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7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在陕西省府谷县征了八名女兵，这批女兵也是府谷县兵役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征召的女兵。纪实散文《芳华从军记》的作者刘振霞就是八名女兵中的其中一名，她以自己的经历为背景，通过“梦想”、“喜讯”、“入伍”、“蜕变”、“精武”、“兵心”六节内容，讲述了八名女兵的军旅故事。
1978年的秋天，高考失利后的我响应国家号召，只身来到府谷县海则庙公社插队落户。初到这里时，我被分配到一个社办小工厂锻炼，跟着师傅在机床上学习车件技术，晚上和兰兰姐、小翠姐两个回乡知青同住在村子里的一个土窑洞里。像村里大多依山傍崖的农家窑洞一样，我们的土窑洞也是在黄土高坡的断崖处掘入的一个洞穴，很小。窑口未安装玻璃的木栅窗棂上糊着白色麻纸。白天时，阳光穿过麻纸，窑洞里便透着些许明亮。窑外没有院落围墙，一条羊肠小道从窑门口弯弯曲曲通向我上工的那个小厂。我们每天穿走在沟壑梁峁间，耳畔时有“信天游”随风飘来：歌声悠扬动听，却闻其声难见唱曲人。倒是崖畔处总有几棵海红果树映入眼帘，即使入冬后，在灰褐色细瘦的枝杆上，墨绿色卷曲的残叶下，仍然可见若隐若现的零星果儿坠在那里，红如玛瑙，鲜艳欲滴。傍晚下工后，我们三个女生便早早回到窑洞。我们的窑洞虽狭小简陋，却不失女孩儿的温馨整洁。一盘土炕连着三面墙占了整个窑洞的一半，土炕上方张贴着一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墙画，画面上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里，是肩搭白色毛巾，挽着裤腿插秧的三个女知青，春风吹拂起她们的发梢，脸上荡漾着希望的微笑。陕北的黄土高坡上是没有水稻田的，这张墙画让我初识了水田稻秧和江南水乡。挨着土炕边有一个长方形的高腿课桌，一块印花塑料布覆盖在上面，遮掩了桌子的破旧。桌子上面齐齐整整码了全套的高中数理化课本，以及相应的高考复习参考资料。一张贴在课桌上方的作息时间表和学习计划，提醒我们不忘复习，准备来年再参加高考。除了上工劳动，我们三个就一头扎进那堆书本里，夜晚橘黄色的灯光陪伴我们如饥似渴地复习功课。这天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做题至深夜，当困意袭来时，我最后一个关灯入睡。梦境里，我捧着课本轻轻推开教室门走上讲台，讲台下是坐得端端正正听课的学生。窗外明媚的阳光缓缓地倾泻在孩子们的脸上，一双双乌黑的眼睛闪烁着动人的纯真。我用清亮的嗓音朗读课文，讲解词义，在美文诗篇里如醉如痴……夜半朔风呼啸，被风裹挟着的沙粒拍打在窗户的麻纸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从梦中醒来，不愿睁开眼睛，也不敢变换睡姿，黑暗里，努力摸索丢失的梦境……“兰兰姐，你看妹子睡得多香，还笑呢！”一个声音再次把我从美梦中唤醒，我睁眼一看，窗棂上已经亮晃晃的了。“哎呀，天亮了，我起晚了！”我一个骨碌从炕上坐起来。站在炕楞前一边梳着头发，一边端详着我的小翠姐又将我按回被窝：“妹子，还早呢，再躺会儿。”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仰视着小翠姐如瀑布般撒在胸前的长发，再看她翘翘的睫毛下，迷人的花眼眼，禁不住地想：小翠姐长得真好看哦。听到有锅勺声，知道是兰兰姐在做早饭了。我坐起来笑着说：“都睡饿了”。早饭是兰兰姐做的，她把土豆擦成丝，倒入沸水锅中，再将搅拌好的面疙瘩一粒粒打入锅里，煮熟起锅，再烧一小铜勺胡麻油，爆几颗花椒、姜丝和葱花，炝到锅里，随着“滋啦”一声响，喷鼻浓香便在满窑里弥散开来，一锅热腾腾的土豆丝疙瘩汤就做好了。陕北的土豆又沙又面，兰兰姐家里自磨的胡麻油香且鲜，让我一碗下肚，还想吃第二碗。这是一个尚未消融的白雪，如巨幅沙幔覆盖在黄土高坡的早上。远山空旷静辽，湛蓝的天空有雁儿一溜队形向南飞去。近野炊烟袅袅，有村子里起早的大叔大婶出进农舍忙碌的身影。不知是谁最先发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走来了三个解放军，站在脑畔上瞭的真切，他们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虽说乡里人对解放军并不陌生，但对女解放军着实是所有人头一回见识。只见三位解放军都穿着军绿色棉大衣，戴着栽绒棉帽，最耀眼的是棉帽前端的红五星和领口处的红领章，在白雪映衬下红艳艳得夺人眼目。茫茫原野上有停下活儿驻足观望的老乡，也有大着胆儿簇拥在解放军身边的娃娃们。看女军人苗条秀丽，男军人挺拔俊朗，真的是好生稀罕呢。三位解放军由远及近，跟着带路的娃娃们，走进了公社的大门。不大会儿，从公社传出来冬季征兵的消息，而且说还有征女兵的消息，三位解放军来到这里要亲自目测选拔合格的女兵。