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3期
文章通过对比梁思成、林徽因现存手迹，分析其书法结体、笔势及若干独特的笔迹特征，确认清华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手稿中绝大多数修订为林徽因所作。结合已辨识出的手稿全文，包括梁思成原文和林徽因删除、增补的内容，简析林徽因对此文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简述梁思成、林徽因保护北京城及其古建筑的系列学术合作，重申《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的突出价值。
0 引言
1 手稿笔迹辨析
2 林徽因对文稿的修改及贡献
3 精诚合作，携手护城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下文简称《城墙存废》）是梁思成保护北京城墙的心血之作，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里程碑。这篇文章发表于1950年5月7日出版的《新建设》第二卷第六期，署名梁思成。清华大学档案馆现藏该文手稿一份，原题名为《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手稿内容已十分接近期刊正文，是一份重要的“原稿”（图1）。这份手稿的原件曾于“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展出，其高清复制件又陆续出现在之后的巡回展览中。该手稿的一大特点是包含大量修改记录——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一半以上的内容经过修改和增补，几乎每页都有修订痕迹，其中几页更是密密麻麻涂改遍布。笔者在参与策展的过程中曾多次阅读，初阅之际，理所当然地认为修订都是梁思成所作，深感其对文章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完善的学术态度之可敬；后经多次重读、辨认及考证，确认其中绝大多数的修改、增补，竟然都是出自林徽因之手！事实上，《城墙存废》一文是由梁思成先完成底稿，再由林徽因大幅修改、增补和润色，最终由梁思成基于修改稿再作修订后提交《新建设》杂志发表的。这一发现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梁、林二人是事业上相携一生的亲密合作伙伴：从共同赴美求学，到协力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再到一起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进行古建筑研究，最后又携手建立清华大学建筑系，同时一齐为首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呕心沥血，二人毕生都在不间断地合作。具体到学术文章，除了明确由梁、林共同署名的一系列论文，一些梁思成单独署名的论著，其实或多或少都可见合作者林徽因的身影。典型者如梁思成的第一部古建筑研究专著《清式营造则例》，其“绪论”即由林徽因执笔。梁思成在该书的“序”中称林徽因“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再如1943年完稿于李庄的《中国建筑史》，在其油印本（1954年）付印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除了明确的致谢，梁思成还常常向亲友、学生提起林徽因对自己文章的贡献。郑孝燮曾在文中回忆，“梁先生自己也同我们说过，他写的文章经林徽因的润色点染之后，他才满意，然后定稿”。梁从诫则写道：“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彩，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应该说，林徽因对梁思成文章的修改、润色乃至“点睛”，早已传为一段佳话。传闻虽如此，具体二人如何合作毕竟难知其详。本文所要讨论的这份手稿，最珍贵之处便在于完整记录了林徽因修改、增补梁思成文章的“原状”，淋漓尽致地呈现了这对毕生默契合作的学术伉俪，携手完成一篇文思和谐、字句隽永的经典论文的真实过程。这对研究梁、林的学术思想及其相互关联，以至二人的写作风格，都是不可多得的绝佳材料。下文首先通过手稿笔迹的辨析，论证其中修订绝大多数出自林徽因之手；接着分段呈现经笔者辨识、整理的手稿全文，包括梁思成的“初稿”以及林徽因删除、增补的内容，并简析林徽因所作修改的重要作用和贡献；最后略述除此文之外，梁、林为保护北京城及其古建筑开展的一系列学术合作，并重申《城墙存废》一文的突出价值。