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工队”到“黄河剧团”到“新一旅宣传队”

马鸿文

编者按：晋冀鲁豫六纵队文工队，是由太行四、五、六分区合编而成的。而其中许多老的文艺骨干，又是来自“黄河剧团”因此，黄河剧团也可以说是六纵队文工队的前身之一。马鸿文同志的这篇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黄河剧团的活动情况。文后的附录，介绍了几位老文艺战士的经历。关涛同志曾任十二军文工团副团长。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在人民群众中扎了根，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拥护。1938年初，我在山西绛县西横水镇，听到门口的老婆婆说：“北山上来了队伍，他们喜欢穷人，喜欢小孩。”我便和拾柴的伙伴李根娃到北边老爷山背后一个村子里，参加了山西抗日青年牺牲同盟救国会的武装力量--铁路工人自卫队。这是我党领导的，由太原铁路局职工组成的抗日游击队，多数身着便服，枪支很少。上级给我一件女紫花旗袍，叫我晚上当被子盖；一个步兵号，由我背着它行军。过了一段时间，可能看我年龄太小（只11岁），便把我分到翼城东山里的曹公村，铁工队后方的宣传队位留剪发头、戴银丝腿眼镜、穿翻毛皮鞋的女同志，每天早晨领着我们出操、跑步、作深呼吸、拔音、唱歌，还上文化课。我学的第一个字是“打”，就是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条标语上学得来的。一个农村不识字的孩子，走进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抗日队伍里，破天荒地受到了文化教育。

1938年上半年，抗日形势发展很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各地党委都把地方游击队往八路军里送。1938年4月28日，党组织决定将铁工队合并到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我和铁工队宣传队的赵国兴（解放后任文化部干部司副司长）、刘占成（解放后任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副政委）、谢福生、李根娃等一起，从曹公村出发到阳城县的青龙村，合并到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的黄河剧团。在欢迎会上，听了他们唱的京剧、歌曲和地方秧歌，感到他们是些有文化、有知识、有本事的人，心里很佩服，感到八路军真了不起。

黄河剧团是对外的名称，对内叫宣传队。她继承了红军宣传队的光荣传统，每到一地，宣传党的主张、抗日的大好形势和八路军严明的纪律。我们合并到黄河剧团后，随部队出发西进，到翼城、绛县、闻喜、夏县、垣曲，又到了河南的济源、沁阳、博爱寻找日寇作战。开始行军时，政治部一位日本籍的女同志，见我碗、筷拴在皮带上，走起路来连摇带响，很不方便，就给我做了一个小挎包，把我的碗、筷和文化学习本子装到里边，解决了问题。当时我只知道她是个日本人，后来才知道她是我们部队的敌工科长--程清志大姐。当时上级关心下级，大同志爱护小同志，原是红军的传统，增强抗日力量的一大法宝，我就是在领导和大同志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待我长大以后，我又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年纪小、文化低的同志。

记得我们经垣曲县到河南济源县的涧北村时，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区政府，敖纪民政委在大会上讲了话。第二天是9月18日，天刚亮，就听到激烈的枪炮声，原来是日寇来袭击我军。大同志赶快卸了幕布，女同志和小同志跟着队长任英向村外跑，敖政委在村中间大声指挥：“机关的同志们，到南山去；方副司令带着三营上南山了！”任英队长带领着董长芳、李莲英（后改名林影。解放后任中共河南省开封市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白冰（解放后在北京冶金液压厂工作）、张贵荣（解放后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刘占成和我向南山跑去。因战斗激烈，射击密集，天又下着雨，我们在一条小河沟里隐蔽下来。战斗结束，队长带领我们进了北山，转移到山西省阳城县的青龙村。这里是我们部队的后方根据地，部队在这里开了祝捷追悼大会。陈颀副队长叫我作为儿童代表讲话，并一句一句地教我念讲话稿。大会开始，当我讲到打死日本鬼子好几十人时，语气还正常；可在说到我们牺牲了16位同志时，突然一阵心酸，悲痛得讲不下去了，最后终于憋得“哇哇”大哭起来；我在台上哭，战士们在台下哭，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队长见我实在无法再讲下去了，便把我抱下台去。

祝捷会后，部队进驻阳城城里，我们宣传队跟政治部住在文庙里。一天我们游击支队集合在阳城南河滩大操场上欢迎朱德总司令。由红军改编的老八路，整整齐齐地从我们面前过去，后边是好几匹骡子拉着大炮，这是从日本侵略军手里缴获的野战炮。第二天在开福寺大庙里，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他说我们和老百姓就像鱼和水一样，没有老百姓养活我们，就没法打败日本侵略者。他要求我们要爱护老百姓，也要关心支持友军，要和他们一道打击日本侵略者。总司令穿着一身旧粗布灰色军装，打着裹腿，扎着皮带。因为我们年纪都很轻，看总司令就像看一位年老的长辈。