真是个破天荒的消息啊，要知道，那可是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这消息不管是对哪个女孩子，都是百年不遇，千载难逢，从天而降的特大喜讯啊！那一年，是国家拨乱反正，具有深远影响的1978年。那一年，我在塞北高原，黄河岸边做了无数个少女七彩梦，唯独没有做到当兵的梦！多年后，我与当年接兵部队的一位副指导员聊起过这个意外的机遇，知道了在我们县征女兵的一些原委：那一年的春天，当青柳吐芽，万物破土的时候，陕北的定边县有个女孩子大着胆儿给北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陕北是革命的摇篮，人民军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壮大。解放了，人民子弟兵走了，三十多年见不到你们，可不要把我们忘了啊。我想当女兵，望解放军叔叔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姑娘的信引起了高层重视，很快批文下来了，在1978年全国冬季征兵计划里，陕西的陕北有20名女兵计划。这20名女兵计划经过陕西省军区和榆林军分区再次研究分配，给了定边县12名，府谷县8名！午饭后，一向安静的公社院子变得熙熙攘攘，满是前来打听消息的老乡和要报名当兵的女孩们。最后，经过征兵文件要求，按报名年龄、学历这些“硬杠杠”条件的限制，我和五六名符合应征条件的插队知青 、回乡知青在公社的会议室里，接受了三位解放军的目测和面试。消息来得太突然，没有丝毫准备，面对三位大城市来的解放军，我们羞涩又慌乱地回答了一些“想不想当兵？”“为啥要当兵？”“当兵要吃苦，也可能会牺牲，怕不怕？”诸如此类的问题。怎么回答的呢？我现在是一句话也回忆不起来了。两三天后，公社通知我们到县里参加体检。记得是一个手扶拖拉机载着我们几个女孩儿“突突突”一路颠簸，向县城驶去。征女兵的消息也在县城里引起了轰动。爸妈看我进门后兴奋的那个样儿，也是满怀期待。征兵体检是很严格的，尤其是对女兵的体检，标准相当苛刻，体检医生由接兵部队的军医和县医院的医生担任。记得体检的地点在县城十字街老城关镇的二层小楼里。起初，参加体检的队伍排得像长龙，经过一个个科室“过筛”后，队伍逐渐变短了，听说仅因“平底足”就刷掉了不少人。院子里，几个女孩坐在地上，脱掉鞋袜相互比看着脚板脚心，嘴里不服气地嘟囔：“咋就平板脚了呢？”看着走廊里那些因各种原因被淘汰掉而抹眼泪的女孩们，我的心也紧张到快要跳到嗓子眼了。参加体检后，我又回到乡下，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在忐忑不安中等候消息。兰兰姐和小翠姐不时安慰我并给我打气，说一定会有好消息的。几天后，“命运之神”果真携喜报向我走来，我收到了县革命委员会征兵办公室印发的《入伍通知书》！我们一起应征入伍的八个女孩子，来自府谷县的五个乡镇。分别是：新兵和接兵班长合影：下排左1：张巧玲，右1高丽。上排左起：马春珍、杨春香、张银梅、闫改琴、张晓萍虽说那个年代信息传播远没有现在电视、手机、电脑、网络这样的手段，但是八个女孩 当兵的消息还是如插了翅膀，瞬间飞遍大街小巷、村村镇镇，人们在房前屋后奔走相告，让我们一夜间成了全县的新闻人物。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同学和村子里的老乡无不为我们欢欣鼓舞。四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只要一提起府谷县的女兵，还会有不少人如数家珍般说出我们八个的名字来。欢送新兵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天下午，在县城新落成的影剧院里召开欢送新兵大会。与往年相比，这一年一百多名新兵的队伍里，赫然多了八名女兵身影，因此欢送场面空前热闹。只见礼堂内外人头攒动，欢歌笑语，锣鼓喧天，无不表达着老区人民拥军爱军的深情厚意。胸前的大红花映红了新兵们的脸庞，不管是男兵还是女兵，每个人都精神抖擞，心潮彭拜，端坐在座椅上，聆听县委领导热情洋溢的送兵致辞。记得，致辞中有祝贺和感谢接兵部队官兵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顶风冒雪，从千里之外来到塞北高原，圆满完成征兵任务，圆了老区儿女当兵的梦想。也有嘱咐新兵们不要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到部队后，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争当合格军人的殷殷重托。县领导讲话完毕，由接兵部队首长宣读了新兵的分配命令。我们八个女兵都是南京军区空军征的新兵，但被分配在三个不同的部队。马春珍、杨春香、闫改琴、张银梅她们四位分配在南空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驻地在上海，她们由南空政治学院校务部的干事苏宁和警通连的话务班长陈淑芬接走。张小萍、高丽、张巧玲三位分配在南空39045部队，驻地在杭州，由杭州辅助指挥所参谋陈德章和通信队总机班的话务员迟苏东接走。