现存手稿共7页，以黑色墨水写于竖排红格稿纸之上。稿纸呈淡棕色，幅面尺寸宽约35.2厘米、高约25.6厘米，格心部分宽约30.5厘米、高约19.6厘米。中缝宽约1.1厘米，上下鱼尾简作双横线及单横线。下书口处印“國立清華大學”六字。半叶10行，行25格，行间距约0.3厘米。地脚紧贴下栏处左起横排印“消費合作社製1950—1×9000”小字。中缝上方左右分别以墨水标注页码，共标为14页。手稿墨书依位置分为格内字与格外字，后者分布在格间、天头、地脚等处，为修改、增补的内容。格内字为硬笔行楷，结体方正，书写工整，多用圆笔，笔意含蓄内敛，为梁思成手书文章原稿。格外字多为硬笔行书，结体瘦长略左欹，部分行列自左上到右下倾斜甚巨。其主要特点是笔速迅捷、连笔多，章法率性，部分段落极为潦草。且因行文少用标点，加之字间笔断意连，有一股奔流直下、一气呵成的气势。经与林徽因大量手稿比对，确认其为林徽因笔迹。首先，若与梁、林各自书信作一比较，即可见梁书之工整、稳健、含蓄与林书之洒脱、率性乃至潦草的鲜明对比，与《城墙存废》手稿格内、格外字之笔迹差异如出一辙（图2）。需指出，格外字也有少量为梁思成所书，如第4页天头处的一段，字迹工整端凝一如格内原稿，与其他格外字形成强烈对照（图3）。其次，梁、林各有若干独特的书写习惯，可用于进一步辨识和区分二人笔迹。比较典型的如林徽因大多数以“戈”为部首的“成”“城”“或”“國”“我”等字，其“戈”字第三笔“撇”，在现存20世纪40—50年代林徽因手迹中，多作略微下覆的弧线（图4），与常见“撇”之笔势迥异（图5），是林徽因书迹中一处极易辨认的特征。《城墙存废》手稿格外字中的“成”“城”等字绝大多数为林徽因书体，与梁思成原稿相应单字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同为戈部的“我”字，林徽因常将第二笔写为“短横”，使第四笔作“长提”与右侧戈钩相连；而目前所能见到的梁思成之“我”字，均为“长横”“短提”的组合（图6）。a）林徽因致傅斯年（“義”），1942年10月5日b）林徽因致梁思成（“成”），1953年3月17日c）林徽因致梁思成（“我”），1953年3月17日图4 林徽因手迹中戈部笔势（第三笔“撇”为下覆的弧线）a）林徽因的“成”“城”“我”（可以与图4c 中的“我”对观）图6 《城墙存废》手稿中林徽因与梁思成“戈”部笔迹对比另一个例子是梁思成写“南”字常减笔，同字框（冂）内往往只写“点”“撇”“横”“竖”，省去一横（图7）。在这份手稿中，格内“南”字多为此减笔写法，格外字中林徽因所书“南”字则笔画无缺（图8）。图8 《城墙存废》手稿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南”字笔迹对比除字迹外，林徽因在文字前加标号排序等书写习惯也可见于手稿的格外字中（图9）。综上所述，可以确定，手稿中的修订绝大多数出自林徽因之手，少量为梁思成写作原稿时的修改增补，还有极少数可能是林徽因修改后梁思成再次作出的补充修订。经辨认、整理及统计，《城墙存废》手稿全文共4114字，其中属于梁思成笔迹者约2375字（若加上删除的555字，梁思成原文共约2930字），林徽因修改、增补约1739字。梁思成原稿部分文字虽已作删除标记，但依旧清晰可辨，原稿内容亦可自成一篇。下文依照文章内容，分若干部分呈现手稿全文，包括梁的原文（保留的文字以黑色楷体显示，被删除的文字用灰色楷体加删除线标记）和林所作之修改、增补（绿色楷体），并在其后加以简要说明及评析。![]()
文章最初的题名是《新首都的旧城墙——一篇谈话》，后改作《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从字迹判断，新标题应为梁思成改定。下文可见，这一重大修改应发生在梁思成通读了林徽因的修订之后。第一段开门见山提出论题：新首都北京的都市计划即将开始，古老城墙的存废是重要问题。林徽因的修改集中在后半段，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把“北京将来的都市计划”改为“现代的北京都市计划”，突出了古老城墙与现代北京之间的张力，同时强调时间之紧迫。二是在“都市计划”后加上“在市容上，交通上，会发生什么影响”，将抽象的专业名词转化成普通读者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情境。三是把“值得慎重的考虑”改为“应该慎重的研讨，得到正确的了解，然后才能算是原则上的决定”。将“值得”“考虑”改为“应该”“研讨”，既加强了语气和对议题的重视程度，也呼应了全篇的“辩论文体”。不仅如此，“考虑”是从“决策者”视角出发的论述，而“研讨”则是一个邀请的姿态，邀请读者加入，更重要的是邀请辩论的正反双方——即“主张拆除城墙的人”和“不主张拆除城墙的人”——登场。由研讨而得到正确的了解，最终作出原则上的决定，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文章的目标。文章采用“总—分—总”结构。