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纪念特辑||高建群：传奇是英雄人物通向不朽境界最可靠的护照

旅行 2024-09-10 09:01 宁夏

传奇是英雄人物通向不朽境界最可靠的护照

一些年前，我们的朋友、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先生获得某奖后，一位美国女访问学者来西安。在西北大学座谈时，她问我，高行健获某奖，他们早就预料到了，一定会受到中国体制内的抵制；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来自体制外的抵制似乎更强烈一些。

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说，长篇小说《灵山》的水平，我在中国可以为你找五十个这样的作家。记得我掰起指头，谈到的第一个中国作家，就是张贤亮。我说，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在《习惯死亡》中，他对苦难的理解和诠释，他对中国风格中国传统的继承，都是《灵山》所没有能够达到的。

《绿化树》中马缨花蒸馒头时，指头蛋儿给蒸熟的馒头上留下的几个簸箕几个斗，那是神来之笔呀，细节描写中的千钧之力呀！而在《习惯死亡》中，在劳改农场，吃饭的时候，一群挖战壕的目光猥琐的犯人，围着战壕中一具挖掘出来的女骨，流着涎水，把她想象成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之所以将这一堆白骨判定为女骨，是因为这女骨上的飘飘长发还在，还没有腐烂。

《习惯死亡》原名叫《无桅之帆》。这部长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真是遗憾。张贤亮夫人冯剑华女士说，《习惯死亡》是张贤亮写得最艰难、最认真的一本书，整整一个冬天，他都盘腿坐在烧热的炕上，就着一张小炕桌，吭哧吭哧一个字一个字地抠。

记得西北大学那个小型的座谈会，在座的还有曾供职于北大，后被打成右派，流落到西北大学任教的张华老先生，还有年轻的学者、西北大学教授杨乐生。席间，我曾请教张华老。我说，您是吴宓先生的入室弟子，您能用一句话，总结出吴宓对中国思想界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张华老回答说，吴宓发现了一条历史铁律，屡试不爽。这条铁律就是，当一股潮流到来的时候，不是走在最前边的人代表着真理，也不是走在最后边的人代表着真理，而是走在中间的那一群灰色大众。尽管这个发现很无奈，但是这是真的。我这是插言。

我最后一次见到贤亮老师，是在他去世前一年的10月25日，我去额济纳看胡杨林。胡杨林的全盛时间是每年10月23日，那一刻，好像得到大自然的某项指令似的，在秋日炫目的阳光下，所有的胡杨树叶会在这天中午，突然变得金碧辉煌。看完胡杨林，又在大蒙古包住了一夜，第二天返回银川，然后我打电话给宁夏文联。过江东、拜乔老，我要去拜访贤亮老师。

那时我还不知道贤亮老师已经查出有病。早上驱车来到西部影城门口。大门下面挖了个深深的壕沟，上面一左一右两扇吊桥，两个兵丁，分列左右。一个拿着杆长矛，背上圆心中，写了个“兵”字；一个拿着把鬼头刀，背上圆心中，写了个“卒”字。我站在城外，扬声喊道：禀报你们张主席，就说陕西高主席来了。他说过，这影城，高主席当一半的家！见我这样说，一个兵丁站立不动，将鬼头刀背在身后，另一个扛着长矛，一阵小跑，回去报讯去了。一会儿工夫，身穿藏青色套装，系着飘带的马总出来了，她扬扬手，示意把吊桥吱吱呀呀放下来，然后我们的车就进去了。

张贤亮先生在一个小院子里踱着方步等我。他永远像个大人物那样衣冠周正，腰板笔直。马总悄声在我耳边说，贤亮身体欠佳，你不要叫他激动，谈话最多半个小时，就让他休息。于是我们回到他的会客室，喝茶。那天都说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反复说过“当代文坛是绕不开我张贤亮的”这句话。后来得知他患了不治之症的消息后，我才知道他当时的心境以及说这句话的深意。

他还说了一件事。有一年北京开作代会，会后是主席团会。他是主席团委员。会后，出了门后，一个人上来套近乎，抱了一下他的肩膀说，祝贺某主席连选连任。他反应式地一回头，这人才发现认错人了。那人很尴尬，他也很尴尬。那一阵子流行拷花呢黑色半大衣，与会者有好几个人穿着。

