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科
陶烈先生（1900年-1930年）是在我国“五四”运动之后，决心献身于自然科学，并对之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一位神经科学家。
1900年1月22日，陶烈先生生于无锡市。1906年7岁时，被父亲送往离家较远的一所乡村小学读书，陶烈先生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极短暂而又有意义的童年生活，如在读书之余和同学们一起捕蜻蜓、捉蝌蚪和采桑葚等。这些对培养他热爱大自然和科学兴趣都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陶烈先生在成年之后回无锡探亲时，曾以留恋的心情专程重访了该所小学。
1907年在父亲的带领下，陶烈先生和姐姐陶慰孙、哥哥陶炽一起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的一所私立精华小学继续读书。1911年小学毕业后考入东京都立第一中学，1915年中学毕业后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为了研究脑的结构，陶烈先生首先对脑组织的固定及染色方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写出的论文达6篇之多，后作为遗著发表于《学艺》杂志的第12卷与第13卷中；随后又对人脑的皮层下各神经核和小脑的细胞进行了定量的分析研究，共发表8篇论文。
关于这些论文，1967年日本神经解剖学权威小川鼎三教授在一篇题为《日本的神经学研究史》的论文中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陶烈先生在东大精神科所研究的关于人脑皮层下的所有神经核（从纹状体到延髓）中的神经细胞，按大中小分类，分析了它们的特点，计算了它们的总数和密度，甚至给出了星状胶质细胞、寡突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百分比。此外，陶烈先生还在神经学杂志上发表了《小脑皮质诸细胞的定量分析》（生前）和《脑干部神经的局部解剖及其他》（逝后）的文章。把这些总括起来，陶烈先生堪称为当时世界脑解剖学界的一流学者。可惜陶烈先生在年轻时期便去世了，其作品除一部分被译成中文外，未能在世界神经生理学界广泛流传，只有日本人受到了他的“恩泽”。
在脑功能研究方面，陶烈先生也发表了一些论文。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应东京某书店的邀请而撰写专著《脑之研究》一书，这是一本用日文书写、但未完成之作（已由陶炽先生译成中文出版)。
脑研究在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中是唯心与唯物观点斗争激烈的领域之一。陶烈先生对此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而对当时脑研究中所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指出了辩证唯物论是研究脑活动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脑之研究》一书便是以下述一段简洁明确的话作为开场白：“在现代的科学知识之下，谁都知道思考和意识是脑之机能，也知道如果把它除去，那么思考和意识都要消失。在这种概括的命题之下，关于思考和意识就像‘人是必死的’和‘地球是圆的’等，已是一个牢而不可动摇的经验事实。当然这个事实也同一切经验的事实一样，绝不是天生就已经明了的事实。为确定这个事实，也曾和‘地球是圆的’或‘一年是365日’一样，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周折。不过，假使现在有人主张地球不是圆的，那也没有人会赞成，但是如果有人主张意识或者所谓灵魂能离开身体而存在，往往就会很正经地被人们所接受，毫不受人诧异。因此现代社会里还有许多观念论（即唯心论——引者注）的倾向，浸润在所谓文化知识人中。”
接着书中又指出：“许多神经学者、心理学者虽然一方面进行着他们的唯物论的实验，但另一方面他们口中往往还唱着二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而献媚于观念论的潮流”。
陶烈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即“辩证的唯物论优于机械的唯物论”，因而“一切科学都应立于正确唯物论上，这个事实向来是由科学研究本身已证明了的。正确唯物论者是对于唯心论或观念论及对于机械的唯物论所题之名，不是像唯心论哲学似的，假定着现象背后有不可到达之形而上学的不可知；不像机械唯物论似的，把宇宙规定为定能触知的物质和其特性及运动。因为它不用形而上学的假定，所以是物质的；因为对于宇宙现象不规定一种形式，所以是非机械的。科学者无非是从这方面在找寻自然现象间的恒常的规则关系，他的成果在追求未到终局之前，只是相对的，但也是客观的、妥当的。”上述一些论断，足以表明：陶烈先生无疑地是一位观点和立场都非常鲜明的唯物主义脑科学家。这一点不仅在解放前的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能可贵的！
陶烈先生从童年时代就学于日本，在日本科学家的培养和帮助下迅速地成长为卓越的科学家。另一方面，由于和日本人民之间有过密切的交往，从而在两国人民之间播种了友谊。
如柘植秀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写到：“陶烈先生的名字，在中国或在日本，可能被忘记了，但对我来说，他和我的关系，如允许夸张的话，正像藤野严九郎和鲁迅关系的倒置”。看来柘植秀臣先生是把陶烈先生作为老师看待的，他曾以感激的心情表示，在唯物论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等方面都受到了陶烈先生的熏陶。1972年柘植秀臣先生来中国访问时，还专程去无锡为陶烈先生扫墓。
由此看来，陶烈先生不仅是一位在二十余岁时就成为自觉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脑研究家，而且是一位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毅然地开展了人脑的定量神经组织学研究的先锋，还是一位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正当他学成归国，将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时，却因患急病不幸逝世，使我们今天回忆他的事迹时，还要为他的早逝而万分痛惜。让我们以祖国大地上怒放的神经科学之花献于他的墓前，以告慰他于地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