而我一个人被分配在南空司令部，驻地在南京，接走我的是南空司令部电话连的副指导员赵峦和班长杨红芳。由于我们八个分配的驻地不同，出发的时间也就不同了。次日凌晨，当夜幕还没有褪去，繁星还值守天空的时候，我在府谷县汽车站与全家人告别，跟着副指导员赵峦和班长杨红芳登上了去定边的长途汽车。傍晚时分，我在定边与同时分配到南空司令部的定边县十二名新兵女孩集结到了一起。在定边短暂的停留一天后，我们一行队伍由定边出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中转到了北京。首都北京是我们孩提时就向往的圣地，当那座曾经在蜡笔画里描绘过的天安门城楼，真真切切地屹立在我们面前时，每个新兵都被深深地震撼了，幸福感油然而生。在班长的指挥下，每个新兵依次留下了一张与巍峨的天安门合影的照片。离开北京，又经过一夜的行驶，火车到达了目的地——南京车站。一辆解放牌卡车等候接站。我们列队上车，司机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男兵，一身合体的空军军服让我们感到莫名的亲切，他是我们在陕北认识空军官兵以来，又见到的一个空军战士。小司机跑前跑后帮我们放背包行李，又看着我们一一登上车厢后，才锁好后挡板，笑吟吟地朝着我们喊：“大家扶好喽，我们出发去团部了！”汽车途径市区向郊区驶去。我们抓着车厢的侧挡板，兴奋地环视这个陌生的地方。南国的城市与北方的景象大不相同，沿路郁郁葱葱，处处可见苍绿的翠柏棕榈，花坛里有鲜花开放，高大的梧桐树，像卫兵一样整齐地伸开臂膀欢迎我们的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芳香，沁人心脾，我们忍不住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这是在陕北从未有过的感觉。当我们被大城市的风光看得目不暇接的时候，汽车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市郊。郊区的村庄平展开阔，大片的稻田已经收割完毕，水汪汪的池塘毗邻相依，星罗棋布。一条笔直的公路直通团部，远远地听到“咚咚锵，咚咚锵”欢迎新兵的锣鼓声，迎面是高大的团部大门，大门上方镶嵌着一颗巨大的红五星，大门两侧分别写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八个醒目的大字。当我们的卡车缓缓驶进欢迎新兵的队伍时，我看到道路两边的指战员们不断的鼓掌，大声喊着：“欢迎新战友！”一股暖流涌上心中，眼睛也湿润了，我们都被感动了。入驻军营的第二天，我们被刺破天际的起床号惊醒，立即意识到我们的军旅生涯从此开始了！新兵连里女兵排共有三十名新兵，分别来自陕西的陕北和江苏的苏北。不难看出，征我们这批兵的确是执行了上级指示，照顾到了革命老区的子女。排长和班长也都是女同志，大家住在一个类似教室的大宿舍里，十八个上下铺架子床把我们连在一起，犹如一个大家庭般亲密无间。新兵连生活紧张而有序，一日生活制度化从早操开始。当起床号响过后，我们从穿衣、整理内务至跑到集合点集合，只有短短的十分钟时间。这十分钟对男兵女兵是一样的要求。女孩子事儿多，刚开始几天，我们大多人跟不上节奏，女兵排的洋相要比男兵排多一些。集合时，有从上铺跳下来踩着下铺头的看，有穿错别人鞋子的，有忘了戴军帽的，有忘了扎武装带的。队伍已集合，晚到的必须喊“报告”入列，而女兵排的“报告声”此起彼伏。收操时，连首长的点评令女兵们颜面扫地。最要命的是半夜的紧急集合了。熄灯后，大家躺在床上睁大眼睛不敢睡觉，竖起耳朵听动静，绷着神经等哨响。距离团部大约有两三公里远的地方有个火车站，夜晚火车进站发出“呜——”的汽笛声，惊得个别新兵跳起来就穿衣打背包，结果，一个人的动作，“蝴蝶效应”带动了一片人的行动。几次“乌龙”之后，加之被班长训斥，我们便放松了警惕。在每晚的等待中，不自觉的就睡着了。“㘗㘗，㘗……”骤然响起的紧急集合哨声，如惊雷响在寂静的夜空，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让人胆战心惊。新兵们一骨碌爬起来，心里直叫“妈呀，妈呀”。黑暗中，忙不迭地一条腿伸进棉裤与罩裤之间，也顾不得再退出来，赶紧的打背包吧。仓皇中打的背包哪里经得起两公里奔跑的“考验”，有的背包滑落开来搭在背上，恰似披在背上的“披风”，有的干脆将散开的背包抱在怀里跟着跑。别在背包上的“解放牌”胶鞋七零八落地撒在操场上。天色渐渐亮了，连领导下令队伍停下，分成两排，面对面相互观摩找问题。军姿军态保持较好的新兵，看着那些“残兵”和“败将”，忍俊不住，但硬憋着不敢笑出声来。“问题”大的新兵红着脸，低下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起来。为了提高集合速度，我们也是想了不少法子，比如和衣睡觉，或者摸黑早起，但那时新兵是不容许戴手表的，所以时间上不好把握，有的女兵半夜就醒来全副武装，严阵以待，为的是第一个冲出宿舍。可这种办法总不是长久之计啊，搞上几次，人就没有精神了，一整天都是昏昏欲睡，反而影响了其它科目的训练。