以上为总论，正反双方各自亮明论点。分论部分是文章主体，以辩论的形式，由“不主张拆除城墙的人”逐一反驳拆除城墙的四条理由，指出城墙具有现代作用、可以用来控制车流、是珍贵的历史遗产、拆除城墙产生废料且浪费人力。最后提出经论辩达成的共识——城墙不但不应拆除，还需予以保护整理、善加利用，使其成为北京都市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原稿首先列举主张拆除方的四条理由，林徽因将其总结为“留之无用且有弊害，拆之不但不可惜且有薄利可图”，“且有薄利可图”有调侃之意，是典型的林徽因风格。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林徽因删除了“不错，这都是显而易见的”这句话。纵观全文，林在修改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倾向，即不断加强梁原稿中正反双方陈述型“谈话”的“辩论”色彩，因此须避免肯定对方的观点。接下来梁思成指出对方的看法片面、狭隘，林徽因针对对方“拆了城墙可以取得许多砖”的观点增补“也缺乏实际的计算的”之反驳，这也是对后文计算城墙内灰土重量、运输废料所需人力等内容的提示。最后，梁思成提出保护城墙一方的中心论点，即城墙“在北京的发展中是一个极其有利的存在条件”。林徽因的修改化抽象的“条件”为具体的“作用”，指出保留城墙“和发展北京为近代城市不但没有抵触且（是）有利的”，而且“会丰富北京城人民大众的生活，将久远的为我们可贵的环境”。这实际上预告了后文的一系列主要观点，高度凝练地道出北京城墙多方面的价值。其后的论证也即以此核心价值为基础依次展开。本段论证北京城墙在现代的有利作用。首先是可以作为规划分区的隔离物，以免重蹈欧美大都市因无序蔓延而导致一系列“大都市病”的覆辙。其中部分思想在梁思成1945年发表的《市镇的体系秩序》中已得到论述。此处，梁思成最重要的新见解之一是“这城墙正可负起它新的任务”——作为规划分区的隔离物，并成为下文将要提到的“环城立体公园”。林徽因对上述规划思想同样熟悉，在李庄期间她密切关注战后城市发展及住宅设计，曾撰写《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针对这段文字，林徽因用大量细节描述充实原文，如谈到欧美大都市如“野草蔓延滋长”时，以规划师的“上帝视角”生动描绘了住宅区和工商业“你追我赶”的混乱场面——读来甚至具有强烈的动画效果。与前文相似，林的修改还涉及叙述视角的调整：原文在论述分区法的优点时称“这种分区法……使行政效率提高”，是从“管理者”角度作出的价值阐释；而林补充的“使居民能在本区内有工作的方便，每日经常和必要的行动距离合理化，交通方便及安全化”则更多是站在居民的立场上论证城市分区的裨益。此部分是全文的“华彩”段落之一。梁思成在前文基础上提出北京城墙在现代城市的另一个有利作用，即可以作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此前，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完成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以下简称《建议》）已经提出“其实城墙上面是极好的人民公园，是可以散步，乘凉，读书，阅报，眺望远景的地方”。在《城墙存废》中梁思成对此进行了充分发挥，其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令今日读者既满怀神往，又扼腕叹息。林徽因对这段文字的一处修改堪称点睛之笔，即将“高架公园”改作“环城立体公园”。这一高度凝练、朗朗上口的称谓，成为梁、林保护北京城墙基本设想最清晰直白的意象。一年之后，在同样由二人合作完成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一幅由梁思成绘制的北京城墙公园鸟瞰图，更加直观地展现了这座公园的意象（图10）。值得一提的是，留美学者白敦庸曾于1928年提出《北京城墙改善计划》，其中在城楼上设通俗图书馆、广置座椅、多种花木的设想，可视作城墙公园构想的滥觞——其是否对梁、林的城墙公园设想有所启发，值得探究。此外，林徽因对城墙如何“为人民服务”作出了具体说明，即“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呼应了开篇提出的城墙“会丰富北京城人民大众的生活，将久远的为我们可贵的环境”。![]()
图10 梁思成绘制的北京城墙公园意象图，右下角注：北京的城墙还能负起一个新的任务
此段反驳“城墙阻碍交通”，论述清晰，其中“要控制车流，不使它洪水一般的到处‘泛滥’”的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城市规划从业者思考。
