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十二军文工团老战士文集》|| 烽火岁月（王建敏、张佩兰）
文摘
2024-09-30 23:32
北京
我父亲是南京金陵大学的教授。1937年7月，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学校在南京办不下去了，父亲随校去了成都，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妹六人回山西沁县老家躲“兵荒”。几乎每天看到小鬼子到处烧房子，杀人像割麦一样，阎锡山和国民党的部队如羊拉屎般，稀稀拉拉地往后退，所到之处，不是收路费，就是抓壮丁，打破坛子，推翻箩筐，闹得鸡飞狗跳。只有共产党的八路军队伍仿佛滚滚洪水中逆流而上的鲸鳍，一直朝前开。1938年4月间，村里驻有三支队伍：八路军，决死一、三纵队（薄一波、戎子和掌握的共产党军队），决死二纵队（阎锡山掌握的反动军队）。八路军总部通信连政治指导员杨景星带着一个通信员、一个战士，组成三人工作小组，在我们村里扩军，宣传抗日，组织农会、青抗先。在通信员的动员下，我同村里五六个小孩着父母当上了八路军，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1岁，我还不满14岁。那年月，当兵特容易，一个连长，甚至一个班长，一个老兵都可以介绍你当兵。在连队里，大都是老红军，但只有译电员、报务员等少数几个人有点文化，诸如摇机员、炊事员等人都不识字，所以我入伍不到一星期，就当上了预习文书。那阵子，朱德总司令就住在我大舅家（大舅是个大地主，有着很大很深的宅院）。朱总司令喜欢打篮球，每当夕阳抹红村落时，他就吆喝着一帮子人，在村里空旷的晒场上跳跃奔走，我很想去看朱总司令打球，但害怕碰到我不喜欢的大舅，所以一直到队伍开拔，也没有去。康克清同志呢，喜欢带着警卫员到处转悠。有次她转到我们栖身的小阁楼外，指导员杨景星向她介绍了我的情况，夸我是个小知识分子。康克清问：“你是哪里人，听你说话不是本地人。”我告诉康克清同志我是在南京长大的，在南京上了小学，因为躲兵荒回老家。康克清同志高兴地说：“好呀，你到剧社去吧，剧社正需要有文化的人。”就这样，我来到了太行山火星剧社四分队。康克清同志一句话，就让我这一生与文化艺术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火星剧社四分队大都是小孩，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写宣传抗日的标语。其次就是跳“铃铛舞”，就是只穿一个小裤衩，脸上化上装，头上戴着插满树枝的草帽，身上穿着用柳条编的裙子，裙子上挂满铃铛，浑身摆动时仿佛早春的风拂过碧绿的麦田。每到一处，就给老百姓丁丁当当地跳。有一次，在太行武乡县一个叫土河的村子里演出时，我像往常一样正跳得起劲，突然小裤衩掉下去了，我吓得捂住脸大哭起来，台下的老百姓哈哈大笑。分队长赶紧跑上来把我抱下去。分队长年龄比较大，唠叨得像个老太婆，他处处如老母鸡翼护着小鸡一样护着我们这群小八路。行军时，爬山过河滩，我们这群“小八路”实在迈不动腿了，分队里的大同志就背我们。到了宿营地，他们打热水给我们泡脚，挑脚泡，放干泡水，这样第二天又可以行军了。1939年5月，八路军在武乡一个叫拐垴的地方成立鲁迅艺术学校，校长是陈铁耕，教员有李伯钊（杨尚昆夫人，戏剧家、舞蹈家）等人。由于我平时写的标语字体还比较端正，政治部和剧社决定派我到鲁艺去学习。来到鲁艺，我被分到美术系。鲁艺的条件很简陋，没有固定的课堂，民房里、大树下、河滩边都是上课的好地方；同学们自己剥蛇皮作二胡，土制的乐器似乎校音不准，道具看起来又粗又笨，颜料大都是就地取材。尽管这样，学习和艺术氛围十分活跃，戏剧系排《雷雨》，音乐系排《黄河大合唱》，每天晚上，汽灯高悬，锣鼓喧天，自发前来观看的群众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我们美术系到附近村里去请老农当模特，还有走进各个村庄，找平一点的大土墙，画宣传画，写大标语。在鲁艺上学期间，敌人不时来扫荡，敌人一来，我们就和民兵、老百姓一起上山，等扫荡完了又回来上课。1941年7月，我从鲁艺毕业，分配到鲁艺的实验剧团（属八路军总部）。这时火星剧社和实验剧团合并了，团长就是后来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的导演吕班。