唯一的办法还是通过刻苦训练来提高速度。大家在心里暗暗发誓，老兵班长们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下来，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被子、大衣叠成标准的“豆腐块”，把床单捋得如白纸一样平整，在一分钟之内完成内务整理。再遇夜间紧急集合，也没有那么惊慌失措了，从完成打背包、穿戴好所有装备至跑到集合点，我们只需要五分钟，有时比男兵排集合的都快，经常受到连首长的表扬。在单兵动作训练中，我们学习了立正、稍息、停止间转法、脱戴军帽、敬礼、跨立、蹲下和军姿训练。由于我们上中学时只注重学农了，没有进行过军训，所以，单兵动作基本是空白，就拿军姿训练来说，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一个站姿就是二三十分钟纹丝不动，直站的头晕恶心，眼冒金星。而仅站着不动也是不标准的，用班长的话说：“军姿是拔不是站，军姿拔不好，就没有个兵样儿”。所谓“拔”而不是“站”的意思，就是不能像木头一样站着就算了，而应该是挺胸收腹，目视前方，重心放到前脚掌，脚底要有一股向上顶的力量，像一棵茁壮成长的树那样挺拔。这就是为什么当过兵的人即使退役多年，身上也褪不去军人气质的原因。掌握了单兵动作后，就是班教练训练。班教练以班为伍训练，强调动作的整齐划一，一个人做不好就会影响整个班的形象。女兵们身体协调，动静掌握的好，相互配合意识强，排面整齐，口号响亮。会操考核时，我们女兵排的班教练取得了新兵连第一名的好成绩。新训科目完成一半后，按照新兵训练大纲进入射击和投掷训练。军人不会使用枪就意味着不能上战场，就不是合格的兵。对此，我们高度重视，训练的也很刻苦。首先是认识56式自动步枪的结构性能，然后就是卧地瞄靶训练。记得基本的动作要领是，卧爬地下，两脚分开45度，成外八字型，脚内侧抵住地面，左手托抢握住弹匣，右手食指放在板机上，眼睛与准心、靶心成三点一线。为了练好瞄准，我们在冰冷的地上一趴就是两个小时。正是隆冬时节，脸和手指都冻得麻木了，从地上爬起来，两条腿僵硬得不会走路，但没有一个女兵叫苦叫累 。实弹射击那天，既紧张又兴奋。当指挥员哨声响起的时候，我咬紧牙关，稳住心气，按照要令装弹上膛，让枪托顶在肩窝处，瞄准靶心，当扣动板机一刹那，我的肩膀突然像被谁打了一棍子，生疼生疼，没等反应过来，眼泪先流了出来，子弹飞哪儿都不知道。我抬眼望望远处的班长，她正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朝我坚定地点了点头。我稳稳神，扣动第二次扳机，然后又一连扣动了8次扳机。10发子弹打完，我站了起来，听着报靶员报成绩：“80环！”“不错，好成绩！”班长大声朝我喊，我愣了愣，有些不相信，真命中了80环？太不可思议了。对于投掷，新兵们更是没有经历过。记得手榴弹投掷考核标准是男兵30米及格，女兵18米及格。别小看女兵的及格线只有18米，大多数女兵是没有足够的臂力投过这个距离的。为了达标，连里安排我们与男兵一起训练，大家比试着投，从而激发爆发力。一次训练要投百十颗教练手榴弹，第二天起来胳膊肌肉酸痛得抬不起来。实弹考核最具危险，弄不好手榴弹就会在脚下爆炸。因此，投掷要领和程序必须烂熟于心，我们反复背记，连里也反复组织口试考核。现在还记得那个程序：旋开手柄后盖，轻轻取出拉火环套在右手小指上，握紧手柄，虎口向前方，先退后三步，再向前助跑，侧身引弹，转身挥臂，扣腕出手。军旅路漫漫，战友情满满。新兵刚到部队，难免有不适应、想家的时候，特别是训练科目不达标的时候，就会着急哭鼻子。班长们总会在第一时间发现情绪不高的新兵，思想工作跟进及时，矛盾化解得快，大小问题都不隔夜。有谁生病了或训练受伤了，身边的战友就会抢着带病号到卫生队诊治，跑前跑后帮拿药，端病号饭到床前，悉心照顾。这种浓浓的战友情谊，在新兵连蔚然成风。依稀还记得，在新兵连的黑板报上，那些“新兵心语”的大概意思：新兵连的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我们在新兵连学会的第一首军歌叫《战友之歌》，无论在队列行进中，或是开大会前的拉歌、还是饭前一支歌，这首歌都唱的最响，那优美的旋律和激昂温暖的歌词在我们胸中能燃起强烈的共鸣。一个月紧张的新兵连生活过的非常快，我们三十名女兵的各项军事科目考核全部合格。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团部操场上举行了新兵集训总结大会。会上，团首长给我们发放了帽徽领章。佩戴上鲜红的帽徽和领章，在庄严的军旗下，新兵连指导员领着全体新兵进行了“军人誓词”宣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至此，我们完成了由女孩到女兵的脱胎换骨，由地方青年到部队军人的初步转变，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新兵归建后，我被分配在电话连机务排的自动班，成了一名机务兵，从事自动电话交换机的维修维护工作。刚下连队没几日，就迎来了我们在部队的第一个春节。