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观点 | 傅强教授：《2025年全球经济展望与治理新范式的启示》Q&A问答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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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定律和国债利率倒挂在过去一直被视为可靠的前导指标 (Leading Indicators)，对预测经济衰退曾非常有效。然而，这些指标基于经验观察，样本有限，从科学角度来看，并不具备绝对的时效性和可靠性。经济规律常常会被新的现实打破。

以泰勒法则 (Taylor Rule) 为例，过去它在描述GDP增长与失业率变化之间的关系时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然而，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宣布其理论失效。这表明对所谓的经济规律应保持审慎和灵活的态度。

回到国债利率倒挂的问题。这次倒挂现象是否真正失效仍需观察，美国经济未来走向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目前来看，其预测效力并不明显。通常情况下，美国短期国债利率（如两年期）较低，长期国债利率（如十年期）较高，这反映了市场的通胀预期。当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时，便出现“倒挂”，这一现象过去常被视为经济衰退的预警信号。

当前情况是短期利率显著高于长期利率，这种现象可能源于两方面原因：

1. 长期利率过低：这可能意味着市场对未来通胀预期较低，甚至可能反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悲观情绪。

2. 短期利率过高：短期利率的大幅上升可能引发债务危机，例如1980至1982年间，融资成本飙升导致经济衰退。同样，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短期利率快速上升推高了房贷利率，导致房地产市场受挫并引发连锁反应。

然而，本次情况与过去不同。尽管短期利率快速上升，但美国家庭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低。相比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家庭负债率达可支配收入的133%（历史最高点），当前杠杆率有所下降。此外，企业和家庭在低利率时期积累了大量现金储备，因此利率上升尚未对经济造成实质性打击。

萨姆定律则规定，若过去三个月的平均失业率高于过去一年的平均失业率0.5个百分点，就会触发该指标，预示经济可能进入衰退的早期阶段。然而，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由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失业率已不再是经济健康状况的可靠指标。失业率波动中包含诸多噪音和复杂因素，难以提供准确的经济反馈。

此外，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较为显著。目前失业率从历史低点反弹至4.2%，但仍低于自然失业率，显示就业市场并未受到巨大冲击。这一上升主要是疫情对劳动力供需的暂时性影响，而非经济常态的表现。因此，失业率的上升不足以作为可靠的前导指标预测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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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单谈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显著的不确定性或大的变化。从学术角度而言，我更倾向于探讨一些更新、更规律性的底层逻辑，而非具体政策或短期现象。

经济学中有一句话：“1:1的地图无法帮助你找到方向。”这意味着我们要抓住大局，而非过于关注细枝末节。例如，9月份的救市政策对市场的帮助并不是我的关注点。我更关注底层逻辑和长期趋势。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而这两者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

企业的产能扩张源自于资源的转移，这些资源通常来自家庭部门的收入。中国的分配结构导致家庭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从而限制了家庭消费能力。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使得企业通过补贴和资源支持不断扩张产能，而家庭需求却无法同步增长，最终导致供需失衡。供给过剩无法通过内需消化时，唯一的解决途径便是依赖出口。

然而，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中国经济体量占全球的17%，而世界其他地区仅占83%。在2001年加入WTO时，全球需求尚能吸收中国的过剩产能，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动力。但如今，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外需已无法持续支撑中国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高度依赖出口对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存在外溢效应。与韩国等小型经济体不同，中国过大的供求缺口若主要依赖出口解决，必然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贸易顺差从美国向其他经济体转移（如印尼、巴西、墨西哥、东南亚等），将面临日益严峻的贸易压力。这种外部依赖难以持续。

因此，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扩大内需，而内需的核心在于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这需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实现。提高家庭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相比之下，短期的救市政策和振兴A股等措施只是表面文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推动内需增长。这才是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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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发生了许多超出预期的变化。以下是我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一些趋势已经显现，例如安联首席经济学家提出的“支离破碎的全球化” (Fragmented Globalization) 概念。我们常用“再全球化”这一术语，但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经济民族主义全面崛起的代名词。

他说的“支离破碎的全球化”描述得很形象，即全球经济无法完全脱钩，但其组织形式正从全球化转向以区域为单位的经济闭环。这种区域化的经济模式可能会成为未来更常见的组织形式。对于东南亚经济体，例如印尼这样的国家，它并不是一个小型经济体。印尼拥有2.7亿人口，每年新增488万新生儿，具备庞大的国内市场。此外，印尼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资源禀赋，近年来由于产业政策的远见，取得了显著的工业化进展。

像印尼、巴西、土耳其和沙特等国家，由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区域领导地位和较强的独立性，可能在未来的产业链重组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国家不仅在区域政策中举足轻重，还能够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保持灵活性和独立性，从而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

此外，《欧洲竞争力报告》中也提出了一种战略，即通过与重要资源输出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这表明，在经济民族主义崛起但完全脱钩又不可行的背景下，那些拥有独特资源优势的经济体将具备相对竞争力。例如印尼的镍、巴西的铁矿石，以及台湾的芯片等，都将是其经济发展的根本优势。