1942年2月开始，小鬼子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两次疯狂扫荡，分别为“二月扫荡”和“五月扫荡”。“五月扫荡”后，我们才知道左权将军在辽县石子岭牺牲了，朱总司令转移到了武乡一带，鲁艺有几个同志被日本鬼子抓走了。陈铁耕同志也被俘了，扫荡结束后不久，他又跑了回来。太行山的6月，天气渐渐变热，树林里、小河边，蚊虫也出来开始大肆“扫荡”。鲁艺实验剧团的人大部分都病倒了，“打摆子”。那时卫生员治“打摆子”的偏方是：用两个鸡蛋，不放盐，放一大把花椒，蒸一大碗鸡蛋羹，端给病号吃。还有在手腕动脉处放两颗花根，然后用大蒜泥敷起来。由于“打摆子”每天有固定时间，在发作前，卫生员就带着我们到处转，转上一二个小时，等发作期过了才回宿营地，这俗称“躲摆子”。那时谁打过了，或还没有发作，就起来给正在生病的同志端水做饭，同志们互相扶持，互相照顾。1942年8月，中央通知鲁艺的教员和实验剧团的部分演员、学员回延安，吕班、陈铁耕两位同志也回延安去了。剩下的同志充实到太行山各分区的宣传队。我、戴红、李清、苏保华、朱容等人分配到太行山五分区宣传队。在太行山五分区，宣传队演出过《兄妹开荒》、《血泪仇》、《军民二家》等剧目，其中花费时间最长的是和太行三分区、太行六分区及一二九师（二野前身）宣传队联合起来排演《前线》（前苏联卫国战争的一个剧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吕班调到了一二九师宣传队。那时我在剧组里主要负责布景、效果、道具。演出过程中，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大家想出了许多有趣的办法。如为了在舞台上表现打敌人碉堡，我们到老百姓家里借来桌椅，搭成碉堡的样子，蒙上布，垒上几块土坯，这就成了“碉堡”，把陈康三八六旅缴获小鬼子的小钢炮推到舞台上，把炮弹里像牛皮糖一样一片一片的火药全部掏出，仅留一个“底火”，弹头也拿掉，换成二个萝卜做的弹头。当小钢炮从舞台一侧对准“碉堡”时，只听见“轰”的一声，“碉堡”就震垮了，台下军民热烈鼓掌欢迎。还有用马粪纸做的勋章，把马粪纸剪成勋章的模样，号层一层的粘起来，然后涂上油漆、金粉、银粉等，你别说，戴起来，金光闪闪的，还很像那么一回事。这其中最遗憾的就是剧情中“客里空”要用打火机抽烟，我们找不到打火机，就是连火柴也没有，用打火石，在舞台上怎么也打不起火来。在太行山战斗的岁月里，为了填饱肚子，我们上山挖野菜，下河捕鱼捉蛇，日子过得很艰苦，正因为艰苦，回忆起来像咀嚼橄榄，总有淡淡清甜在心头。1945年11月，六纵队成立了。太行四、五、六分区宣传队的部分骨干合起来，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文工团队，全称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政治部文艺工作队。文工团组建之初只有二十几个人，美术组就我和金子南两个人，首先当务之急就是扩军。我、苏保华、周增华、黄伟学、希星瑞、高景厚（女）等一行六人到河北邢台市去招兵。邢台市长常化之原来是我们太行五分区敌工科长，邢台一解放，他就到邢台当了市长。在邢台我们的群众基础好，常化之在那儿威信也很高，我们打开桥河消灭杨四子时，他还组织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到桥河参观。这次招兵我们带回来潘秀荣、张冬森、姜忠山等5名同志。1946年初，政治部又派我们这几个人去邢台招兵，这次我们带回来鲍桂珍、张佩兰（我老伴）、张佩英姐妹俩，张佩英小名“妞子”，那时才13岁。另外还有葛红、冯波两位同志。在我们第二次去邢台的同时，王济正等同志去了冀南南宫一带，招收了周世新兄妹等几个同志。在这期间组织上从太行六分区抗日高小分来一批学生，其中有贺增德、安植凯、侯兴中、李成明、赵晋瑞、田夫等。抗日高小的学生来了后，文工团分成戏剧组、音乐组、美术队。金子南、安植凯、李成明、田夫和我5个人组成美术队。美术队的主要工作是画宣传画和画毛主席；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领袖像，用于各种会议。画领袖像用的是土织粗白布，颜料以黄、红、蓝为主。每打下一个城市，首先赶去买水彩颜料。有时在农村，买不到就自己配制，没有桃胶，就用牛皮胶，画笔是在七九、六五式子弹壳里插上马尾、猪鬃，把开口砸扁，就成了画笔。