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跟卞先生游学的缘分

1992年9月，我从江苏省高邮师范学校保送至扬州大学（原扬州师院）历史系读书。当时给我上隋唐史和江苏地方史课的是孙永如老师，他刚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出版了《明清书目研究》和《柳诒徵评传》两部著作，同学们都很佩服他。后来得知曾在历史系任教的卞孝萱先生是孙老师的博士生导师，我又常常在资料室看到卞先生发表的文章，尤其是他研究我家乡兴化郑板桥的很多文章，对卞先生更加敬仰。

2000年，我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师从黄惇教授攻读书法篆刻方向的研究生。课余就到南山路的卞先生家里学习，正常一两周去一次。记得第一次我和卞先生联系好去拜访他，他早早地就在南大教师宿舍小区门口等候我了，让我特别感动。进了小区，卞先生指着院子里的冬青树说：“这是冬青，四季都是绿的，我的书房就是冬青书屋。”后来我知道，卞先生研究刘禹锡，取的刘禹锡“于树似冬青”的句子。经常到卞先生家，我渐渐了解一些卞先生不平常的求学之路。

卞先生是扬州人，他小时候在北柳巷读小学，校址是“董子祠”，当时董仲舒的塑像还在。纪念董仲舒的大儒坊也在他家附近。传说隋唐时期注《文选》的地方——文选楼，也离他家不远。读中学时，卞先生从家到学校，要经过太傅街的阮元故居，这条街是以阮元官太子太傅来命名的。卞先生的中学同学中，有汪中的后裔，卞先生到同学家玩，常听同学父亲讲些汪中的佚事。从汉代大儒董仲舒，到隋唐“选学”大师曹宪、李善，到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汪中，都成了他少年时代所仰慕的先贤，由孤儿苦学而成大家的汪中，尤为卞先生所向往，他立志也要做像乡贤汪中一样的学者。

△卞孝萱同母亲

卞先生出生不到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了，他与十九岁的寡母相依为命。靠卖古董、亲友援助、母亲替邻居做针线的收入维持生活。五岁时，卞先生的母亲每天先向邻居学会几个字，回家教他和附近的孩子。母亲身为一位 23岁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开始认字教人，这种精神激励、鞭策着他，使他终身对学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卞先生约在 1943年，作《征〈娱亲雅言〉启》，深情叙述母亲艰辛抚孤的事迹，得到了诸多前辈学人和书画家的支持，纷纷赋诗作画，赐赠墨宝。如柳亚子先生赠诗：“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认为这种“即学即 传人”的教学法与教育家陶行知所推行的“小先生制”不谋而合，撰文表彰。卞先生征集到的商衍鎏、马衡、齐白石、容庚、陈垣等先生的作品，他都拿出来让我欣赏和学习过。这些作品后来都收在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卞敏先生编《冬青书屋藏名人书画选》一书中。

△《冬青书屋藏名人书画选》

卞敏 编

抗日战争时期，十八岁的卞先生独自到上海银行界谋生。当时上海的职业教育比较发达，他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进夜校补习。开始学得很杂，后来兴趣集中到文史方面。

宋代以来，碑传编纂盛行，至清代达到高潮。1949年以前，卞先生向学者们求教时，得知墓碑、墓志铭、行状、家传为中国文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卞先生先后研读了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认为清代名人碑传已辑录得相当齐备，而清以后尚缺，于是立志收集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重要人物的碑传。在收集过程中，认识到私家采用“树碑立传”的传统方式日渐减少，这批碑传资料可以说是中国史料学上碑传这一重要分支的绝响，于是更加努力地去整理。许多文人、书家将他们所撰、所书及家藏的碑传稿本、拓片赠送或借抄，卞先生又从古旧书店访购到不少民国人物的碑传，日积月累，后和唐文权先生一起，编成《民国人物碑传集》。新中国成立后，卞先生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金毓黻先生又将他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进所后不久，成为范文澜先生的学术助手。从为《中国通史简编》提供资料到撰写部分章节初稿，卞先生在范老的指导下边学习边研究。

卞孝萱先生还做过章士钊先生的学术助手。章士钊先生因柳宗元的文章逻辑性强，特别爱好，以毕生精力研究柳文，撰成《柳文指要》。六十年代，章先生已是九十岁高龄，仍然继续收集材料。

