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内忧外患，清末中国进行了三次改革尝试。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每一次改革都彰显着统治者在"改"与"不改"之间的纠结与徘徊。
洋务运动看似轰轰烈烈，从创办军工企业到培养新式人才，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它抱着“中体西用”的先天固执，没有触及任何政治体制的一根毫毛。即使在经济领域，也只允许搞一些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统治者想把西方的技术嫁接到皇权专制之上，无异于把跑车引擎装在马车上，注定徒劳无功。
戊戌变法想借助一个儿皇帝走得更远，却死得更快。维新派拿出了触及制度的改革，但他们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力度。短短百余日的变法，犹如昙花一现，却暴露出统治集团最敏感的神经：任何触及制度根基的改革，都会遭遇最严厉的镇压。戊戌喋血，不仅是守旧派对维新派的胜利，更是专制统治对现代化改革的全面拒绝。
到了清末新政，改革已经带上了末路狂奔的色彩。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看似给了臣民一些基本权利，实则是用立宪的外衣来包装绝对君权的实质。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更是暴露出统治者的真实意图：他们宁可让半数以上的内阁成员由皇族把持，也不愿意真正放权。这种虚与委蛇的改革，不过是垂死挣扎的清王朝给自己画的最后一个妆。
三次改革的表与里，勾勒出一幅令人深思的历史图景：表面上，统治者在释放改革意愿，实质上，他们始终在守护着那个不能触碰的核心——皇权制度。
慈禧太后有个"四不变"宣言：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这个“四不变”昭示的顽固心理是：任凭时局如何波诡云谲，他们宁可葬送江山，也要死扛到底。
清王朝的"不改"清单，以满汉分治为基本国策，表面上是在维护满族统治的合法性，实则是在自我割裂，将自己推向与时代潮流对立的境地。官僚集团的特权更是被奉若神明，任何触及这一利益集团的改革，都会遭遇雷霆万钧的反扑。
在经济领域，他们的固守同样令人窒息，任何试图打破官方垄断的举措都会遭到强力阻挠。满族八旗的经济特权成为沉重包袱，他们享受着朝廷的优渥供养，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对私人资本的戒备和压制，更是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萌芽弄得奇形怪状。
文化观念的僵化则是更顽固的堡垒。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优越感，使统治者始终无法正视世界格局的变化。他们只想要西方的船坚炮利，却对制度文明唯恐避之不及。这种文化上的自我封闭，使得清王朝只能透出一股坐井观天的晦气。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统治者越是想要牢牢把控权力，权力就越是从指缝中悄然流失。洋务运动带来的权力下沉，使得地方督抚的势力不断壮大。各地督抚掌握着可观的财权和军权，与中央形成了微妙的制衡。
新式知识分子的崛起成为无法阻挡的潮流，维新思潮的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了统治者的想象。留学生群体的形成，更是在社会各个层面播下了变革的种子。这些接受新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冲击传统体制的先锋力量。
当他们沾沾自喜于《钦定宪法大纲》的绝妙设计时，整个帝国的根基已在摇摇欲坠；当他们在皇族内阁的构架中自我陶醉时，革命的火种已在地方遍地开花；当他们把召开国会拉长到九年之后时，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早已跨越了君主立宪的藩篱。
结果，哪里还有九年时间让你来虚耗？仅仅几个月，武昌有事。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坚决不改"的东西，往往就是最该改的地方。慈禧太后的"四不变"，与其说是一份守成宣言，不如说是一份自我判决书。当他们把皇权的稳固置于国家前途之上，把满族利益置于民族复兴之上，覆亡的种子就已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