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冯立燊 李若兰：广州花地馥荫园的历史与复原研究
文摘
文化
2024-07-30 18:18
北京
乾隆年间行商潘振承在广州花地建造了一座名为东园的乡郊别业。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园归安海伍氏，易名馥荫园。关于这座行商园林，不但有大量诗歌、游记、书信等文字资料，还有全景横卷、外销画、照片等丰富的图像遗存。本文借此梳理该园在潘氏、伍氏两个时期的历史沿革，通过比照、分析各种历史图像，结合游园者的文字记载，复原馥荫园接近一半面积的空间构造与大部分建筑物的外观，并尝试探讨建筑布置、掇山理水、莳花植木等园林设计和经营维护过程中的细节。
1 历史背景
2 易主前后园景的因袭与转变
3 馥荫园的复原
4 造园意匠与源流
5 伍家的衰败与馥荫园的结局
6 结论
FENG Lishen, Josepha Charlotte RICHARD在广州体制（Canton System，1757—1842）时期，西方商人在广州交易必须通过被称为“行商”的华籍中间人。在此前后的近百年间，广州行商造园成风。时代背景、建造目的、服务对象、位置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使行商园林面貌多样，不一而足。同文行（同孚行）的龙溪潘氏与怡和行的安海伍氏都曾是广州最有影响力的行商家族。伍氏馥荫园及其前身潘氏东园，地处广州西南郊，在短短数十年间，风貌就呈现出显著变化。这座郊园经历了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波澜起伏的时代，见证了广州体制的兴盛与衰亡，是当时广州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缩影。行商园林研究始于20世纪末，以莫伯治等前辈学者为先驱。在之后的十余年间，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著，以研究潘、伍两家者居多。然而，早前的研究中能准确且深入地还原园林布局、历史沿革者寥寥无几。近年，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陆续公开了各种相关资料，借此可以更加精细地研究行商园林。
馥荫园文字记录充足，有着相对清晰的历史沿革。其留存至今的图像资料不但包括多种体裁的绘画作品，还有大量不同角度的旧照，这使馥荫园成为诸多行商园林中唯一一个能够被精确复原的案例。复原空间与历史文献相互补充印证，使抽象的文字描述能够与具体的园林空间相对应，从而可以较为直观地认识馥荫园的园林布局、建筑装修、山水花木等方面的细节，也便于了解园内宴游、生活、生产、后勤养护等日常之事与相应场所的关系。同文行创始人潘振承［1714—1788，潘启官一世（Pan Khequa I）］在南海县属的广州西关拥有大量产业，并曾在广州西南郊的河南和花地建宅造园。其中，花地的东园是潘家在番禺县界内已知最早的物业，也是潘振承的“暮年怡情之所”。潘振承的次子潘有为（1743—1821）年少时曾到过东园。乾隆三十五年至五十三年（1770—1788），潘有为长住北京，先是备考，后参与校阅《四库全书》，至丁忧始返粤。据此，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任文岭推断，东园的建造时间在其上京之前。潘振承去世后，东园并未闲置。据广州学者谢兰生（1769—1831）的《常惺惺斋日记》，道光四年（1824），潘家在花地“新葺小楼”，谢兰生曾在该处与友人见面，随即又游翠林园。翠林园与东园同在花地，仅隔一条小涌，“小楼”很可能就在东园中。潘家姻亲、爱国学者张维屏（1780—1859）自道光十七年（1837）起僦居东园，至二十六年（1846）才因东园转售予伍氏而搬离，后在东园东北方择地另营听松园以居。作为行商中的后起之秀，伍氏收购旧家名园早有先例。在此之前，怡和行创始人伍秉鉴（1769—1843）便曾买入已辗转多手的颜氏磊园。伍秉鉴在世时，曾与早前的潘振承一样，在广州河南的园宅中接待外国客商。伍秉鉴去世、广州体制结束后，伍家虽仍与西方人保持着联系，但已不如以往紧密，他们接待西方人的方式和场所也逐渐改变。伍家购入馥荫园以后，外国人似乎更常到访馥荫园和伍家在西关的宅邸。众多游园者中，就有苏格兰植物学家福钧（Robert Fortune,1812—1880）。其人曾将中国的茶种及制茶技术带到印度，以此闻名于世。1854年冬春之际，福钧到广州考察窨茶工艺，顺道游览馥荫园，详细记录了园中的景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伍秉鉴五子伍崇曜（1810—1863）如他的父亲一样，以类似外交官的角色与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the Earl of Elgin,1811—1863）交涉。