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一个放弃批判的知识分子，就只是一个识字人。如果他还去选择给权力唱赞歌，那他就是一个丧失人格、被打断脊梁骨的掮客。
纵观人类文明史，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而不是选择歌功颂德。
知识分子为什么天然就应该承担批判的职责呢？这源于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
所谓知识分子，他必须具备系统的知识储备，这让他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必须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这使他们能够超越利益得失；必须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能使他们敢于直面问题而不是粉饰太平。
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知识分子只有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对权力的依附，充满对天下苍生的关怀，轻看对个人得失的计较。因此，批判精神就成为知识分子最鲜明的标志，也是区分真假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准。
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能唱赞歌，尤其不能为统治者唱赞歌？这是由社会权利的分配机制决定的。在一个常态化的社会，统治者本已掌握了最高权力，如果再给他们控制舆论的权利，这个社会留给普罗大众还有多少空间？一个社会的和谐，就在于各种力量的平衡。知识分子可以赞美人性的光辉，可以讴歌底层人民的品格，但绝不可以摧眉折腰事权贵。
西方社会的历史场景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启示。
在英国，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系统性批判不仅没有招致打压，反而使他赢得了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尊崇；狄更斯在小说中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尖锐批判不仅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更推动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包括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债务监狱制度。
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从雨果到巴尔扎克，再到左拉和萨特，批判传统代代相传，形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即便是在德雷福斯案这样的重大争议中，左拉因《我控诉》而不得不暂时流亡，最终却被誉为"真理勇士"，为法兰西增光。
在美国，从梭罗的公民抗命到马克吐温对帝国主义的抨击，从马丁·路德·金对种族隔离的控诉到乔姆斯基对外交政策的批评，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从未停息。这些批判者或许会遭遇一时的压力，但从未动摇他们的学术地位和言论自由。
这些例子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真正开明的社会，不仅不会压制知识分子的批判，反而会从这种批判中汲取进步的力量。这样的社会治理智慧，恰恰体现了文明的高度。
回望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曾经也有过容纳知识分子的空间。在存世有限的民国时期，鲁迅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姿态，辛辣批判国民劣根性和时局黑暗；即便在当时遭受一些非议和攻击，但他始终能够自由发声，去世后，还获得了“民族魂”的高扬葬礼。
一个包容的时代，一定会有一批知识分子敢于直面现实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让一些善于投机钻营的人，把一个国家解构成盲目排外和“遥遥领先”的样子。
李医生去世前曾说过的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如果一个社会充满威慑的力量，加以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监督机制，"文人依附权力"的传统惯性就会发酵，乃至发作。这些都会制约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存续。一些人把提出问题等同于抹黑，把批评视为负能量，这种思维定式，会把社会带入李医生所担心的“只有一种声音”的状态。
当一个社会只愿意听好话，听不得批评的声音，这就需要整个社会来反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