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绮如
徐有恒教授是我国的血液生理学家。他继承了著名生理学家易见龙教授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执著追求，在造血生理学领域中作出了显著成绩。
徐有恒教授于1924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1943年考入当时正迁徙在贵阳的湘雅医学院（六年制），1950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湘雅医学院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毕业后留校，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编著生理学教材及大型参考书数十万字，培养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39名，观察了组胺受体配基对不同阶段造血细胞增殖和分化的作用，并提出了组胺受体的配基调控造血的理论，并先后担任过湖南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正、副院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重要国内外血液学杂志的编委或主编，中国生理学会第18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9～1994）等职务。他出色的工作使他成为我国的著名血液生理学家、教育家和医学教育高级管理人才。因病医治无效，2015年10月17日21时27分与世长辞，享年92岁。
一、立志学医
1941年，正当少年的徐有恒在上海麦伦中学读书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被日军占领。他抱着不愿在日军占领下生活和求学的意愿，历经艰苦穿过日军封锁线，先是与和他一起流亡的同伴们到达浙东金华上学，不久后又经福建和赣南，辗转到达桂林。在流亡途中，他目睹与他一起流亡的同伴们遭受敌军的轰炸和扫射，又备受疾病的侵袭，不少年轻的生命被夺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萌发了要当一名医务工作者的想法，立下了要用医疗技术为人们解除伤病痛苦的志愿。在广西桂林中学毕业后即报考了当时搬迁在贵阳的湘雅医学院。
二、迈入生理学研究的大门
1946年暑期，几经搬迁的湘雅医学院迁回了长沙。当时在该校讲授生理学的是易见龙和程治平两位教授。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课和对科学发明故事的讲述，引导他对生理学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以高度的学习热情学习生理学。在第六学年开始时，他参加了生理学的科研工作，在易见龙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生理学研究工作，独立完成了一个课题。此项工作的成果整理成论文《酪蛋白水解物及γ球蛋白对于自动免疫的影响》，于1950年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这就是他的第一篇科研论文。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学习了进行科研工作的基本方法，还受到了易见龙教授极为严谨的科学训练和对科学事业执著追求的奉献精神的熏陶，这种执著追求与奉献精神始终激励他在他的一生中不论遭遇什么困难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
三、饱经曲折迎来科学的春天
徐有恒教授1950年7月从湘雅医学院毕业，随即留在母校生理科工作。他期望在易见龙教授的指导下继续他在学生时代已经开始了的血液学研究工作。可是20世纪50年代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使科研工作几乎无法开展。到了1962年，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在科研领域里贯彻“百家争鸣”的政治氛围中，湖南医学院批准成立血液生理研究室。当时血液生理研究室的主攻方向是白细胞生理，在测定外周血中白细胞数量昼夜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观察中枢神经系统各类递质浓度变化对外周血白细胞数量的影响。在这项工作中，为了使这一研究工作具有一个可靠的重要实验指标，徐有恒教授以严谨的态度，严格的科学方法，摸索并确定了误差最小、重复性最好的白细胞计数的操作方法。徐有恒教授这种一丝不苟，严格要求的科学态度对年轻一代起了极好的示范作用。他将外周白细胞数的昼夜变化规律以及交感、副交感神经对外周血白细胞数量变化的影响总结成文，并在1964年中国生理科学会学术会议上宣读。随后，该室编写的《血液生理学》大型参考书出版，正当徐有恒教授和研究室同志们一起满怀豪情，想把研究室建设成为我国血液生理学研究基地之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来临，研究室被彻底破坏。直到1977年，中国科学院委托上海生理所召开了全国生理科学规划会议，该会议由冯德培教授主持。会议内容是审视我国生理学的现状，研讨今后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并向全国各主要研究室和二级学科提出了研究方向的建议。徐有恒教授受湖南医学院的委派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湖南医学院生理教研组拟开展造血调节研究的设想。这一意见得到冯德培教授和与会教授们的赞同和支持。会后，徐有恒教授带着会议精神的鼓舞和振兴我国生理科学的激情回到了学校，重新开始了向血液生理学进军的努力。在文献检索的过程中，徐有恒教授发现，在我国因“文化大革命”耽误了的十年时间里，在国际上血液学从理论概念到实验方法都已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这更激发了他要努力追赶国际水平的强烈愿望。1981年，在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的资助下，徐有恒教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美国进修学习。美国马里兰大学JW Byron教授研究的课题是各类递质对离体和在体造血细胞细胞周期的影响，这一课题与徐有恒教授要进行的造血调控的思路相近，因此，他来到了Byron教授的实验室。在Byron教授实验室工作期间（1981年3月—1982年10月），徐有恒教授运用他长期积累的、扎实的生理学知识，改进了实验设计，将Byron设计的分别单独使用组胺Hl受体激动剂作用于造血细胞，改为将H2受体激动剂和Hl受体激动剂不同剂量的组合同时作用于造血细胞，使得原来未能观察到的Hl受体激动剂对多能造血干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表现出来了，从而改变了Byron所认为的造血细胞上不存在Hl受体的结论。他进一步的研究证明，造血干细胞上存在的H2受体和Hl受体呈现有规律的相互拮抗、相互竞争的作用。
在以后的几年中，徐有恒教授和他指导的研究集体进一步追踪观察到发育阶段比造血干细胞较为晚期的各系祖细胞，包括粒－巨噬系祖细胞、巨核系祖细胞和红系祖细胞上，也存在有组胺H2和Hl受体，各系祖细胞上的H2和Hl受体对细胞的增殖也同样呈现着相互拮抗、相互竞争的作用。