以上通过细数北京城墙历史、艺术、文化等多方面价值，反驳“城墙是封建帝皇的遗迹”这一拆除理由。这是全文篇幅最长、也是林徽因增补最多的部分，足见梁、林二人均对其高度重视。梁思成首先旗帜鲜明地宣告，故宫、天安门和北京城墙等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经属于人民。接着讲述北京城墙“凸”字形平面的形成与发展，意在说明城墙是北京城市变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历史见证。最后指出城墙本身的艺术价值举世无比。林徽因的修订完善了城墙的变迁历史，更重要的是，集中诠释了城墙的艺术与文化价值。梁思成原稿指出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举世无比的壮丽的杰作”，“是艺术品”，并举艺术家以城墙为创作主题之例从侧面对城墙的艺术价值作出论证。而林徽因则正面道出北京城墙之伟大，即城墙“质朴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反映出“经由劳动的血汗，执行时代上任务的史实”，反映出“劳动的力量，人民集体的技术创造”。紧接着，她将“它不是一堆平凡的砖……它所以是艺术品”加以发展、升华，改写为“它是举世无比的建筑纪念物，深可意味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它的壮硕品质，或是它的轩昂外象，总都要引起后人的复杂情感的”。此段增补，是足以和梁思成对城墙公园的描写交相辉映的又一段“华彩”。梁思成显然也被深深打动，在正式发表时将之改定为：“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象，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经过林徽因的修改和增补，北京城墙的艺术、社会及文化价值得以彰显，这是林徽因对《城墙存废》一文的重要贡献，进一步提升了全文的思想高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林在这部分文字中着力强调城墙是古代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杰作，充分反映了二人通过对新主义、新思想的积极学习，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决定作用——1949年后梁、林的文章、书信，大都体现出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最后一段，梁思成借用“俄罗斯的颈环”，提出北京城墙无愧为“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林徽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称北京城墙不仅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这一富于前瞻性的思想，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理念之先导。文章最后一个论点是拆除城墙产生大量废料且浪费人力。梁思成列举一系列具体数字，直接驳斥了市政工程专家“城墙旧砖可作他用”的看法。林徽因在这部分的几处修改，显示出她对文字的高度敏感。例如删去“是的，也许足盖一百来座北京饭店，但是我们要打一下算盘”，改作“这里反对者方面更有强有力的辩驳了”——再次避免在辩论中肯定对方，同时加强说服语气。又如删去“如同抗战期间的重庆市民一样”这个可能被别有用心者拿来“做文章”的类比。另有以“主张拆除者在这上面大约没有费过脑筋，也许是由于根本没有想到墙心有凝灰土的问题吧”直接讽刺对方缺乏专业素养，将论辩推向一个小高潮。又有调换“不算是罪恶，未免至少也要算‘庸人自扰’”的语序，改作“这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了”，大大加强论辩语气，宣布对方“彻底失败”。而最妙的莫过于最后一段开始处那句“苦心的朋友们”，一改此前的针锋相对，仿佛是在辩论即将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主动示好，为下文双方达成共识做铺垫。林徽因对文章结尾最重要的改动，是将“谈话”改成“辩论斗争”，这是全文第一次出现“辩论”一词——笔者推测，梁思成正是根据林徽因的这项重要改动，最终决定将文章标题由《新北京的旧城墙——一篇谈话》改为《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应该说，这一改动是林徽因对全文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事实上，在之前各段，林徽因通过调整文章每部分起始处的文字，不断强化全文极具“现场感”的论辩特征、强调文章论点，最终促使梁思成（或为梁、林共同）拟定这个言简意赅、主旨鲜明的标题。