他的秘书王益知经常到图书馆查阅古籍，卞先生与王秘书就是在图书馆里认识的。每当王秘书解决不了章老提出的问题而求助于卞先生，卞先生都认真核查材料，详细解答，渐渐得到章士钊先生的信任。在《柳文指要》中，章先生也多次引用卞先生的材料和看法。该书出版前，章老写信给周总理，要请卞先生帮助校订全稿。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人员都在河南干校。由于章先生点名，周总理立即下令召卞先生回京，在章先生家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卞先生获得和章先生朝夕相处的机会。该书出版后，章先生送他一部，亲笔题有“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章士钊敬赠，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的字样，在卞先生家，他专门取出书来给我看，这几句话是卞先生感到很自豪的，后来收在中华书局版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中。

卞先生进中国科学院之前，没有固定的老师。进入近代史研究所之后，师事范文澜先生，但仍保持着自学时期所养成的“转益多师”的习惯，还注意吸收陈垣、柳诒徵、陈寅恪等前辈的特长。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下卷《二恨潜通史迹》中称赞卞先生“如此觅证，在逻辑谓之钢叉论法，百不失一。孝萱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立为销蚀无余，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这正可看作卞先生学习章士钊先生治学方法的一个具体收获。卞先生常常把他和前辈们交往的事情讲给我听，也把他发表的文章和研究的心得和我分享。我虽在南京艺术学院读研究生，然而有很多机会能听卞先生谈话，跟随卞先生游学，这是我人生中极大的幸事。

二、卞先生和我讲范老治学四字

范文澜先生曾把他一生的治学总结为四个字，也是卞先生常引述给我听的，这四个字是：“专、通、坚、虚”。卞先生告诉我，范老把“专”放到第一位，把“通”放到第二位，这两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传统的文人往往把“通”放在第一位，扬州学派等皆重“通”。范文澜先生认为，我们所处时代不同了，因为学问分门别类太多了，必须要有一个“专”，但“专”要在“通”的基础上，这样的“专”就不会有毛病了。后一句在今天看来好像无所谓，但当时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号召“专”，研究历史的人不研究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不研究历史，研究古代的人不研究近代，研究近代的人不研究古代。古代还要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四块，学人的知识越来越窄。卞先生和我讲，“专”是需要的，但是“专”一定还要和“通”结合。你如果专而不通，好像被关到一个禁闭的房间里写文章，就这么大一个地方，耳朵、眼睛不接触到外面，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 ?他和我强调，研究古代要晓得近代，研究近代要晓得古代，研究文学要晓得历史，研究书画也要晓得文史，没有文哪有墨 ?他还强调要有专题的东西，一个人不专，就没有方向，要把“专”和“通”结合起来。这个“通”不限于一个人“通”，也要把前人研究的东西结合起来。卞先生多次和我说，你是历史系毕业的，有书画篆刻创作的特长，非常好，要坚持创作。我还要告诉你一条，就是要做文献研究，多读古书，有创作，有文献，有专又有通，两条脚走路，又稳又快。卞先生的这些话，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

“坚”就是要坚定。他说，坚定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是观点要坚定。本来你是这个观点，后来大家批判你，你就改了；不批判你，你又改了，成天地改，这就是不坚定。你认为对的，即使批评，也应该坚持不改，坚持真理。第二个意思是研究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喜欢的东西要持久，要达到最高峰，要努力成为一个时代巅峰上的人物，或者对某个学问做出总结和创造性的东西。你想在文学史上、史学史上、艺术史上占一席之地，必须要下很深的功夫。他开玩笑说，光兴之所至写一两篇文章，学问上不能成系统，最多给人家引用一二，如细流归入大海，不能成气候。他以章士钊先生为例说，章老的《柳文指要》是关于柳宗元的百科全书，你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你研究柳宗元，都必须去看。范老的《文心雕龙注》，也是下了很大功夫做的，你可以超过这部书，但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有了积累或有了新发现，方法上或是资料上有了创新，你才能说超过它。但即使超过了，这部书还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所以他说，“坚”的两个意思都很重要。几十年来，卞先生自己就是“坚”的践行者。我做明末清初周亮工的研究，正是按卞先生“坚”的要求去做的，先后出版了《周亮工全集》（十八册）、《周亮工及其〈印人传〉研究》和《周亮工年谱长编》，这些研究方法学习了卞先生研究刘禹锡、元稹、郑板桥等人的方法，把研究和文献密切结合。

卞先生说，光“坚”不行，还需要“虚”。坚持真理，还要修正错误；对的要坚持，错的要修正。范文澜先生曾给卞先生讲过一个看法，他说你想取消一个学派，光打倒它不行，必须要把它所有的优点吸收过来，丰富你自己，结果是它没有好东西了，自然也就 “取消”了。他举例来说，唐朝出了众多高僧，学问好得不得了，可为什么宋朝以后中国佛教就不行了 ?因为宋朝出了个“理学”，它将佛学的观点和儒学融合到一起，中国化的佛学不能单独地存在了，于是佛教也就流为做做佛事、念念经之类，只剩下宗教仪式而已，其精华已被儒家所吸收，也就不免衰落，同时儒学的地位也就更高。因此，听取别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每次卞先生和我见面，都用“专、通、坚、虚”四字箴言鼓励我，使我终身受益。