文工团第二次大扩军，是打开开封后，政治部民运部长卢耀武去开封，开展民运工作，带回来一大批学生，分给文工团十几个同志，其中有陈鹏、王家童等人。这时美术队成立了照片展览组。照片展览组有两项任务：一项任务是，把二野政治部不定期寄来的几百张放大的照片（照片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哪个地方解放了，我们又取得了哪些胜利），及金子南和我画的战斗故事画，写的标语，用马类纸裱好，别在二三丈的白布匹上，旁边写上解说词，每到一个集镇、村落，就打开展览，老百姓围上来指指点点地看，样子有点像现在的宣传栏；另一项任务是放幻灯片。幻灯机和幻灯片都是自己收的，利用马克沁机枪的原理（马克沁机枪，枪管周围是个圆桶，里面装水，用以散热），用洋铁皮到集镇上做一个箱子，隔层可以装水散热，光源是汽灯，放大镜镜头是从火车站弄来的红绿灯前的镜头，前面用老花镜片做伸缩镜头。幻灯片用马粪纸做成框子，长长的，一条上面一般有四张画，把香烟盒子里半透明的纸收集起来做幻灯片，上面用水彩画一些画，内容是一些连队的好人好事和部队当前宣传的战斗英雄，如谁在行军中帮助其他战友，一共背了几支枪，谁在某次战斗中消灭了多少个敌人。用时，把纸片贴在马粪纸的框子里，用菜油轻轻一抹，两边就透明了，放的时候，来回轻轻地拉马粪纸。在能坐五六个人，或已令班的交通沟、战壕里都可以放，战士们看到自己的名字上了、幻灯片；很高兴，战斗更加勇敢。照片展览组工作了二三年，一直到进军大西南，.到了重庆北碚，抗美援朝前夕才解散。我在太行山五分区时学过摄影，从1946年秋天开始，一直到淮海战役结束，我和何常庚利用从敌人那儿缴获来的照相机和胶卷，给主攻营连的官兵照相。战士们两个人一组，后面挂一块白布。一天能照一个营，白天照，晚上冲洗，第二天就送到他们手里了照相时，官兵们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又是洗脸，又是换衣服，互相整理衣服、皮带，有的还扛挺机枪什么的，排长仰照着小镜子，美滋滋地梳着头（排长可以留长一点的头发），连队干部在一旁指指点点，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逗笑镜头前的战士。那时候，主攻方向的战士伤亡大，谁也无法预料，也许那一瞬间凝固的是年轻战士们最后的笑脸。像羊山集那样残酷的战斗，四十六团一营二连，一百多号人的连队，一个冲锋下来，仅剩下五个人，牺牲的同志怀里都揣着被鲜血染红的照片。文工团的主要工作还是演戏，除了行军就是排戏。演出的剧目有《白毛女》、《血泪仇》及根据部队里的好人好事、战斗故事编的一些活报剧，1946年、1947年演《王克勤班》，演得最多的还是在王克勤同志牺牲以后。化妆、服装道具、灯光、舞台、效果，大家各有分工，演出时扮什么角色，不演出时做什么，每个人心里有数。谁演什么平时就琢磨什么，到生活中去体验什么。我在演出中主要负责舞台效果。化妆：那时化妆组演戏化妆也很简单，红的用朱砂，黑的用锅灰，和着凡士林搅一搅，描眉画线条，把火柴烧着了后，用手轻轻一捻，前头就又尖又细了，成了工支很好的“眉笔服装道具：由服装组的女同志通过村长和民兵向老百姓借的，部队每次出发，她们跟着前卫部队提前走，根据所演剧情的需要，如演《白毛女》时，到地主家去借八仙桌、花瓶、蚊帐等东西，到穷人家去借破棉衣、破帽子、破碗等，有的东西借不到也不好借，如篱笆、房顶，我们就自己动手，用高粱秆麦秸来扎。戏演完了，由看戏的大爷大妈们顺便把一些小东西带了回去，搬不动的大件东西，我们送过去或托妇救会的同志去还。所借的东西，不管是地主的；还是穷人的，损坏了都得照价赔偿，每次演出，纪律检查组查得严着呢。灯光：是汽灯，有两种，一种是吊灯，一种是手提灯。舞台架子搭好后，拉上绳子，挂上吊灯，一般是三西个，特殊情况下，离前沿阵地很近时只挂一二个，这样取下来撤退方便。吊灯演完戏就收起来，手提灯点着，照着大伙儿回住宿的地方。在打下落阴时，我们缴获敌人二个手摇发电机和一个探照灯；那次演出《白毛女》派上了大用场点当剧情发展到大春到山洞里救出白毛女时，唱太阳出来了!我们在探照灯前蒙上红纸，从舞台侧面缓缓往上移，顿时满台红光，如同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全场观众先是一愣，接着掌声雷动。只可惜那发电机太笨重了，每次得三四个人轮着摇，后来我们试着用骑自行车的方法改装一下，没有成功。