隆《京城图》中绘入乾隆十五年（1750）改建乾清门前两旁、养心门外原有板房为瓦屋（红框位置）综上可知，至《皇城图》成图，景运门内乾清门外两边添建值房，一如养心殿前，尚为临时性的简易板房，非属典制，因而未被纳入。典制纪实性的《皇城图》的绘图原则及其特色，也由此鲜明显现出来。见于《皇城图》，天安门北面御街东西，标绘太庙街门和社稷街门各五间。在端门迤北，东西相对，另标绘神厨门与社左门各三间。关于后者，检阅明清历朝《实录》，仅见康熙《实录》载：“顺治十八年十月初戊申（初二），新建太庙神厨门、社稷坛左门成。”考其时，值顺治崩御、康熙继统甫十月。嗣后，该“新建”神厨门与社左门也见录于康熙、雍正及乾隆《会典》（图10）。b）康熙《皇城图》天安门北左右标绘社稷街门（左）与太庙街门（右）c）康熙《皇城图》端门北分别标绘社左门（左）与神厨门（右）d）康熙《会典》卷58《社稷坛总图》右下角标绘社稷街门（下）和社左门e）康熙《会典》卷59《太庙总图》左下角标绘太庙街门（下）和神厨门图10 康熙《皇城图》及《大清会典：康熙朝》图中的社左门、神厨门至清末，《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载：“（太庙）街门五间在西南，右门三间在西北，均西向。……（社稷坛）南门外街门五间，左门三间，均东向。”可知相向对峙在“社左门”东面的所谓“神厨门”又称“庙右门”（图11）。图11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58工部营缮清吏司书影凡此街门、社左门、神厨门即庙右门，也见于清代相关图像，契符实物遗存（图12）。a）样式雷《大清门至坤宁宫中一路图样》中端门北的社左门与神厨门（同治朝雷廷昌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333-70）b）社左门测绘图（东面正对的太庙神厨门形制同，天津工商学院张镈主持，1941年12月）c）社稷坛街门测绘图（天津工商学院张镈主持，1941年12月）d）太庙街门渲染图（天津工商学院张镈主持，1941年12月）图12 太庙、社稷坛街门及社左门、（太庙）神厨门相关图像对比之下，钩稽明代各朝《实录》及《会典》等典章图籍，除了天安门北的庙街门和社稷街门，完全无涉神厨门与社左门，可征康熙《圣祖仁皇帝实录》所谓“新建”殊非虚言（图13）！图13 明代典章所载太庙图仅有建在太庙西南隅的街门不过，雍正十三年（1735）定稿的《明史》“舆服志·宫室之志”却称：“（永乐）十八年，建北京，凡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壮丽过之……午门左稍南，曰阙左门，曰神厨门，内为太庙。右稍南，曰阙右门，曰社左门，内为太社稷。又正南曰端门，东曰庙街门，即太庙右门也。西曰社街门，即太社稷坛南左门也。又正南曰承天门……”所云永乐十八年（1420）建神厨门、社左门，明代历朝《实录》与万历《会典》全无记载，尤其抵牾康熙《圣祖仁皇帝实录》所称“新建”，应是《明史》编撰者张廷玉等的疏失！借此比对《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其中绘示庙右门，即《皇城图》中标示的神厨门，以及社左门，或因依据《明史》的讹误所致（图14）！![]()
图14 《北京历史地图集》“明皇城”（下：天安门至午门局部）不言而喻，《皇城图》与相关文献相呼应的纪实性特色与价值，确如刘敦桢先生申言：“推求明清交替之状，进而追溯永乐规模者，当舍此莫属！”见于《皇城图》，在西苑团城上部，除绘金代所植古栝等数株、昭景门和衍祥门两座单檐歇山顶的门楼外，旧有元代仪天殿、历经明代各朝修葺或更名的承光殿，却已无存，仅标注“圆殿”而已。个中原委，如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指出：“殿废于康熙七、八年间。……南向二亭，尚出雉堞，正门闭塞，久不启。余朝夕骑马过其下，辄爱古栝之夭矫苍翠而于雪朝月夜，更徘徊不忍去云。”（图15）b）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书影，纪承光殿废于康熙七、八年（1668、1669）间事实上，按高士奇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纂成的《金鳌退食笔记》“自序”，其自康熙十六年（1677）即蒙康熙优渥，“赐居太液池之西，朝夕策马过金鳌玉蝀桥”，七年间亲身闻见，应是真切可信的。比对明代文徵明根据其在嘉靖四年（1525）春游览西苑经历所绘的《西苑图》，可知高士奇所云废于康熙七、八年（1668、1669）间的承光殿，当为文徵明所绘承光殿，即重檐攒尖顶的所谓圆殿（图16）。![]()