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时，空军战士的服役期限是四年，条令要求，战士第一次探亲休假必须在服役的第三年后才准予。虽说我们当时非常想家，但也确实都做好了三年不回家的思想准备。除夕晚上，灯火阑珊，全国人民都沉静在节日团圆的氛围中，而远离家人的解放军指战员们都在战备的岗位上守着责任，护着平安。那晚，我在机房跟班学习业务，带我的师傅看我情绪不高，就关切地问我要不要给家里打个拜年电话？我盯着机房那几部自动电话机，默默地摇了摇头，心里想，远在千里之外的家里有部电话该多好啊。“叮铃铃……”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遐想。拿起话筒，电话那端传来“嘻嘻嘻”的笑声，让我猜她是谁。谁？我迅速在大脑里搜索，却想不起是谁来。对方憋不住了，“哈哈”大笑，告诉我她是马春珍。我一听是马春珍，惊喜极了，急急询问起她们几个在上海的情况。马春珍告诉我，她和杨春香、闫改琴分到了南空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的警勤连话务班，当了话务兵。张银梅分到了学院训练部的打字室，当了打字员。新训结束后她们也开始了业务培训，虽说学习上困难重重，但大家都很努力，每天很充实。五人合影：下排左1杨春香，上排左起：张银梅、马春珍、闫改琴我顿了顿，接着说不知道分到杭州的三位情况如何啊？马春珍说她马上来连线杭州的那几位，让我稍等。几分钟后，就听到了杭州张小萍的声音，她兴奋地询问我们的情况，并告诉我们她和高丽、张巧玲都分到了南空杭州辅助指挥所通信队总机班，也当了话务兵。我们互祝春节快乐，都非常高兴。除夕夜的“三方”通话让我们兴奋不已。从此，一条银线连接起我们来自陕北府谷县的八个女兵，空余时互通彼此的近况，互相鼓励加油，一同度过珍贵的军旅生涯。春节刚过，也是我们到部队后的1979年2月17日，南疆自卫反击战打响。前方将士为了中国的国土完整和边境人民的生命安全，冒着炮火与敌人生死较量，后方官兵备战、请战的情绪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团里指示，要求加快对我们这批新兵的业务培训进度，尽快通过考核，担负起战备值班的任务。话务兵三尺机台传战令，机务兵维护设备保畅通。为了这个神圣的使命，我们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刻苦训练。对于我这个机务新兵来说，要掌握机务业务，会维修电路故障，就必须“跑”通并背熟近百张电路图，而理解电路原理必须要有扎实的电学基础。可我这个受“文革”影响的高中生，物理基础太薄弱，什么电阻啊、电容啊、二极管、三极管、放大器、集成电路等一个个元器件跳出来，成了我学习道路上的“绊脚石”、“拦路虎”。学习遇到了困难，确实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通过恶补来解决问题。我们白天听工程师、技师授课，晚上加班学习至深夜。一度压力大到难以入眠，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继续看电路原理，背记各种物理公式。对于张小萍、高丽、张巧玲、马春珍、杨春香、闫改琴这些话务新兵来说，“四功”训练是她们上岗前攻关的必要科目。所谓“四功”就是指“脑、耳、口、手”这四项基本功。每一“功”的训练都不轻松。“脑功”训的是记忆力和反应能力。话务兵放“单飞”前，需要在大脑里储存一两千个电话号码，单这一项就要背记一个多月的时间。上海的话务兵马春珍回忆她们当时背号码，真的是走着背，站着背，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放过，睡梦中都在呢喃背号码。后来，她当班长期间，训练新兵背记号码时，摸索总结了一些快速背记号码的方法。比如“形象记忆法”、“连带记忆法”、“口诀记忆法”等。“耳功”训的是听辨能力。话务员要做到准确传递信息，就必须听懂对方的意思。全国方言种类繁多，七八十年代普通话还不是很普及，特别是首长们，大多乡音很重，口音繁杂难懂，这对于来自偏远闭塞的陕北兵来说，无疑难上加难。另外，“听音知人”，也很重要，如果是首长的电话进来，话务员若问：“请问您是哪位？”那就是犯了话务兵的“大忌”。听在杭州当话务兵的张晓萍说，她们训练耳功的办法，除了跟班戴上监听耳机监听外，就是把首长平日里的讲话录音反反复复地听，琢磨其口音特点，做“听音辨人”的有心人。“口功”训的是语言表达能力。言语如何，反映了女兵的修养素质。话务员讲话生冷硬蹭不行，太软太甜太糯也不行，不会说普通话更不行。这对平日里说话直爽、干脆利落发音重的陕北兵来说，过口功关的难度也如翻越一座大山。“您好，请问您要哪？”、“好的，请稍等”、“您要的电话来了，请听好”。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陕北兵在一次次的口功考核中就是通不过。有个段子，“北京大红门吗？有南空军械库要您，请听好”，这段话用陕北话说，有可能会变成“百斤大黄蜢吗？有乃昆窘线库要您，亲听好”。