舞台：除了抗日战争在太行五分区时，制做了部分活动舞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因地就势，利用地形高一点的地方，平整修理一下；在平原地带，就在周围挖土垫，挖一米深左右，把中间垫高，同时形成一道沟，把那些追逐打闹的孩子隔开。有时老百姓也帮着我们挖，尤其是根据地的老百姓十分热情。效果：在演出《王克勤班》等有战斗场面的戏时，事先选好一个场地，在村子边上，有零星几座矮房，几堵短墙，一两个草垛，到了表现战斗场面时，打开天幕，观众的视野刹时开阔，舞台上有灯光，往后看没有灯光，看到的是一个村庄的轮廓，一幅村落战的场景赫然展现在眼前。打的都是真枪实弹，前台用机枪比划，后台机枪在打实弹。用布包上草木灰，草木灰里面放一个雷管，在舞台边上士炸，灰尘冲击，飘满舞台，形成烟雾；当演到敌人打炮时，就在附近的水井、水坑里扔手榴弹（碎片炸不出来），轰的一声，大地震动；还有在台上杂乱地烧几堆木炭，不时往木炭丢一把火药（用硫磺、草木灰等物自制），呈爆炸状。有次，为了表现空中爆炸，我们在舞台的半空中吊个木炭盆，我搭上梯子，提着一篮子火药爬上去，往燃烧的木炭中丢火药，结果号不小心，把篮子里的火药全点着了，我的头发眉毛全烧掉了，老百姓还以为这是了不得的效果，纷纷鼓掌欢迎。在演战斗冲锋的场面时，仅凭文工团的几个同志不够气势，我们邀请战斗班排的同志上台，在两三个文工团演员带领下来回地冲。演打仗的戏，台下的战士大都身经百战，他们对战争深有体验，一丁点儿“穿帮”、差错都瞒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认为演得越真实越好。道具组同志下部队去借枪支弹药，连队干部十分爽快，要啥给啥，尤其是兰封战役后，部队上下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演出时，文工团里平时没有过过枪瘾的男同志们争着打机枪，扔手榴弹（打机枪、扔手榴弹事先都安排有警戒哨）。真枪实弹演戏，效果是好，但毕竟有危险性，且浪费大。襄樊战役后，文工团驻河南方城一带的一个小村子里，二野司令部离我们不远。有天晚上演出《王克勤班》，由于刚缴获敌人不少枪支弹药，我们演戏时格外“大方”。第二天早上，刘伯承司令员批评我们说：“你们昨天晚上演一个戏，打那么多枪，我们过去能打一个小仗了！”从那以后，我们演戏时，尽量离野司远一点，少用一点弹药。再后来，我们学会了做“甩炮”，把雄黄、盐波、木炭和小石子等物用纸包起来，越紧越好，朝地上用力一甩就响，这是太行山兵工厂一位工人师傅告诉我们的。白天，我们一搭舞台，老百姓就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我们晚上要演戏，有时我们打前站的，到老百姓家里去借服装、道具，老百姓知道我们要演戏了。开演前，老百姓扛着凳子提着椅子，从四面八方涌来，有的从十几里外的村庄赶来。舞台下老百姓比战士多，战士们坐得整整齐齐，老百姓坐得乱七八糟，家景好，还弄点瓜子嗑嗑，散场时，留下一堆堆瓜子壳和一些当凳子坐的石头。部队坐过的那边什么也没有留下，好像从来没人来过一样。战争有时是拉锯式的，演戏有时也是拉锯式的。国民党部队来了也演，老百姓也有去看的，我们的部队去了也演，老百姓也去看。但老百姓说，国民党请的是戏班子，演的是旧戏，没有我们演的戏有看头。那时看戏，战士是不准带枪的，演《白毛女》、《血泪仇》时，战士们看到黄世仁、穆仁志就喊口号，往舞台上扔石头。白天，反面演员们不敢出来，害怕战士和老百姓打，怎么解释也说不清。那时演戏，配合诉苦运动，提高阶级觉悟，作用大着呢。班长们看了，感觉到自己的工作跟王克勤比还差得太远了，解放战士呢，一看《王克勤班》就联想到自己，掉泪，一回到宿营地就诉苦。那时巩固部队难呀，基层的营教导员和连队指导员，最欢迎我们。所有这些演出活动中，可能数在羊山集演出最危险，离羊山上的敌人不到二里路，中间一马平川，无遮无挡的，敌人可能看到我们演出的汽灯灯光，也可能听到我们的吹吹打打，不时朝这边打冷炮。当时下着雨，没有老百姓观众，战士们轮着看，看完了，就上前线，换别人下来看。舞台十分简单，几根棍子把幕布一挑，两盏汽灯，就开演了，一边收集战士们中间的好人好事、战斗故事、战斗英雄事迹，一边现场排演，还有些独唱。演到天快亮，我们就撤了。那次最让我们文工团同志感动的是，战士们就在老百姓的西瓜地旁边做工事，可就没有一个吃瓜的。每次大的战斗前夕，男同志们下部队做鼓动工作，女同志们在机关，或到野战医院去救护伤员。