特别是像台湾这样在芯片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任何国家或经济体都无法完全将台湾排除在其贸易体系之外。因此，发挥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竞争力，是这些经济体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中立足的关键。

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这个话题非常宏大，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与大家深入探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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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寻找平衡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是独立的个体。人应当爱自己，爱身边的人和家庭，然后再去谈其他更广泛的责任和目标。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这是最重要的。

关于企业出海，我想再次强调一句我多次提到过的话：“在区域之内形成闭环。”过去的全球化可能更多强调通过势能去攻城略地，而未来的“再全球化”——在经济民族主义全面兴起的背景下——企业需要以“落地生根”为目标，深耕本地市场，开枝散叶。企业要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收入，并建立本地化的供应链体系。只有通过灵活的区域化布局，规避监管和其他风险，才能为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企业需要摒弃“出海改变别人”的心态，而是要融入本地经济，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随着全球监管要求的提高，例如马来西亚已经表态不欢迎单纯贴牌再出口的企业，各国都希望通过本土化运营提升自身产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过去的超级全球化时代 (Hyper Globalization)，国际竞争激烈，许多企业可能以牺牲本土利益为代价换取国际竞争力。但未来的重点将更多转向国内。企业需要适应这一全新的时代，就如马克·卢比奥所说，“不要认为效率是一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思考和启发。谢谢！

A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促使我对此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关于央行数字货币 (CBDC)，目前它甚至尚未完全进入实验阶段，各国央行仍处于前瞻性研究阶段。这些研究反映出各国对未来金融体系潜在变化的高度重视。央行认识到，全球货币体系及对货币的理解可能面临重大调整，因此正积极为迎接这一新时代做好准备。

去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了一份指导报告，提出了各国在试验央行数字货币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然而，尽管各国央行在该领域已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在实际应用方面仍缺乏实质性进展。CBDC仍是一个全新的事物，目前对其作用和影响的理解尚存争议。

首先，CBDC可能对传统银行业务带来一定冲击。本质上，CBDC只是一种技术形式上的现金。与传统的分层银行体系不同，CBDC允许个人直接在央行开户并进行支付。这种技术转变可能影响传统银行的角色和功能，带来监管和支付体系层面的挑战。因此，许多央行目前的共识是，不太可行的零售型数字货币（如个人与商家之间的支付）应更多地应用于批发型用途，例如提升机构间的清算效率。

然而，即使在批发型用途上，现有的银行体系已经具备高效的账户划转功能，因此CBDC是否能显著提高效率、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仍需进一步探讨。这也是目前CBDC应用发展较为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CBDC在跨境支付和清算方面的潜力较为明确。其有助于显著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和降低成本，这是目前较为确定的优势。但如何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并将其投入实际应用，还需要时间观察。

此外，需要明确的是，CBDC与加密货币（如比特币）存在本质区别。CBDC由央行发行，与现有的法定货币体系紧密相连，仅改变了货币流通的形式。而加密货币则完全去中心化，独立于传统货币体系。尽管两者可能都使用区块链技术，但CBDC并不一定需要区块链即可实现，其更多是一种中央集权化的数字现金形式。

比特币的定位与CBDC完全不同。若将比特币视为一种类似黄金的商品，其价值主要来自市场共识，而非作为一种广泛可行的支付手段。从支付功能的角度来看，比特币并不具备取代现有货币的能力。然而，比特币可能逐渐发展为类似黄金的避险资产，其价值取决于市场对其共识的持续性。

至于比特币的投资价值，我无法给出具体建议。其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尤其是在杠杆交易的情况下，可能面临爆仓风险。比特币的交易逻辑目前仍不够清晰，其作为避险资产的潜力尚需时间验证。投资者需根据自身的杠杆使用情况、持有期限及投资需求来评估是否适合投资比特币。

以上是我的看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谢谢！

A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关于招生标准，从我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我们能为学员创造价值，双方能够互相成就。作为一个学术项目，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注重教育本身的价值，这是我们最核心的出发点。

第一点，我们希望学员具备国际化视野。从实践角度来说，学员需要拥有国际化的业务或全球化的梦想，并在全球发展计划和业务方面有一定的基础。作为新加坡的项目，我们主要帮助华人企业家实现全球化的梦想，而不是教他们如何在国内市场上争取资源，因此供需匹配非常重要。

第二点，学员需要具备足够的学习能力。这不仅仅是学历或智力水平，更重要的是开放的心态，能够放空自己，吸收不同的见解，并容纳多元化的观点。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学习的基础，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特质。

第三点，学员需要具备成长空间。我们希望通过项目帮助学员进一步成长。就像风险投资人看项目一样，我们也关注学员是否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如果申请人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成就，例如某些顶级企业家或行业领袖，他们的成长空间可能有限，我们难以为他们提供更高的价值。

关于差异化优势，网上有很多提及，例如学术风气严谨等。但我认为，我们最独特的地方在于，我们关注的不是学员的地位，而是他们的潜力。学校的使命是创造未来，这是我们与许多其他学校在治学理念上的最大区别。

希望我的回答能解答部分疑问。谢谢大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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