额尔金的随行人员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 1829—1888）记录了联军占领广州后伍崇曜邀请他们到郊外午宴一事，并提到伍崇曜还有另一座“更富丽堂皇的宅邸”，所指应是伍氏在河南的园宅。因此，午宴的场所很可能就是馥荫园。1858年11月13日，英国海军陆战队炮兵一级中尉约翰·弗雷德里克·克里斯（John Frederick Crease，约1837—1907）寄出一封家书，内容与俄理范的记录吻合，同样提到午宴。随信寄送的还有一套关于“Howqua’s garden at Fa-tee（浩官在花地的花园）”的照片（图1）。从照片中梅叶落尽、木棉叶疏等特征可以判断，照片拍摄于1858年初，即联军占领广州后不久。任文岭考证，东园地处册头村（今作策头）。芳村人士谢璋在《花地福荫园补遗》（福荫园为馥荫园之俗名）里指出，馥荫园位于今东漖北路南侧的大策直街和联桂北街之间，也就是小策社区居委会附近。在1918年的《广州市图》上，策头村北河涌“丁”字交汇处的北岸，也就是今天东漖北路北侧大策直街街口对面，有一座“东溪古庙”（图2）。据陈鸿钧的研究可知，这是花地花墟旁的观音庙。大英博物馆有一幅以《花地东园》为题的水彩画（图3），画中绘有一座“水月宫”，这正是观音庙常见的名称。庙前有涌，园门上的灯笼上写着“東園”二字。涌折处的小汊上有小桥一座。小桥、河涌、庙宇的位置关系与《广州市图》一致。至此，东园、馥荫园西北部园门附近的界线便可确定。东园易主并更名馥荫园后，功能发生了变化，景观风貌也随之转变。下文将通过分析东园和馥荫园的各种历史资料，尝试总结出这两个时期的景物、功能、空间构造等特征，并比较易主前后的异同。在目前已发现的文献中，唯一涉及东园易主前园景布局的是潘有为的《咏东园十绝句》，相关诗句兹录如下：其一：松风凉到碧窗荫，竟日苍虬助苦吟。馨膳早荒桦烛短，背人寒烬泪痕深。其二：堂北池宽卷万荷，堂南觞咏一亭多。旧游矍铄侪骀耉，盼断槎香载酒过。其四：叠蹬盘空路转迂，少偿行债此生苏。索逋只恐春归去，伧父遥惊折柬呼。其五：楼疏分得佛灯光，斜枕溪湾背夕阳。春赛忽闻村鼓迓，险竿儿女觑登场。其七：水榭风来面面亲，中央何地可容尘。轻蓑画舫纶竿影，却讶空潭映着人。第一首的诗句记述了诗人在松下居室窗前吟诵的情景。第二首诗记录了一个面积不小的荷池，池南有堂，堂南构亭，诗人的父亲曾徜徉其间。第四首写的是园中的假山。假山最宜游春，可攀登穿行，还能“少偿行债”，体量估计不小。第五首写的是河涌边的楼阁。楼上能望见附近涌口处羊城八景之一的大通寺，每逢春日，还能看到村民的赛会表演。第七首描绘了一座池边的水榭，其第三句的“画舫”指的似乎是一座船形建筑，位于池沼“中央”。这十首绝句还涵盖了园中的植物，并着重歌咏了一些花实可资一用的植物，例如荷、荔枝、木棉、梅。东园景色朴实自然，不以建筑取胜。张维屏在一首诗中写道：“虽无台榭美观，颇有林泉幽趣。”这与当时西方客商笔下行商园林的奢华风貌大相径庭。目前仍未发现有关东园的西文资料，东园平时似乎不对外商开放。不过，对于当时广州的士夫绅商来说，入园一游并非难事，有时甚至不需潘家邀请。谢兰生的日记和诗集中就有相关的记录。嘉庆七年（1802）五月十八日，谢兰生到东园和附近的石围塘赏荔，有“榴弟檎兄托涧滨，得如朱实满园春”之句，记录了东园水岸满植荔枝的胜景。嘉庆二十四年（1819）八月三十日，谢兰生与友人黎楷屏、陈仰山、伍秉鉴一行四人又前往花地东园“论园”。东园的幽胜虽然早已吸引了伍秉鉴等社会名流，与当时游人如鲫的城西唐荔园、景苏园相比，却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私密度。正因如此，东园内景的绘画相当罕见。有两幅年代较早的外销画（图4），画中园林建筑的布局与下文将要介绍的馥荫园北部颇似。门厅后的小径上有一座方亭。在图4b的一些复本里，亭额题作“晚翠亭”。据说，晚翠亭也是潘有为建造的。亭旁池中有水榭，旁边是两座临水的硬山小屋，两屋之间花木繁茂。东园改建为馥荫园后，小屋未立即拆除，在一幅馥荫园的外销画（图5）里能见到其另一侧。两座小屋四面皆水，形如舟楫，又与水榭相邻，符合潘有为诗中对“水榭”和池“中央”“画舫”的描述。图4a远处的歇山楼阁位于园东北，是园中最靠近大通寺的地方，园址的东北角外又正好是一处溪湾，这很可能就是潘有为诗中“斜枕溪湾”、能“分得佛灯光”的那一座楼。![]()