大伙儿回来的时候，有的乐观，有的悲观，去俘虏营的同志，看到我们打了大胜仗，抓了那么多俘虏，高兴得连走路都哼着小调，步子轻快得像在飘。去野战医院的同志，看到自己那么多同志挂彩了，且痛苦不堪，伤心得连饭都吃不下。这种现象有点儿像瞎子摸象，看到的只是局部现象。在鲁西南时，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有时天亮前，我们走近一个村子，一看村里有敌人，前面传口令，就地休息，警卫连开枪一冲击，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黑灯瞎火地落荒而逃，我们接着住进村里，睡的是敌人铺好的门板。门板上什么也没有留下，可见敌人也是没解背包睡的，我们菠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在鲁西南作战地区碰到好几次这种情况，所谓猴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里。在定陶，消灭国民党一个师时，部队上交了一只猴子，民运部长卢耀武同志让文工团音乐组的同志养着。这只猴子很灵性，不惧怕当兵的，对男同志特别好，给他们捉蚤子（那时蚤子号称“革命虫”，人人身上有，它们不时从衣领上爬出来“探风”，在阳光下，边听领导讲话，猴子就给捉蚤子，那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捉了就吃。但是一见到女同志就龇牙咧嘴，扑过来又抓又咬。男同志们常常用猴子来吓唬女同志开心。他们把猴子拴在通往炊事班的路上，女同志们吃饭时过不去，后来在女同志们的抗议下，男同志才把猴子关在房间里。那小畜牲也许对男同志太过于殷勤了，给他们“洗被子”，把他们的被子全撕成了布条，还把牙膏挤得到处都是，弄得男同志哭笑不得。有天晚上行军，把猴子拴在一辆大车上，车上同时放有女同志的背包，背包上别着手榴弹（当时规定一个女同志得带两颗手榴弹），谁也没注意，不安分的猴子，拿起一颗手榴弹，拧开后盖，拉响了拉环，哧哧直冒烟，它闻了闻味道不对头，赶紧将手榴弹甩在路边。幸好没有人员伤亡，只是咎由自取地把它自己的耳朵炸去了一片，痛得吱吱直叫。猴子闯祸了，宣传部长唐平铸很生气，用手枪比划着，吓唬着说要枪毙它，没想到枪真的响了。猴子没明白咋回事，就圆睁着眼睛死了。部队在鲁西南地区打了几个大胜仗后，开始跃进大别山。过黄泛区时，到处是沙地，有些水，深处及胸，浅处没膝，主要是踩在沙地上腿使不上劲，走得很慢，最好的办法是拄着拐棍走。老百姓的房子全被沙子淤住了，许多大树只露出个树冠，房屋只露出个屋顶。有些地势较高的村落，没有水，水井全埋在沙子里，道路也没了。老百姓回去了一些，他们把沙子挖开，爬进自家屋里，铺些草，睡在里面。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苦呀，故土家园被国民党弄成那个样子，但他们还舍不得离开。漫漫黄泛区，炎炎烈日下，敌人的飞机在头顶盘旋扫射，扔炸弹，队伍在黄泥汤中缓缓蠕动，人喊马嘶，不时有牲口惊走，不时有同志倒下，牲口拉着辎重、山炮等，走起来，比人还困难，一使劲就陷入沙子里，不得不把东西卸下来由人扛着走，有的饲养员把自己的背包，垫在牲口蹄下，让牲口踩着走。过黄泛区走了一天多，夜晚就倦缩在地势高一成的大树下。过了沙河，部队才公开动员，提出口号：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把战争打到蒋管区去。过汝河，文工团是和纵队机关一起走的。文工队来到汝河边时，天已经黑了，当时前面传来消息说，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在河也看着我们过河，且刘司令员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女同志带过河，让两个男同志架一个女同志过河。汝河上架的是浮桥，上面铺有很多麦秸，很窄，但是结实，马也可以过。我们该扔的东西都扔了，仅带一个夹被和一个米袋子。过桥时，只觉得耳边满是枪声，眼前一片漆黑，不知怎么搞的，也过去了。过去后，两个男同志，架着一个女同志跑，那真是脚下生风，腿不沾地地飞，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当时纵队机关告诉我们，过了河千万不要一直走，右拐，往西走，上了公路往南走，沿途有火堆指示前进的方向，部队在彭店集结。