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森特.阿莱克桑雷德 《爆炸》
（选自《天堂的影子》，范晔译）
——张爱玲《我看苏青》
（选自《张爱玲全集》第6卷）
作者 - 水草
责编 - Tacovsky
美术 - Yoli
又是一年新春。
人们对时光流逝的体验，总在年关变得格外强烈。今年已经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第四个年头。回顾遥远的“前疫情时代”，我们心头或有诧然，仿佛被抛入小说中由叙述者任意压缩、省略的叙事时间。
提起“封锁”和“隔离”，许多人或许还心有余悸。白色防护服、变色的二维码和机械重复的日常构成了“隔离”的当代内涵。
在时间业已重回正轨、生活的可能性再度变得辽阔之际，我们请您回到《南方高速》和《封锁》中停滞、封闭的时空体，感受车厢里的一场相遇和幻梦。
《南方高速》（1966）是科塔萨尔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其简单的故事情节极具荒诞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下午，通往巴黎的南方高速上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堵车。在漫长的拥堵中，水和食物逐渐匮乏，相邻的车主们不得不组织起来，协调分配有限的物资，处理突发事件。日复一日，在小组的有效运转下，困于高速路上的日常变得“近乎愉悦”，组员之间的联系也愈发紧密。但有一天，公路突然疏通了，小组悄无声息地宣告解散，堵车中产生的爱情也随向前飞驰的车流无疾而终。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一个“想要抵达巴黎时，巴黎无法接近；不再指望巴黎时，却到达巴黎”的故事。它让人一读再读的魅力在于科塔萨尔对于小说时空的独特设置。
按照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南方高速》营造的塞车宇宙无疑属于一个“道路时空体”，“‘道路’主要是偶然邂逅的场所，这里是时间的起始之点和结束之处。在这里，各色人物相遇，社会性隔阂可以得到克服。”（江珊，2003，p.15）然而这条道路不像《在路上》的美国公路一样，有始有终，且不断向前延伸、变换着沿途风光。
从空间上来说，它是悬浮不定的，作者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仅仅是它位于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上，“刚过枫丹白露”的一处。它也是相对封闭的，车流每天前进几十米、一百米，由标志404、王妃、福特陶努斯等位置固定的相邻车辆组成的小团体与更远的车队仅限于获取物资的商业交换，与“真实外界”农庄、居民的交流则遭到彻底排斥：
“要么是农庄废弃了，要么就是农户拒绝卖给他们任何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外面的人对他们反感透顶；他们只要一离开公路边，便有石块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投向他们。”
时间的存在则趋向模糊和混乱。
一开始，众人还会为不能按时赶到巴黎而焦虑，因为日程表上的安排——八点的约会、九点半的球赛仍让时间的流逝具体可感。随着拥堵的继续，估算时间的尝试被完全放弃了。
“人人都可以看自己的手表，可是，无论是右手腕上的时间还是收音机里的‘哔哔’声，此刻都好像已经与时间无关，时间的概念只属于那些还没有愚蠢到选择星期天下午从南方高速返回巴黎的人。”
直到巴黎近在眼前，我们也并不清楚堵车究竟持续了多久。
在此期间，似乎自然时间仍在以一种疯狂的速度流逝——不仅有日夜更替，甚至有从酷暑、降温到下雪的季节变换，以至于我们不禁自问：是堵车果真维持了如此之久，还是南方高速上的人们经历了“人间一日路上一年”的魔幻现实？时间与空间的不确定性相互交织，使原本普通、具象的道路具有了神话和真实两重属性。
《封锁》（1943）的故事更加简单。
张爱玲将背景设置在一辆因日军搜查而停止行进的电车上，使得银行办事员吕宗桢和大学助教吴翠远相遇。两人均是社会上的模范公民、家庭中的称职成员，然而在封锁中，两人愈谈愈交心，甚至“恋爱着了”。但封锁骤然告终，电车再度运行，互诉衷情和约定终身全被抛在了脑后，两人重新变为陌路。
巧合下形成的电车时空体也是张爱玲精心设计的产物：狭小、封闭的头等车厢里压缩着短促的时间——封锁开始时是四点半，吕宗桢回到家“正赶上吃晚饭”，也就是说，封锁大概只维持了个把小时。
与《南方高速》的公路时空体相比，它短暂得如同一个真空切片，只够聚焦一段匆匆艳遇。但它却同样具有极大的密度和张力。因为对于相恋着的主人公来说，无论刹那的相知还是数月的相伴都拥有超越物理时空的魔力。