![]()
图16 文徵明《西苑图》中团城承光殿形象及《承光殿》诗，绘书嘉靖四年（1525）春游览经历，为迄今仅知的明代珍贵图像资料嗣后该殿何时重建？迄未发现相关文献，幸赖1936年刘敦桢先生援引《国立北京大学藏内阁档册》指出，事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其形制，最早见于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图》，旧制圆殿已改成正方形平面，重檐歇山顶，四出单檐卷棚歇山式样的抱厦（图17）。图17 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图》中的团城承光殿形象嗣后乾隆颇多添、挪，最终格局见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中海地盘图》（图18）。图18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中海地盘图》中的团城承光殿形象无疑，《皇城图》典制纪实性的绘图原则及其特色，在此再度明晰凸显出来。从1935年刘敦桢先生有关《皇城图》成图时间的研讨起，相关论述无不基于1932年6月重裱后的《皇城图》。阅检这些论述，可以发现，竟然至今没有此前该图实际应用以及损坏细节、损坏原因的评析，更没有揭橥《皇城图》入藏内阁大库前后际遇的相关论说，诸如：大库装柜尺寸等庋藏条件如何？是否装有封套或匣盒？是否上下累层叠压？又是何因何时，《皇城图》在光绪间由“御字库-露字柜”移庋“雨字柜”？等等（图19）。此外，《皇城图》重裱的细节如何？是否同期装轴？装轴后用筒装还是盒装？尤其王庸先生在重裱前后，两度强调《皇城图》题名的“图背旧签”是否保留？如此等等，也迄今未能检获相关介绍。尽管如此，在无缘目睹原图的情况下，笔者仍愿不揣浅陋，仅就现有《皇城图》高清图像，试作粗疏判析，以为蒭荛之献，祈能引发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研讨，裨益深化对于该图实际运用、存储及流转等方面的历史认知。关于《皇城图》的损坏情况，如《解读（上）》提到，最早在1918年京师图书馆目录课编订《清内阁旧藏地图图画目录》就曾明确指出，该图“未装轴，蛀碎”。1926年京师图书馆重编图目，则首次提到该图“破裂为两幅”。见于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仍是“破裂为两幅”。直到193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才刻意提到“二十一年六月重裱”（图20a）。按理，图虽重裱，但蛀碎、破裂等旧迹却必定会在图面上留存下来！循此思路仔细审视重裱后的《皇城图》，果然发现，整幅图面的折痕居然呈纵、横各7道，均等分布。准此当不难推知，装轴前的全图，曾被折叠成高29.75厘米、宽约22.34厘米大小，显然旨在方便存储与携带应用（图20b）。其次发现，整个图面的破损缺失，均按折痕分布，其中尤以纵贯三海西部，横贯北海阐福寺南缘、琼岛永安寺、中海万善殿南船坞直至慈宁宫门南缘、南海瀛台等处的折痕上缺损最严重。其次则为大内东北的城墙和筒子河部位（图20c，图20d）。这些按折痕分布的破损缺失，显然意味着对应部位必定经历过频仍折叠、展阅乃或指划，远超其他部位。这也许正与《解读（下）》所述，俟《皇城图》绘成，从康熙十七年（1678）到乾隆十五年（1750）西苑建造或修缮活动频密不无干系。第三，发现蠹蛀孔洞主要沿着上述折痕，集中分布在中海西部，以及南海昭和殿东边至瀛台东部。另外则见于上述大内东北的城墙和筒子河部位。蠹蛀孔洞的形成，应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十五日《皇城图》交回内阁大库后，束之高阁，极少动用，甚或再无出入，遂遭蠹噬。直到宣统元年（1909）划归京师图书馆，开始整理编目时，才被发现。第四是裱装前《皇城图》的破裂。方甦生先生引乾隆二十九年（1764）编[目十一]“岁字号会典馆交来书籍”载“皇城宫殿图一套”，又《内阁大库档册》“御字库-露字柜”载“十五号皇城宫殿衙署图一张（同右——玉本脱；绪本在雨字柜，脱号数）”。然而，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目十二]“大库书档数字号”却称“皇城宫殿街署图二张”。由所谓“一套”“一张”“二张”，可知该图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之前，已由一整张破裂为二幅。详缜审视现存《皇城图》，遗留横向贯通折痕最突出、裱装后相邻上下两部分左右错位也最明显的情况，莫过于西自大光明殿、草场（即后来的北堂），东至大内东北城墙、筒子河一线！而如前述，缺损、蠹噬最为严重的，也正循此分布！对比之下，几乎没有纵向贯通折痕，更没有重裱后左右两部分上下错位！由此或可推知，断裂处或应如下图所示（图20e）。