到了彭店，天刚蒙蒙亮，刘司令员和邓政委站在公路边的一座小房子旁，刘司令员和蔼地问我们怎么样？记得当时刘司令员和邓政委穿的是黄衣服，印象颇深。过了淮河，就是大别山，我们是趟水过的。一踏上大别山的土地，就松了一口气，感觉像到了家一样。部队休整了几天，部署南下工作的干部，文工团把幕布和自制的幻灯机，及一些幻灯片藏在麻城县平头山上的一个山洞里。在那儿我们和纵队机关分手了。文工团的同志分散成立地方工作队，石鸿章、田夫和我组成一个工作组，分到木子店，我任木子店副区长，负责下半区工作（区长是地方干部），木子店是一个河谷中的小盆地，分上下两个半区，上半区是清区，所谓清区，就是老百姓对过兵过怕了，见到国民党兵就打，见到共产党八路军也打。因此我麻城县政府派了一个班的武装去开辟上半区根据地。下半区没有我们的武装，因为那儿紧挨着梅庄区，在梅庄区埋有十六旅的一些山炮，炮兵连一部分战士在附近活动，守着那些山炮，还紧靠黄泛区，是我县政府所在地，有一个连的武装。我们刚进大别山，老百姓全跑光了。国民党扬言，谁也不准和解放军接触，谁接触就杀了他全家。常常是部队在路边休息，几个女同志进村，挨家挨户地走，宣传我们是当年的红军，是徐向前、李先念的部队回来了。老百姓小心翼翼的，就陆陆续续回来了。在大别山文工团不再演戏，主要工作是做群众工作。为了站稳脚跟，上级号召男女同志认干爹、干妈，同时广泛了解情况，谁家穷，谁家是当年的红属，开始组织贫民团。我们的部队在大别山三进三出，每一次红军撤离，国民党就要血洗一次，昔日人烟稠密、鸡犬相闻的村庄变得残垣断瓦，满目萧条。老百姓被折腾得胆战心惊，所以大别山的社会环境十分复杂。“妞子”张佩英在木子店下半区一个村子台子湾拜了个干妈，老太婆对“妞子”很好。后来有红属悄悄透露，老太婆的儿子是“小保队”的（大别山的地主武装叫乡保队，我们叫他们小保队），她背后在村里到处散播谣言，说抓到我们要一刀一刀的剐。她和我们套近乎，就是为了随时了解我们的动向。另外我选了个贫民团长，是贫农，这个人工作积极主动，每天来提供情况，还从国民党那儿搞来了90多支枪。由于我们人少，这些枪带不走，就沉入村里的池塘中。我们开会、打土豪、分田地，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没想到，他被他们家族控制，也是小保队的，那90多支枪是他用来换取我们信任的“礼物”，没过多久，敌人包围我们时，他就悄悄捞了上来，给敌人。我们让他送到梅庄区十六旅炮兵连所在地的伤员也被他在路上杀了。在木子店，小保队和青红帮的势力很大，如果我们的同志被他们逮住，准没命啦。我们文工团的两位同志被小保队用石头砸死。一位领导同志带着一个连的武装，和一部电台来到我们木子店台子湾，他说，敌人已杀了我们不少同志，我们要想站稳脚跟，要镇压他们的骨干，不然我们站不住脚。在国民党部队来清剿时，我们把“干妈”和“贫民团长”还有小保队的骨干和顽固的原保甲长带到上半区，开群众大会，宣判死刑，利用晚上悄悄把他们拉到国民党部队一个废弃的碉堡旁，用刺刀处死了他们。文革中，我因此受批判斗争，说我当年把自己的贫民团长杀了。那时斗争紧张情况下副区长就有杀生权，杀一个贴一个布告，正副区长在布告上画一个大红勾，盖上自己的大红印。记得有次，我带领两个贫民团长到县里去开会，县里说情况紧急。开完会回来后，刚准备吃饭，山上响起了机枪声。敌人包围了我们，我和田夫操起枪就往村外冲。我的枪是坏的，打不响，只能是做做样子，田夫打了一枪。村边上围了一大堆人，他们叫嚣着：“王区长，你过来，没事！”我想，绝对不能过去，我朝他们喊：“你们不准过来，过来我就开枪。”他们看了看我们黑洞洞的枪口，闪开了，我们顺势过河，往对面的山上跑。石鸿章在村外放哨，见我俩过河了，就从另外一条路突围了。山上的松树密密麻麻，十分茂盛，林子里都是黑的，天快黑了。不知何时，只剩我一个人了（后来得知田夫掉到沟里去了），这时从山上下来三个小保队来抓我，只有二十来米远了，我趁着敌人拐弯时，躲进树林里，敌人跑过来就在我身边转来转去地找，嘀咕着，怎么一下子没了，刚才明明在这儿。尽管大别山的斗争十分复杂，但基本群众是好的，他们知道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心里向着我们，同情我们，常和我们拉家常，烤糍粑给我们吃。大部队在的时候，我们还发动群众给部队做一些棉衣，送了去。