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和判断“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毛泽东与林彪的个人关系,有两个最为重要的文件:一个是林彪“五一八”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另一个是毛泽东“七八”给江青的信。一个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及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过,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后飞赴大连,将信的内容转告给了正在那里休养的林彪,林彪同样表示了不安又有悔改的意思,答应回京后修改他的“五一八”讲话。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林彪的不安是表面上的,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用“顶峰”、“最高指示”、“四个伟大”一类语言颂扬毛泽东。另一个重要情节是,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给江青的信后一个多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将林彪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得气氛紧张,在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批判之后,全会临时增加了一个议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他原本是请了病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他在大连休养。毛泽东让汪东兴给林彪打电话,请他参加下一步的会议。林彪于6日飞回北京,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备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毛泽东很不满意他这个态度,指责说:“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朱厚熜,是宪宗孙,孝宗侄。武宗死,因无子嗣,厚熜当了皇帝,年号嘉靖。厚熜后来喜好黄老之术,久居深宫,不理朝政。会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成为公开报道的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后,党内并非没有不同意见。比如陈毅,就对林彪当接班人表示不满,认为要选接班人,应当是周恩来。大概针对林彪并不完全服众的情况,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再次明确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党章。林彪的名字写进党章是江青提议并力主的,康生、张春桥也都赞成写上。林彪要求把党章草案上提到他的那一段话删去,康生不同意,说这是林彪同志谦虚,这一段话必须保留。一开始,毛泽东是不赞成把林彪的名字写进党章的,至少他没有想到过写进名字这一点。但他经不住江青等人的鼓动,最后不无勉强地说:既然你们都主张,那就写上吧。应当说,此时毛泽东对林彪是满意而又信任的。在他看来,林彪是忠诚于他和他的思想、路线的,林彪不会是赫鲁晓夫,不会在他百年之后反他。林彪对当接班人没有思想准备,内心忐忑不安这一点,从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来。“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意料是要出错误的,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从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1969年中共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起来说是融洽、和谐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然而到了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再到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两人的裂痕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