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哙让国与齐宣王出兵，是战国时期的一件大事，对孟子的事业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
可见，孟子赞成伐燕，是因为燕王哙违背了权力公有的原则，误把燕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不与大臣、民众商议，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就把王位让给子之，结果给燕国民众带来一场人道灾难。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燕王哙的让国造成燕国几个月的动乱，死亡的人有数万，民众非常恐惧，百姓离心离德。从民本的立场出发，出于仁道的考虑，孟子赞同出兵燕国，解救燕国民众。那么，孟子认为燕国应该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天，属于燕国民众的。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以后会专门讨论。
《孟子·公孙丑下》4.8章分别记载了伐燕前与伐燕后的事，由于孟子赞同伐燕，他之后受到人们批评，这方面内容见4.8章的后半部分。得知孟子的态度后，宣王派孟子当年的老友匡章出兵伐燕，很快取得胜利，这时宣王的野心膨胀，想进一步吞并燕国。《孟子·梁惠王下》：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战国时，诸侯虽然互相攻伐，但一般都是夺取一些土地，很少把一个国家吞并。一是传统“兴灭国，继绝世”的观念还在发挥作用，战争多以“讨罪”的名义进行，而不以吞并其他国家为目的。二是诸侯间的均衡尚未被打破，一个国家若吞并别国，必然引来其他诸侯国的连锁反应，像宋攻克滕国，直接导致其被诸侯灭国。在齐国历史上，宣王吞并燕国、齐闵王灭掉宋国，都遭到诸侯的报复，原因就在这里。宣王动了歪心思，想吞并燕国，但又犹豫不决，于是就来请教孟子：“有人劝我不要吞并燕国，有人劝我吞并。齐国、燕国实力相当，都是万乘之国。一个万乘之国攻打另一个万乘之国，五十天就攻了下来，光凭人力是做不到的，一定是有天意。如果不吞并，上天会降下灾祸。所以我想吞并燕国，您觉得怎么样呢？”宣王想要吞并燕国，故找出天意作为借口。面对这一棘手问题，孟子从他一贯的民本立场给出回答：“吞并了，燕国百姓高兴，就吞并。古人有这么做的，那就是周武王。吞并了，燕国百姓不高兴，就不吞并。古人有这么做的，那就是周文王。如果一个万乘之国攻打另一个万乘之国，对方的百姓却用竹筐盛了饭、瓦壶装了酒迎接王者之师，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想逃避水深火热的生活罢了。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他们就要转而盼望别人来拯救自己了。”可见在孟子看来，伐燕的目的只能有一个，就是拯救燕民于水火。是否吞并燕，只能以燕国民众的意愿为取舍：燕国百姓欢迎，便吞并；燕国百姓不欢迎，便不可吞并。所以孟子虽然同意伐燕，但与宣王的动机和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现代国际政治中有一个观念，叫人权高于主权。一个国家如果发生了严重的人道危机，如种族灭绝、武装入侵等，联合国是可以制裁、干预的，这个不算干涉国家主权，因为人权是高于主权的。民本主义立场，是孟子看待国与国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凡符合民众利益的，就是合理的；不符合民众利益的，就是不合理的。合理不合理，一切以民众的意愿为标准。当然，孟子所说的“国”与我们今天的“国”有所不同，孟子时代，人们有一种天下观念，“国”是附属于天下的，国家主权意识没有今天这么明确和强烈。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夏商周三代都出现过统一的中央王朝，“国”是中央王朝下的封国，其主权是不完整的。虽然战国时代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各诸侯国已经获得政治独立，不受周王室的控制，甚至开始称王，但“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潜存于人们的头脑中，所以人们主要关切的是天下而不是“国”，孟子的理想也是行仁政而称王天下。只不过孟子更关注民众的利益，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与国家相比，民众是第一位的。正因为如此，他会认为只要燕国民众接受和愿意，齐国是可以将其吞并的。民众生活在燕国还是齐国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能够躲避战乱，保全生命和财产，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毕竟对于民众而言，生命权和财产权才是最重要的。
