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振东 姜寿德 周光乐
柳安昌（1897年—1971年）祖籍山西省代县，从太原一中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
奔波于抗日救亡、教书于海峡两岸
1936年柳先生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日寇已开始侵入大部华北各省，国事日非，民族存亡危在旦夕。柳安昌先生和万昕、李振翩等几位年轻同事，毅然辞别了有优越教学、科研环境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到南京一个军医学校任教。在那里他建立起一个可以供40名学生进行实验的生理学实验室，同时也建起了可进行较简单科研的小实验室，并开展了关于消化道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危及南京，他随军医学校迁往广州，到达目的地后又立即开展教学、科研工作，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高度爱国心。有时敌机来轰炸，柳安昌先生仍带几位青年教师准备教学实验。
1938年中，他因战场后方有成千上万的伤员得不到救治而决定离开教学岗位，去参加红十字会的战场救护工作，曾任该会的医务部主任。同年因武汉失守，有大量来自国内各地的医学生无处上学，大家就在贵阳筹建国立贵阳医学院，柳安昌先生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创办工作，并任生理学教授。1941年林可胜教授在贵阳市郊的图云关建立了一个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柳先生又被调去该所任生理学教官兼教务主任。1945年日寇投降后，军医学校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合并为国防医学院，柳安昌先生被任命为生理学系主任兼教务长。
1949年初，柳安昌先生随国防医学院迁去台湾，他被任命为迁台国防医学院生物物理学系（包括生物学、生理学和药理学三个系）主任兼生理学教授。当时那个学校处境极为困难，既无校舍，又无可供教职人员及家属的住处，有多数教员及学生住在破旧大礼堂内或帐篷内，经数年之久也未能改善。柳安昌先生除忍受着物质条件的困难之外，还忍受着极端沉重的精神打击（女婿遭诬害，女儿悲痛欲绝）。
柳安昌先生除每天给本校的医科、高护科和口腔科的学生上生理课之外，还外出为台大等其它学校的学生上生理课。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柳先生与四五位青年助教及技术人员一起在一个破旧房子里建立了既可供学生实习又可供开展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他与早期去台湾大学任教的方怀时教授合作，开展多项学术活动，终于使台湾的生理学有显著的成就。1968年他退休之后，还每日去实验室工作，直到染病去世。
柳安昌先生对学科初创时期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以及学术研究等诸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一、柳安昌先生的专业贡献主要在消化生理方面。早期随林可胜教授进行过胃分泌方面的研究，后来又在小肠环行肌去神经后的收缩性等方面进行过研究。1935年前后他在Walter B. Cannon的实验室，做过关于交感神经及其递质交感素（sympathin）的研究。到台湾后，他又重新开启关于消化管平滑肌运动的研究，与他的学生一起，发表过50余篇学术论文，而屡被引用的也有多篇。晚些时候，他还在有关脂类代谢方面有数篇文章发表。
二、柳安昌先生在生理学学科建设、教学及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做过大量工作。他几十年如一日，极其重视生理学科教学课程建设。他的教学方法灵活，有高超的表达能力，能从多方面阐释问题，深入浅出，触类旁通，使较抽象的理论变得易懂。凡受业于其门者，均认为有终生难忘之效。他不仅为本校学生上课，还曾为湘雅医学院、台湾大学医学院等医学生上过生理课，均受到热忱欢迎。
他不仅到课堂上主讲理论课，而且每次必到实验室指导学生上实验课。有不少学生因实验时态度散漫或不认真操作，而受过他的训斥，但也有些学生在实验时科学态度好操作认真而受到他的特别关注，这为将来挑选助教作为依据。他有时说，“有人说某某人手巧，会做实验，这是一般通俗的说法，实际上是脑子好，脑子灵。脑子坏了，手连动都不能动!”他对青年教学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培养可谓“既有方，又有效”。
有些办法是沿袭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时林可胜教授提倡的办法，如因材施教，对有培养前途的、成绩优秀的本校毕业生，从难从严地培养他们不怕难、不怕脏的科学精神和苦练操作本领。对于仪器设备，要做到坏了自己能修，不适用的自己能改造，还要学习自己制作工具。对于实验动物，也一样要自己繁殖自己养，自己训练，自己麻醉。特别是用后的器械、仪器要自己清洗、擦净。在上班时不准看书，只有为学员批改作业时，才能坐在位子上。经过一年后，若表现不好，则被调走或除名。在他实验室工作过的青年人，往往在技术操作上有着非常熟练的基础。
柳安昌先生对助教的培养，很重视每周举行的专题报告，有时是令报告人选一篇综述论文，经过精练性摘录，在1小时左右内介绍清楚。他暗中给予记分，这也是变相的考试。每人做探讨性实验课题到达一定阶段，均要求以论文格式向全体教师汇报。他对青年教员及技术人员要求极为严格，动辄予以训斥。但凡是和他一起做过科研或教学实验的人，无不对他熟练的实验操作技术与认真的科学态度，心服口服。有一位外科名教授看到柳教授进行的动物实验后说:“他的胃肠道手术之高超，我实在佩服!”
柳安昌先生对台海两岸中国生理学的发展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曾协助创建中国生理学会和出版《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早在1926年随林可胜教授工作时，他就担任过学会会务工作。柳安昌先生随国防医学院迁至台湾后，曾会同方怀时教授于1950年代在台湾沿用原“中国生理学会”名称进行学术活动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也以原封面、原格式在台湾继续出刊，并流通于世界各学术性大图书馆，进行刊物交换。
1980年6月，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IUPS）代表在海峡两岸联系磋商，在上海签署了备忘录，明确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IUPS所属中国名下有两个团体会员，即位于北京的中国生理学会和位于中国台北的生理学会。
柳安昌先生除担任生理学教授外，还在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学校行政体制方面进行过大量有益的工作，受到过多次关于教育工作的奖励。他生活俭朴，治家严谨，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现子女都已成为不同领域高级技术人员和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