贤亮先生好几次给我说过这事。这一次又说，可见他也不能免俗，很在意这个虚职的。

随我一起去的宁夏电力的老总，拿出个红包，说他们那办了个创作会，希望张主席去见见大家，讲个课。张贤亮头一摆，高傲地说，我去年影视城的税收是一百五十万，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那次他还将自己新出的一部长篇送给我，书名好像叫《一亿六》。这本书我回来翻了翻，但是始终不明白这“一亿六”是什么意思。那天他费力地解释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是说有一亿六个精子赛跑，去接触那个卵子，最后有一个精子胜出，一个天选之人诞生了。这个人就是作家张贤亮。是这样吗？我不知道。

最后与他告别时，他拿出事先写好的一幅书法作品给我：“大漠落日自辉煌。建群老弟哂正。”字已经装进袋子里了，贤亮又从袋子里取出，捧着字为我介绍了半天。我说，上一次在影城，咱俩进行书法比赛，你为我写的是“春秋多佳日，西北有高楼”，而我为你写的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整个会面期间，空气中有一种哀恸的感觉。直到我告别走远，贤亮老师还站在会客室的门口，像在望我，又像在望着空旷的天空。

贤亮先生去世的第三年，北京开文代会，我专门找到张夫人剑华嫂子。我说我给你谈两件事，一是我在《南方周末》发了篇悼念贤亮先生的文章，名字叫《大漠落日自辉煌》，你们将来出纪念文集时，将它收上；二是马总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一直放心不下这事。我的意思是让她继续担任影视城总经理，权当是给她一个饭碗吧！这样贤亮先生九泉之下也会安息。剑华说，你说迟了，马总已经离开影视城了。我问她到哪里去了。剑华说，她到银川城一家文物商店上班去了。我在那一瞬间眼泪突然涌出来了。我说：“嫂子，那就当这话我没有说！”

镇北堡西部影城我去过许多次。陕西和宁夏离得很近。记得第一次贤亮先生陪我去看影城，这里还是一个十分荒凉的所在。贤亮先生说，从劳改农场去银川市，要路经这里。当初这里叫镇南堡，堡子里还住些牧民。通常，他要在这里歇息一下，住上一晚。

后来他将这里开发成影城。宁夏有什么呢，宁夏有“荒凉”，所以他这主打的就是一个“出卖荒凉”。将这里打造出一个旅游景区，游客们从这里带走的是两脚泥土，留下的是他们口袋里的钱。

我说张老师你咋这么有经济头脑呀，我们陕西作家就没有你这化学脑子。贤亮先生说，你们陕西作家一群农民，把自己名字改了，以为自己这就不是农民了。我告诉你，骨子里的东西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他还说，他家三代都是资本家。他坐牢时就知道改革开放的大潮有一天会到来。于是就开始学习《资本论》。

他还说，全国政协开会，把他分到文史组咧，他很不高兴。他对他们说，下一次，他就该去参加经济组了。

记得那一次，他给办公室桌子的玻璃板上，铺了些报纸，报纸上面放了宣纸，要我写上“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字样。后来制作出的那横放的招牌，是不是我写的这字，我不知道。或许那字是贤亮先生自己操刀写的吧。

贤亮先生说，镇北堡住的这些牧民，怎么驱赶也驱赶不走。牧民们说，当年马鸿逵，手提两把盒子枪，想把我们赶走，也没有做到。你个张主席，一个手无寸铁的白面书生，想把我们赶走，你就把脚蜷了吧！

他说，最叫人不能接受的是，电影《红高粱》刚拍到“九九青杀口”那一场，牧民们赶着羊群，像云彩一样，从堡子那个月亮门漫山遍野地过来了，叫人哭笑不得。

他说，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将这些牧民的孩子招为员工，又为他们制作了工作服，然后拉到广州，培训了三个月。孩子们回来后给家长做工作，就这样镇北堡居住的牧民，陆续搬走了。

那次，马总领我参观影视城，那时影城已经初具规模。马总拿着个大喇叭，说着银川普通话。他来到那个横放着的牌子面前，两只眼睛放着光，望着天空，朗声说道：“敬爱的张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又来到堡子中间那烧酒坊里，把双脚往地上跺了跺，说这地下埋的张艺谋导演的一双破球鞋。拍完《红高粱》，张导将鞋埋在这里，以做纪念。最后，又来到城的一角那个月亮门上面，说原来的门坍塌了，这是为拍电影，重新造的。

记得有一次我和宁夏的作家们吃饭时，我对他们说，请你们理解张贤亮，包容张贤亮，欣赏张贤亮，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都是一个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别人。你们和张贤亮先生共同生活在银川的这一片天空下，是你们的幸运，因为大师就在身边，他的成功将激励你们。而同时，也是一种不幸，因为这棵大树占了太多的阳光，从而遮蔽了你们——大树底下不长草呀！

