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十二军文工团老战士文集》|| 大别山斗争散记（石鸿章）
文摘
2024-09-30 23:32
北京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在平原作战取得伟大胜利后，紧接着渡黄河、跨陇海、过黄泛区、强渡汝河，以万马奔腾之势，浩浩荡荡，千里跃进大别山。当时我是六纵队文工队一名队员，也随军进入大山。8月下旬，我们到达被誉为红军京都的红四方面军老根据地经扶，尔后南下到了湖北麻城县。为配合我军外线作战战略任务，纵队决定文工队下放农村搞土改。在动员会上，纵队首长交代了这一行动的目的、任务并提出了要求。大意是：这次到农村工作是为了配合我军外线作战，大家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民组织农会、建立村政权、搞土改；这是一项光荣任务，同志们要艰苦奋斗，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完成任务。时间是长期的，要做好思想准备，纵队什么时候调你们就什么时候集中。首长讲话后，大家情绪昂扬。因为我们这些文艺兵长年随军南北转战，像这样深入农村开展斗争感到很新鲜，所以都很兴奋。会后即进行编组，我和王建敏、田夫、付兰英、张佩英五个人编成一个组，王建敏为组长。我们稍事准备即开赴农村这一新战场。从此，开始了我们在大别山的一段难忘的生活。我们负责的是麻城县木子店詹家湾几个村。搞农村政权建设和土改工作，我们几个文艺兵虽然生疏，但我们充满热情，充满信心，斗志昂扬，决心把工作做好。我们知道开展这些工作必须依靠群特别是贫苦的农民群众。于是，我们深入接近群众，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讲解革命形势。这一带由于受国民党统治多年，人们有的对共产党不甚了解；有的怕国民党卷土重来；有的麻木不仁。因此，对我们有的敬而远之；有的不冷不热；有的虚于敷衍；有的怀有敌意，思想工作不好做，尽管我们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收效不大。直到遇到了毛大姐，才出现了转机。毛大姐是詹家湾的一位贫穷妇女。她30多岁，身高约一米六七，常身着蓝色旧衣裳。说话谦虚，为人爽朗热情。她丈夫约50岁，面貌粗黑，身体健壮，典型的农民模样。她还有个5岁的小男孩，活泼可爱。那天我们访贫问苦来到她家，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问了一下她的身世即向她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讲解革命的道理。她听得很入神，就像久旱的土地逢降甘雨。由于毛大姐出身贫寒，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思想觉悟，人又聪明，我们讲的道理她能很快地领悟。我们谈得很融洽，大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向她讲了我们工作的任务和意义，她很受鼓舞，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村里的情况，谁是恶霸，谁是中农，谁是贫农；谁可以依靠，谁可以团结，都讲得清清楚楚，并自告奋勇带领我们去走门串户。通过一番谈话，我们也深受鼓舞。从毛大姐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工作的方向。从那时候开始，毛大姐便东奔西忙，和我们一起开展工作。她好像一把干柴，一遇到革命的火种就熊熊燃烧起来了。她走东家串西家，又是动员，又是宣传；有时召集群众开会，有时组织妇女给部队做军鞋，常常忙得顾不上家，也顾不上孩子。由于毛大姐是当地人，便于和群众接触，也便于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的道理，成为了我们的得力骨干。渐渐地，人们对我们的态度变了。有戒心的消除了戒心；有顾虑的打消了顾虑；虚于敷衍的积极靠近我们，大家积极参加农运活动，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和毛大姐的接触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密切，感情越来越深厚了。