欢迎了朱总司令以后不久，国民党军队的骑兵不断从南河滩过。有一天接到通知，要我们去跳舞。我们带着服装、化妆品，跟着唐天际司令到南街一家大院子里，一看，原来是国民党友军来了。我们给他们唱歌、跳舞，进行了慰问。尔后，我们黄河剧团就到沁水、晋城各地农村去演出，并作宣传工作。各地群众对我们非常关心热情。一次我们正在演出，接到通知叫往晋城西山的东沟村集合，原来是日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了。我们的任务是动员群众为前方部队做饭。正当群众忙着做饭的时候，从山东边退下来很多国民党军队，里边还有不少伤兵，他们是被日军打败下来的。要不是我们用6个连掩护了他们的侧翼，他们就被日军包围了。退下来的军队坐了满满一山坡，一个大官站着，指着老百姓抬来的肉汤撅片面和白面馍对大家说：“我们都几天几夜没吃饭了，你们知道这饭是谁给咱们做的？是八路军叫老百姓给咱们做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没有八路军，炮声一响，老百姓早就跑光了。”说这话的军官，现在不知道是否还在人间？若还健在，不管他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若能问起他对祖国统一，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看法，我想他是会举双手赞成的。

东沟战斗后，我们黄河剧团又随部队进驻阳城城里，住在阳城北街我们部队民运科长田民同志的家里。不久彭德怀副总司令来了，在开福寺庙里与友军开了联欢会会上友军军官大讲“新生活运动”并举例说有人“打个屁”是不文明。接着是彭副总司令讲话，他面色严肃，双手插腰，手重重地指着说：“国共合作是为了抗日。现在国难当头，有的人不抗日，闹摩擦，把枪口对准抗日的人。”国民党军官急忙让他们的县宣传队长连连高呼口号：“共同抗日，共同抗日”。可是，联欢会后不久，我们正在城北野地里作防空伪装，听到队长派人来喊：“黄河剧团的人，赶快回家，都不准出来。”我们在跑步回团时，见阳城县大街上国民党的军队，撕去了胸章和臂章，扛着枪，四路纵队在街上游行，并高喊：“打倒牺盟会”的口号，这就是1939年12月政变的开始。他们口里喊“打倒牺盟会”，实际上是想用比我们游击队多几倍的兵力，消灭我们这支年轻的抗日军队。晋豫地委、阳城、沁水、晋城县委、县政府也被他们抓、剿、烧一空，人员集中在晋城高会村。在这严重的情况下，党及时派来了老红军部队六八八团，和晋豫边游击队一起，对制造摩擦最严重的阎锡山“黎明支队”（驻晋城东大阳，群众称他为突击队、火柱队）和独八旅（驻高平县上下马游）给予沉重打击。大阳、马游两大胜仗以后，成立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六八八团为一团，晋豫边游击支队为二团，黄河剧团从二团驻地平顺县的白家庄，到龙镇旅政治部与六八人团宣传队合并为新一旅宣传队，对外仍叫黄河剧团。

新一旅宣传队刚成立，就迎接总部会演，用山西祁太秧歌的音乐编写了《打倒汪精卫》的歌剧，从龙镇经石城镇换夏装；到武乡县王家裕村八路军总部参加会演。会演结束，返回河南省林县任村做旅部驻地。接着又到姚村，对孙殿英部队作了统战演出，争取他不要投降日本。返回后，在桑耳庄为一团党代会演出。此后，在任村镇作了反对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和我军百团大战胜利的宣传演出，演出了《反法西斯》活报剧和《梨膏糖》及秧歌舞、高跷、旱船等节目。在进行了紧张的演出之后，宣传队从任村移驻杨耳庄。崔云指导员给我们讲了抗日战争三个阶段；讲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讲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就在这时，驻在我们一团右侧的孙殿英新五军已投降了日本人，寻衅和闹摩擦。在1940年底，宣传队随旅部移驻鄱阳村。在这里进行了军训、排练节目和背柴抗粮的艰苦生活。经过训练，克服了农民涣散不整的习气，向正规化，迈进了一大步。第二次反共高潮茂林事变后，我们赶排了《茂林事变》的节目，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面目。1941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艰苦抗战的第二阶段，日军和国民党加紧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医药、咸盐、布匹极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我们挖野菜；拾柴柴禾、扛粮。到山西省平顺县的石城镇、阳高村扛粮，往返几十里，起早搭黑。久而久之，军人素质提高了，演出节目的水平提高了，过革命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能力增强了。当时生活虽苦，心里却很甜，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也更大了。

