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色 情 缘
■王洪续
文章来源:中国军网-中国国防报
今年清明节、八一建军节前后,几支由红军后代组成的“重走父辈红军路”特殊“银发队伍”,专程来到大别山革命老区——湖北省罗田县太阳寨村,为我88岁的父亲、“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王开明同志创办的“红军驿站”揭匾,栽种来自祁连山的“红军杨”,寻访红军征战地……
延续四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红色情缘,在我——一位烈属、军人、记者的脑海里勾勒铺陈。
传承
20世纪20年代末,我党领导的黄麻、商南、六霍三大起义,给大别山带来革命的曙光。我的家乡罗田,随之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红旗漫卷,遍地英雄,大别山主峰下的隘口太阳寨成为连接鄂皖、沟通英(山)罗(田)的“红色动脉”,也是中原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抗击日寇的阵地,还是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曾战斗过的地方。
教私塾的姥爷洪清溪,为初到的红军书写标语、抄扫盲课本,被推选为列宁小学教员。我的舅父、伯父、姑父先后参加儿童团、红28军手枪队,相继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家人齐心协力挖掘出家门口银杏树下“红树迎红军”“红井润亲人”“红学写标语”“红医救伤兵”“红石送大军”等“红五星的故事”。徐向前、王树声、杜义德、何耀榜、张体学等战斗故事,以及六纵野战医院、宿营地等遗址和红军失散人员的经历,都被家族中的“土记者”源源不断地整理出来,寄送给报刊和文史资料编辑部。
30年前,为更好地配合国防教育、服务军人军属,父亲与时俱进,成立了以“三有三添三不”为宗旨的军属民间联谊组织“军属之家”:有了心里话一起说一说,有了高兴事一块儿乐一乐,有了困难相互帮一帮;给军人子女添动力不拖后腿,给当地政府添亮点不添麻烦,给军属脸上添荣誉不抹黑。
记录历史,亦被历史记录。父亲的事迹被中央级媒体报道后,近百位老将军和社会名流纷纷寄来墨宝,勉励“红色家庭”的开明善举。门前的多处红色遗址,也成为远近知名的红色地标、国防教育场所。
传承,不是守着炉灰,而是烈焰的薪火相传。我家收藏了一些军服军品,如作战地图、望远镜、老军装、幻灯机……用“开口说话”的教材,丰富当地红色文化收藏。被表彰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后,父亲悉数拿出政府发放的奖金,请人在红军当年栖身的巨石上,刻下“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两行大字。父亲自费建起收录了百余位当地烈士英名的英烈纪念碑,用“刻在石头上的革命史诗”感谢党的恩情、缅怀红色土地上的伟大牺牲。得知姥爷当年“红歌送刘邓大军出大别山”的故事后,送戏下乡的国家京剧院领导、艺术家们专程在太阳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女儿上高中时,我指导她创办了学校红色文化研学社;女儿上大学时,我引导她结合专业研究根据地红色金融史。
作为烈属,全家把挖掘整理红色故事、宣扬红色文化当作光荣使命。四辈人的足迹,成为老区人民追求真理解放、建设幸福家园、传递精神火把的缩影。
使命
自幼受革命传统熏陶,从军,成为父亲的梦想。但高小毕业时因珠算成绩优异,他被选到公社粮站担任会计;大队需要统计集体收支、社员工分,他又夹着算盘下到队部。父辈未竟的梦想寄托到下一辈身上,于是,族中有个约定俗成的“家规”:但凡男丁,除非身体原因,必须从戎报国。
那年冬天征兵季节,乡武装部部长一脸愁容地敲开我家的门:受打工潮影响,征兵任务还没有完成。父亲坐不住了,把我从高三复读班喊回家。打破当地“独子不征”的老规矩,我走进了军营。
新兵下连后,我被分到机关当打字员。工作中接触了很多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老首长,让我备受感动、倍感亲切。我将他们感人的故事、默默奉献的事迹整理出来,投给报社。这些抒发红色情怀的文字,成为我打开军校新闻系大门的钥匙。
假期实习时,我采访了赵尚志的胞妹、雷锋的战友、黄继光的领导、董存瑞的排长等,追寻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海浪花。为了扩大信息来源,我查战史、翻阅英模录、发动亲友提供线索,与许多老同志成为忘年交,成为他们回忆往事的记录员。
干休所、老干部服务处等单位是革命题材的“富矿”。在帮助老同志、老英模整理资料时,我发现了不少线索,先后采访了著名战斗英雄郅顺义、白炳武、赵宝桐,原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战士作家高玉宝,“京城活雷锋”孙茂芳,武汉“老战士报告团”和一些战争题材电影的主人公原型。
在我们父子的影响下,家族中参军的亲人在休假探亲时,翻山越岭搜集整理红色故事,先后帮助确认、组织竖碑“无名烈士墓”5座,发掘的2处红色遗址被增列为省级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追寻红色记忆的方阵不断扩大,当地县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关工委、老促会帮助筹建“国防书屋”,一些红军精神研究专家、红军后代相继来访并重走红军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市委党校、县宣教系统的党员干部前来参观见学,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赶来帮助讲解,红色炉火越燃越旺。
责任
记者报道优秀人物、推广先进经验,同时总结升华认知、积淀人文底蕴。
一次,县党史办的同志前来考证一段乡苏维埃政权创建往事,惊奇地发现我复印提供的几篇史料,竟是他们多年苦寻而不得的答案。这些史料来源于我在淘书时,购得的几本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大学师生编写的油印初稿。我从中受到启发:一定要相信文字的力量,一定要发挥好它的传播功能。于是,我一鼓作气收集了40余位曾战斗在当地的将帅传记资料,挖掘整理根据地“农会”、农民自卫军、妇女会、儿童团等考证文章,先后在文史刊物发表。
古稀花甲之年的红军后代重走父辈红军路时,都会提前联系我和家人。我会尽力当好随行记者,研读他们提供的父辈传记,核对战史资料,整理他们实地重访时的见闻。得知夹金山红军后代创办“红色驿站”缺少相关资料后,我为他家寄去几大包书籍。
2008年汶川地震,我作为记者跟随救灾部队抵达一线。国务院发出保护羌族文化的指示,可当地文博部门深埋废墟,片纸无存。我与同事一道,通过电话从外地紧急采购30多种珍稀羌族书籍,在时断时续的网络信号中收集整理了15万字的资料,由指挥部首长转赠灾区。部队回撤前,我采写“红军在北川”系列故事,留存下一部分散落民间的红色记忆。
军队媒体曾经寻访“两弹一星”见证者、创业老英雄,口口相传的倒在发射架下、“唯一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士兵”赵藏库的墓地却苦寻而未果。此后几年,我几赴八宝山革命公墓查询线索,并留意一些反映他事迹的文章,终于从草蛇灰线中寻觅到与他同批入伍的健在者。根据老人回忆的线索,我与河北省衡水市民政局取得联系,与军史爱好者及衡水日报社记者一同找到当地烈士登记名册、看望隐功埋名的烈士家人、拜谒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的赵藏库烈士墓,终于解开英雄生前身后之谜。如今,赵藏库烈士的故事已经走进军地史馆、走入教育课堂、走上文艺舞台。
红色情缘,绵延不断。从史料中“嗅”到精神芳香,循着先辈的足迹,在英烈的注视中,我和家人再次出发……
(文章来源:中国军网-中国国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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