我们把她当成亲人，把她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她也把我们当成亲人，每次到她家，都热情招待。我们相处得亲密无间、情如鱼水。转眼到了1948年3月份，我们的大部队撤离大别山，只留下两个团的兵力在大别山坚持斗争。这时敌人小保队看到有机可乘，便串联起来，不断和我们捣乱，经常不是这个行政村的工作人员被抓走，就是那个行政村的工作人员被掳去杀害了。我们文工队的王纪正和高月明、李成明就是在夜时被敌人杀害的。因为情况不断恶化，我们工作人员便不能继续分散工作，便集中起来专门对付小保队，开展游击斗争。时隔半月多，有丁天，我和王建敏、田夫、付兰英同志又到詹家湾去看望毛大姐，结果到处找不到毛大姐，问谁谁都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我们感到奇怪。还是付兰英在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听一个妇女跟她说，毛大姐被其族长下令给捂死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连忙找到该村甲长问明原由。原来毛大姐积极参加农运工作，被反动势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趁我们不在时把毛大姐抓住，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逼她供出我们的情况，并让她与我们断绝关系。毛大姐坚贞不屈、慷慨陈词，反动派恼羞成怒，将毛大姐及其丈夫杀害了，埋在了村后。我们力逼甲长带我们去葬地。在村后西半山坡上一个低凹处，挖出了毛大姐夫妇的尸体。看着毛大姐的尸体，想到不久前她还跟我们并肩战斗，现在却和我们永别，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万分悲痛，同时复仇怒火也在心中燃烧。我们找到杀害毛大姐的族长家，他已畏罪潜逃。恰巧他家备有两副好棺材，就把毛大姐夫妇的尸体入殓，重新安葬。下葬这天，全村男女老少披麻戴孝来为毛大姐送行，哀悼毛大姐这位普通却又不平凡的妇女，整个山村都笼罩在悲哀中。在对敌开展游击斗争时，经常有情况发生。我们总的战术是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强我避，敌弱我打。有一天，我们正在开会，有情报说郑家贤小保队要来包围我们，让我们提高警惕。带队同志说：现在休会，准备好枪支、手榴弹，对付小保队。可是等到晚上六七点钟，小保队也没有来。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又有情报说今夜小保队一定会来。带队的同志考虑了一下，为对付小保队方便起见，让王建敏、田夫和我带付兰英、张佩英两位女同志一块到木子店附近一个村，县大队在那里有两个连的兵力，去那里比较安全，其他同志留下坚持工作。于是我们5人便赶到指定地点，结果县大队已经转移。一位领导同志对我们说：“两位女同志跟我们一起走，你们三个在此坚持工作，如情况紧急，你们可顺着西南方向到夏家湾找县大队来。”说完就带二位女同志走了。这时天已黑了，我们三人分析了一下形势，研究了一下斗争策略，部署了防务就休息了。第二天中午饭后，我到山顶上放哨。下午3时许，我发现山对面有不少敌人的便衣陆续结队，意图向我驻地进攻。于是我很快跑下山去找到田夫，告诉他小保队要来包围我们了，要他们做好准备。他说，几个民兵还正在吃饭。我说：“赶快，快些离开这里！我去村边放哨。”我一到村边，王建敏带着两个民兵来了，我即把敌人欲包围我们的情况告诉王建敏，王建敏说：“不要紧，到村里派个人去探探。”王建敏进村找来两个50来岁的老百姓，吩咐他们去探听一下情况。两女人还没走出半里路，山上敌人的枪响了。枪一响，王建敏、田夫二人就跑了起来，只是他们跑错了方向，不是向我这边跑而是向山上跑去。当时我在村边看得清清楚楚，就大声喊叫：“田夫--王建敏--往我这边跑！”可是他们哪里听得到我的声音，还是继续往山上跑。当时我心里非常着急：山上那么多敌人，他们上去不是去白白送死么！可是叫又叫不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跑去。