贤亮先生1957年因《大风歌》而被打成右派，承受不公正对待，有了一段时间的牢狱之灾。那一年在深圳开会，《大墙下的红玉兰》的作者从维熙老先生说，大家都说张贤亮是“大墙文学之父”，从维熙是“大墙文学之叔”，我认可这说法。

还有一次，2014年度中国图书节在贵州召开，贵州文联主席欧阳黔森先生请我吃饭，老作家何士光作陪。席间说到张贤亮老师的病，士光老师说，我想和他通个话。于是我拨通了贤亮老师的电话，可是那边已经没有人接了。

张贤亮老师的复出，有这样几种说法：宁夏作家李唯说，是他在《朔方》当编辑时，发现了他的自由来稿。《宁夏日报》的副刊编辑秦川牛说，是他从一大堆自由来稿中，发现了张贤亮的稿子。

这些传闻我们都认可，人们总是怀着对文学的一种敬畏感来说这个话题，希望自己和那些非凡的人，命运有过交叉。

有一次，宁夏电视台原台长徐赛给我打电话，约我去银川，谈我的中篇《雕像》改编电视剧事宜。于是我偕号称长安第一风流才子的老作家张敏、青年文化学者石岗，坐了班车去银川。徐赛说，《贺兰雪》刚拍完，这是导演陈家林住的房间，他前脚刚走，你就住这儿吧！

那天我们去拜会张贤亮。贤亮先生说要和我比书法。我们去的好像是另一个地方，房间很宽敞，一个很大的老板桌，贤亮先生跷着二郎腿，坐在一个转椅上，身后，一个年轻的秘书小姐给他捏着肩膀，捶着背。我见状说，文化人熬到这份上，这叫成了精了。我问，这老板桌是文联给你配的吧！贤亮先生说，不是！文联给配的那白木桌子，我早让收破烂的收走了，这老板桌，是公司给本董事长的。

那天以文会友，写字。前面说了，我给贤亮写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字幅，贤亮先生则给我写了“春秋多佳日，西北有高楼”字幅。

西影厂文学部张敏，和贤亮十分熟。当年吴天明厂长想将贤亮先生的《浪漫的黑炮》改成电影，派张敏来说。张敏的性格和贤亮有些相似，都好做大言，都有一些自大狂。那次两人一谈，说到热火处，贤亮先生便授权了，区区两万块钱，买走了改编权。这把吴厂长给高兴坏了。后来电影拍出，叫《黑炮事件》，黄建新导演，该片后来成为西部电影代表作之一。后来黄导提出，还想拍个续集。这剧本是张敏先生亲自执笔，电影名字叫《错位》，也是西部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张敏要贤亮先生为他写八个字：“以笔作剑，横扫文坛。”贤亮在大家的夸赞下，将字写出。张敏在旁边拍手叫道：赶快签上你的名字。明天，我就把这字印在背心上，然后全国各地到处跑，就说，张大师说，我张敏气壮如牛，以笔作剑，横扫文坛！

贤亮先生是个何等聪明乖巧的人，他皱皱眉头，也觉得这样写不妥。可是字已经落到纸上了，也不好收回。只见他，背着手在房间转了一圈，回来后提笔落款：录张敏老弟豪言。张贤亮。

皮球就这样又踢回张敏脚下了。张敏提起字，搂着张贤亮肩膀说，你狡猾！

还有一次重要的银川之行。央视科教频道开播前，要拍一个开场大戏，专题片名字叫《中国大西北》。央视才子童宁担任总导演，新疆作家周涛、北京作家毕淑敏、陕西作家我，担任总撰稿。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有过军旅经历，对大西北如数家珍。另外，新疆经济报社副总编辑朱又可，担任编辑、摄影和助理。

毕淑敏大姐对我说，老高呀，咱们俩这名字呀，都不浪漫，缺乏想象力。你的名字，像个乡镇干部的名字；我的名字，像个居委会大妈的名字！我说，同意同意，严重同意。

那次自治区相关领导会见了我们。而后来吃饭，按照朱又可的回忆，是贤亮先生在影城请的。

记得饭局上，贤亮先生喋喋不休地向领导诉苦。说的是银川街道的钟楼上，安的那个视频广告的事。城管部门要他拆掉，说不伦不类，有碍市容观瞻。贤亮说，领导呀，钟楼建筑是传统，视频广告是时尚，二者相互辉映，增加了咱们银川市的文化多样性呀！

