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宏宇：2024年美国大选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及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

   2024年美国大选延续了以往的负面竞选，选举政治的“空壳化”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所谓的“空壳化”，是指选举制度虽存但内涵精神不再，选举政治宣扬的积极、正面、“以理服人”价值观与精神理念之争，已让位于没有实质精神内容的相互诋毁、互相揭短、相互抹黑的消极竞选。26 月 27 日的首场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就是这样一场让全世界都大跌眼镜的“互黑”会。7 月 13 日，特朗普遇刺又进一步显现出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暴力异化。毋庸讳言，陷入“老人政治”“空壳选举”、撕裂与暴力的美国，无论谁当选，其对世界的影响力都将下降。这将从客观上有利于全球非西方力量的兴起，改变国际政治力量的格局。

    近来，有关“全球南方”的讨论非常热烈，这个“老酒装新瓶”的概念之所以抢手，是因为有些国家想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与主导权，有些国家不愿看到中国继续担当传统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从更深层次上说，是一些国家想引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试图通过提倡“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而成为“全球大多数的领袖”（leader of Global Majority）。但实际上“全球南方”并不等于“全球大多数”（Global Majority）。真正的“全球大多数”应该是“全球非西方”（Global Rest）。因为“全球西方”的范畴相对比较明确——“西方七国集团（G7）+ 部分欧洲发达国家 +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而在“全球南方”与“全球西方”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比如北欧三国（瑞典、芬兰、挪威）、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中东欧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亚的韩国等国家，以及幅员辽阔的俄罗斯。显然，“全球南方”的“瓶子”无法装下以上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但“全球非西方”（Global Rest）的概念范畴却可以。因为“全球非西方”等于“全球南方”加上中间地带国家。

    近年来“全球非西方”的兴起是有目共睹的，这可从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以及巴以冲突的反应窥见一斑。从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以及国际舆论的分野可看出，非西方力量及其国际影响异军突起，美西方已不能完全主导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国际舆论的方向。而作为“全球西方”的领头羊，美国影响力的衰弱显然对全球非西方力量的发展是有利的。当然，笔者所提的“全球非西方”概念只是陈述了当前国际政治力量格局对比的客观现实，而不是提倡要与全球西方世界对立或对抗。未来如何处理全球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应该说，上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为主导，以自由贸易与自由投资为特征，以更优价格、更低成本与更高效率为取向。2024 年大选后，无论谁当选，美国都不会退出全球化，但是都将反其道而行之，都将维持保护主义的主基调，区别仅在于保护的广度与深度不同。如果民主党政府连任，将坚持多边主义的立场，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提倡一种“基于国际规则的多边有限保护主义”；如果特朗普当选，将是“基于‘美国优先’的单边无限保护主义”。这两个以保护主义为主基调的主张将成为美国版全球化的主旋律。

     民主党政府的全球化主张体现在拜登所提倡的“中产阶级外交”与“拜登经济学”上，拜登政府贸易代表戴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财政部长耶伦等人的演讲中均有相关表述。民主党政府的全球化主张具有 4 个特点：轻市场、重制造、“小多边”、新标准。首先，他们认为：“当前不可持续的全球化版本需要改革和改进。当前全球供应链对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市场追求导致了高脆弱和高风险，美国需要重新设计以增强其弹性。”其次，在国际贸易领域要摆脱对消费者利益的狭隘关注，更关注生产者，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利益。为此，其不惜违背市场规律，人为提供高薪岗位。上台以来，拜登不断扩大美国制造业，积极“创造”高薪岗位，包括 80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2023 年，拜登政府还大力支持美国汽车制造业工会（UAW）罢工，支持他们大幅提薪并降低工时的违背市场规律的诉求。第三，民主党政府的全球化是针对中国的“小多边”。这个“小多边”主要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13 个国家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11 个国家为代表，试图降低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第四，在“小多边”的基础上，其又提出了全球化新标准。要对劳工权益、环境保护和所谓“公平税收”“清廉政府”等设定新标准，主张除非严格遵守美国的环保、劳工规则以及工人健康和安全新标准，否则所有进口产品都应被禁止。显然这是奥巴马时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升级版。

