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杨某某和占某某，是两个“某省某县”公安机关的警务人员。
从2023年5月下旬起，他们私自携带警服、手铐、执法记录仪等装备，开始了比动作片好看得多的跨省"猎杀"之旅。
他们在浙江、江苏等地四处游荡，通过公安部门独有的查询系统，筛选公民信息，寻找目标。
6月11日，他们在江苏吴江找到了猎物——企业家沈某，以协助调查为名将其从家中强行带走。
途中，其中一人向沈某暗示，只要花钱就能摆平案子。
沈某内心分析，这可能是一起勒索案件，他在浙江德清县境内跳车脱险并报警。
之后，浙江湖州市检察院介入调查，最终作出判决：两名犯罪者仅仅以"滥用职权罪"被分别判处八个月和七个月有期徒刑。
整个案件通报中，这两名警务人员的姓名、所属县级公安机关名称都被隐去，只以"外省某县"模糊带过。
这绝非一起孤例案件。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2024年4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广州一地，2023年以来就有近万家企业遭遇类似的异地执法。
这种为了搜刮钱财，不顾法律规定，跨省区实施抓捕、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财产的行为，在法律界有了一个生动的称谓——"远洋捕捞"。
这个原本用于形容远海捕鱼的术语，竟然成了新时代公权力异化的代名词。
02.
"远洋捕捞"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这条链条的第一环是信息获取。
某地以"打击传销办公室"的名义，与专业爬虫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先由爬虫公司提供潜在目标企业的信息。
他们的筛选标准极其讲究：一是企业要有充足的现金流；二是最好是跨区域经营的企业，这样容易找到"管辖依据"；三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因为这类企业维权能力相对较弱。
第二环是团队组建。
"打传办"由公安、市场监督等多个部门组成，形成专业的"捕捞队"。每个部门都有明确分工：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寻找违规线索，公安部门负责实施抓捕，金融部门配合冻结资金。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的地方甚至成立了专门的"案件指挥部"，统筹协调各方行动。
第三环是利益分配。
这套机制堪称完美：爬虫公司提供线索可得百分之十的分成，办案人员有重奖，参与部门有专项经费，地方政府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
某地"打传办"仅办理四个江浙案件就为地方创收过亿，主任因此从正科级直升副县级，还获得了上千万元的奖励。
一位知情人士道破天机："这样的好事谁不干，反正没有风险，出事有单位兜着。"
形成这种产业链后，"远洋捕捞"的规模迅速扩大。2023年10月发生的壹健康集团案例最具代表性。
河南两市出动1600余名警力，对这家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实施跨省执法。案件涉案金额仅60余万元，但两地办案人员冻结了该集团64个账户，涉及资金达7.58亿元。
这家2022年创造24.23亿元收入的企业因此被迫撤回上市申请，至今仍处于生产停摆、经营困境的泥潭。
这是一种系统化、规模化的掠夺模式。在一些财政困难地区，"远洋捕捞"早已被当作创收的不二"法宝"。
03.
为什么"远洋捕捞"这种赤裸裸的违法行为能如此猖獗？它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哪怕蛛丝马迹的法律依据？
检视现行法律法规，这种行为不仅毫无法律依据，反而是赤裸裸的以地方政府作为背书的违法。
2020年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明确要求，异地执法必须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协作请求。
2021年的《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性执法七项规定》严令禁止违规争抢有罚没收益的案件管辖权。
公安部还专门制定了《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六个严禁》，对跨区域执法行为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然而，这些铁律在实践中全都成了一纸空文。原因在于整个监管体系的致命缺陷。
首先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当地政府为了创收，不仅不会监督和制止这种行为，反而会暗中支持甚至推动。
其次是跨区域执法的监管真空，被执法地和执法地相互推诿，导致无人真正监管。执法“执法者”，谈何容易？
最后是追责机制的缺失，即便被发现违法，处罚也轻微得可以忽略不计。
看看本文开头的杨某某、占某某案件，就知道这种监管缺位有多严重。他们的行为完全构成绑架罪和敲诈勒索罪，却被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滥用职权罪"，最终仅被判处几个月刑期。
更令人费解的是，明明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却找不到任何幕后指使者。
案件通报刻意隐瞒他们的来源地，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本身就暴露了背后的保护伞。
地方政府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还在于利益的驱动实在太大。一些地方的罚没收入竟占财政收入的7%-8%，个别城市甚至突破10%。
与此相比，违法成本又实在太低。就算被发现违法，最多也就是轻判几个基层执行者，地方政府和主要领导根本不会受到追究。
一边是巨额经济利益，一边是微不足道的违法成本，何况又是地方政府，他们不去做谁做？
04.
翻遍中国历史，你几乎找不到类似的执法案例。
唯有明清时期，出现过州县官员越境追捕富商、地方衙门借检查镖局敲诈勒索的案例。但其规模和危害都无法与当今的"远洋捕捞"相提并论。
而放眼全球，遍览各国执法史，竟找不出任何一例可以类比的执法现象。即便是处于经济转型阵痛期的国家，也从未出现过如此不可想像的执法牟利行为。
一个现代社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如此荒诞的执法剧，这何止是对法治精神的讽刺？
我们来看看"远洋捕捞"给企业带来的具体伤害。
以前面提到的广东壹健康集团为例，这家企业除了无缘无故被冻结7.58亿元，导致上市计划被迫中止外，还造成数千名员工面临失业，上下游数百家企业受到波及，连同地方税收损失上亿元。
这还仅仅是一家带来的损失。整个广州地区上万家企业遭遇类似损失，合起来损失有多大？整个广东省呢？整个沿海发达地区呢？
更深重的伤害，是对整个营商环境的系统性破坏。
杭州九堡派出所不得不发出通告："如发现杭州市以外的公安机关，在没有九堡派出所或上城区公安分局民警陪同下，非法入企办案的，请立即110报警+录像取证。"
这种不得不警示企业"自救"的无奈之举，恰恰暴露了营商环境的恶化程度。
最令人绝望的是执法者的心态。
山东省成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说过一句令人胆寒的话："扶持一个企业我没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
这句话揭示了"远洋捕捞"背后的执法逻辑：不是服务企业，而是掠夺企业；不是促进发展，而是以摧毁为能事。
当一个国家的执法者能够如此坦然地炫耀自己毁灭企业的能力，当掠夺行为被堂而皇之地包装成合法的执法手段，这片土地上的企业家还能有多少把脚站稳的勇气？
我总在想，作为一个执法者，你也是一个具体的人，当你在这样疯狂“捕捞”的时候，当你把整个国家经济整垮之后，难道你就不是一个受害者吗？
国家三令五申出台政策，要扭转当前经济颓势，要提振民企信心，这种"远洋捕捞"的行为哪怕发生半起，都会让国家的良苦用心毁于一旦。
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禁绝这类“开创人类历史”的违法行为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