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叫我印象深刻。当时一位领导手一挥，好像要讲话的样子，结果把桌子上的一瓶宁夏干红带翻了。酒瓶倒了，酒流了一桌。领导有些尴尬。谁知贤亮一下子站起来，两手一拱，一迭声地说道，好事来了，恭喜领导，你要大发了。

领导有些不解。贤亮说，酒泼了，这个“泼”字，一边是三滴水，一边是“发”字。三滴水就是酒呀，发就是代表你要大发呀！

好话最是受听，领导听了很高兴。然后贤亮先生把嘴巴搭到我耳边，小声说，老弟，你要跟我学着点，这叫给领导点眼药水！

吃完饭的第二天，徐台长打来电话说，冯主席今天中午要请你们吃饭。

那顿饭十分丰盛，是在一个叫“羊肉庄”的地方。全是羊肉的各种做法。银川人好像都知道这地方。

冯老师我也认识很久了。1983年陕西作协组织了个黄土地诗会，我们曾去银川，拜访过《朔方》编辑部。记忆中的冯剑华，乌亮的头发，剪成个刷刷头（齐耳短发），高挑的个子，一身藏青色的套装，轻便皮鞋。我想，当年的劳改释放犯张贤亮，一踏进《朔方》编辑部改稿，一定是一脸惊艳。

那天我给冯主席写了个字幅，叫“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我第一次见到张贤亮先生，是在1991年7月下旬。其时，中国作协在西安颁发第四届庄重文文学奖。张先生是评委，我是获奖者。

中国作协张锲来主持，这次获奖者侧重大西北，所以放在西安来颁。宁夏的获奖者之一叫李唯，一个留着长发，穿一件黑T恤衬衫的帅哥。庄重文老先生是香港企业家，他没有来，打发他的儿子，提了二十万元人民币，来给大家颁奖。

贤亮先生来得迟了点，已经晚上八点了吧。他是去贵州讲课，坐飞机从贵阳赶过来。他带着自己儿子，一个英俊的小男孩。他说孩子八岁了，正好放暑假，带着他出来。

大会让我陪他。是《遥远的白房子》的作者吗？他很热情地问我。他说咱不吃灶上那饭了，咱上街去吃，会上给我发了一千块的评审费，这叫无功受禄，咱们上街，把它消费了吧！

西安人民大厦出门向东，叫东新街，西安市政府把那里搞成个饮食一条街。一长溜的小推车，上面挑着红灯笼。陕西作协的李秀娥在前面带路，我们一家一家吃过去。

记得，贤亮先生指着街上电影海报上那个“靓男俊女”的“靓”字，问我那怎么念。我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那天大约他还处在贵州讲课的激情和思考中，我们一路走一路吃。其间，他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一直像烛光一样照耀着我的创作。

他说，要为一个民族写出它的史诗，有个窍门，那就是寻找它的断代，将它的断代史写出来了，这个民族的史诗就写出来了。

他说，贵州那么穷，地无三尺平，人无隔宿粮，但是，苗族妇女，她们人人都有一副十几斤重的银首饰，平日锁在箱子里，遇到节日时戴到头上。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生活在温柔富贵之乡的民族，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发生了一场变故，他们举家举族从平原地搬到这十万大山之中。那银首饰保留着他们那遥远的民族记忆。

贤亮先生反复说，将这一段绝代史写出来了，这个民族史诗就写出来了。我在贵州的讲课中反复讲这个，不知道贵州的朋友们听懂了没有。

在尊敬的贤亮先生去世十年的时候，我写下上面这些沉重的文字。写的时候我老眼昏花，眼前始终闪现着先生的音容笑容。那是一个令人无限怀念的文学时代。时代使然，那个时代涌现出许多特立独行的人物，张贤亮先生是那个文学时代的一面旗帜。

这篇十年祭，他们早就和我约稿了。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忙我的一部长篇小说《中亚往事》，闭目塞听，精神恍惚。直到三天前，加了《朔方》主编的微信后，他告诉我，冯剑华老师一再说，一定要我写篇悼念文章，说我最了解贤亮。冯老师这话，分量很重。所以我推开一切杂务，用了三天，完成这篇文字。

贤亮先生是个带着一路传奇走完一生的人。英国小说家毛姆说，传奇是英雄人物通向不朽境界最可靠的护照。“当代文学史绕不开我张贤亮的！”此一刻我又记起他那略带几分悲壮色彩的话。

我稍稍觉得，这句话除了气壮如牛之外，还隐约露出一丝对于被时间可能遗忘的担忧。

原载《朔方》2024年第9期

责任编辑火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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