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曾铨
我个人历史很简单。上海出生，一个小学（上海市协和小学），一个中学（上海中学），一个大学（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因肺结核病，小学休学三年。小学戴红领巾，中学戴共青团徽，大学入党。长在红旗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我个人成长在党的教育下，环境铸造着我。小学就当少先队大队长。中学一年级正赶上抗美援朝，积极要求参加军干校。组织为了培养我，让我担任过各种职务，高中当了校团委副书记。中学六年住校，我全身心投入学习和工作，合理安排时间，学习待人处事，在集体的熔炉中锻炼成长。至今与中学同学还保持亲密联系，几十年来我都这样做。
1996年我被推选为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比较生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1999年被选为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2005年当北京生理科学会理事长。
我主要做了两项工作：按期召开学术会议和科普工作。青少年科技后备人才培养和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项目是中国科协和北京市科协组织的，邓希贤教授和我利用自身有利条件，联系北京各生命科学教学科研单位的人员，开辟了这些单位和中学联系与交流的平台，得到很好效果，在全国比赛成绩优异。
2001年我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全国委员会委员，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科协先进科普工作者。
1956年我考入北大；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时，北大目标很明确，学制四年改五年；1958年陆平来当校长，把北大学制又改为六年；1959年中央提出整顿教学秩序，学校不失时机地加强基础课；1970年提出复课闹革命，江西鲤鱼洲办起北大分校，但要联系农业实际，我们生理学专业办起畜牧兽医专业。
1960年还没毕业就被派往南京大学参加捷克专家的极谱仪学习班，应用它测定机体中的活性物质。1960年又被留校作为预备师资，但仍跟班学习直至1962年毕业。毕业后当助教，主要任务是基础课教学。
教研室主任赵以炳教授培养青年教师的范式是先教学后科研，在教学实践中摸爬滚打，教学中又重视实验。赵以炳教授指定的教学小组请刘次元教授指导实验备课，刘先生亲手作示范，手术器械放在一定位置，剪刀镊子怎么持用，手术结怎么打，手把手地教我们。再加上自己反复练，又在课上指导学生，可以说技术水平比较过硬。这是在国外做实验时得到的体验，后来出国进修，外国教授作一次示范，我马上能独立操作。
组织课堂讨论是教学的重要一环，赵先生参加听课教师的讨论，让大家先提问题，赵先生再提问题，讨论非常热烈深入，我们再组织学生讨论，学生很活跃。我不仅了解了学生的理解程度，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赵先生也让我参与科研，作为基本功，让我养动物。刺猬是冬眠动物，赵先生自己也喂过刺猬，对它的习性非常熟悉，要求我每天喂食和观察，每周要清洗刺猬的铁笼。刺猬的粪便非常黏着，笼子要用板刷抠屎，用水冲洗。夏天我光脚穿凉鞋，由于脚裂感染，从脚跟肿起，红线一直升到大腿根。治疗痊愈后，赵先生经常提醒我打扫时要穿长筒胶皮靴。
1978年恢复了高考，教学秩序走上正轨。我们送走了畜牧兽医专业学生，恢复了生理学专业。赵先生继续当教研室主任，任务十分繁杂，赵先生指定我为室秘书，协助他工作。教学任务是本专业学生的生理学实验和辅导，协助赵先生讲授本专业课程，同时也参加赵先生领导的冬眠科研。由于赵先生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许多会议不能参加，我只能代替，回来汇报。有一次教育部在武汉召开教材会议，赵先生是组长必须参加，我陪伴赵先生，全程照顾他的衣食住行。那时北大教师纷纷准备出国进修，我中学大学都学俄语，此时还得学习英语。教研室许多中青年教师都要出国，1994年我由赵先生推荐出国。
冬眠是一些哺乳动物和鸟类对寒冷缺食环境的一种适应，它们能在零下几度维持心脏活动，其他哺乳动物和人类不可能，这是什么机理？应该进行比较研究，赵以炳先生一直思考并研究冬眠。赵先生预言冬眠可为人类造福，认为综合大学应该以比较生理学研究为中心，这是与医学院生理学研究不同的地方。赵先生早期的科研文章在国际冬眠生理学界有一定的地位，被誉为经典之作，可惜耽误了多年，国外的技术和成果发展迅速，必须派人出去学习。
我被派到加拿大Alberta大学生理学教授Wang LCH实验室，Dr.Wang在国际生理学界很活跃，他对赵先生也很了解和尊敬，我很快进入了状态。为了研究一种新药，我又到药学系教授Dryden WF实验室工作。后来我们在AJP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我希望到美国去看看，一年以后，我被推荐到Illinois大学Dr.Willis J实验室工作，做了半年多实验，因在肝部发现肿块只能回国治疗。1987年又到Dr.Wang实验室做了半年多工作。此后，我与当时的学生王世强等人做了一些工作，我们认为心肌细胞肌质网内钙超载是心肌低温耐受性的限制因素，冬眠动物耐受低温是它能避免钙超载。现在王世强教授实验室的工作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1988年回国后，当时任生物学系系主任的顾孝诚教授要我做系领导工作，说教师进修归国后要承担生物学系的工作，我想教学科研已步入正轨，能为生物学系做点实事也应该。从担任到卸任的时间比较长，即从1989年到2003年卸任退休近15年。
1992年换届要我续任，这时陈章良先生已归国5年，科研也有了头绪，陈先生表示愿作系第一把手，学校任命我作系常务副主任。陈章良先生对我说“教师太穷，我要做点事，周老师你不要怕，你主内、我主外，有了问题我担责”。我组织了以56级同学为主体的系领导班子，大家齐心协力，为适应生物学发展需要，很快将生物学系更名为生命科学学院，成立了生物技术公司。当时公司非常红火，一年就变样，教职工奖金全校第一。教学改革、教材建设、教师队伍和招生领先都对全国有很大影响。1994年以后，因学院内的论文、恐龙蛋等事件，校内外对我们有很大压力。我处的地位，对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清楚，除事出有因外，许多是误传和误解，我对舆论都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和分析。
1995年换届，又把我推上当院长，我组织了较年轻的班子，大家也都能协调配合。做行政工作归根结底还是做人的工作，以人为本是我的信条。教职工的安排、出国、升职、生活等都是我关心的工作。我在不踩线的原则下处理，有时还需要花一些工夫和努力，等待机会得到最佳结果。
生物楼是50年代盖的，随着系院发展，20世纪末已添了几个小建筑，但仍挤着在走廊里做实验，要引进的新人看见这种状态都摇头走人。20世纪90年代开始呼吁建新楼，学校要求自己解决。1998年我决定找捐款，同时也请学校帮助，1999年底学校同意启动，我们立即带领设计组赴港、新学习。2001年8月通过设计，11月开始动工，2003年因非典拖到11月大楼才完工，2004年3月搬入使用。工程中有一个小项目，已经定了某公司做，这公司的某人对我说公司要给我一万元，我说你们把这项目定价减少一万元。
现在炎热的夏天，师生在凉爽的实验室工作，我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