究其原因，我们陕北人讲话鼻音重，发前鼻音、后鼻音不到位，纠正起来相当困难。听在上海当话务兵的杨春香给我介绍，当时她们训练口功从学习拼音开始练发音，到学收音机、电视台主持人讲话，再通过读报纸，朗诵诗歌、学说绕口令等办法，硬是拿下了“口功”。“单飞”时，每个人都达到了普通话标准、字正腔圆，且语气轻盈温馨。“手功”训练的是机台操作能力。具体就是摸盘拨号的能力和接转电话的速度。话务员是蒙着眼睛进行训练，在不看拨号盘的情况下准确无误地拨出号码。话务员的双手非常灵巧，每接一个电话，双手、嘴巴同时运作，比如：机台信号灯一亮，话务员左手按扳键，右手插塞绳，嘴里同时报工号，并问用户要哪里？旋即拨号码。接转下一个电话的同时，关注上一个电话是否通话结束，及时撤塞……二十根塞绳组成前后十副应答/呼叫塞，在话务员手中穿针引线，如龙飞凤舞般自如。塞子既不能插错，也不能拔错，拔错塞子有可能会中断一个重要电话，甚至是一个作战命令，或者给正在飞行的飞机一个不确定的导航数据，因此而酿成责任事故。所以，培养一个合格的话务兵并不容易。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话务员只有脑功活、耳功灵、口功准、手工巧，“四功”基础扎实，才能接转起电话游刃有余，才能达到优秀话务员的标准。为了这个标准，我们府谷的话务兵们哪个不是练耳功练至耳鸣，练口功练的嗓子嘶哑，练手功手指头磨出血泡？张晓萍的母亲曾经在榆林邮电局工作，是一名老话务工作者。晓萍幼年经常去母亲工作的机房看母亲和阿姨们接转电话，耳濡目染，受了些启蒙，因此，她“四功”训练掌握最快，放“单飞”最早，服役期间被上级评为“三满意”话务员，还荣获过“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二等奖。成为我们陕北兵的骄傲。当了打字员的张银梅专门负责给机关打印文件。对于入伍前从未接触过打字机的她，一样面临学习困难的挑战。那时候，部队打印文件用的还是铅字打字机，打字员需要手握打字锤将字盘上的钢质字模打到卷在滚筒上的深蓝色蜡纸上，一份文件打好后，取下蜡纸，用滚动油印机完成文件的印刷。银梅使用的那个铅字打字机字盘有三千多个字模，每一个字模的位置需要打字员一一背下来，印入脑中，做到信手拈来。而那些个“活字”就像印章上的字一样是反写并倒置的，打字员背的不是字，而是字的位置，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背记的难度。打字时，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找它的位置，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不但要求打字员记忆力好，还要求眼神好，找字快，看字准，操作机器熟练，用力轻重适度，这样打出的文件才工整。张银梅通过两个月的刻苦训练，很快掌握了打字技术，打字速度由1分钟打70个字，到后来岗位练兵、比武竞赛时能1分钟打120字的骄人成绩。那时候，政治学院都知道训练部打字室有个漂亮女兵小张是打字能手，有急需打印的文件都来找银梅帮忙。遇有学院组织会议期间，需要打的材料更多，她常常加班加点，不分昼夜地打。服役五年，张银梅因业务好，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嘉奖奖励，年年被学院评为先进个人，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春香在上海政治学院警勤连话务班刚出师一年，就被上级选拔到南空后勤部卫训队学习，毕业后回到政治学院卫生处口腔科当了护士。春香凭借着陕北兵踏实、肯学、能干和吃苦耐劳的特点，业务过硬，受官兵好评，多次被评为卫生处的先进工作者。原本她是被卫生处作为提干苗子培养的，却节外生枝，收到家中来信，告知母亲病重，希望她干完义务兵就退役回去照顾母亲。是“留”还是“走”？成了春香选择的难题。那些天，她吃饭不香，夜不能寐，身体一下消瘦很多。“自古忠孝两全难”，当时通信条件也非常不畅通，远在乡下的春香家里没有电话，一封家信来回走一个多月，她的想法不能及时和父母取得沟通，最后含泪选择复员退役，离开她热爱并为之奉献四年青春的军营。高丽提干后于1987年从杭州辅助指挥所调到南京我的老连队电话连，担任话务排长职务。她擅长管理，表率作用好，带领全排战士多次圆满完成重要的战备执勤和大型考核任务，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张巧玲当话务兵两年半后考上了上海空军护士学校，毕业后改行当了护士，成了一名“白衣战士”，在军队医院急诊抢救室和急诊ICU室工作多年。特别是她担任护士长职务后，视官兵生命至上，带领全室护士救治患者无数，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不错，我们从府谷黄土高坡上走出来的八个女兵，像八朵盛开在绿色军营里的军花，经历了风霜严寒，经历了部队革命大熔炉的锻造冶炼，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部队建设贡献了力量，没有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丢脸。