1990年，徐有恒教授又探索了造血恶变细胞白血病细胞上是否也存在Hl和H2受体。研究的结果证明，不论是小鼠的还是人的不同种类的白血病细胞系细胞上普遍存在着组胺Hl和H2受体亚型，实验还测定了这些细胞上H2受体的数量和特征。特别有兴趣的是观察到激动H2受体时，对正常造血细胞是促进细胞增殖，而对白血病细胞则是促进细胞分化和诱导凋亡，从而抑制恶变细胞的增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组胺H2受体激动剂对白血病细胞的这种影响是通过细胞内IP3量的改变和Ca2+浓度的变化，使抗凋亡因子bcl-2和DAD-I表达下降，而P16和Apopain表达增加，从而导致细胞凋亡。这一研究为开发组胺受体配基类药物治疗白血病的潜在可能提供了实验依据。
徐有恒教授在年过70以后，仍然孜孜不倦地在造血调控的这一领域中执著耕耘。他认为，既然组胺受体在造血干细胞及各系造血祖细胞上都有分布，那么在淋巴系祖细胞上是否也存在组胺受体呢？如果存在的话，其作用又是怎样的？在徐教授的指导下，他的博士研究生证实了Ｔ淋巴细胞上同样存在有组胺受体亚型，而且阻断组胺H2受体，可以明显减少Ｔ淋巴细胞分泌TNF-α和IFN-γ，从而减轻了激惹的淋巴细胞所导致的造血细胞的凋亡。整体动物试验亦表明，组胺H2受体阻断剂Cimetidine预处理可以显著减轻免疫再障小鼠的脾细胞对粒系祖细胞集落形成的抑制作用，而这种作用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免疫再障小鼠脾细胞分泌的TNF-α和IFN-γ减少来实现的。组胺受体在Ｔ淋巴细胞上的表达及其功能研究为免疫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四、努力工作 作出表率
徐有恒教授早年就爱国忧民，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中去。1950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从医学院毕业后留任助教开始的数十年中，徐有恒教授除了担任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外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担负行政任务，如曾兼任医学院的工会主席、院党委统战部长等职，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58年荣获湖南省劳动模范称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有恒教授又先后担任过科研处副处长、湖南医学院副院长和院长等职，1992年至1999年又担任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徐有恒教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待人亲切，作风民主，深受广大师生职工的爱戴，由于他在担任高层行政领导职务的同时，总是坚持生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样，他经常白天处理繁忙的校务，而晚上静下来思考和处理专业工作，指导研究生的课题研究，即使在担任院长职务期间，也从未间断过每周一次听取研究生课题进展的汇报，并针对问题进行指导。徐有恒教授这种始终坚持参加科研教学第一线的作风和执著精神，使他能很好地在党政领导岗位上发挥作为一个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优势和特点，因而在管理工作中恰当地反映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需要以及教师们的愿望与要求。譬如，1983年徐有恒教授担任副院长主管教学与科研。他深深感到我国的医学科学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需尽快振兴我国的科教事业，迎头赶上。因此，在学校工作中狠抓了三个方面的基础建设。一是努力恢复和充实图书馆资料，改善资料检索条件，便利师生尽快掌握科技发展信息；二是有计划地派遣学术骨干到国外进修学习，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三是建设按照国际标准符合科研要求的实验动物养殖基地，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这样，在他的积极倡导和规划下校园内一座面积8000平方米、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建成了，为充实馆内图书期刊，徐有恒教授向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执行主席建议为学校建立一个有25万美元对等基金的图书购置基金，在他访问美国时，还向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和其他赠书机构免费征集了大量医学期刊，以填补因“文化大革命”而缺失的杂志图书。由于徐有恒教授积极开通派出的渠道，抓好选派学术骨干到国外进修学习，一大批教学科技人员在学成后归国返校，成为我校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骨干力量和学术带头人。我校动物室多年来已能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有一栋结构合理的动物饲养楼，有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提供科研、教学需要的各类实验动物品系，并成为湖南省主要的实验动物供应基地，这些都是在徐有恒教授的关怀下完成的。
50年来，徐有恒教授一直在教育领导岗位上、生理学教学领域和造血生理这一科研领域中勤奋工作、辛苦耕耘。不仅行政业绩辉煌，而且科研成果卓著，他的科学研究成果《组胺受体对多能造血干细胞的调节作用》以及《正常和异常造血中组胺受体的功能及其特征的系统研究》两次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徐有恒教授除长期担任生理学教学工作以外，还参加编写了全国统一教材《生理学》的第一、三、四版，《生理生化与临床》，《内分泌生理学》，《植物性神经生理学》等共著述20余万字。1997年又主编了高级参考书《造血生理学与造血细胞检测技术》。先后担任《湖南医科大学学报》主编、《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编委、《国际细胞克隆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ll Cloning）编委、《中国生理学报》编委等职。从1987年以来徐有恒教授长期担任国家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学科评议组成员。在执行这些任务中，他总是以对振兴国家的科教事业负责的精神，以认真严肃、公正的态度积极参加工作。
徐有恒教授在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和师资，其中包括12名博士研究生和27名硕士研究生。他的这些学生中大多数已成为教学科研中的学术带头人和院校的各级负责人。他所领导的血液研究室连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鼓舞下，在政府和学校的支持下，正满怀信心地向造血调控领域的高峰攀登，在这一攀登的崎岖道路上，徐有恒教授自始至终掌握着研究室的科研方向，对于科研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注和指导。我们，作为徐有恒教授的学生，深深地感受到徐有恒教授的谆谆教诲，我们将永远地以徐有恒教授为榜样，将一生贡献给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