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我从小就爱好文学，上小学五年级我读完了古典四部书，又看了《薛仁贵征东》、《樊梨花征西》、《杨文广征南》、《岳云扫北》及《秦香莲告状》、《洗衣记》等书籍。流传下来的古代小说，都是老版本，有文言文，有白话文，一般是竖式的，从右向左边念，还是繁体字，看起来很吃力。但我可能天生与文学有缘，每到星期天、节假日，别的小朋友、同学都玩耍去了，我却手捧一本书， 或坐在树下，或倚门槛，津津有味地看书，好像饥饿人扑到面包上。过去讲故事叫说古，所以后来我大了些，每逢和小伙伴在一起，或晚饭后的饭市上，我都会滔滔不绝地把古书上的人和事讲给大伙听，那场合我占领了整个阵地和发言权，所有听讲故事的男女老少，都听得十分投入，聚精会神，几乎到了入迷的境界。
我的口才表达很好，再加上脑筋记忆性强，又穿插了我的艺术加工，往往人们都不愿散去，还一个劲问这问那，后来怎样？他们说我很精明， 因为在家排行第三，他们有时叫我“鬼三”，褒与贬，我都接受，否！他们这样叫你，有何法？何况他们都是叔叔辈的，晚辈不能犯上。因为上小学，我看书视野广阔，每周写的周记都受到老师赞扬。记得有一次，我写的《爷爷的心愿》作为范文在全校展播，并登在学校的学习园地。由于我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从小组长升到了中队长。有一次放学，有位邻居正好路过学校看见我在喊队，他回来告诉我父亲说:“你家孩子在那么多的学生面前喊队，可能是个大干部。”我父亲风趣的说:“那我们就是干部家属了。”
光阴流逝，岁月匆渡。我们升到了初中，无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折腾，可把我们这一代害苦了，全校师生在搞串联，写大字报，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全国一片混乱，因搞文化大革命，我们一直毕不了业，每天上课学习课程基本没有知识性、科学性，上课去不去老师也不管，课堂就读“毛选”，毛主席诗词、语录。至今都能流利地背下《老三篇》，文化课上不了，就让学生搞勤工俭学，学工、学农、兼学别样，割青草，砸石子，遛红薯成了学生的必修课，几乎和不上学种地没有两样。我已十几岁了，还不如参加劳动挣些工分，给家庭减少些负担， 增加些收入，在这种气候、环境的支配下，我的人生改变了。
并非闲言
过去，农村是没有什么文艺活动的。听我父亲说，过去马家山村有一个美名，本村的国术在岭西第一，这是逢年过节的热闹焦点，我爷爷崔天相曾是“拦头”，他用自已的毛驴去东冶把教师请来，所有学武术的学员轮流管饭。当时为的是保村护家，是否有强身健体我估计意念不多， 而且都是自觉、义务，无有任何报酬，是一支组织性很强的民间团队。过去的人，现在说是思想，过去叫心地，比现在满脑经济思想、唯利是图的人强出十万倍。当时在武术表演中，增全爷爷的开场耍铁松子，天昌爷爷的拐子功， 聚彬叔叔的长枪和麦喜叔叔的小报子走场都很有特色。
后来听说崔良仔爷爷拢过戏，不知道当时怎样组织，有多少人参与，有什么效果，只知道最后留给后人一条歇后语:老良的戏一-光宽不长。
社会在进步，村里有戏了，请了老师来指导怎样做戏和文武场面的乐器使用，而且还能自编自演，很受群众欢迎。有时村里为了活跃文化生活，会出钱请县剧团或别的剧团前来演出。我是个戏迷，戏剧给我带来快乐与智慧， 只要一听村上有戏，我会很快把活干完，吃完饭早早去戏台下占个地方等候演出。
看过李兴元和侯拴芹的《小二黑结婚》，薛三妞的《洪湖赤卫队》、《南海长城》等。每次戏走后，大伙都会在饭市上或干活中谈论几天，再后来我村的戏有了很大进展，能演《对花枪》、《审椅子》、《七月里的喜事》、《朝阳沟》等剧目，人员增多了，唱腔也从过去的花腔、落子腔演变成了标准的豫西调，豫剧的腔调基本标准了。文武场面也充实，按农村条件成气候了，演职人员有三四十人之多，当时是集体所有，全部挣工分，而且是短期的，每年只有元旦节之后，大队才把人员召集到一块儿，选派团长，成立剧团，为过大年服务及年后汇报演出作准备。文革期间，学校几乎不上课，剧团为了充实活力，也为培养人才，去学校挑选学生，当时叫宣传队，也叫俱乐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十几位少男少女，带着好奇，开启了人生的表演生涯。
旧话重提琐记
