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前，在密集发力的政策加持下，资本市场表现突出，主要宽基指数均大幅上涨。从9月23日到9月30日，万得全A、深证综指、上证指数和沪深300的涨幅均在20%以上，显示出市场整体的强劲上涨趋势。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数据呈现一定增长压力。受去年同期高基数等因素影响，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7.8%。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6527.3亿元，同比增长0.5%。
政策发力是资本市场表现突出的直接原因。梳理来看，自2024年2月吴清主席上任证监会以来，资本市场政策端持续发力，大体呈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落实监管“长牙带刺”基调。
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关键在于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协作配合。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执法，实现金融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各地要立足一域谋全局，落实好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责任。风险处置过程中要坚决惩治腐败，严防道德风险。”
第二阶段是建立新“国九条”政策“1+N”体系。
4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国九条”。时隔十年再度发布的新“国九条”，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吴清主席接受记者问时表示，“新‘国九条’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心，锚定金融强国建设这一奋斗目标，分阶段提出了未来5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资本市场发展目标，从投资者保护、上市公司质量、行业机构发展、监管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勾画了一幅令人振奋、催人奋进的发展蓝图。
第三阶段是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4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发布多项重磅政策。9月26日，政治局罕见地在9月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并明确提出“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施有力度的降息。”“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堵点。要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稳步推进公募基金改革，研究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政策措施。”
市场复苏的表面下，同时也说明：我国资本市场“政策市”“消息市”的特征仍然明显，事实上，综观成熟证券市场的历史经验表明，基于证券市场“零和博弈”特点，监管从来不应成为证券市场投资者的“白衣骑士”。政府可以以防范系统性危机的理由保持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主体信心，但监管本身不仅不能救市，反而应在危机时刻保持其独立的监管职能。监管出手救市，不仅改变了证券市场运行的规律，还会改变市场参与者对于遵守市场规则的预期，最终反而不利于监管的“中立执法”。
政府以及许多投资者有这样的错误认识：救市有利于缓解实体经济压力，减免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触发经济危机。在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和大多数民众的观念里，证券市场一直被简单地理解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我国证券市场之所以能够被允许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背景在于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新的平台实现为国有企业改制脱困的目的。因此，当本轮股市危机出现时，诱使中央政府出手救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制止股市下滑，保护实体经济不受资本市场巨幅振荡的冲击。
然而，事实上，证券市场本身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一个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目的的市场。就证券市场的功能而言，它主要通过证券的交易起到财富（货币）从一方向另一方转移的过程，证券市场的本质乃是一种“零和博弈”的交易。
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证券市场因市场经济的改革而获益，并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证券市场。然而现实地看，我们对于证券监管的态度与认识仍需深化，而对于市场的态度则往往充满恶意。尤其是在市场出现反复或失误的时候，我们太容易把错误归咎于市场的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事实上，证券市场建立二十年来的是非对错，与其说是市场化之罪，不如说是监管缺位之过，是市场机制并没有充分发挥效用之过。我们很容易忘记，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不灵，更多时候，政府不会比市场的选择更聪明。无论是内幕交易行为，亦或是实体经济本身的失败，都是市场主体为满足自我利益所采取的自利行为的极端表现。因此，在其零和博弈的证券市场结构状态下，政府监管的作用就在于如何斩断博弈主体因“自利性”而不断伸向其它博弈主体的贪婪魔手。我国的监管制度路径应是在原先的重度监管中逐步放松管制，而不是在管制中加强管制。政府监管应有边界，真正的市场化监管，不应把市场自律和国家监管对立起来。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货币的监管政策平滑经济周期，并通过税收等手段促进竞争，进行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有形之手不能越界，如果以政府调控取代市场机制本身，那么不受约束的政府管制和干预同样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