b）从亭东侧看东园易主后，功能转变。起初，东园是潘振承晚年闲居的别业，后来又由张维屏长期租住。伍家购入后，开始更频繁地向中外游人开放，不少外国人是在没有园主陪同的情况下游园的。这个时期，外国人到访河南园宅的记录却大幅减少，伍家购入馥荫园也许是为了将社交功能从家眷住处分离出去。伍家族人也曾与友人在园中雅集修禊，但目前仍未发现园主家眷在园内常住的确切证据。比起东园，馥荫园的资料更加丰富。广东省博物馆有一幅题为《馥荫园图》（图6）的全景横卷，由四川画家田豫绘制，借此得以确认哪些外销画与馥荫园相关。东莞画家卢子枢（1900—1978）在卷首题写道，田豫“尝客潘仕成家，为潘氏绘《海山仙馆图》于折扇上”。潘仕成（1804—1874）是同孚行潘氏的旁支、伍氏的亲家，也是当时有名的巨贾。卢子枢又引用了张维屏《桂游日记》的一句话，说田豫“谈蜀中山水之奇，令人神往。”可见田豫与张维屏相识。伍崇曜可能是由张维屏、潘仕成等亲友介绍才定制到这样的一幅画。《馥荫园图》左半部园门附近的区域易主后有增改。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拍摄过两张馥荫园门外河涌的照片（图7），从中能看到《花地东园》水彩画里园墙前的荔枝、墙后的水松和庙前的榕树。照片中荔枝和水松之间还有一座三开间的楼阁，而在水彩画里相同的位置上，却只有一片低矮的瓦顶。迪美博物馆藏有一幅广州画家关联昌所作的外销画（图8），画中池上建筑物的位置和形式与《馥荫园图》左半部相合。道光二十九年（1849），有一次张维屏路过易主后的馥荫园，写下了一首诗：“昔日园林有天趣，今番亭榭属人为。如何满目浓华景，转令人思冷澹时。”画中艳丽的建筑物正好印证了张维屏的诗句。八年后，张维屏重访馥荫园，却感叹道，“住久重来似到家，园名虽改景无差。”张维屏两首诗的内容并非前后矛盾，易主后的增改只限于局部，馥荫园里有一些区域仍然沿袭了东园简朴而饶有野趣的景观特征。《馥荫园图》右半部的树木更为茂密，建筑也更疏朗，可能保持了东园时期的风貌。勾起张维屏回忆的景致可能就隐藏于这部分。画面上方可见一长形水池，其右墙后有一小院，院中有座歇山方亭，周植老松，曲径两旁长几上摆满盆栽，旁有一堂一池。这一部分的景色，与潘有为诗中的“堂北池宽卷万荷，堂南觞咏一亭多”颇为相似。还有两幅外销画（图9），内容和这个小院大体相同，表现的很可能是潘氏的一处花园。马丁·格里高利画廊（Martyn Gregory Gallery）外销画（图9a）中，建筑的布置与《馥荫园图》十分接近。大英博物馆外销画（图9b）里的建筑格局与图9a左右相反，但厅堂的样式与《馥荫园图》更为相似。两幅画的亭额上都写着“六/陸松亭”三字，与潘有为在广州城西建造的潘氏家塾六松园同名。画中亭联有两副，分别是“此地有茂林修竹，何处无明月清风”和“半窗梅月幽情寄，一枕松风好梦连”，潘有为东园诗的第一句，正是“松风凉到碧窗荫”，意境大类。这窗外之松，很可能就是六株百年老“桧”，张维屏“日与相对”，并为之赋诗：“苍然六君子，正色照庭轩。”这或许是《番禺县续志》中东园和馥荫园也被称为“六松园”的原因。结合这些分析，再读潘有为的《咏东园十绝句》，即可看出诗句内容始于东南部松林下的寝居之堂，终于西北部池沼上的钓游之所，由内而外，以园主视角书写。东南部的长松风荷，简朴清新，西北部的亭榭轩廊，繁复错杂。易主后的改建主要集中在园林的西北部，其宏敞绮丽远胜东园，内简外繁的格局更为显著（图10）。借助各种图文资料，笔者推测制作了一份馥荫园的复原方案（图11）。《1955年广州航空影像地图册》所附1960年广州市地形图，记录了当时园址附近的河涌及园内残存水面的分布状况，平面复原以此为底本。通过分析照片，同时比照广州附近现存的近代园林建筑，可以推测出照片中各构筑物的尺寸。例如水池岸上砖砌拦河（亦称花基）的长度和高度可以通过砖块和陶制花窗的数目粗略判断。这些构件一般是批量生产的，有比较固定的规格。当时广州西部民宅常用的青砖尺寸大约是240毫米×95毫米×55毫米，花窗边长主要有320毫米与345毫米的两种。建筑的面阔则可以通过瓦桁数大致确定，当地民房每桁阔245毫米左右。确定构筑物的大致尺寸后，制作模型，并选取与旧照相近的视角，重叠对照，进一步推敲其方位尺寸。不过，现有资料仍不足以完整地展现馥荫园的全貌，目前只能相对准确地复原《馥荫园图》左半边的区域，也就是园林的西北部。下文将跟随福钧游览馥荫园中目前能够复原的区域。福钧与克里斯的馥荫园之游前后仅隔四年，他们理解馥荫园的角度却不甚相同。福钧早在1843—1845年间便曾到中国搜集植物，行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文化了解匪浅。与福钧同游馥荫园的还有“中国学者”麦当劳先生（Mr. M'Donald），他为福钧解读了园中的匾额、诗联、告示牌。福钧还记录了园内中国人为他们指路一事，其游记可以让读者了解到本地访客的经典游园路线。还有一些西方人初来乍到，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克里斯的照片及其题注正表现了这类人的视角。下文将跟随福钧的足迹，结合克里斯的照片等资料，尽量全面地还原馥荫园的空间结构。图12为馥荫园建筑物的复原鸟瞰图，视角与《馥荫园图》相近，标出了福钧的游览路线和克里斯的拍摄位置。下文将馥荫园分成“前序”“待客”“游人免入”“堤的另一边”四个部分。四个部分逐一介绍、分析。福钧在游记开篇写道，馥荫园“是一处度假胜地，最受附近的中外居民以及造访天朝此隅的客人喜爱”。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的人们，若要从广州城去东园或馥荫园，最常见的方式是乘舟沿着珠江往西棹至花地河，再经一段河涌抵达园门。前文提过的那张汤姆逊拍摄的外景照片（图7），展示了河涌沿岸一段相当长的建筑外立面。画面左部是一座带独立外门的平房，屋顶有烟囱，应是厨房。