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回归，对俄罗斯和普京来说是“福”是“祸”？

（正文约4100字，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就当特朗普正式确认在2024美国大选中获胜时，许多外部媒体把焦点放在了俄罗斯与普京总统身上。正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总结道，“普京在这段时间被认为是一个幸运的人”。这一说辞主要基于三个预见性假设（具体请回顾此前推文《特朗普“24小时方案”细节曝光，俄乌双方都满意？》）。一是特朗普对“国际责任”投入的削减将有利于扩大俄罗斯方在俄乌冲突中的优势权重。正如前俄罗斯总理、现任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在社交媒体上所言，“特朗普有一个优点对我们而言很有用，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他极其痛恨把钱花在那些贪图占小便宜和不劳而获的人身上，比如乌克兰。”

第二是在对民主党主导的支持基辅政策深恶痛绝下，俄罗斯希望特朗普的胜利不仅能够为俄乌问题的僵局带去改观，而且也能给处于“史无前例的历史低点”的美俄关系一个重生的机会。普京的亲密盟友、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Russian Direct Investment Fund）首席执行官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表示，“就连美国人都已经厌倦了拜登政府前所未有的谎言、无能和恶意，这为重启俄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

▲ 特朗普曾指责是泽连斯基导致了俄乌冲突爆发

除了这两个相对理性的依据，还有一个论证是特朗普与普京的“私人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对前美国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安德鲁·麦凯布（Andrew McCabe）的电话采访中，他表示，“自特别检察官于2017年开始工作以来，越来越多问题、证据与情况都指向有关特朗普与俄罗斯，特别是与普京关系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另一个在近期被外部媒体广泛引用的论据是，在美国资深调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最新著作《战争》中，其报道了“特朗普与普京关系的新细节，包括二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卸任后曾七次通电话”。然而，事实上，过度放大“普特”关系与俄美关系的联结，意义是有限的。

在首次就任总统前，特朗普就曾公开表达对普京的赞美和对两人关系的积极态度。2016年CNN的一则报道梳理了特朗普对普京的评论时间表，其中显示，特朗普曾表示“普京在重塑俄罗斯形象和重建俄罗斯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并认为自己“会和普京相处融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他曾与普京有过多次接触。2019年《华盛顿邮报》一项分析显示，自2017年上任以来，特朗普与普京私下交谈了至少16次。

然而，在对俄问题上，特朗普其实更多是“说一套做一套”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文章记录了2017年至2019年间，特朗普政府对俄具体行动的追踪结果，其中涉及经济、司法、科技等领域对俄的多项制裁，比如在2017年8月2日，特朗普签署了《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对俄罗斯等国家实施新的制裁，这一法案扩大了对俄行业制裁范围。最终，该文章结论指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行动似乎经常与总统的言论不一致”。

而根据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发布的美国对俄制裁数据，从2017年到2020年，特朗普政府对与俄罗斯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发布了273项制裁，其中131项（少于一半）与乌克兰有关。一方面，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速度的确有所放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对俄友好”的一个表征。相比之下，奥巴马第二届政府发布了370项与乌克兰有关的制裁，占与俄罗斯相关的455项制裁的超80%的比例。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不但继续推进对俄新制裁，而且制裁重点也更加广泛，除了乌克兰问题，也针对了恶意网络活动、选举干预等。在对俄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事路径，也或将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延续。

▲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2010 年至 2020 年的历史数据，对俄制裁数量在2017年发生急剧下降。数据来源：CNAS

从冷战时期（甚至更早）开始，美俄关系的走向就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美苏/美俄领导人关系的影响。例如，对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来说，二者的私人关系不算亲密，但大体上称得上谨慎、相对尊重。赫鲁晓夫曾称，他愿意“通过个人外交与艾森豪威尔打交道”，并评价艾森豪威尔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的私交顺利推进了1959年重要的戴维营会谈，并促成美苏在全面裁军问题上推进合作，但二人私交的影响是非常有限且并不具备持续性的。仅不到一年时间，美苏关系便再次恶化，双边接触接连取消，冷战解冻的议程也再次被搁置。

▲ 赫鲁晓夫（左一）与艾森豪威尔（左二）

相比之下，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友谊”似乎是个例外。无论是二人本身还是双方媒体，都从不遮掩互相欣赏的美辞。里根曾给予戈尔巴乔夫很高的评价，称其为“新型的、愿意与华盛顿进行建设性接触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认为里根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二人的友好与默契促成了一系列高调峰会，并在1987年《中程核力量协议》签署时被视作是达到了一个高潮。直到今天，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都被持续赋予着崇高的政治意义——例如，它“驱动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走向结束”“将世界从超级大国战争的毁灭边缘拉回来”“对当今大国冲突具有借鉴意义”。