女兵的芳华是奉献，是吃苦，是流汗，是流血，甚至是牺牲。军营里没有柔弱女子，也没人怜香惜玉，谁都不是被特殊照顾的对象。出公差，干勤务，脏话累活抢着干，听命令就冲，见困难就上，是红旗就扛，早已在女兵中间成为自然，养成习惯。南方冬天的湿冷不同于北方冬天的干冷，那种湿冷是浸入骨头缝里的冷。那时候，南方一个冬季里没有任何可取暖的设备，防湿寒经验不足的我们这些北方兵，反而容易被冻坏手脸。已下了近半月小雨的上海变成了湿漉漉的世界，被褥是潮湿的，床板凳子是冰凉的。话务员闫改琴坐在机台前，专心工作着，她的两只手都被冻伤了，肿得像两个面包，但她并不言苦，也丝毫没有影响值班和参加训练。每次值班，她忍着奇痒和疼痛，用手指拨动号盘，插拔塞绳，一丝不苟地接通着一个个电话。马春珍在一次带领电话班的女兵们从军车上卸载通信装备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春珍的胳膊意外被重物挤压，只听“咔”的一声，瞬间造成骨折的重伤。怕家人担心，她没有把伤情告诉父母。但这个事儿还是很快传回了家乡，春珍的母亲得知后不无担心，既心疼女儿，又生怕由此落下残疾，影响姑娘未来嫁人。于是，老人家千里迢迢赶到了部队了解实情，好在上海医疗条件好，经过紧急医治和半年多的康复保健后，春珍的胳膊痊愈如初。退役前，在杭州部队医院从医的张巧玲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部队为了支援地方经济建设，空军驻杭州医院与杭州高速公路联合成立了“杭州高速公路急救中心”，在该中心，她们医院配有专门的急救车和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高速交警大队。巧玲是急救中心的护士长，这个“长”还真不太好当，又苦又累又脏，技术要求还高。高速公路的事故没有小事，都是大事，她给我讲了两个她们“急诊室的故事” ，听了令我感动。其中一个故事说的是1998年10月的一个中午，午饭后，巧玲和她的战友们刚刚躺在在简易的休息室床上准备小眯会儿。突然，“叮铃铃……”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急诊室就怕这种座机响，巧玲一个打滚跳起来，连忙抓起了话筒，果不其然，高速杭州段发生了车祸。接警就是接到了战斗命令，训练有素的女兵们迅速背起救护装备，登上“120”，上了高速，向事故现场奔去。到了现场，发现这是一个大货车追尾小轿车事故，小轿车已严重变形。巧玲探进驾驶室，摸了下司机脖颈动脉，发现已停止了跳动，进而检查呼吸也没有了。副驾驶上的人全身是血，头部伤口处还在“汩汩”出血。后排三人也都是昏迷状态，神志不清。时间就是生命，巧玲连忙招呼战友们实施抢救。抢救过程中，巧玲发现后排靠车窗的那个中年妇女双手紧紧抱着一个包，鲜血已将包浸染，看不出包的颜色了。她想拿开包对这个妇女进行施救，发现包很沉。简单的止血后，便将四人和包一同带上救护车。给医院移交病人时，才发现包里面全是现金。经过手术，四人都捡回了命，包中的80万元一分没有少的交给了伤者。一个月后，伤者痊愈出院，他们四人特地来到急诊室找到巧玲要当面致谢，并说明他们是一家人，五个亲兄妹。为了生意，他们原本是要到上海进货的，不料发生了车祸，多亏解放军救了他们，他们拿出两万元作为酬谢，一定要给张巧玲。巧玲当然不能拿这个钱了，她耐心地给四兄妹讲军队纪律，讲兵心，劝说他们收回钱。四人终于被巧玲说通了思想，千恩万谢后做了面鲜艳的锦旗送给急诊室。巧玲给我讲的另一个故事是发生在刚下高速不远的一座高架桥上的事故，一个大货车撞到了高架桥的围栏上。接警后，巧玲她们赶到现场，发现大货车的车头已撞穿桥的围栏，悬空伸了出去，驾驶室里并没有司机，凭经验巧玲判定司机一定是被甩出驾驶室，掉下高架桥了，这种情况司机必死无疑，也就意味着没有施救的意义，“120”可以打道回府了。但军人职责再次告诉巧玲，作为医护，对被施救者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于是，她带着两位护士跟着交警顺坡从桥下走去。石子坡很陡峭，因为心急，巧玲滑了一跤，腿上被石子划了个口子，鲜血直流，她简单包扎了下，忍着剧痛继续寻找死者。很快，她们在离出事点大约十几米外发现了死者的身体组织，七东八西，惨不忍睹。巧玲定定神，默默的摘下军帽，向死者鞠了一躬，然后对身边的战友说：“收到一起吧，凑个全尸对家人是个安慰”。窗外夕阳染红了天际，晚风轻轻摇摆着梧桐。在这个夏天的傍晚，我倚在窗前，望着远方，浮想联翩，思绪还停留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当年，我们的十八岁，因一个机缘，拥有了特殊的经历，生命从此有了最深的眷恋，虽吃过苦，但也有过浪漫。你看，上海的黄埔江畔、杭州的西子湖畔、南京的中山陵下，还有表彰大会的颁奖台上，都曾留下我们婀娜多姿的倩影、笑靥如花的容颜、光荣自豪的神情，那是我们绚丽的芳华，我们以一生引以为豪。正如在上海服役的马春珍说的：“军旅生涯虽然短暂，却在我们的人生路程上写下了浓重一笔。”