![]()
a） 1931年9月—1934年2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先后委托大树斋修复大库舆图98种129件
![]()
b）康熙《皇城图》中折痕（红线）、缺损（白地蓝框）和蛀洞（白地红框）分布，裱装前断裂在横三线上
![]()
c）《皇城图》中横向断裂线上的折痕、缺损和蛀洞分布
![]()
d）《皇城图》横向断裂线上的折痕、缺损和蛀洞分布大样
![]()
e）《皇城图》横向断裂裱装后相邻上下两部分左右错位情况最为明显
图20 《皇城图》经过1932年6月裱装，仍留存了折痕、缺损、蛀洞和断裂等旧迹
简单比对《皇城图》与《京城图》，核检相关文献档案，显而易见的是，自康熙八年（1669）起，直到乾隆十五年（1750），在上述断裂处的建筑布局，恰恰由于一项接着一项的新建、改建而发生显著变化。按照自西往东的次序，这些新建、改建的重要项目，至少包括：一、康熙三十二至三十八年（1693—1699）赐建北堂（略见《解读（中）》），三十五年（1696）新建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图21）。二、康熙二十九年（1690）重建承光殿（略见前文）。三、康熙二十三年（1684）增设庆丰司、康熙三十九年（1700）敕改万寿兴隆寺（略见《解读（中）》）（图22）。四、康熙二十一年（1682）改咸安宫为宁寿宫（略见《解读（中）》）。五、康熙二十二年（1683）重修西六宫（略见《解读（中）》），三十六年（1697）新建中正殿（略见《解读（下）》）。六、乾隆七年（1742）新建建福宫（图23）。七、康熙二十五年（1686）重修东六宫（略见《解读（中）》）。八、康熙二十八年（1689）新建宁寿宫（略见《解读（中）》）（图24）。a）康熙《皇城图》中晚明遗存的“草场”。赭石色框内原苏克萨哈府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被赐予法国来华耶稣会建造住院；红框内场地三十八年（1699）赐建天主堂，四年后落成，是为嗣后声名遐迩的北堂；蓝框内北堂西偏场地康熙三十五年（1696）建为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
b）康熙三十八年（1699）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ville）的北堂设计方案图![]()
c）乾隆《京城图》中的北堂（赭石色框和红框内）和比邻北堂建置的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蓝框内）d）俄罗斯商人余鼎（Gennadii Vasil’evich Yudin）收藏的北堂鸟瞰图，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按考，当为乾隆十五年（1750）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博明（Ferdinad-Bonaventura Moggi）为北堂改建所绘
e）1775年法国耶稣会士晁俊秀（Bourgeois,Francois）绘《北堂“耶稣圣心瞻礼”图》，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与图片处f） 1831年俄国东正教使团护卫队长切列帕诺夫（Черепанов С.И）应葡萄牙遣使会会士毕学源（Pires-Pereira）之邀绘制的《北堂全景图》。现藏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红框内为原康熙建置的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位置g）左：乾隆《京城图》局部，红框为玻璃厂所在。中：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玻璃厂图样》，法国巴黎遣使会档案馆藏，按图中绿框“东厢房”所示，方位已颠倒过来。右：原图注。其中“南面界天主堂，东面界天主堂”，可知玻璃厂在北堂西侧，与《京城图》中位置相符。图21 皇城西偏蚕池口天主堂及玻璃厂历史变迁的相关图像
