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纪念特辑·陈继明||张贤亮:因敬畏而生疏

旅行   2024-09-13 09:01   宁夏  

张贤亮:因敬畏而生疏

 
第一次见张贤亮,是我读大三那一年。学校请他来讲课,上千人的阶梯教室里,我在最后面,他在最前面,中间是密密麻麻的人头。一个老头陪同他来,那个人因为熟悉他而被人羡慕。那人帮他看条子,他拿过条子,扫上一眼,马上就可以从容作答,应变之灵敏,口才之出众,令我们大为敬佩。我在想,十九年的劳改生涯怎么一点没伤着他的皮毛?他身上根本没有刚刚成名初出茅庐的味道,有的只是外交家的自如、小说家的沉郁、商人的精明、诗人的敏锐。同学们显然全都被他迷住了。一些故作刁钻的提问,在他的智慧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等他做出回答,大家先已哈哈大笑。

接下来有五六年没再见过他。这五六年里,我在遥远的泾源县一中教书,并开始学习写小说,其中的一部分动力可能与他有关,我记得他是《朔方》的小说编辑,于是便暗下决心写出好小说,投给《朔方》,经他手发表出来。其意义就不只是发表,更是被堂堂张贤亮看中了。实际上我偏居一隅,消息闭塞,我并不知道张贤亮只做了一两年编辑。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他早就回家当了专业作家。而且我投给《朔方》的第一篇小说,正是因为他的原因才被退回来的。我那个小说名叫《初雪》,是一个关于中学生早恋的中篇小说。我收到的退稿上,有编辑李春俊编发过的痕迹,李春俊用铅笔标明了字数,改正了错别字。李春俊来信说,我的小说正准备重点推出时,张贤亮写出了同样关于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于是,我的稿子被撤了下来。我非但没有懊恼,反而略感自豪。在我看来,以任何方式和张贤亮联系在一起,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第二次见到张贤亮时,我已经在《朔方》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小说,被认为“起点不低”,而且“不土气”,差不多成了宁夏文坛的新生力量。当时,张贤亮如日中天,是宁夏文联主席和宁夏作家协会主席,宁夏文联和宁夏作协预备和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合办一个作家班,缺个班主任。由宁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吴淮生先生推荐,我成了这个班的班主任,等于交了大运,从偏僻的山区小县调到了赫赫省城,不仅和张贤亮同居一城,而且还有机会时不时向他汇报工作。在我印象中,张贤亮对这个班的态度是得过且过的,甚至稍显轻慢。他好像还很不客气地说过,作家是培养不出来的!这令大家很丧气,但心里也都承认,张贤亮不是以主席的身份而是以作家的身份说这话的。

不久,我成了《朔方》的编辑。我们的办公室都在三楼,我在第一间,临着楼梯,张贤亮在最里面的一间。我上班早,他上班迟,他每次上楼,我没法不看见他。我总是首先看见他的脸,然后才是他的全身。他上楼梯步态很慢,表情沉郁内敛,似乎随时想着问题。写《习惯死亡》的那一年,他的表情总是清苦的,很少笑,我听说他在写长篇,于是我想长篇写作如同炼金术,终究会让石头变成金、水变成酒的。

编辑部有什么事情,虞期湘副主编会打发我去征询张贤亮的意见,他总是很热情,很随和,甚至会递烟给我,有一种慈父般的魅力。“陈继明你来一下。”有一次他在楼道里喊。我吃了一惊:他竟知道我的名字!虽然不像大家那样简称“继明”,仍然十分亲切。他递给我十块钱,让我下楼给他买烟,555香烟。买回两盒烟,他立即打开抽起来。他抽烟不狠,淡淡地吸,很享受,也好看。后来他常叫我过去给他拉纸写字,写着写着某个字的草书不会了,要查字典,我会趁机显摆,用他的毛笔写在了半片宣纸上。他便不再查字典,完全按我的写法写了。某个字写得好时,我会夸夸他,会说几句书法名言,比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计白当黑,知白守黑”之类。他便很开心,像孩子一样得意洋洋。那时候夸他字好的人大概远没有夸他小说好的人多。我看出,他像所有初学者一样暗暗期待别人的鼓励。那时候他也喜欢主动给人送字。几年后他的字就开始一字难求了。

我和张贤亮始终没有私人来往,有我的原因,也有他的原因。我的原因是,我对他心存敬畏,所以不敢向他靠近,从来没有和他套近乎的愿望。他呢,他其实是一个孤僻的人,不喜交往,懒于应酬,更愿意待在个人的小世界里。我知道他没有朋友,哪怕他周围影影绰绰挤满了人,他仍然是那么孤独,那么忧郁。