对于双方意见趋向一致的描述，林徽因则通过加入“不会不”“凡是……便都是”“的确”等词语加强了表述的语气。此外，一如文章开篇的增补，林徽因再次将原稿结尾处“使它成为将来北京市都市计划中的一个有利的因素”具体阐述为“由它的物质的特殊珍贵反映到我们感觉上来，它会丰富我们对北京的喜爱，给我们以民族精神的饱满”——这一改动令结尾更加饱满充实，并实现了首尾呼应。《城墙存废》的定稿完成于1950年4月24日，共计4468字。与现存手稿相较，定稿仅对个别语句作了调整，基本保留了林徽因的全部修订。林徽因对《城墙存废》的贡献可概括为：首先，着力加强全篇的“辩论”文体，由此催生出最终的文章标题；其次，增补、强调主要论点，特别是对原稿中的关键内容——城墙在现代的有利作用，城墙可以为人民服务，城墙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等——充实以大量实例、细节，乃至升华其思想；最后，增强文章的文字表现力——身兼建筑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林徽因，其学术写作不同于一般的技术性论文，长于运用文学笔触，使文章在理性洞察与客观分析之外独具艺术美感，正如梁从诫所言，“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母亲有她独特的作风。她把科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哲思、文艺家的激情融于一身”。梁思成的文章本已堪称科学与艺术、理工与人文结合的典范。《城墙存废》原稿构架清晰，条理分明，文笔简洁、典雅且感情丰沛。然而不得不承认，林徽因的修改的确又令原文大为增色——不但增强了论述的力度，而且使本已文采斐然的原作，更富思想内涵与艺术精神。据吴良镛回忆：“从说话到写文章，林先生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梁先生才思敏捷，他的文章功力够好的了，什么样的文章在他这里只写一遍，至多个别字改动一下，但他写就的文章，在林先生的眼里，有时显得力量不够，甚至索性动手来改。当满纸已画得乱七八糟，她已力不可支了，梁先生再重新弄一遍。”《城墙存废》的手稿从天头到地脚满布增删痕迹，甚至在修订稿上再事修订，真可谓“画得乱七八糟”，而最终交给《新建设》出版的定稿，无疑是“梁先生再重新弄一遍”的成果。最难能可贵的是，经林徽因修改增补并得以充实提升的文稿，完全保留了梁思成原稿的基本骨架与精髓，读来竟如同一个人写就，毫无拼凑或不协调之感——这恰恰是缘于梁、林二人自一同学习建筑以来，二十余载精诚合作所达成的高度默契，其文字早已达到珠联璧合、琴瑟和谐之境。对此，郑孝燮的形容非常贴切：“梁先生为祖国做出的辉煌成就和贡献……处处都离不开夫人林先生同心同德、同甘共苦、默契的配合。这种亲密的合作，简直就像体育场的双打获胜者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林徽因逝世后，梁思成在给费慰梅的信中也感叹道：“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她的协作，失之犹感寸步难行。我过了很长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她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了这个，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林徽因对《城墙存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称她是文章的共同作者当不为过。实际上，除了这篇文章，梁思成、林徽因在为保护北京城及其古建筑所做的多方面工作中，一直是密切合作、携手共进的。写于1948年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是梁思成对朱自清《文物·旧书·毛笔》一文的反驳。在该文手稿中，同样可以看到林徽因的修改，二人的合作方式与《城墙存废》如出一辙。（图11）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完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建议》卷宗内另有一份题为《对于巴兰尼克夫先生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几个问题》的附件（附件2），署名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是对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北京市将来发展计画的问题》一文的评论文章，表明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的林徽因，同样参与了北京都市计划和行政中心区选址等研究工作。