孟子虽然并没有明确肯定可以吞并燕国，但他“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的主张为宣王提供了借口和理由，因为燕民悦不悦实际是很模糊的，孟子的时代并没有表达民意的渠道，宣王完全可以打出民意的旗号行吞并之实。燕国百姓不是生灵涂炭吗？我乃王者之师，是来拯救你们的；我吞并燕国，是为了让你们脱离苦海。于是宣王下令吞并燕国，把燕国变为齐国的一部分。但这样一来，别的诸侯国不干了，齐国本来就是大国，现在把燕国吞并了，成为超级大国，对我们构成威胁，这是绝对不行的。于是赵、韩、中山三国共同商量伐齐救燕，而领头者就是推行胡服骑射的大名鼎鼎的赵武灵王，宣王陷入被动之中，于是他又来请教孟子。
《孟子·梁惠王下》：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孟子这时已经知道了齐军在燕国的暴行，意识到自己太过理想了，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本来幻想宣王能够行王者之师，拯救燕国民众于水火，可是齐军所到之处，杀戮燕人的父兄，囚禁他们的子弟，甚至毁坏燕国的宗庙，搬走其中的祭器，暴露了侵略者的凶残本性。齐国本来是大国，现在吞并了燕国，土地扩大一倍，不行仁政反而烧杀掳掠，引起燕国民众的反抗，内外交困，怎么能不陷入被动呢？所以宣王问：“诸侯都在谋划要来讨伐我，该怎么办呢？”孟子建议：“大王赶快发布命令，释放燕国的老人、孩子，停止搬运他们的祭器，同燕国百姓商议，选立一位国君然后撤兵，这样还来得及阻止各国出兵。”但宣王并没有听从孟子的建议，而是转而辅佐太子平，想以此来控制燕国。可是燕国百姓不堪齐军的掳掠，对太子平与齐国合作更是不满，原来支持太子的将军市被也反戈一击，与燕国民众转而攻打太子。加之秦国也加入救燕的队伍，结果齐军被打得大败。这时宣王想到孟子的建议，感到后悔、羞愧。《孟子·公孙丑下》4.9章：“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有个叫陈贾的马屁精却说，大王不必难过，让我去给孟子做些解释。他见到孟子，问：“孟轲，你说说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孟子说：“古代的圣人啊。”陈贾又问：“周公当年派哥哥管叔监督殷人，管叔却带着殷人叛乱了，有这回事吧？”孟子说：“有啊。”陈贾心想，这下可把你问住了：“这么说来，圣人也会有过错了？”孟子听后，肺都要气炸了：“周公与管叔是亲兄弟，周公看错了哥哥，不是有情可原吗？”周代实行的宗法分封制，最看重血缘关系，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周公当然要信任自己的兄弟了，至于管叔后来被殷人蛊惑叛乱，这是周公始料未及的。“况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就改正，现在的君子，有了过错却一味错下去。古代的君子，他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百姓都看得见；等他改正了，百姓都仰望他。现在的君子，不但一味错下去，还要为错误来辩护。你这个‘马屁精’，能滚多远就滚多远吧。”
由于孟子曾经赞成伐燕，就有人盯着不放，想把宣王失败的责任推给孟子。《孟子·公孙丑下》4.8章下半部分云：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有人问：“你是不是曾经劝说宣王讨伐燕国？”孟子当然知道对方的用意，回答说：“没有。”孟子这个回答对不对呢？对，也不对。孟子确实赞同过讨伐燕国，但他赞同伐燕的动机和目的与宣王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讲，他不认为自己赞同过伐燕。他说：“沈同确实问过我：‘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于是他们就去讨伐燕国了。可是当时他如果问：‘谁可以去讨伐燕国？’我就会回答：‘只有天吏才可以去讨伐。’这就好比有一个杀人犯，如果有人问：‘这个人该杀吗？’我会回答说：‘该杀。’他如果问：‘谁可以去杀呢？’我会说：‘只有治狱官才可以去杀。’如今齐国与燕国一样残暴、无道，我怎么会劝说一个与燕国一样无道的国家去讨伐燕国呢？”孟子有好辩之名，表面上看，他似乎凭借辩才为自己解了围，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的局限和不足。当宣王问是否可以讨伐燕国时，大家恐怕都能想得到，宣王并不是想要拯救燕国民众，而是为了扩张领土，实现称霸的野心，燕民的疾苦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内，相反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以杀伐掳掠为手段。那么，孟子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幻想着宣王能够行王者之师，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行仁政而称王天下呢？这说明孟子对人性的幽暗意识缺乏深刻的反省，对掌握权力者的人性过于乐观，因而对权力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从孔子开始，儒家便走上了一条通过出仕以推行政治理想的道路，得君行道成为儒者的人生追求。