福钧一行在入园时向园里的佣人出示了一张类似游园许可的纸牌，但未与园主见面。步入园门后，正前方有“一道长而窄的小径，以砖石铺砌，两侧摆着盆栽。小径上的八角门打破并延长了前方的景致。门后路上设凉亭（笔者按：原文为“alcove”）。小径两侧的植物后有矮墙，墙身有格子状的装饰砖，透过它们可以看到两侧的水池。八角门、凉亭、漂亮的装饰性花盆与两侧的水面一起，组合出一种非凡的效果，极具中国特色”。福钧说的“小径”实际上是一条入园后即可看到的堤路，将水池分成了大小两个部分。这组景色亦见于克里斯的照片（图1a）中。除了福钧记述的“盆栽”，还有几株番木瓜种在小径两侧的花台里。照片左部可见大池上的八角亭掩映于花木后，门后凉亭隐约可见。在瑞士摄影师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Pierre Joseph Rossier，1829—1886）拍摄的一张照片里（图13），八角门正面的门额上刻着“畫橋碧滄”四字。穿过八角门，福钧接着写道：“刚才提过的凉亭里，有几张美观的石凳，在华南的气候里令人凉快舒适。这座建筑的地面比周围高出几英尺，在那里游人可以很舒畅地看到水面和园中其他的景物。这是个很受中国人欢迎的歇脚处和吸烟场所，我们在其中一条柱上发现的中文告示可以印证我的说法。告示是这样写的：‘谨告：本园敬请宾客在栏河外吐槟榔、敲烟灰’。”福钧没有记下凉亭（图14）的名称。在一些外销画里，亭额上写的是“流杯亭”。这座方亭实际上建造在一座砖石拱桥上。顺着小径往前走到堤的尽端，是一座名为“芳华堂”（原文为“the Hall of Fragrant Plants”）的敞厅。“穿过芳华堂，在两排桂花树（笔者按：原文为异名‘Olea fragrans’）间前行，我们来到一套装饰精美的厅室，装潢不俗，用于接待、娱乐宾客，额曰‘闻木樨香堂’（笔者按：原文为‘the Fragrant Hall of the Woo-che tree’）。”克里斯一行在闻木樨香堂饮宴时留下的照片（图1b），可以证实福钧的描述。堂前丛桂、盆花夹道，阶下摆着食盒，堂上觥筹交错。福钧称闻木樨香堂为“一套”厅室（原文为‘a fine ornamental suite of rooms’），而非“一座”厅堂。由此推测，堂内正间和偏间之间设有隔断。一幅关联昌的外销画（图15）展示了站在闻木樨香堂廊下回望芳华堂的场景：芳华堂外绿意盎然，右侧墙外可以看到池上八角亭的尖顶。3.1.3 “游人免入”：楼台山色间的私人角落与备宴之所参观完两座厅堂，福钧等人“从一个窄门”来到另一个区域。此门即为图15中开在闻木樨香堂右侧山墙上的瓜形门。在那里福钧看到了另一则告示：“游人免入”。接着他又写道：“显然，此门通向园主一家的私人套间。”福钧对这个区域的记录相对简单，只有一小段：“在园的这一边，有些精巧的石假山，这是中国人很擅长构筑的。还有各色雅致的亭馆，其中一处叫‘碧清书屋’（笔者按：原文为‘Library of Verdant Purity’）。这个区域和刚才提过的直路之间，是一个小湖，湖中有游鱼、荷花。一条木制曲桥横跨湖面，桥面下有拱券数个，看上去行将倾塌。这里有一个很必要的告示：‘游人止步，谨防意外。’”《馥荫园图》左上角绘有一座石假山，在闻木樨香堂旁，位置与福钧的叙述顺序相符。相关照片只找到了一张（图16）。石假山在照片的左部，虽然没有田豫画的那么高耸，但是目测主峰也至少有4米高。主峰左侧还能隐约看到几座小峰，延绵至画幅之外。这令人不禁猜测，假山中可能藏有磴道，通往船厅上层。至于“碧清书屋”，福钧没有交代其具体位置，不过他在文末记下了在碧清书屋里发现的两句诗：“Some few stems of bamboo-plants/A cottage growing round; A few flowers here—some old trees there, And a mow of garden ground”，即宋末元初诗人梁栋《题寅叔小园》里的“数竿修竹三间屋，几树闲花一亩园”。参照《馥荫园图》，水池左侧唯一的竹丛位于船厅与石假山之间，而“碧清（Verdant Purity）”又和水有关，“碧清书屋”或是船厅露台后部靠近竹丛的艉楼。福钧并未详细记录这一带的建筑。为了理清这个私密区域的布局，以下将进一步分析克里斯的照片和与其相对应的外销画。克里斯在闻木樨香堂瓜形门外的池岸上拍摄了一张照片（图1c），主景是门厅后的堤路，左侧能看到八角亭台基的一角。克里斯在照片说明里将右边的二层楼阁称为园林的“主楼”。东北拍卖行（Northeast Auctions）在2014年售出一幅款署“Tingqua”（关联昌）的外销画（图17），画面视角从八角亭中出发，背景正中可见“主楼”全貌。沿着画面右部的朱漆曲桥走到尽处，是一座华丽的船厅。船厅的装饰细节与图8十分相似。克里斯有一张照片（图1d）也摄于八角亭檐下，内容是福钧文中“游人免入”的区域。照片右部船厅与对朝厅之间的天井覆以明瓦卷篷，与图17所绘一致。惟克里斯造访时船厅的柱廊已被拆除，只剩下岸上的一列石柱墩。前文提及的一幅外销画（图5），展示了对朝厅内所见的船厅正面。正面入口与图1d中所见的侧门一样，也安装了脚门，忠实地模仿了当时珠江花艇的样式。