普鲁斯特曾在《女囚》中断言，如果我们不能接触爱人在过去和未来时空里占据的全部的点和时间，我们便得不到爱情。而在宗桢“告诉她许多话”，倾诉着有关自己工作与家庭的一切时，翠远便如普鲁斯特所言，占有了他过去生命的许多时刻；当翠远义无反顾地决定“气气她家里的人”，委身宗桢作妾时，她亦是在想象中占有了他将来生命中的一部分。蔓延无边的心理时间的空间化，使萍水相逢的两人在促狭的电车时空体得以交流广阔的命运。
在《另类空间》（1967）中，福柯提出了“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如果说“乌托邦”（utopia）是一个理想化的、虚幻的世外桃源，“异托邦”便是一种在特定的场所实现乌托邦的“差异空间”。“这些地方往往是独立的、超然的，即使在现实中有它确定的方位，它似乎也不属于现实。与它所反映、表现的现实地方完全相反，它超然于现实之外但又是真实之地。”（福柯，2006，p.52）
换句话说，一方面，异托邦是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它代表了与所处之地的含义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他进一步阐述了异托邦的六个特征。异托邦存在于：
多元文化的交汇之所
共时存在的不同社会（如同一时代的中国和西方社会）
同一空间中看似无法相容场景的共存（如动物园）
与非线性流动或异质并存的时间（即异托时）结合的空间
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如监狱）
以幻象或补偿方式实现乌托邦的极端空间（如殖民地）
/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中，首次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
如前文所述，就外界的时空而言，《南方高速》和《封锁》中的时空体都是封闭、停滞的，脱离了真实世界的它们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微型社会。
《南方高速》中的小组里有领导和仲裁者（陶努斯）、执行者和外交官（标志404的工程师）、黑心商人（福特水星）、宗教代表（双马力上的修女）和医生等社会角色分工；发生了对既定规则的遵守和违反（众人服从对物资的统筹分配和西卡姆小伙子“贪污”换来的水的行为），死亡（包括凯路威的自杀和ID老太太的自然死亡）、爱情（王妃上的姑娘与工程师相爱并怀孕）等社会性事件。尽管发生了种种变故，但当众人原本的社会差异被统统抹去，只因活在当下的理想联结在一起，“偏离异托邦”就出现了。
“偏离异托邦”本是指医院、监狱和学校等安置“行为异常”个体、受一套特殊的行事规则制约的特殊场所。堵车发生后，小组成员不再是高速路上只有一面之缘的匆匆过客，而是负有照料彼此的责任，并自觉遵守一套物资共有、按需分配的规则。
或许，“这才叫生活。是的，生活本该这样。”
铃声一响，铁门一拉，《封锁》电车的乘客与车外安全没有保障的人就处于紧张的对峙。
“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车内充满琐碎的镇静，车外则是奔逃者的喧嚣慌乱。作为交通工具的电车停止行使原本的功能后，变为一座避险的孤岛——一个处于危险状态的个人才能进入的“危机异托邦”。
然而，与《南方高速》小组成员互信互助的和谐气氛不同，电车里的人是冷漠的，在各人的家长里短之间，唯余“可怕的空虚”。人与人敞开心扉，坦诚相待的乌托邦理想只在翠远和宗桢两人身上短暂实现了。可以说，和所有旁若无人的恋人一样，在电车这个原本只属于陌生人的公共空间内，翠远和宗桢搭建起了一块可以贴心交谈的私人场域。
“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
这个“单纯”的男子并不完美，他当众调情、抱怨不休、摘下眼镜后“有点猥亵”，但他不比车上那些无所思想、自说自话的乘客，更不比她家里那些装模作样的好人，他搁在她身后的手臂、红红的鼻尖、他表白时的激烈语调都是那样真切，传递出的是“人”作为“人”本身被理解的渴望，这似乎足以打破翠远与生活间一贯的“隔膜”，于是什么都可以宽宥了。
拥堵的南方高速和封锁中的电车上，都曾建立起偏离现实的孤岛异托邦，其间停留的是“单纯的男子和单纯的女子”。它们存续的时间长短虽然不同（且如前文所述，与这两个异托邦结合的时间也是异质的，不等于物理时间），但最终都走向了幻灭。封锁中孤寂心灵的偶然相通与堵车中构建的人际网络都如此脆弱不堪，以至于巴黎甫一出现，封锁结束的铃甫一摇响，曾一度“恋爱着的”人心立即重新闭锁，有着过命交情的小团体也一哄而散。
韦勒克（1984）在论述社会背景对个体所起的作用时提到，“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 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结合科塔萨尔和张爱玲写作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一窥乌托邦的理想为何只能作为“荒唐的渴望”而破碎。