![]()
a）《皇城图》无涉庆丰司、兴隆寺
b）《京城图》标绘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原外工部铁库增设庆丰司，三十九年（1700）敕改万寿兴隆寺图22 康熙八年（1669）以后增设庆丰司、敕改兴隆寺b）《京城图》细致绘标乾隆七年（1742）新建的建福宫b）《京城图》细致绘标康熙二十七年（1688）新建的宁寿宫或应在此强调的是，如《解读（下）》引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庚子（十七日）谕：“从前诣两宫请安，皆于起居注记档。今诣宁寿宫请安，朕因不忍过慈宁宫，故从启祥门行走。……此后每次请安……仍令起居注官记载其不忍由隆宗门行走之故。”事实上，这正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特为孝惠皇太后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之后，二十七年（1688）又为其兴造新宁寿宫，翌年落成后移居的内在原因：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太皇太后崩逝后，停灵慈宁宫，康熙纯孝，每日往谒哭拜，再从乾清宫或养心殿往诣孝慧皇太后宫即咸安宫（旧宁寿宫）请安，不忍路经慈宁宫，以免睹物思情！包括新建宁寿宫在内的前述一系列建设项目，略如《解读（下）》指出：乾隆五年（1740）六月十二日查勘上驷院场前星门前场地，十月二十九日查勘瀛台待修缮建筑时，内务府大臣常明和海望都曾利用康熙《皇城图》。一方面，这固然可以说明，迨至乾隆十五年（1750），内务府可资利用的舆图只有《皇城图》；另一方面，这些事例也可说明，对于新建、改建或修缮的重要项目，携图查勘场地，当为成宪。这就意味着，至少上举八个重要项目，也理当在兴工前携图查勘现场。惟出于历史原因，康、雍两朝的相关档案文献管理，远不如乾隆朝严密，导致就此稽查困难。不过，就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将旧草场钦赐来华法国耶稣会建设北堂的相关文献中，也留下援例先期查勘场地的记述：“……皇帝派他宫里的总管察看了我们要的那块地。在听了他们的禀告后，皇帝把空地划了一半给我们。他在其被载人宫中的记录的谕令中明确地表示，他赐给我们这块地是为天主建造一个宏伟的教堂。”其中所谓“宫里的总管”，以时任总管内务府大臣费扬古可能性最大。他曾在康熙十一年（1672）奉旨测量京城各门，携用《皇城图》查看北堂用地，当属轻车熟路！总之，面对如此众多工程项目的临场应用，再加上康熙、雍正直到乾隆朝编修《会典》等典章，京师皇城中诸如宫苑、坛庙、府邸、衙署、寺观、街巷等，其对应位置、规制、沿革等情况的记述，均需仰赖《皇城图》，百余年间，调用极其频繁，其中展阅、指划、折叠……，磨损、折痕累累，势所难免。嗣后，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到四十一年（1776）末，又被国史馆四库全书清字经馆征用十二年，终致破裂。相信，康熙《皇城图》破损及原因的深入探析，也必将从一个不无重要的侧面，彰显出其典制纪实性的不磨价值。（本文撰写中，曾蒙中国国家图书馆白鸿叶，故宫博物院周苏琴，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曹睿原、李梦思、张净妮、何丽沙及硕士研究生李峰竭诚襄助，谨致谢忱！）作者简介
王其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建筑史与遗产保护研究。张凤梧，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史与遗产保护研究。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3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王其亨，张凤梧. 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解读补遗[J]//建筑史学刊，2024，5（3）：101-114.
相关阅读
新店开张，欢迎光临：
![]()
![]()
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们
投稿邮箱：jzsxkbjb@mailoa.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