画面中部，廊外可见八角亭的一角。八角亭前，是尚未拆除的东园遗构，即池岛上的小屋。岛上的两座小屋之间有一个小庭院，馥荫园船厅正座、天井、对朝厅的独特组合，似是继承自东园（图4a）。图1d与图17都展示了船厅与“主楼”之间的二层结构。在图17的“主楼”右侧，隐约可见副楼的红色门窗掩映于水松之后，这很可能是楼梯间之所在。副楼右边是厨房背后的高墙，墙前架设的露台或许连接着“主楼”与船厅的上层。沿着“主楼”下层的走廊走到靠近堤路处，就能看到图1e里的景色。克里斯的到访时间比福钧要晚几年，此时曲桥只剩下了八角亭右边的小半段。根据邦瀚斯（Bonhams）拍卖行此前出售的一张照片（图18）可知，八角亭匾额上的字是“掬月亭”。至于八角亭左边连接船厅的曲桥，目前尚未找到相关照片，只能通过其他图像资料大致推测其原貌。《馥荫园图》中的这段曲桥呈北斗七星状，在十三行博物馆的一幅外销画（图19）里亦是如此，可信度应比较高。图1e及东北拍卖行的外销画（图17）中，桥身上皆立纤细的木架，可能用于悬挂灯笼或支撑遮阳帐幕。福钧的游记里未详细记录“主楼”附近的景色，但克里斯在“主楼”上拍摄过园外的花地村景（图1f），当中的门楼就是图3水月宫旁的那一座。照片还记录了门楼左侧未曾入画的乡村风貌。写过曲桥后，福钧便直接把笔墨移到了园林另一端的“边缘”区域。接下来的文字与前文没有明确的空间联系，唯一的位置线索是福钧见到的“一些给植物装盆用的棚”。在《馥荫园图》右侧靠近下方园墙的地方，正好绘有一个瓦棚，棚下摆放着各色花盆。据此可知福钧是去了馥荫园南部。福钧从大池到园林的“边缘”，需要取道小池岸上的园径，下文将先介绍小池四周的景色。克里斯在小池岸上拍摄了两张照片。如果在拍摄图1e的位置继续往鸟瞰图的右侧行进，走到一所斋舍的前面向堤的方向望去，就能看到图1g中的画面。画面左侧可见亭桥前有梅花数株，后则古木横虬。在亭桥的柱栋之间，还可以看到远处大池上的掬月亭。这个角度很受摄影师欢迎（图20）。图20 拍摄位置较图1g稍西的另一张照片，八角门后可见船厅的窗框、屋顶沿着池岸走到小池的另一端回望，就是图1h的视角。这边的池岸不算十分平直，两侧都有枝叶婆娑的大树，阴翳深远，氛围与堤路另一侧的明朗开阔形成对比。照片背景里的斋舍，在图1c中亭桥后的背景里也能看到。综合两张照片，可以大致勾画出这座斋舍的结构：前廊三间，左右偏间前接两廊，而室内只有一正一偏两间，类似番禺余荫山房的临池别馆。斋舍前右侧廊下的墙上有一个拱门，而墙身则一直延伸到池岸，把斋舍和门厅后的空间分隔开来。这幽静的小池斋舍可能也属于“游人免入”的私密区域。至于福钧在园林“边缘”看到的景致，大多与植物相关，将留待本文的第四部分继续讨论。在各种绘画作品里，馥荫园建筑物的木质部分多髹红绿，间有金、黄、靛、荔枝核等色。田豫在《馥荫园图》里将建筑物一概画成红柱绿窗，而外销画的用色则包含了更多细节。外销画里船厅、“主楼”和两座厅堂的色彩都与《馥荫园图》较为相似。桥亭的梁柱多是全绿，横披用黄色，本文复原方案从之。掬月亭的梁柱有红绿两种版本，飞罩有绿黄两种，横披都是黄色。从旧照中看，掬月亭的飞罩与横披明暗度相似，颜色都比梁柱浅，比较接近十三行博物馆图19的配色，本文以此为参考。绘画的几何准确度虽逊于黑白照片，却能再现当地建筑用色的历史习惯。粤中地区现存的园林建筑不少已被修葺多次，最初的色彩难以考究。即便是本地早期园林著述中首屈一指的《岭南庭园》，也仅提及了著者实践中常用的“山漆原色（黑或荔枝核色）”，并未详细介绍其他常用色彩。及至近年，一些园林在修缮时，更是屡屡出现以黑色和荔枝核色取代其他色彩的做法。实际上，鲜艳活泼的配色亦常见于其他园林绘画和现存的传统宅园，非馥荫园所独有。馥荫园的设计承前启后，有着强烈的地域与时代特征。其造园造景手法的因袭与传播，还能佐证行商家族与当地士绅名流之间的紧密关系。以下就选择掇山、理水、月色、双池、亭桥、植物等要素，结合建筑布局，进一步探讨馥荫园对早期造园传统的继承及其对当地其他园林的影响。馥荫园的假山与池沼相邻，结构上却相互独立，这种现象在19世纪的粤中地区相当普遍，例如佛山的群星草堂，顺德的清晖园、小蓬莱，香山的清风园，番禺的余荫山房、永思堂花园等。至于水石相接者，在为数不多的案例中，也有一处是伍家的产业。伍秉鉴早年接手的颜氏磊园，最初由当地擅长叠山的名画家黎简（1747—1799）“敷排”，石山曲池，颇有画理。馥荫园的建筑物极尽奢华，却没有如磊园一般水石相接，显示假山池沼分置的设计在当时的粤中地区仍相当受欢迎。在江南和华北，自宋代以来，类似的做法亦时有出现，频率却似乎不如粤中。这可能与晚明江南园林方池不再流行有关。馥荫园的池沼布置简单而实用，四池皆沿墙外河涌而设，活水易得。在图1h远处的池岸上，有一个通向外涌的窦口，与图1d中大池岸上的窦口相同。由此可以推测出馥荫园的换水方式：通过人工定时开闭窦口，利用外涌潮差，实现双池与外涌间的单向流动，使园中水体得以保持清澈。在大英博物馆的《花地东园》水彩画里，也能见到驳岸上后为馥荫园所沿用的大池窦口，证实了张维屏三子张祥晋“水活潮通海”的描述。这种换水的办法，至迟在清初就已在广州的园林里出现。例如，城西长寿寺园池以潮水为特色，有“石通江两度潮”之景，潮水出入时，声如空山之瀑。