是啊，摸爬滚打，从懵懂青涩到成熟，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给了军营，军营把人生最大的财富——坚毅和顽强的拼搏精神馈赠了我们。这笔财富帮助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度过了许多难关，使我们对军队和军人这个职业，有了深深的情结。“我是个最不成功的兵！”不久前，我通过电话与曾经在上海服役的闫改琴聊天，改琴伤感地告诉我，当年她在连队组织的紧急集合时，发生意外摔下楼梯，造成腿关节严重受伤。在漫长的治疗腿伤过程中，错过了参加军校招生考试，失去了向往的“提干”机会。我听了改琴的叙述，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因自己的采访，触碰了比腿伤更让她难过的“心伤”。同时，我的心也被她的话深深地震撼了，一个肯说自己是“最不成功的兵”的人，可见她的内心深处，对自己有着多么高的要求和期望啊，这里面含着深深的遗憾和不甘，也有着发自内心的惭愧。我思忖着，她因部队训练受伤，却对部队心存眷恋，这是有着一颗多么纯朴又高尚的兵心啊！闫改琴的战友给我介绍，改琴是个非常优秀的话务兵，业务好，工作出色，对连队建设贡献大。特别是在受伤后的治疗中，表现的很勇敢很坚强，一直以顽强的毅力克服腿伤带来的不便，没有给部队添扰，没有让家人担忧，我听了心生敬佩。或许，在部队众多的铿锵玫瑰中，我们陕北女兵开放的不是最艳的那朵，但春花之艳丽令人赏心悦目，夏花之绚烂让人沉醉着迷；秋菊之静美令人心生怜惜，冬梅之傲骨令人叹为观止。在春华秋实，四季更迭的岁月里，真正考验我们的是，暴风骤雨降临时的勇敢坚强，是风浪归于平静后的沉稳淡然。因此，我要对闫改琴也是对自己说：“如果不能做月亮，就做一颗星星吧，接纳自己的一切，而后才会真正的自信，站在风雨中抬头，迎着阳光仰起脸庞，让人生“舞台”上的光芒照耀着你，照耀着我，照耀着我们大家。”我还要对闫改琴说：“改琴，我的好战友，在挫折面前，你已称得上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优秀女兵，一名真正能经受风雨考验的成熟军人。我相信，你的善良和坚强会让你的人生道路更平坦，走的更稳健，你的晚辈们也一定会因为有你这样的兵妈妈、兵奶奶而骄傲自豪！岁月流逝，带走了我们年轻的容颜，当年的“八朵军花”都到了退休含饴弄孙的年龄。但无论在家庭里，抑或社会中，我们终将不老的是八颗滚烫的兵心和不褪的军人本色。离开了连队，却总在想连队，想那同龄的白杨树，想那熟悉的机位，想那当年的战友们，她们还好吗？2020年6月，我出差到南京做招生宣传，工作间隙回了趟日思夜想的老连队。是当年我的老连长和我的同年兵战友马红，陪我一起回“家”的。老连长王淑华是七三年山东籍老兵，父亲是抗日战争中有着显赫军功的战斗英雄。“将门虎女”，她不辱使命，有着过硬的军事素质、业务技术和文化修养，对我的影响很大，是我学习的榜样。马红这位江苏籍女兵，是我们同批兵中最为优秀的一个。她集美丽智慧勤奋于一身，舞跳的好，歌唱的好，不仅是连队的文艺骨干，业务技术也数第一，参加空军组织的各种考核，获奖无数，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担任过话务排长和连队副指导员职务。老连长和马红都在部队勤勤恳恳，奉献大半生，直至退休定居在南京。走进营区，恍若隔世。四十年了，与连队分别的太久太久了，我已辨不清东西和南北，无论是司令部大院还是连队的小院变化都太大了。当年我们住过的两层宿舍楼找不见了，当年值班值勤的指挥所机房没有了，当年训练上课的操场教室没有了，当年就餐的饭堂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现代而又气派的综合大楼。参观连队荣誉室时，我终于在荣誉墙上找到了当年的战友们，一张张熟悉可爱的脸庞，一个个芳华美妙的年龄，张张照片记录了女兵们战备执勤和业务训练的风采。我对一旁的马红说：“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当兵的历史》吗？” “记得呀！”马红声情并茂地唱了起来：我和老连长情不自禁的也一起附和起来。我们一遍一遍的唱，一遍一遍的哼，直唱的眼里都盈满了泪水……【致谢：在此，特别感谢原南京军区空军通信团电话连副指导员赵峦对本文写作的指导！】刘振霞，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副教授，曾就读陕西省府谷县一完小，府谷中学。1978年9月在府谷县海则庙公社下乡插队。1978年12月参军入伍，在南京军区空军通信团电话连服役。1982年9月考入空军工程大学（原空军通信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 邮箱：272761994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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