但有些细节仍然值得回忆:

上下楼时在楼梯里偶尔面对面碰见,我不一定会主动问候他,最多叫一声“张主席”,或者只是点点头,略致笑意,他也不一定还礼。

某一年的大年初四,他来办公室写字,约我给他侍墨。我们工作了一个大半天,然后离开办公楼,准备回家。斜对面有一家温州人开的洗脚店,他要去洗脚,问我去不去。我心里一动,很想去,但终究还是撒谎说家里有事,骑上车子跑掉了。事后想原因,还是老心理,觉得自己如果和他同座洗脚,是对他的冒犯。

他知道我买了电脑,问我:“能用电脑写小说了吗?”我说:“我用了一星期就开始写小说了。”他冷笑一声,说:“我用了三天就会写了。”

花山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宁夏三棵树”丛书,请张贤亮主编,并请他作序。石舒清和金瓯同样害羞,把任务交给貌似更大胆的我。我去办公室找他,没说几句话他就同意了。只隔了两三天,他就把写好的序给了我。

这个序未见收入有关文集,现全文抄录如下:

花山文艺出版社要给宁夏的“三棵树”出书,邀我做主编,作为宁夏作家协会的主席,作为一个老作家,也作为一个宁夏人,我欣然同意。

前不久,中国作协、《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朔方》等单位在北京合开了“三棵树”的作品讨论会。我也到会了。会上,在京的知名评论家们对三位青年作家的创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们三人的创作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又有足够的探索精神,既有浓郁的本土经验,又有属于整个人类的关怀。我自己也深有同感。我想,对“三棵树”的肯定,同时也会激励宁夏的创作力量和西部的创作力量,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建树上也可能是一个重要举措。借此机会,我要对上述各家,包括花山文艺出版社表示感谢。

东西部的差距在经济上是很大的,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差距的,就是“文化”。中国的重心曾经在西部,在西部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有丰厚的历史积累,所以,西部的文化底蕴远远大于东部。而且近现代文学中的老一辈作家以及中青年作家的实力绝不弱于东部。陈继明、石舒清、金瓯这三位青年作家的创作水准,是值得全国瞩目的。他们生活在宁夏,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焦虑、烦恼、痛苦、压抑,不仅是宁夏和西部的,也是整个中国的,甚至是全人类的。不管他们是否曾经刻意追求过“现代”,但是,凭着他们身为作家的天然敏感,他们在小小的宁夏,甚至在小小的山村,一定感受到了现代气息与周围人文生态的矛盾,也一定感受到了西部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脆弱,这些因素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有所表现。陈继明的《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表现的就是人文环境的极度脆弱,《在毛乌素沙漠南缘》和《遍地牛羊》表现的则是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荒芜;《选举》和《清水里的刀子》表现了石舒清对正常的人文环境和理想世界的热切呼唤;在金瓯的小说里,人物总是扭曲的压抑的,人物的焦虑感更强烈。这三位作家从小而言是宁夏的,中而言之是西部的,扩大而言是中国的世界的。像约翰·契弗,他总是写纽约近郊的一个小镇,乔伊斯总是写都柏林,福克纳一生的写作都局限于“邮票一样大”的一个地方,而我们从来不说契弗是纽约作家、乔伊斯是都柏林作家、福克纳是乡村作家。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都是全球化的,虽然他们往往都立足于“本土经验”。

说到“个人化”和“个性化”——我从来都认为文学是个人化和个性化的。现在,我们为什么极力提倡个人化个性化?是因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否定个人化和个性化的。“三棵树”所属的青年作家群对个性的张扬,实际上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否定之否定。陈继明、石舒清、金瓯这三位作家的作品,我看都有很强的创作个性,陈继明的文风是冷静客观的,甚至是克制的,他常常故意把戏剧性降到最低点;石舒清非常善于写细腻的东西,他的作品中常常充满了诗意和温情;金瓯的笔调是极为强悍激越的。

李敬泽把这三位青年作家称为“三棵树”,我感到很恰当,这是个“发明”。宁夏有个地方叫“一棵树”,一棵树能成为一个地名,可见那地方的荒凉。三位作家在那么干旱荒凉的地方孜孜不倦地写作,对文学有这么深的追求,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我相信,在宁夏、在西部,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树长出来,满目青山的宁夏和西部将会展现在大家面前。

此为序。

原载《朔方》2024年第9期
责任编辑 火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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