大池中的掬月亭，匾额朝向“主楼”而悬，其名称解释了大池四周的景物布置方式。入夜时分，从池西“主楼”前的水松下东望，可见初升之月悬在掬月亭后的林梢上，映于亭前的水面中。大池南北窄、东西长，确保了水面有足够景深来映照天际线上的月色。副楼旁高墙前的露台，位于大池西北角，位置较高，避开了水松枝叶的遮掩，可能是为了观赏高升至东南方的月光及其倒影而设的。掬月亭与船厅之间的曲桥呈北斗七星状，造园者似是意将星月尽收一池之中，以园中的水景象征云外的仙界。这种象征手法在岭南园林的历史文献中早有先例，晚明揭阳郭之奇先生就曾在《西园》诗中写道：“更有方池通远汉，辉星皎月动波文。”馥荫园大池上的月景很可能继承自东园。张维屏在《东园杂诗》序中写道：“夜色空明，池能印月。”又有“不须愁暮色，明月涌冰轮”之句。张维屏搬离东园后，在不远处的听松园里复刻了东园的月景。听松园池广五亩，是馥荫园二池的两倍，水月之景更是极致而纯粹。学者陈澧（1810—1882）曾为之赋诗：“草堂东面开，最好看明月。谁云海上生，乃在桥边出。堂下一片水，桥南万林樾。水月两镜磨，林影一山凸。须臾镜渐高，台榭尽如雪。……”水池四岸，皆围绕月色布置，正厅松心草堂临池而开，朝向月升的方位，以远处堤上的月桥为对景。池外还如东园一般，列植着苍古的水松。张维屏对东园池上松月之景的怀念，由此可见一斑。听松园与馥荫园的水系布局也颇为相似。听松园亦有二池，池间跨以月桥。这种双池布局，是清代粤中园林的一大特色。较早的例子有张维屏年少时的读书处潘氏南墅，园内“方塘数亩，一桥跨之”。考虑到东园、南墅都是潘家物业，馥荫园的双池布局可能在潘氏东园时期就已存在。伍氏购入馥荫园前数年，张维屏的友人梁九图在佛山建造汾江草庐，园中也有以桥堤划分的二池。汾江草庐的拱桥上也有亭，“亭之广，可布几席，两旁曲槛，周遭椅栏”。亭桥在道光间似曾风靡一时。目前所见最华美的一座亭桥，在广州西郊的海山仙馆里，该桥有五孔，上覆重檐歇山方亭（图21），年代稍早于汾江草庐，由潘仕成所建。现存亭桥中最著名的，在陈澧旧交、番禺乡绅邬彬建造的余荫山房中，今日已然成为岭南传统园林的象征。除了亭桥，在馥荫园的大池四周，还环绕着厅堂、假山、船厅、楼阁等建筑，船厅侧门之外，水心有亭，渡以曲桥。类似的布局，在当时番禺的永思堂花园里也可见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末，永思堂主人陈泰初（？—1859）丁忧返乡，随后便开始着手准备改葺园宅，于二十七年（1847）在方池西岸上增建船厅爱莲轩。其他现存或可考的构筑物，还有船厅西侧的宅邸厅堂，池南的假山、拱桥，池北的楼，池中的亭。亭与船厅侧门之间，也以木桥相接。池上建筑的品类和组合方式，俨然是馥荫园的复刻。永思堂花园的这次增改，时间与东园易主相近，似乎直接参考了馥荫园。道光二十八年（1848）花朝节，粤省士民在花地为两广总督耆英（1787—1858）送行，陈泰初与伍崇曜皆有诗作收录于送行诗集，应都参与了这次饯别，而馥荫园很可能就是饯别之处。诗集中耆英有“荔圃风和祖帐开”之句，花地诸园中以荔枝闻名的，正是馥荫园。耆英在广州时与二人均有不少来往。伍崇曜曾随耆英“办夷务”，而陈泰初对“夷务”也不无了解，其父陈仲良（1780—1845）曾著有《沿海边防辑说》。耆英离开广州前，又手书“永思堂”大字赠予陈泰初。伍、陈二人或曾共事，亦未可知。馥荫园建筑布局的另一个地域特色，是其对实用性的重视。厨房比门厅更靠近通往珠江的涌口，避免了后勤运输、仆役出入经过正门。这一点细节相当重要，由此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时人园居生活与建筑物之间的关系。从平面图看，厨房东有船厅、正堂，南有“主楼”和门厅南侧的斋舍，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厨房的服务距离。厨房与两侧相邻的建筑之间，更有园内唯一的连廊。这些都体现了当时粤中私园强调实用的特色。厨房所在的角落位置不算宽敞，与园中其他区域的交接过渡甚是简单。从克里斯的照片（图1d）中可见，厨房与船厅之间，以一道附墙而设的曲廊围出小院，院中植树遮挡厨房。厨房与大池之间，则直接以高墙相隔。墙前架空的露台与“主楼”二层相接，不但提供了更多的游眺之所，还削弱了高墙视觉上的压迫感。相同的设计在数十年后也出现在三水的海天书屋。海天书屋的厨房也在楼梯间旁，和庭院之间以高墙相隔，楼前沿墙亦设平顶露台，下可俯瞰庭中小池。可见这类紧凑实用的设计在清末已广为应用于粤中地区的园林建筑中。植物景观在东园和馥荫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园中既有茂林修竹，又可啖荔撷菘，观赏与生产兼顾。如前文所述，东园以“林泉幽趣”取胜，馥荫园的奇花异木亦备受福钧称赞。蔬食之美，在其近两百年的历史中，更未曾辍止。东园与馥荫园的栽植，观赏、生产、耕读并重，相对全面地反映了近现代粤中地区普遍的园林植物风貌。以下几段文字，将借助前人的记录，深入探析东园和馥荫园的植物景观。嘉道间“粤中三子”之一阳春诗人谭敬昭（1774—1830），写过一首五律《重过花埭东园寄潘比部伯临》：兰桨驻笙歌，花田散绮罗。