不多时，我看到他俩往回跑，提着的心放了下来。心想：这就对了。于是我就转身从村边的木板桥上向南跑去。不远有个小村，村里有个妇女看见我向村子跑，就闪身不见了。不多时从村里出来两个青年，每人手持一根挑稻子用的两头像牛角似的扁担来撵我，边追边喊：“缴枪!跑不了了！”我转过身朝着他们打了一枪，他们才不敢追了。这时，我已和王建敏、田夫失散了。但我不能停留，那两个青年再去叫人我可就难脱身了。于是我继续跑，却跑错了方向，不是向西南方向跑，而是向东南方向跑。跑着跑着，前面出现一座小山，地势越来越高，往上跑了几步，突然听到东面山顶上有两个人发出呜呼呜呼的啸声，声音刺耳。我想这一定是敌人发现了我，发出了信号。我就是跑死也不能让你们捉住害死！于是继续跑，跑着跑着，前面山坡陡峭了起来，我又跑了几步，看到一个小山垛，我从小山垛背后绕向西南方向跑去。不久天黑了，看不到路，半山坡也没有路，四处荆棘丛生，把我的手、脸都划破了。我在山上摸索了大约有两个钟头没有找见路。我不灰心，继续摸索着走。走着走着，发现有松树，再往前走几步，看到了前面下方有朦胧的水光，是田里的水！我非常欣喜--有田有水就有路，就朝前走去。不多时，来到田边，有一条小路，我就沿着路走。渐渐地前面现出了一个村庄的轮廓，听到了狗吠声。我不敢贸然进村，就顺着山脚绕过这个小村向西南方向走。走了约四五里路，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庄，我走到村边，听到有人喝令：“站住！口令？”我一听是北方口音，心中一喜--可能是自己人，就说：“自己人！”走上前去与他搭话。果然是我们的一个班驻扎在这里。我问他夏家湾离这儿多远，他说有六七里路。我辞别这位战士顺路往夏家湾走去，到达夏家湾已是深夜12点多了，县大队的同志正在睡觉。回到同志们身边，我心里感到又高兴又温暖。这时，我感到又饥又渴又累，就到伙房炒了碗大米饭，吃后倒头就睡，一觉睡到天亮。醒来后发现县大队住的楼房很豪华气派，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位大官员夏斗寅的旧居。在县大队未见付兰英、张佩英，不知她俩到哪去了，不过想来她们没什么危险，倒是王建敏、田夫二人，不知是否已脱险，心中一直惦念他们。过了几日，王建敏、田夫也来到了县大队。战友重逢，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和激动，紧紧拥抱到一起，互问别后情况。稍后几日，文工队另一位老战友马鸿文也来到了县大队。久别重逢，大家十分高兴。在那段岁月里，同志们就这样聚聚散散，东奔西走，经历着离合悲欢，经受着战火的考验。一次，县大队跟敌人交上火了。战斗很激烈，敌我双方各占据一个山头，距我们驻地不远。听着密集的枪声，大家都有些按捺不住。这时负责同志说：“走，我们去助一臂之力。”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就向一个山头走去。我们一登上山头，看见对面黑压压一大群敌人向山头迎面走来，敌众我寡，于是我们转身撤退，敌人就开枪追击，我们退向县大队据守的山头。县大队以为我们是敌人，也向我们开火，我们竟受到了两面夹击。我边跑边向县大队挥手喊：“不要开枪!是自己人!”I县大队的同志听不到，依然开火，子弹呼啸着从身边飞过，情势很危急。这时带队同志拽住我说：“老石，别喊了，这儿危险。快走！”说着拉我向旁边跑去。身后子弹追击着我们，有位同志的脚板被子弹打穿了，有人搀着他跑，好不容易才脱离险境。回到驻地，一清点人数，发现梁衍让不见了，一直到晚上没回来。梁衍让是文工队刚一参军不久的一位同志，因年纪小，大家都叫他小鬼，他迟迟未归，大家都很担心，恐怕凶多吉少。第二天，我们去四下寻找，未找见他，估计被敌人打死了。岁月如流，转眼已50多年过去了。但在大别山的那些往事，却深深地铭刻在心，终生难以忘怀。史料记载：刘邓六纵文工队前身是八路军129师新一旅黄河剧团，1949年2月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十二军文工团......【太阳寨上堡英杰纪念碑】收录了黄河剧团、后称“六纵文工队”的部分队员英名，他们是： 邮箱：272761994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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