卞先生不尚空谈，珍惜时间，重实干。每次到卞先生家，他和我谈几件事，谈好即说：“小朱，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再约时间见。”在南图古籍部，也常常遇到卞先生在查书，也只是打个招呼，各自看书，不客套。卞先生以唐代、清代文史为主攻方向，遵照范老“专、通、坚、虚”的教导，突破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了一个点面结合、文史互证的领域。他说，唐代文学家中，“刘柳”并称，“元白”齐名。但历来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刘禹锡、元稹者少。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选择刘、元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又对李益、张籍、王建、李绅等与刘或元创作关系比较密切的文人考证生平，撰写年谱。由点到面，以避免孤立地研究刘、元；再由面返回到点，以充实对刘、元的认识。卞先生又写成《刘禹锡丛考》，考订与刘禹锡交游者近五百人，以对“永贞革新”的态度为分野，揭示刘禹锡的交游，展现了刘禹锡立场鲜明、坚毅顽强的性格，有裨于知人论世。中晚唐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史书往往语焉不详，而在文学作品中有曲折的反映。卞先生从历史背景及传奇作者的政治立场入手，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

《霍小玉传》《上清传》《辛公平上仙》等传奇作品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 2001年，编成《唐传奇新探》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卞先生认为，除系统、全面地掌握本专业已有的知识之外，还要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得到新结论，而不能囿于成说。如他从明抄本《吟窗杂录》中辑出被人认为久已失传的《丹阳集》《琉璃堂墨客图》残本。从《唐刘禹锡纂柳州救三死方》记载的元和十一年（ 795）十月柳宗元“得干霍乱”，十二年“得疔疮”，又“得脚气，夜半痞绝，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大号哭”，从而对柳宗元贬谪柳州以后的情况解说得更加具体。在《瘗鹤铭》研究中，他对署名“华阳真逸”等五个名号进行考订，认为撰者、书者、立石者不过是几个普通修道之人，进而否定欧阳修、黄庭坚、黄伯思等人的看法。在郑板桥研究中，他根据《昭阳郑氏谱》对郑氏家世进行考证，提出后人所言郑板桥为郑玄后裔、郑思肖后裔等，皆不足为信。又指出篆刻史的“四凤派”之说不成立，实为郑板桥《四凤楼印谱》一书推衍而出。他这些细致而开通的研究方法，对我研究中国书法史有很大的启发，我在研究宋克、周亮工、石涛、金农以及颜真卿书法流派时，都运用了卞先生点面结合、文史互证的方法，也努力把“专、通、坚、虚”的四字箴言运用在具体研究中。

范文澜先生善于用一两句通俗的语言，表达出高深的道理，对卞先生影响很大。卞先生还多次和我说过范老治学要“天圆地方”的经验。“天”指头脑，头脑“圆”，才灵活，能思考问题。如果“方”，就呆板，不会思考问题了。“地”指屁股，屁股“方”，才 坐得住，能认真读书。如果“圆”，就滑了，坐不住了。又提到范老说过的治学要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二是吃冷猪肉，意思是要踏踏实实地用功，不要汲汲于眼前得失。卞先生介绍前辈的这些学习体会和人生经验使我得到很好的教育。

·本文原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第2期，第3期，后收录于《通艺——卞孝萱艺术史文集》。文章作者朱天曙，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内容有所删节，现题目为微信编辑重拟。

《通艺：卞孝萱艺术史文集》

朱天曙 编

定价：280元（全二册）

ISBN：978-7-5506-4013-9

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在晋唐和清代文史、中国文化史、文献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先后出版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唐代文史论丛》等。不仅如此，卞先生在艺术史研究上也有突出的成就，其中《郑板桥全集》和《郑板桥丛考》等著作收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章。在卞孝萱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朱天曙老师全面梳理和解读卞先生在书画篆刻艺术史研究上的成就，辑录卞先生所有艺术史研究文章，感怀卞先生的同时，对今天的艺坛当有所启发。

△《卞孝萱文集》（全7册，钤印本）

△《冬青书屋藏名人书画选》

卞敏 编

△《辛亥人物碑传集》

卞孝萱 唐文权 编

△《民国人物碑传集》

卞孝萱 唐文权 编

△《新国学三十讲》

卞孝萱 胡阿祥 刘进宝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