夕阳人影乱，深树鸟声多。野色迷香径，酣红点绿波。南园春草满，诗思近如何？全诗未提到任何建筑物，但有荷池花径，暮鸟归林，花田无际，溪湾四绕，一派乡野气息。类似的诗作还有潘正亨的《偕同人游东园》，中间两联写道：“一篙新水媚晴色，万树鸟声围比邻。枯藓雨疏青晕浅，小池风满碧痕皴。”通篇水木之景。张维屏还记录了他对园中植物的感官体验：“异香绕屋，种成四季之花。炎氛消涤，树解招风。”繁茂的植物在亚热带气候里有降温消暑的作用。可以说，植物是东园里最重要的景观要素。综合现有文献，可总结出一份东园时期的植物清单：荔枝、荷、梅、海棠、木棉、松/桧（水松）、柳、竹、苔藓、薜萝。张维屏在《东园杂诗》里还提到了“韭菘”“橘柚”“瓜壶”“葵菽”等农作物，虽是用典，仍不排除实指的可能。这些植物大部分都可以在馥荫园的史料中找到，再次表明馥荫园继承了东园相当一部分的景观特征。“有一些上好的华南植物样本，在英国妇孺皆知，比如，墨兰（笔者按：原文为学名Cymbidium sinense）、桂花（笔者按：原文为学名Olea fragrans）、橙、蔷薇、山茶、玉兰等。当然，还有许多侏儒树（笔者按：即盆景树），没有它们的话中式园林就会显得不完整。”这些植物有不少以盆栽的形式种植。盆栽是近现代广州园林最具标识性的植物景观，在清代广州的外销画和照片里可谓无处不在。荷兰国立博物馆有一张照片（图22），视角接近上文克里斯的图1c，但相机位置稍微靠后，清晰地记录了馥荫园水池一角的盆栽摆设。安放盆栽的地方除了岸上的拦河，还有拦河后临时搭建的长几，以及近景中用倒扣花盆做成的临时底座。这些都是十分典型的广州园林盆栽摆设方法。馥荫园里还有不少以形态取胜的古树乔木，比如张维屏诗句里的水松，还有福钧笔下的连理树：“三棵树相隔大约二十到三十英尺，排成一列，外侧两棵的树枝和中间那棵长在了一起（笔者按：外侧两棵为榕树）。……乍一看就像是嫁接的一样。”还有一些树木，文字中没有记载，但曾出现在图像资料中。关联昌的那一幅船厅前的外销画，近景是一棵形态苍劲的龙眼树，在图17和克里斯的图1d里也能看到。荔枝龙眼之属，在各种图像资料中屡见不鲜，是馥荫园中最重要的果木。其中一些荔枝移栽自福建，足见园主对果木的重视。在福钧记下的几则告示中，有两则是关于果木的。一是“游人勿摘此树之实”，二是“园中草木，种以娱目，栽植打理，耗费巨靡，今始得回本，恳祈来游者勿摘花果，以存此处佳景。敬求知此告示者见谅”。这些文字证明馥荫园里的植物的确有一部分是作为经济作物来栽培的，而且是园主有意的投资。潘有为曾记下东园里收荔枝的过程：“园中香荔种极佳，将熟，蝙蝠罗伏，夜半坠核，核如雨，命燃爆竹警之，夏至收，其实十存二三而已。”荔枝成熟时需要用爆竹驱赶蝙蝠以保证收成，暗示果实并非仅供园主享用。私园种荔鬻与游人的习俗，在当时的广州相当盛行。道光年间广州城西的唐荔园和景苏园，每逢荔枝熟时，便在果树下搭草亭待客。谢兰生曾在果期即将结束时造访二园，并记道：“询卖荔者云，连日尚有游舫或十余或七八艘来者。甚矣，粤人之好事也。”谢兰生的日记每到五、六月，就少不了一连串互赠荔枝的记录，说明了荔枝是当时广州的社交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送礼佳品，这可能也是潘家把福建荔枝移植到东园的一个原因。园中植荔的传统在广州十分悠久，可考者最早的是晚唐广州的荔园，唐荔园即因此得名。在远离省垣的四乡，园中植荔也蔚然成风。清末民初的番禺愚园、香山共乐园、东莞荔荫园等，皆以成片的荔林而闻名。福钧在游记中还提到“给植物装盆用的棚”以及“培育幼苗的苗圃”，说明园中的盆栽花木在理论上是自给自足的，可能还是馥荫园输出的产品之一。潘有为的东园诗中也有一句“日给园丁卖碎花”。园门外的观音庙一带即是著名的花地花市，附近还有不少苗圃和营利性花园。伍家逐渐没落后，馥荫园被售予村民，以营利性花园的形式继续存在了数十年。种种迹象表明，东园及馥荫园很有可能参与了广州周边的花果供应。除了花果，馥荫园中具备生产功能的种植场所还有福钧笔下的“菜圃”。早前曾常住东园的张维屏也乐于种菜。他的《花地集》里就有一联诗句：“野兴亲农圃，清娱对简编。”说的是他当时一边耕作、一边撰书。《东园杂诗》中亦有一首专门记录了张维屏的耕读生活：饱喫升平饭，安闲学圃宜。菜根犹未咬，蔬谱要先知。土渐谙性，灌园当及时。瓜壶与葵菽，琐细入豳诗。张维屏后来在听松园中居住时，“半农半圃半渔樵，不爱为官爱读书”，仍然保留了耕读的习惯。虽然耕读可能只是张维屏慕古怡情的个人兴趣，但是其他各种生产活动却贯穿了东园、馥荫园两个时期。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这种园林生产传统一直保持至近现代。馥荫园内外曾经大量种植的荔枝、龙眼，至今仍是当地常见的园林树种（图23）。图23 馥荫园的图像资料中可以辨识的乔木及大型灌木馥荫园的破败在19世纪50年代福钧和克里斯到访时便已开始显露。对比不久后罗西耶拍摄的照片（图24a），可以更直观地看到馥荫园的衰败过程：图1e里掬月亭旁残存的曲桥已坍塌，图1d中船厅剩下的柱墩，也已被一列花盆取代。