唱戏。在过去称为“戏子”，在三教九流中属下流， 是被人们看不起的职业，几乎说成是要饭的。现在作为一名文艺演员，是很受欢迎、尊敬的，且不说你在台上的才华展示，光在众多人面前能往舞台一站，就够荣宗耀祖的了。我们当时统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家庭成份高的还去不了。刚进戏团，人太小，也登不了台，何况对唱戏一无所知，天天由老一代领着做基本功，也练唱腔，每天吃过饭后到大饭厅场地，也是舞台上唱“生姜生、生姜生、 生姜生来生姜生”。男孩也练踢腿、劈叉、翻跟头等，也帮助老演员抄写剧本台词，因为我灵活，而且勤快好使，经常有人找我抄剧本，我给刘凤英抄《沙家滨》阿庆嫂女一号台词，就抄了几乎三天。
唱戏也辛苦。俱乐部是一个既有组织，又闲散的团队， 白天几乎不忙，因为大人们这个有事，那个请假外出，排不了整本戏，缺一人就不能把一本完整的戏系统地排下去， 白天只抽在场的，或个别演员过场，或者导演指导比动作。文武场面各自练习，老带新，时常传出悠扬的乐器声， 给这个寂静的小山村带来生机。
一到晚上，那可不一样， 人员齐了，晚上谁也不能说再有什么事了，这是习惯。冬天日短夜长，天黑的早，晚饭后，全体演职人员全部到场， 排戏开始了，每一部戏都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因为唱腔调换或做戏不到位，导演总让三遍、二遍再来，一招一式， 非常严格，而无论新老演员，对谁都不客气，要不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记得有次排《红灯记》，从晚饭后一直排到凌晨三点才结束，冬天太冷，舞台大，无遮挡。也只能让我们几位男孩去外边拖回些玉米杆，点着取暖。全体人员白天记工分，晚上是毫无报酬的，不像生产队晚上加工还记工分，戏团不是这样。
当时红火的年代。政治气候很浓，人们都很敏感，没有什么老戏或故事传说一类体裁的戏演，就是有也不让演， 口号是把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赶下舞台，让工农兵形象占领文化阵地，包括小说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极少数几部；电影只有《战洪图》、《青松岭》、 《钢琴伴唱红灯记》几部。而戏剧呢？只有标准的流行样板戏，无论什么剧种，什么腔调，统统都为样板戏服务。全国山河一片红，样板戏，红极一时。所以五十年代的人无论男女现在都会唱几句京剧样板戏片段。我登台有角色了， 唱词、台词一句没有，也没有标准动作，更别说在舞台上造型、亮相什么的。几部戏一直演反面人物，与好人无缘。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每逢回家过大年，总要住上半个多月与家人团聚，这也成了父亲观摩我在舞台的机会，几次下来，别人对我父亲说:“你家孩子有出息，还会唱戏呢！” 我父笑了一下说:“我没听他唱过一句，而且他一出场锣点就变了。”
《红灯记》上演了，剧中我饰演日本兵，和我年龄相仿，关系不错的一位朋友说我“你除了会演日本兵，还会啥？”我说你不是在粥棚脱险一场中吃饭的人吗？你光顾吃，连一句话都顾不上说，饭桶！吃货！笑是笑，一本完整的戏，没有配角是不行的，这部戏很成功，曾去王家沟铁矿慰问演出，而且抽调参加河顺公社戏剧汇演，在大剧场演过。
演《沙家滨》我又投靠胡传魁的义救国军，身着绿色服装，这本戏出场次数不少，此剧在栗家沟的古戏台上演出，我记得戏楼太小，新四军短枪队员十二人，受舞台限制，只能有八位出场凑合演出，我们四位反面人物下场在后台正聊天，忽听拉幕人喊说:“快！扛大枪的，该你们出场了！”,我们匆忙上场。真是好险！差点误事。
后来，我升级了。在《智取威虎山》剧目中，我和我的小学老师饰演八大金刚，这比当兵级别高些，但服装不整齐，吊儿郎当，一看那服装就是土匪。此剧用人很多， 有几位是临时暂用的。在剧中最后武打很多，我反方与小分队演员很卖力，动作利素、到位，很受导演的赏识。但演出最后一幕时出了些小毛病，我是边逃跑边喊着出场的， 一出场杨子荣把我一枪毙命，但效果不是这样。我一出场， 杨子荣的枪我一指却没响，杨子荣演员心里纳闷，咋回事？虽然枪没响，但我也得倒下。因为导演安排的应该死了，不然影响杨子荣形象。这时台下说话了，“怎么枪没响那坏蛋就死了？”这个说:“可能是无声手枪吧。”其实是负责摔炮的牛立保没有装药。（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