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中国历史上,历朝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是什么?

学术   2024-10-15 18:41   北京  
本文摘编自《财政密码》,郭建龙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4.08


1978 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农村改革,到财税、国企改革,再到如今的全面深化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都没有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公有土地制度,以及以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在详细考察历史之后,我们发现:这三大基础都是中国历史上,历朝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货币垄断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依靠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凭借传统带来的本能。

《财政密码》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经济发展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还是货币垄断,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一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经济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所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读者通过《财政密码》可以了解以下内容。

1、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2、对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有其古代版本,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基础,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基础的来龙去脉上,并围绕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最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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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俯首听命。

周朝虽然建立了分封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制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民众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王朝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还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官僚们。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迅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最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官营产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一套建立官营产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处于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官营产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 AI(人工智能)行业。汉武帝围绕盐铁资源,垄断经营权,建立了一批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战争经费的来源。

除了建立官营产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汉武帝的衣钵,在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制度。

唐代的土地制度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另外,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而且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赢利,要么只能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唐代的中央财政反而因此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状况,唐玄宗在盛世时期才不得不委曲求全,设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反而使得地方官员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继而才扩大成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又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曾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胀,各朝中央政府纷纷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因此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知道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多次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货币垄断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试验。而它们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都有特殊性,却也有许多共性可以追寻。《财政密码》在叙述中国古代这些经验教训时,会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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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壁垒,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教条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也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史料选择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个部分。引子介绍了中央王朝形成之初最重要的财政事件:汉武帝建立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个部分,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本书对从秦到清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往往是在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也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终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官营经济、货币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最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分封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这种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对资金的需要,汉武帝建立了官营产业和货币垄断体系,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财金改革,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政府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对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固化的社会分层,这种阶层固化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影响政权的存续,南朝最终被更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对政权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第一个周期终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个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均田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均田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制度。但唐代的土地制度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可有些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人口增长,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量却在减少,土地随即在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制度的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被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财政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官营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在宋代,因为战争和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试验。纸币最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巨大的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早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个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个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但人民的生活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踏上近代化之路,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

《财政密码》的写作目的,不是仅仅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便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作者简介

郭建龙

自由作家,社会观察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来,实地探访几乎整个中国以及非洲、欧洲、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的数十个国家,用游历的方式观察和记录世界。善于从不同的宗教、文化根源入手,多视角叩问地域文化,带领读者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透视千年文明的兴衰存亡。


已出版历史作品“密码三部曲”、《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丝绸之路大历史》、《失落的世界》,历史游记《三千佛塔烟云下》《印度,漂浮的次大陆》《穿越蒙古国》《穿越非洲两百年》《穿越百年中东》等。译有甲骨文丛书的《一把海贝:从奴隶贸易兴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墨洛温王朝:创建与变革》等。

 

“密码三部曲”内容介绍



本系列的三本书,分别从中央王朝的金钱密码(财政)、军事战略(军事)与统治思想(哲学)中,解读、品评古代中国两千余年成败得失。


《财政密码》梳理了历代王朝的财政制度,并揭示三大财政支柱,将经济与文化、社会、政治连通起来,以此探究王朝统治者的治理得失。


《军事密码》以地理看战略,以战争读兴亡,从技术流的角度,探寻古战场背后的王朝更迭和政权兴替之脉络。本次再版,内文新增19张地理示意图,并附赠2015年作者全国实地考察线路图,带读者更加直观地领略古代中国军事的战略奥义。


《哲学密码》试图以古代中国的哲学文脉为媒介,讲透中央王朝的统治逻辑,并进一步剖析王朝制度存续的思想根源。


该系列自2017年相继出版以来,博得广大读者热烈欢迎与广泛认同。时至今日,《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仍稳居豆瓣热门经济史图书NO.1,《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居豆瓣热门战争图书NO.4,同时三本书的豆瓣评分都在8.0及以上,足见其文本质量与在读者圈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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