得君行道的积极意义在于，将道置于君之上，用道去规范、引导权力。但同时又将行道的希望寄托在权力上，结果陷入自我矛盾之中。虽然孔孟荀等儒者对权力保持了一定的警惕，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上》），“从道不从君”（《荀子·子道》），严守进退出处之道，但他们拒绝合作的只是不符合理想的君主，对权力本身，他们并不怀疑，相反，幻想能够有一位理想的君主出现，将儒家的道推行天下。对孟子而言，其信奉的道就是民本，实现民本的方法就是仁政、王道，而这一民本理想却要依靠君本社会中权力私有的君主来实现，显然是自相矛盾，根本不可能。但儒者得君行道、通过出仕推行政治理想的人生选择，使他们对掌握权力的君主又不得不抱有种种幻想。孟子因为宣王对牛有不忍之心，便对其产生信心，进而相信他能吊民伐罪，将不忍人之心施于燕民身上，显然是简单、幼稚的。宣王有恻隐、不忍人之心，何尝没有疾恶、残暴之心？特别是在“当今争于气力”的刺激下，后者的表现恐怕远胜于前者。孟子之所以视而不见，只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主要还是出于游说君主、得君行道的需要。
不过，宣王的糟糕表现使孟子认识到，要想推行王道，吊民伐罪，仅仅依靠君王的不忍人之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在客观的法度与标准，于是他提出“天吏”，认为只有“天吏”才有资格讨伐燕国。那么，什么是“天吏”呢？《孟子·公孙丑上》：“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能够推行五项政策，就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无敌于天下，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天吏”。宣王是否能称为“天吏”？是否具有讨伐燕国的资格？不在他偶尔恻隐之心的流露，不在他宣称和主张什么，而在于他是否推行了五项政策，是否赢得了燕国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孟子所说的五项政策，包括尊贤使能的用人政策、鼓励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只稽查不征税的关卡政策、只助耕而不征税的农业政策、不征收劳役和住宅税的税收政策。这五项政策与不忍人之心不同，是一种外在的法度。推行这五项政策是无敌于天下、成为天吏的必要条件。所以一位君王是否真正推行仁政、王道，不能只看其内在动机、不忍人之心，还要看其是否推行了合理的政策、法度。这对他以往过分强调扩充恻隐、不忍人之心，是一种补充和完善。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孟子所说的“善”是指行善的“心思”，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法”是指政策、法度。治理国家，既要有好的心愿，也要有相应的政策、法度。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好国家，只有法度，不能够自己运行。所以应该善、法并重，将二者结合，这种观点是比较全面、完备的。只是孟子将法度归为先王之法，先王制作法度又来自他的不忍人之心，这实际等于取消了法度的独立性，而将其化约到不忍人之心了。
那么法度是如何产生的呢？法度的产生，一是为了防止因追求欲望的满足而导致的争夺、混乱，二是在社会成员间对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从这一点看，荀子的思想更为深刻，触及了法度的本质。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故礼者，养也。”（《荀子·礼论》）虽然荀子也认为礼义法度是先王的制作，但先王制作礼义是为了防止因追求欲望而导致的争夺、混乱，其动机是“恶其乱”，即喜欢秩序、厌恶混乱；先王制作礼义法度不是靠仁心——不忍人之心，而是靠智心，“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荀子·性恶》），圣人通过理性思考，制定了礼义和法度，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分配，满足人们的欲望、欲求。虽然荀子将礼义看作圣王的制作，同样存在历史的局限，但他从欲望和理性解释礼义法度的产生，无疑更为合理。相较于孟子，荀子对礼义法度更为关注，论述也更为深入。既然孟子善、法并重，那么就有必要吸收、融合荀子礼义法度的思想，做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统合孟荀，才能发展出新儒学。
原载：《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5期
作者：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孟子研究院秘书长、“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荀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