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是在西方古典学传播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的，也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在当代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及呼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大背景下出场的。中国古典学的构想包括了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从现代学术研究以及学科形态来理解和阐释古典文明的遗产，尤其是那些带有文化根源性意义的古代典籍，也就是打通古今的问题；二是以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而在方法上却是中西杂糅的，既有传统，也具现代色彩，这就需要比较中西，处理中西融合的问题。正是在古今中西交汇的基准点上，中国古典学才找到了它的学术目标和学科方向，并呈现出未来可期的发展前景。
中国古典学的提出显然和西方的古典学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我国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古典学的说法，更不用说作为一门知识体系的古典学了。随着西学传播，特别是现代知识形态的逐步扎根和制度化，古典学才渐渐地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并且和我国传统的学术有了类型上的比较，由此生发出许多联想，乃至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工作，这才一步步地走向中国古典学的成立。
古典学研究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语文学渊源来讲，它是以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作为基础的，与西方文明的最初记忆尤其是它最早的文本记述系统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文化源头的意义。就学术特征而言，它是不尚思辨的，而偏向于文化传承的历史性与文学性，和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有着比较大的距离。所以古典学的重点在文献整理、考辨与注解，特别关注语言基础和文本释读一类的工作，这就和我国经学传统中的那些小学功夫非常类似。从广义上来讲，有时候人们往往把古典学和古代学问简单地画上等号，以示与现代学术的区别；有时候则不分古典学和作为限定词或修饰语的“古典”之间的差别，这样便造成了语用上的模糊和歧义。实际上，古典学是特有所指的，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学术都可以纳入其中；而且从狭义上来讲，作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属性的知识，古典学是迟至18世纪后期才出现的。所以专业的古典学并非“原生态”的古代学问，而是经过了一个学术近代化的复杂过程。
这样一门学问传入中国后，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接受，并且有了一个深化理解的过程。除了移植性的学习与研究之外，在中西比较的背景下，又产生了本土化的问题。从梁启超开始，便用古典学来比附清代学术，他总结清学的特点，将古典学和文献考证画上等号，这样慢慢在学界便形成一种共识，即乾嘉考据的范式便是中国的古典学，它代表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形态过渡的一种典范。从梁启超到傅斯年，这种实证主义的古典学理解渐渐地普遍化，成为现代学术的主流观念。裘锡圭先生近年所提倡的“古典学”重建，仍然是拿西方的古典学来比照传统的文史考证。他说：“我们这个‘古典学’是比较名副其实一点，主要就是研究作为我们文明源头的那些上古典籍”，这相当于西方古典学对古希腊罗马的兴趣。而古典学的内容主要就是研究这些上古材料，“牵涉的方面很广，如这些书的形成过程、资料来源、体例、真伪、年代、作者、流传过程，流传过程里的变化、地域性等等，都应该研究。这些书的校勘、解读，当然也是古典学的重要任务”。对于重建“古典学”而言，其重心当然就是放在文献学的工作上，包括传世文献，也包括出土文献。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古汉语、古文字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的基础，也要有古典文献学的基础和出土文献整理方面的知识，对古代思想、历史、社会也要有一定了解。其实就是要求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裘锡圭：《古典学的重建》）裘先生的这些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大多数学者对中国古典学的看法，也反映了目前学界的一般状况。
偏重于历史文献整理与考证的定位，使得中国古典学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旧有的学问形态，它的叙事内容是古代的，在形态上与前代（清代考据）亦有相似处；但在性质上却完全是现代的，与西方传来的学科形式可以联通起来。另外，用古典学来代替四部之学，儒家的独尊性便不复存在了，它与诸子乃至于佛道二教都处在平等的地位，故而经学也就被更为广阔的古典研究所取代。经过现代的调整之后，经学由传统的主导地位变为普通的历史材料。这样一来，包括经学在内的古代学问也就自然变成了文献学的研究；而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这便相当于西方的古典学。
实际上，在古典知识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化的过程中，除了语言文字和文献学的理解之外，还应该有对各种复杂的文本解释活动的认知与挖掘。所以，对古典文本的现代处理除了文献学之外，还应该包括意义阐释的学问，即诠释学。现代的古典学本身就包含了语文学和解经学两种形式。语文学着力确证由传统流传下来的文本，并力图重现文本的原意；而解经学则力求释解隐藏在字面意义背后的东西。语文学主要是进行文献考订工作，以便将这些遗产忠实地传给后人；而解经学却力图唤起一种思考，使对文本所表达的意义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在西方文化走出中世纪神学、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由解经学的变革逐渐地演化出了哲学性的诠释学，而古典学则在传统语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的学科形式。中国古典学的现代转型在早期比较多地关注到了语文学的方式，而对于解经学则相对忽略了。就中国古典的传统来说，大体上也涉及了义理分析和文献考证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的“解经学”比较接近于义理的探讨，而“语文学”则相当于重视考据的文献学形式，我们的古典传统既包含了义理探讨的内容，也有文献考证的成分，是二者合一的形态。因之故，中国古典学的建构，除了着眼于文献考证的传统之外，也要充分注意到解经学的这条路线，应该去研究和发掘义理方面所包含的重要资源。
从中国古典研究的传统而言，注经实践活动经过长期的积累，在方法论上可以不断总结，最后达致一套可验证的操作技术，这一“工具性”的面相比较符合科学实证的要求，故而在现代学术转换的过程中被着力地引向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这是很自然的。但传统古典中被现代科学理念所遗弃或者遮蔽的部分，可能恰恰是充盈着人文主义色彩的内容，也最能够与古典学的原初精神相呼应，因为近代古典学的兴起，恰恰是为了冲破实证主义和科学方法论的独断与笼罩性。和文献考据的指向不同，这种“非客观性”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自我”的体证，充满了个人情趣、艺术感和不确定性，与科学实证的要求有着明显的距离。但这种哲学性的“自我”理解活动，恰恰孕育着时代的创造精神，因为古典的意义正是在自我生命的体验当中得到确证和升华的。通过对自我处境的理解，古典的价值和当下的文化使命能够结合起来，以活化传统的意义。即如福柯（M.Foucault）所说的：“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对历史说来，文献不再是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即：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些关联。”（福柯：《知识考古学》）在人类历史上，能够持续提供思想演进与文明成长的共识性元素，是古代经典最为重要的特征，而这些元素的增强和力量呈现，又是在后人不断的理解与解释之中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对中国古典学的构建，除了文献学的思路之外，也应该接纳哲学诠释的内容，以使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原载：《光明日报》2024年10月26日
作者：景海峰，系深圳大学国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