尽管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巩固的政权，老百姓对我们又一次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表示怀疑，打土豪，分浮财时，都要花很大的气力。吃饭，主要靠贫民，很不稳定，弄到就吃，弄不到就饿（付兰英的胃病就是那会儿饿的），有时好不容易弄到一点谷子就用砖头搓出米来，用锅巴当碗，折两根树枝当筷子。那时候，人精神特好，整天歌声嚎亮，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什么叫苦。睡觉，就睡在老百姓的牛棚、猪圈里，用稻草盖一盖牛粪、猪屎，一倒下就呼呼大睡。一两个星期，甚至整月不解开背包，偶尔在路边解开背包休息，男同志女同志挤在一起，就睡觉了。环境的艰苦，可想而知。现在几十年后，我们见面了，抱在一起蹦呀，跳呀，唱歌呀，流泪呀，我们之间的感情比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还要深，因为我们在一起共过生死，共过患难。出大别山的时候，苏保华和金子南随纵队警卫营来到木子店，我们作为地方干部，发动群众，做了一些鞋，筹积了一些粮，送给部队。警卫营教导员和我们是老熟人，他告诉我们说，大部队要出去，准备去打大仗，不一定回来了。我和苏保华、金子南问：“我们怎么办？”教导员让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走。于是，我们三人不假思索地跟着警卫营一起离开了木子店。第二天宣传部长唐平铸批评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经调动就回来了。在襄樊战役中，十七旅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和五十团副团长杨毅牺牲了。这些同志的追悼会直到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后，在蒙城整编时才召开。我带人布置的追悼会会场，当时的地点好像在一座庙里，又像是在一座小学里，四合院，周围的树上挂满了挽联，到处是小白花，整个会场以白色和黑色为基调，气氛十分肃穆悲壮。开会时，王近山、杜义德、鲍先志、李震，军里几位首长都发了'言，都哭了，台上台下哭成一片。战争岁月里，一个能打仗，让部队伤亡小的指挥员，是深受首长喜欢和同志们爱戴的。苟在合团长一打仗就忘了自己是一个团长，一直往前冲，一到十字路口，他第一个冲了过去，第二个，也就是他的警卫员却牺牲了。大小战斗中，他的警卫员牺牲了好几个。每次大的战斗后，要召开两个会，一个是庆功会，二个是追悼会，在庆贺胜利的同时缅怀牺牲的战友。在蒙城召开的那次追悼会，是咱们整个军惟一一次在一起，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追悼会，以后再也没有过。襄樊战役后，金子南、苏保华和我到襄阳孤儿院招收了一批孤儿入伍。孤儿们住在隆中诸葛亮庙里，一打仗，管理人员就跑了，小孩没人管，怪可怜的。文工团补充了不少。淮海战役打响后，我们都下部队做鼓动工作，我和金子南在战地出小报，每天到前线交通沟里收集好人好事，然后刻成蜡纸，用小油印机印出来，隔一两天出一期，发到部队。淮海战役一结束，我和买玉彬等同志跑到双堆集，看到国民党把汽车、马车埋起来做工事。一溜崭新的汽车，装上土，轮胎埋在土里，东、南两个方向做了两条汽车工事。汽车我们挖不出来，就是挖出来了，也没人开得动。我们一看，马车好，全是胶皮轮子的，于是决心挖一辆马车出来。我们在挖马车时，国民党的B29飞机一来就是六七架，在头顶上盘旋，炸弹扔下一串串，隔十几米一个，炸起的土浪把我们埋了起来，只感到胸有些闷，我们从土里钻出来又挖，理都不理它。好不容易挖出一辆，又推不动，战场上到处是交通沟和巨大的弹坑，只能把胶皮轮抬起来，一点一点往前挪。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无论如何要搞个胶皮轮大车。在这之前，我们的车子是在定陶打国民党台湾兵时缴获的铁轮子马车，很不好使。文工团成立时，公家只给了两匹牲口，没有车。行军时，连以上干部每人可以在牲口上放行李。就两匹牲口，要驮幕布，还要驮连以上干部的行李（文工团连以上干部有十几个之多），根本驮不动。所以一打仗，我们就盘算着搞牲口和其他战利品。打兰封，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火车车厢里那么多大洋马，就是打不开门，有的同志爬上车，赶马，想让马跳出车厢来，结果可想而知，一匹马也没弄下来。