在小布什-普京时代，美俄关系也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人之间的关系。2004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一篇短评将普京与小布什的关系描述为“灵魂的感觉”。在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二人的融洽关系得到了加强——普京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向美国提供了不少援助，而布什也在美国内部的质疑声中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普京处理车臣战争时的反恐举措。2004年，普京曾在当时的美国总统竞选中明确支持布什，进一步证明了双方的个人关系。直到自小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小布什对普京的摩擦与猜忌开始出现，美俄关系也在同时期开始走向下坡。

▲ 戈尔巴乔夫（左）与里根（右）亲切交谈

然而，对美俄来说，将领导人的私交视为对国家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显然是不合理的；相反，它是国家利益定位和战略制定的表象反映。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私交的局限性体现了当时冷战在波动性升温的趋势；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的私人友情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比较可贵，对终结冷战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驱动作用，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冷战结束的因素是多重、复杂的；小布什与普京关系从“友善”到“怀疑”是因为在布什的第一任期，美国清楚地知道其真正威胁来自其他地方；而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开始转向，再加上所谓“威权与民主”的二元思维在西方国家弥漫，才真正驱使了美俄关系再次走向恶化。

同样地，放大特朗普与普京“个人关系”的意义也是有限的。这也能解释为何此次特朗普宣布胜选后，俄罗斯方面呈现出比8年前更谨慎、克制的观望态度。俄罗斯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卢茨基（Leonid Slutsky）表示，“特朗普上一届任期结束时，对俄制裁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而双方几乎没有对话。”俄罗斯颇具影响力的国防博主亚历山大·科茨（Alexander Kots）也在《电报》（Telegram）中写道，“特朗普胜选后，事情肯定不会变得更容易。相反，他聪明又不可预测，这是很危险的事。”

▲ 普京与小布什（右）

尽管随着共和党控制参议院，特朗普的许多内阁提名人选也或将很快获得确认，特朗普本人也对控制新政府有较大权力，但其对俄政策仍然面临着诸多压力与制衡。首先，从美国民众对俄态度上看，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5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对普京总统的负面评价仍然很高。大约六成的美国人也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而不是“竞争对手”，更不是“合作伙伴”。此外，特朗普也需要面对两党在对俄问题上的施压。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7月的一篇报告指出，虽然62%的共和党人表示，美国没有责任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但大多数共和党人（66%）和民主党人（77%）都赞成对俄罗斯实施严格的经济制裁。这也就意味着从非自身因素来讲，特朗普也不可能以对普京的“个人情绪”主导对俄政策，即使在第二任期他享有“三权合一”的理想的权力环境。

而对俄罗斯来说，它同样没有理由感到乐观。也许如许多媒体和智库预测，特朗普的胜利将意味着美俄恢复高度接触、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削减，甚至北约内部的分裂，但这并不同等意味着俄乌冲突的结束甚至俄罗斯的胜利。正如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俄罗斯智库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就明确指出，“24小时内”是不可能结束冲突的。事实上，仔细思量所谓的“24小时俄乌冲突终结论”，要么是特朗普出于选情的目的所言，要么是他本身喜好的夸张性的说辞。

▲ 所谓的“24小时俄乌冲突终结论”，要么是特朗普出于选情的目的所言，要么是他本身喜好的夸张性的说辞。

而即使是“结束冲突”，也并不意味着停止任何其他形式的“敌对行动”。如果“结束战争”仅意味着中止现有接触线上双方的军事行动，那么冲突在未来将会以新的形式再次爆发。除了现在僵持不下的领土问题，乌克兰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也是俄罗斯的关注议题。而特列宁指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可能不会同意就以上问题进行实质性对话，更不会考虑俄罗斯的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上讲，即使美俄重启对话，距离达成协议也是遥远的事。

虽然特朗普和普京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也面临不同的难题，但一个共性在于，他们都期望尽快结束而不是升级冲突。即使在当地时间11月19日，普京签署总统令，批准了新版俄罗斯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注：其中扩大了核威慑对象的范围，扩充了须以核手段消除的军事威胁类型，也对俄罗斯考虑使用核武器作出回应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说明），表面上看似升级了更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但这一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或将发挥着与特朗普正在制定的对俄乌问题解决方案的“里应外合”的作用。正如政策还指出的一条，“使用核武器的决定由国家元首作出。如有必要，俄罗斯总统可向其他国家和/或国际组织军事政治领导层通报有关俄方准备使用核武器或已作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以及使用核武器的事实。”——这为真正对核武器的动用放宽了空间，也给冲突的升级拴上了缰绳。

事实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俄乌冲突这一事件或将是一个“夕阳问题”，其对美俄关系的影响体量也许将不再是最大的；而真正产生影响的将是更广泛与分散、涉及其他议题与领域的新制裁，就如特朗普第一任期所为一样。由于仍处于俄乌冲突“常态化”导致的惯性思维中，部分具体切实的预测暂时难以捉摸，但不排除特朗普正在试图开辟“新思路”的可能——这正迎合了上面科茨的那句话，“特朗普聪明又不可预测，这是很危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