1941年夏季过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扫荡增多了。为了粉碎日寇的扫荡和兼顾安阳、长治两个正面的对日作战，宣传队随旅部经东西达城、河南店、响堂铺到达山西省黎城县的望北村。1942年初春，我们帮助群众排演《茂林事变》、《梨膏糖》等节目。一天夜里，突然集合向村背后的松树山上爬去，说长治的日军已过了漳河，开始了抗日战争中最残酷的1942年5月大扫荡。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大同志下连队作宣传鼓动，协助作战；小同志和女同志随机关转移。我当时年小，营养不良，晚上看不清路，和其他病号被分到旅轮训队。日军步兵、骑兵来得急促，我们在石城镇东边的伏牛山下，找到一个不能行走的残疾群众，经过几人搀、扶、背、推，在漆黑的夜里，他把我们引上了伏牛山。次日日军搜山，队长叫我们就地分散隐蔽，不得暴露目标。那么大的太行山，我该到哪去藏？这时陆华同志（解放后任陕西省临潼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主动来照顾我，说：“你不用怕，我们两个在一起。”我忽然感到胆大有力了，就和陆华两人背一支朱德式步枪和两颗手榴弹，藏在山崖里。日军搜山后，队长通知我们集合下了伏牛山，一到漳河边，人如羊群，头扎水中，痛饮了一肚子水，解了几天没喝上水的干渴。当我们快进阳高村时，闻到浓重难以忍受的恶臭，这是日本人把老百姓和羊群赶进窑洞里烧焦的气味。

宣传队没有下连队的同志在阳高村集合，随旅部进驻黎城西黄须村，赶排了《荡家恨》和《消灭离卦道》，参加了黎城县军民庆祝反扫荡的胜利大会。会后又赶排了《查路条》和《闷热的晚上》，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全师运动会。师运动会后，又分头到黎城农村搜集民间音乐，赶排节目，组织武装宣传队，由徐力之副科长和关非队长带领，由武装部队掩护，深入到敌占区潞城的合室村等地，进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坚持抗战最后两年的宣传。接着又分成武装工作组，在游击区靠近敌人一边的农村进行深入宣传，并建立抗日政权，收缴公粮。我和陆华、靳子南（解放后任成都铁路局成都铁道报社副总编）三人分在王、郭、谢家庄，为安全起见，我们住在一家大地主家里，这就使谁也不敢向日本人报告了。完成了武装宣传任务以后，宣传队的人员赶回西黄须旅部驻地，参加了1942年的冬季大整训。这次整训很正规，要求高，除队列课外，还有体育锻炼项目要求。大家情绪高昂，劲头十足，早晨出操，上午下午上政治课、文化课及排练节目，晚上在星光下练单、双扛，我记不得自己从扛子上摔下来多少次，王世义同志还摔断了右手。经过冬训，大家对坚持抗战最困难的两年提高了信心，提高了军事素质和唱歌、跳舞、演戏的业务能力。1943年农历新年，我们在劳军的高潮中，在西黄须村与太行四专署的胜利落子剧团进行了联欢交流。1943年4月，为了贯彻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化整为零、渡过最困难时刻的指示，新一旅在西黄须村召开了全旅运动大会，会后宣传队的刘占成、娄清等同志随一团到了太行五分区，周增华（解放后任中南政法学院副院长）、赵国兴等同志随二团到了太行四分区，我和买玉彬、陈永芳（解放后任山西省太原市标准计量局副局长）经师部，到太行陆军中学学习。至此，新一旅宣传队--黄河剧团胜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从“铁工队”到“黄河剧团”到“新一旅宣传队”这段历史，对我个人的成长来讲，也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黄金时期。它使我从一个农村不识字孩子，到能学着写日记；从一个只认得柴草的顽童，到知道人间穷富是因为有人剥削人；从一个连中国当时是一盘散沙都不知道，到知道抗日战争三个阶段。而最难得的，是使我知道了十月革命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要走打倒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和经过社会主义、到达共产主义的道路，为我以后的成长指明了政治方向。时至今日，每当我回忆起那段艰苦而又欢快的战斗生活，特别是回忆起那些热心爱护、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大同志，心里就油然地涌起一种亲切、崇敬的思念之情。这是可贵的阶级情感、同志情感，值得我终生永志不忘！

史料记载：刘邓六纵文工队前身是八路军129师新一旅黄河剧团，1949年2月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十二军文工团......

【太阳寨上堡英杰纪念碑】收录了黄河剧团、后称“六纵文工队”的部分队员英名，他们是：

买玉彬、潘秀荣

关涛、李成明、高月明、王纪正

......

“黄河剧团”传人在哪里？他们身上又有哪些故事？

寻访仍在继续，如有线索，请在文后留言！！

“西工委”为徐帅之子徐小岩中将题字揭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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