在兰封，我们还缴获了敌人的服装道具等不少东西，装了三四辆大车，叮嘱赶车的民工送往濮阳（纵队留守处所在地）。当时也是我们太麻痹了，还是以北方根据地的习惯，对老百姓很放心，不派人押车，只要告诉送到什么地方就行了。没想到，大车路过考城时，被考城的敌人劫走了。在打上官村时，纪文魁、买玉彬等同志，终于搞到了两匹牲口。那时牲口弄回来了，要上报，经领导批准，牲口才有“户口”，每个月才能领到草票和料票。渡江战役前，部队驻在安徽寿县，白天文工团在寿县演出，地方政府招待了我们一顿，饭菜很丰盛，晚上我们就渡江了。过江，到了贵池，文工团协理员黄伟学调到南京去工作，我投石问路式的写了一封家信，让他带给我在金陵大学当教授的父亲。部队经屯溪、徽州、兰溪，向金华方向开进。在屯溪，宣传部长唐平铸让我留下，收拢失散的陈氏家族京剧团。这个京剧团是一个以血脉关系组成的家族班子，大约有四五十人，于春荣是其中著名的青衣。在苏州时，他们被驻苏州的国民党九十八军劫持，让他们跟着部队走，说是给他们粮吃，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头，有的走路，有的坐车，到了屯溪，都走散了。在徽州和兰溪，咱们后勤部贴出布告，说凡是这个京剧团的都留下来，我们十二军准备收留他们。在徽州收拢了二十几人，往兰溪的路上又收拢了一些。我从后勤弄来两辆轿子车，一辆拉道具，到了兰溪，酷爱京剧的王近山见了，高兴得直拍手，这样我就算完成了任务。部队切断了浙赣线，到了义乌、江山附近时，我派到杭州去招了两批兵，他们有陆州、王伟君、王忠荣、陈小羲、李函、陈大颖、曹增明、沈永权等，那两次招的人多，大都是杭州艺专的，有的人来后，呆了几天又走了。这时政治部领导决定成立新闻队（在沙市新闻队解散），把新闻队放在美术队，这样美术队就有三四十人。在兰溪，文工团分为文工一团和文工二团，美术队属于文工二团。驻兰溪女埠镇，文工团一团住兰溪城。在那儿，我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他还在金陵大学当教授。随后部队到了金华、不久驻到南京附近。文工一团和京剧团驻当涂，文工二团驻马鞍山。我们美术队有个从杭州入伍的女同志回家未归，她家就住在南京市国府路，二团团长魏明让我和沈永权去找，顺便叫我回家看看。回到阔别十几年的家，父母亲拉着我看了又看。在南京老百姓对解放军很好，就喜欢用解放军的冀南票。我在家住了两天，那位女同志让家人传话说，当兵太苦了，不想来了。因此也就不勉强她了。我们从南京坐火车，经徐州、郑州到孝感，然后坐汽车到沙市，在沙市时，新中国成立了，文工一团和文工二团合并，张展任总团长。女同志和身体较弱的及在杭州新入伍的同志，留在沙市，坐船入川，男同志随部队翻越白马山进川。到了四川，我们驻在重庆嘉陵新村。在那儿我们挂出十二军文艺工作团的牌子开始广泛招生。考场设在一个地主宽敞的院落里，考音乐队的，在一侧乐器队中，挑自己最拿手的乐器演奏一番；考戏剧队的，来一个段子或说几句普通话。美术队是我主考，应考者画一幅画或写几个字，像那么回事就行了。整个考场人来人往，热浪扑面，敲敲打打，像是早晨的农贸市场，又像旧社会北京的天桥。那时招的人真多呀，号称千人文工团，有的学校由于学生都考入了文工团，学校办不下去了，甚至把人家大学教授也招来了。如北碚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就有46人考入了。没地方住，许多人自己带被子，睡在老百姓的牛棚边、猪圈里。这一批人，在十二军这座熔炉里，经过战斗和生活的锤炼，人生都迸射出绚烂的火花。如著名军旅画家何孔德、著名导演邓在军、山水画家张渡舟、《太湖美》的作者任红举，及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用舆论宣传影响了一代人的郭楠柠等。史料记载：刘邓六纵文工队前身是八路军129师新一旅黄河剧团，1949年2月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十二军文工团......【太阳寨上堡英杰纪念碑】收录了黄河剧团、后称“六纵文工队”的部分队员英名，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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