馥荫园的这些变化是伴随着伍家日渐衰败的经济状况而出现的。伍崇曜执掌商行事务后，伍家颓势渐现。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当局先后迫令伍家捐银支付《广州和约》及《南京条约》中相当一部分的赔款。随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伍家过去用来收取租金的房产遭受破坏，广东当局又不断向伍家强借现金，而其间伍崇曜仍在继续斥资刻印《岭南遗书》《楚庭耆旧遗诗》《粤十三家集》《粤雅堂丛书》等书籍。最终，伍崇曜不得不出售广州的地产，并开始撤回家族在美国的资金。伍崇曜去世后，他唯一仍然在世的兄弟伍崇晖（1828—1880）接掌家务并继续变卖在美资产。美国学者爱德华·西尔维斯特·摩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曾在19世纪80年代获许参观伍家在河南的园宅，并在游记中写到，伍家的园林已经年久失修。居住的家宅已是如此破落，就更不用说郊外的馥荫园了。伍氏馥荫园最后的故事与潘氏东园颇为相似。光绪十三年（1887），康有为（1858—1927）就如张维屏一样，曾在那借住过一段时间，并赞美馥荫园“亭池静丽”。五年后，潘振承玄孙潘宝鐄（1852—1892）与从侄潘飞声（1858—1934）同游“花棣东园”，却只见“荒凉水榭晒花泥”，颓败之象日著。据周琳洁的《广东近代园林史》，馥荫园后来被大策罗氏时思堂收购，并被拆分为数个商业性花圃。这次易主，很可能发生在光绪中叶。当时，伍氏各房不和，“阳以与构争，阴则串卖肥己”，遭到变卖的祖产甚至包括位于河南鳌洲的大宗祠崇本堂。馥荫园被售一事可能与此有密切关系。而伍氏河南宅邸旁的万松园，也在20世纪20年代因开马路而被广州市政府收购拆毁。即便如此，在1900年前后，西方游客仍能在市场找到馥荫园的图像衍生品（图25）。图25 M.斯滕伯格公司（M. Sternberg & Co.）在20世纪初发行的馥荫
园明信片任文岭还指出，在1929年番禺县的花圃统计里馥荫园仍榜上有名，馥荫园残余的部分可能毁于抗日战争期间。今日被移至馥荫园原址北邻的醉观公园里保存的亭桥桥身部分（图26），可能是馥荫园遗留的唯一建筑物。这座历经了百余年沧桑的广州名园，见证了广州体制从极盛到消亡、行商家族逐渐分崩离析的历史进程。在草创商行后的数年间，潘振承便在花地购置了家族在省河南岸的第一处地产，东园的历史自是而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伍氏购入东园改葺一新，易名馥荫，期盼先辈积储的巨额资产能继续荫泽后人，然而不出十年，即见颓败。馥荫园最终未能躲过伍家变卖祖产的风潮，如今遗址已成里巷。潘氏东园和伍氏馥荫园的建筑景观对比明显，前者简朴恬适，后者华巧绮丽，显示易主前后园林功能曾有转变。而在其他方面，二者表现出的更多是前后相承的延续性和地域文化上的共同点。馥荫园沿袭了东园的一部分布局，又保留了不少古树、果木，继承了菜圃、花圃等元素，展现了当时广州私家园林植物景观的地域特征。在厘清馥荫园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各种图文资料，还原了该园的空间结构，并为园林的北半部制作出尺寸比例较为准确的复原模型。由于技术有限，未能用更精确的方法从照片直接计算出三维模型。尽管如此，本文的研究仍尝试分析了馥荫园掇山理水、园景布局、植物经营等基本问题。馥荫园建筑、池沼的布置，呈现出粤中园林对实用性的重视。其方池假山分置的设计与植物景观的生产性，则体现了宋明以来的中国造园传统在粤中地区的传承和延续。馥荫园不但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浓郁的时代气息，还影响了晚清广州一带的园林设计，是岭南造园史上承前启后的代表之作。［致谢：非常感谢利兹大学语言文化社会学院荣誉研究员夏丽森（Alison Hardie）博士及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张亦弛教授在本文的撰写、修改中给予的指导与帮助。］作者简介
冯立燊，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园林史研究。李若兰，科陶德艺术学院（the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讲师，博士，主要从事18—19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2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冯立燊，李若兰. 广州花地馥荫园的历史与复原研究[J]//建筑史学刊，2024，5（2）：14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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