自1951年因不满庇隆政权而离开阿根廷后，科塔萨尔就长居巴黎，只是偶尔返回祖国，但他依旧非常关心拉美的政治情况，不断思索着在拉美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中，身为作家应当承担的责任。他曾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将发达的欧洲国家视作拉美民族通向现代化的范式；巴黎作为当代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更是知识、理性和秩序的象征。
/ 科塔萨尔在巴黎
然而，科塔萨尔借他笔下那批执着“寻找”着的拉美知识分子角色，道出了理想破灭的残酷：在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掉入的这“另一片天空”，这个世界文明的中心，精英文化阶层的虚伪颓废、物质主义社会的冷漠也并不比落后、独裁的祖国能带给人更多宽慰。
“巴黎就意味着一个抽水马桶和两条床单，热水冲洒在胸口和腿上，一把指甲刀，白葡萄酒，接吻之前必须喝点儿白葡萄酒，身上还要有薰衣草精油和古龙水的味道。”
但巴黎也意味着“一个人人目视前方、也只知道目视前方”的飞驰世界，在那里，个体间的温情和信任是不被允许的。南方高速上的出现的延怠正是作家对“巴黎”，对发达现代文明的犹疑：如果以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为代价，时代的进步又是否有意义？如果我们寻找的东西并不能使我们获得独立，而恰恰抹杀了我们的存在呢？
张爱玲的故事总是发生在香港和上海——在彼时也都曾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她的作品虽无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处处反映时局对人的影响。
战时的上海被迫迅速地走向现代化，殖民文化的入侵体现在人物的衣着、行动与心理上，甚至体现在作为新式交通工具的电车本身。
/ 张爱玲与其小说集《传奇》
和翠远一样，张笔下的许多女性角色受婚恋自由观念的影响，都渴望冲破家庭的沉重束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人”。但无论是出身门第、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小姐，还是地位微贱、手头只有年轻美貌作为本钱的女子，都不过是适应不同阶级男性的需求而存在的。当婚姻成为在封建礼教桎梏下生存和获得物质利益的唯一途径，“新人”和“真人”便总是难以两全了。
而对于宗桢这类对庸俗的日常感到厌倦，偶尔进行一点“痛苦的思考”的“进步男性”来说，翠远的出现搅动了他还未完全僵死的精神世界，“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然而他爱翠远不过是爱她的温顺沉默，当他发现翠远会因争取自由的要求“将眼泪唾到他脸上”时，他就只能悻悻地走开，在对方眼里“等于死了”，继续过他那“混着也就混下去了”的生活。
按照薛亘华（2018）的分析，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主要具有三重内涵，即：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情节组织的功能场、从时空关系审视世界的世界观。
科塔萨尔和张爱玲塑造的传奇时空正演示了具体的艺术形象——堵车的公路与停滞的电车如何承担了情节功能场的角色——交汇的人心经历了封闭-敞开-再度封闭的过程，最后亦呈现出看待这种时空关系的世界观和时代特征——“进步”文明既诱发了个体对于自身主体性的追问，又使个体处于不自由境地的困局。
/ 跳房子，2008，孙家孟译
* 玛伽即象征形而上学和存在主义，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元对立系统之外的另一种出口，一种无尽的偶然性。
《跳房子》中的主角奥利维拉与女友玛伽约会时，从不准时按地，而只是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漫游偶遇，以期获得张爱玲“噢，你也在这里吗”的喜悦。两位作家都青睐描写偶遇的撼动。
也许不期而遇如同闪电，将会更加照见如印在菠菜包子上的铅字般荒唐的生活，但也正是这种偶然性打开了时空的裂缝，因缘际会的奇幻故事或“传奇”也得以上演。
正因如此，虽然我们仍将盲目向前，心头却尚存“荒唐的渴望”：我们能找到真人吗，我们能找到“玛伽”吗？
参考资料
—巴别塔团队原创文章，禁止无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