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回顾丨主题研讨三：数智法庭建设/一庭两所

孙基凯

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街道办事处主任

虎溪街道在推进基层矛盾源头治理方面，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结合地方实际，探索并实践了“一庭两所”矛盾纠纷联调机制。通过多方联动、数字赋能和群众参与，街道在解决基层矛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多元化解机制。通过整合政法力量、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形成了“1+N”源头治理模式，有效化解矛盾纠纷。2.数字化治理。充分运用智治平台和大数据手段，提高了矛盾纠纷排查和处理效率，办结率和化解率显著提升。3.群众参与。通过小区议事亭、社区协商等方式，推动群众广泛参与，提升了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群众满意度。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仍面临人力不足和矛盾类型复杂等挑战。未来，虎溪街道将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加强调解队伍建设，优化平台数据共享，推动更加高效、便捷的基层治理，为建设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贡献力量。

潘登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陈家桥派出所所长

随着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传统单一部门难以有效解决矛盾纠纷，必须依靠人民法院、司法所、派出所三方联合行动，形成联动机制，共同化解社会矛盾。该机制尤其针对重大敏感案件和群体性纠纷，通过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协同作战，提高矛盾纠纷的化解效率，提升群众的安全感与满意度。为充分发挥该机制的优势作用，陈家桥派出所主要实施了以下措施。1.业务协同与资源整合。派出所通过“哨点”作用提前排查矛盾纠纷，司法所提供专业调解服务，人民法庭进行司法确认。通过“三方联动”，确保矛盾得到及时化解。2.人才建设与能力提升。定期对调解人员和综治专干进行业务培训，提升调解技巧和法律素养，确保矛盾化解过程中法律适用准确，调解方案有效。3.便民服务延伸。通过“车载便民法庭”和“云上共享法庭”等信息化平台，将调解服务延伸至基层，实行“在线调解+司法确认”模式，实现远程调解，便捷群众解决问题。4.大数据与精准推送。陈家桥法庭运用大数据系统，分析易发的矛盾纠纷类型，为派出所和司法所精准推送案件，提前进行干预和调解。

 “一庭两所”机制在化解群体性纠纷和民生案件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功化解了涉及农民工薪资、劳务纠纷等大规模案件。尽管该机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仍面临信息共享不畅、平台对接不顺、人才不足等问题。未来将加强信息平台建设、提升联动效率，并进一步完善在线调解模式，以更好地服务群众，推动基层矛盾纠纷的预防与化解。

刘青华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协兴人民法庭庭长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的协兴法庭自2004年起便以审理婚姻家庭类案件为主，采用女子特色法庭模式运行。2016年，协兴法庭被确立为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并正式挂牌成立家事审判法庭，致力于探索家事纠纷的解决路径。多年来，法庭在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曾获得“全国优秀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并在2023年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在数智法庭建设上，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在数智化基础设施建设与科技赋能方面。协兴法庭积极建设智慧庭审环境，全面提升硬件设施。法庭设立了独立的新视云网络法庭，支持双向并行庭审，既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又提高了庭审效率。第二，智慧化审判与工作流程优化。协兴法庭推动庭审过程智慧化，庭审系统整合了身份核实、法庭纪律告知、权利义务告知和电子卷宗展示等功能。第三，无纸化办公与管理效率提升。协兴法庭大力推进法庭内部文书电子化，全面实现法律文书、庭审笔录、送达材料等的数字化。同时，案件办理的每一个环节都通过电子记录留痕，确保了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推动了司法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第四，数字化推动司法监督与公平。通过数字化手段，协兴法庭能够及时掌握案件的进展，发现潜在的问题并及时预警，有效避免了审判工作中的遗漏和疏漏。这些举措大大提升了司法效率，并增强了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信任感。

程笑盈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民法院泗安人民法庭庭长

泗安法庭通过创新举措积极推动基层治理，并成为全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样板。法庭的工作目标围绕“四安”展开，即促进安定和谐、助力企业优商、保障安居乐业、严格修身自律。近年来，法庭在服务乡村振兴、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极探索“数字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多元化解纠纷模式，逐步实现了“诉调执一体化”和“数治”的全面推进。首先，坚持“诉调执一体化”共治共解，凝聚合力“治已病”。2018年，泗安法庭在案件激增的背景下，与辖区党委政府合作，推行纠纷分流机制，利用浙江省的ODR平台，将适宜调解的案件引导至基层调解组织。这一做法有效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并通过调解前置机制，使得大量纠纷在诉前得到有效解决。其次，坚持“联合巡诊”共排共摸，防患未然“查疑病”。2019年泗安法庭推动辖区党委政府成立了“矛盾纠纷联合巡诊团”。该巡诊团由乡镇党委牵头，法庭与多部门共同参与，形成了村居自查自诊的机制。各村居在巡诊团的指导下，自行排查和化解纠纷，无法化解的案件由巡诊团进一步介入。在巡诊团的帮助下，辖区内的矛盾纠纷得到了有效预防和化解。再次，坚持“长兴解纷码”共享共用，数智赋能“防未病”。法庭开发了一个电子二维码平台，居民和调解员只需扫描二维码，纠纷信息便可自动录入系统，系统根据纠纷类型自动引导至相应的调解组织进行处理。如果调解失败，纠纷会自动转至法院处理。这一创新实现了纠纷的快速流转和智能化处理，有效提升了矛盾化解的效率。

朱为

重庆市彭水县人民法院郁山人民法庭庭长

郁山法庭在“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创建过程中，积极探索并构建了“一强二促三联”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机制，以提高司法服务效能，推动乡村振兴。该机制着重加强法庭自身作用的发挥、部门间的协作以及优势资源的互补，以构建更加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法庭结合地方“盐丹”历史文化和苗乡特色，创建了“中道堂”调解文化品牌，推动地方文化与司法调解相融合，形成了有特色的调解模式，成功缓解了大量矛盾纠纷。法庭还积极与“一中心一庭两所”机制对接，形成了以“中道堂”为核心的联动调解体系，进一步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郁山综治中心定期召开法庭、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零距离”分享工作经验，交流工作成果，复盘矛盾纠纷成因，分析研判案件态势。线上畅通信息沟通交流渠道，组建“矛盾纠纷联调交流群”，群内吹响矛盾纠纷双向预警信号，各方通过群聊成功化解矛盾纠纷20余件，实现“云端小群办大事”。

宋宗宇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数智法庭建设的过程中，数字法治的广泛应用提升了司法公正性和效率，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智慧法院建设已初步实现案件流转、立案、审判、执行等流程的数据化，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和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显著提高了案件处理的透明性和效率。在基层治理方面，数字化手段推动了“枫桥经验”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整合矛盾化解、公共服务和群众调解等多元治理手段，一些地方创新地将数字平台引入到矛盾调解中，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率。

然而，数字法治在实践中仍面临一些局限。首先，数字技术追求效率，而法治则强调程序正当性和稳定性，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完善数字法治建设。首先，应该加强数据治理的立法，明确数据使用的规范，确保个人隐私不被侵犯。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算法审查机制，确保技术应用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避免技术替代法治。最后，应加大对基层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缩小城乡数字差距，确保数字法治能够普及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