《城墙存废》发表后，梁思成又于1951年4月在《新观察》发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全面介绍北京城市规划的杰出成就，并再次呼吁保护北京城墙——“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除了城墙公园意象图，文中还有一幅名为“北京的体形发展沿革及其城市格式”的鸟瞰图，形象地图解了《城墙存废》一文中对北京城墙历史变迁的描述（图12）。梁思成在文末写道：“本文虽是作者答应担任下来的任务，但在实际写作进行中，都是同林徽因分工合作，有若干部分还偏劳了她，这是作者应该对读者声明的。”该文手稿同样包含梁、林二人笔迹，仍是梁作原稿，林修改增补（图13）。图12 梁思成绘“北京的体形发展沿革及其城市格式”林徽因于1951年8月在《新观察》第三卷2期发表《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该文手稿同样出现梁、林二人的笔迹——有趣的是，不同于前述梁作、林改的合作方式，这篇手稿梁、林分段写作，发表时署名林徽因。由此可知二人的合作模式多种多样（图14）。图14 《我们首都的文物建筑》手稿，其中右侧3行为梁思成笔迹，其余为林徽因笔迹1952年，林徽因在《新观察》连载《我们的首都》，向公众系统介绍北京城及其古建筑。在上述林徽因单独署名的文章里也能发现梁思成的身影——《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中的“团城与金鳌玉蝀桥”以及《我们的首都》之“故宫篇”的“北京故宫（鸟瞰图解）”，都是梁思成绘制的（图15，图16）。与梁思成携手保护北京城及其古建筑，是林徽因生命最后几年中的一项主要事业。当视若珍宝的古建筑陆续遭到拆除，她与梁思成一样心急如焚，大声疾呼——梁从诫回忆称：“继金水桥前三座门、正阳门牌楼、东西四牌楼、北海‘金鳌玉蝀’桥等等被拆除之后，推土机又兵临‘城’下，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她和父亲深知，这城墙一旦被毁，就永远不能恢复，于是再三恳请下命令的人高抬贵手，刀下留城，从长计议。”1957年6月3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惊世长叹——“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彼时林徽因已离世两年有余，若斯人尚在，想必也定是同样心境。今天重读梁思成、林徽因合作的《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重温这铿锵有力、饱含深情的文字，实在令人泣为之下、血为之沸！尽管二位先贤构想的北京环城立体公园已不可复得，但他们用满腔热血共同铸就的文章终将不朽！两位杰出的建筑学家，融汇中国古代都城史、建筑史研究，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及富于前瞻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对北京城墙这一珍贵遗产作出的全面且高屋建瓴的价值阐释，无愧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丰碑。1935年，林徽因发表了一首题为《城楼上》的诗作，是这位诗人、建筑学家写给心爱的北京城墙的礼赞。谨以此诗为本文作结，并纪念林徽因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杨澍，机械工业出版社建筑分社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王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故宫学研究。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3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杨澍，王南.书契和谐，精诚合作——林徽因对《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手稿所作修改之考证[J]//建筑史学刊，2024，5（3）：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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