     如果特朗普政府上台，那么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将趋向于更保守。特朗普政府将“放弃长达六十年的基于国际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转而采取更为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可以预见，加税、贬值、税改三大举措势在必行。首先是加征关税。特朗普最钟爱的工具仍是白宫掌控力最强的关税。例如 2024 年 3 月，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就为特朗普提出的大规模“新关税计划”辩护。他强调指出：“为了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加速美国的再工业化，美国需至少全面征收 10% 的新关税，并配合其他一些更高、更有针对性的关税，这将取得成功，并将创造高薪的工业岗位。”可以预见，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将对所有进口商品（包括欧洲日本等）征收关税并逐年提高税率，直至实现贸易平衡。针对中国，特朗普将可能寻求某种近乎全面的经济“脱钩”。他有可能建议取消美国国会在 2001 年授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这样就可以放手对中国征收歧视性关税。因此，如果特朗普当选，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升级。其次是美元贬值。特朗普认为美元一直被高估，这不利于美国出口与贸易平衡。据美国媒体报道，莱特希泽已向特朗普提出一项政策建议，降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以此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帮助美国实现贸易平衡。第三是改革税收。特朗普可能对美国企业税进行全面改革，通过“边境可调税”（border adjustable）等改革举措来提高美国企业出口竞争力，改变美国在与欧盟、中国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国际安全环境主要是指受大国博弈影响的国际战略安全与大局的整体态势与状况。作为地球上最有实力与影响力的公职，美国总统对国际安全形势会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当前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地区热点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无论谁当选本届美国总统，都将对当前乃至未来国际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这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向纵深演进，国际安全形势将进入新一轮的动荡与不确定期。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国际安全环境呈现稳定与动荡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状况。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安全环境，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这个阶段总体特点可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句话来概括——“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的战略判断高度概括了这个阶段国际安全环境的特点——总体稳定可控。第二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2000 年，依然可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来概括——“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但是一个也没有解决好”。现在来看，这个判断依然非常准确。这个时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并没有随着苏东剧变与冷战结束而出现和平，代之而来的是美国的单极霸权以及新的动荡与局部战争，是一个相对不稳定期。第三个阶段是从 2001 年到 2017 年，这个阶段是新一轮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机遇与挑战的并存期。这个时期尽管有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但大国博弈基本平稳，无重大冲突，因此这个阶段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而言是稳定的。当前，正处于第四个阶段——从 2018 年开始到今天。这个阶段可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著名判断来概括——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是“变”字。超预期的大国博弈叠加百年不遇的世纪疫情，使得这个阶段的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出以往三个阶段都没有的巨大不稳定性与危险性。相比较而言，此阶段形势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恶劣的，挑战也是最为严峻的。尤其是 2022 年以来的俄乌冲突与 2023 年爆发的巴以冲突，就像两个催化剂，进一步恶化了这个阶段的国际安全环境，如果处置不当，有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

    2024 年美国大选将对这两个“催化剂”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对当前整体国际安全环境产生深刻影响。具体来说，如果民主党政府连任，美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会持续，北约将继续保持活跃，7月10日北约华盛顿峰会就是最新例证。乌克兰有可能加入北约，俄乌冲突短时期内很难结束。同时，随着近期普京访问朝鲜与越南，“北约东窜”——北约向东亚地区扩充影响的势头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估计民主党政府会加快以美日为中心的亚太小多边安全机制（QUAD+ 韩国与 AUKUS+ 日本 + 韩国）构建。无疑，这将对东亚安全形势及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对我国东海、台海、南海的安全态势产生巨大压力。近期，美韩联合军演以及朝鲜的强硬回应都已部分显示出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而巴以冲突受民主党内左翼建制派的影响，未来民主党政府有可能加大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压力，加沙局势有可能出现缓解。如果特朗普当选，按照特朗普的“24 小时解决问题”简单粗暴逻辑，美国有可能中断对乌克兰的直接援助，美国与其他北约国家的关系可能回到他第一任期的紧张状态，美欧对乌克兰的政策将可能出现分歧，俄乌冲突进程可能出现大变数。但变数不一定就意味着和平。另外，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对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穆斯林的立场态度，以及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J. D. Vance）对以色列的特殊情结来看，巴以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显然，无论谁当选，都将进一步加剧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与危险性。如果再叠加近期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力量的兴起以及孤立保守势力的抬头，无疑将加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

   拜登的突然退选进一步加剧了2024年美国大选的混乱与不确定。最终无论谁当选，都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对此，我们应积极主动应对，办好自己的事情，可通过实施“一体两翼”战略，继续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

    所谓“一体”——就是“一带一路”。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各国追捧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合作的最佳平台之一。“一带一路”进入第二个十年高质量发展阶段之际，我们不仅要会做，而且还要会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价值观——共商共建共享、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两翼”——就是“金砖合作”与“上合组织”。这两个合作机制分别代表着良性的全球发展与共同的国际安全。“一体两翼”分别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三大倡议”。即“一带一路”响应“全球文明倡议”，通过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实现文明交流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人类多样文明的和谐共存。金砖合作机制响应“全球发展倡议”——倡导不同发展层次、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利益诉求的国家通过有效的创新合作，实现共同的发展愿景。上海合作组织则响应“全球安全倡议”——提倡综合包容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一体两翼”的整体协作，可以稳步推进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提升，助力我国和平崛起进程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