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纪念特辑||白草:还未失真的记忆

旅行   2024-09-15 09:17   宁夏  

还未失真的记忆


其一


不记得初次读张贤亮是在何时,印象较深的一次则是在1987年。其时我正读大四,教花儿学及现代派文学的魏泉鸣教授,于课堂上颇为兴奋地说起张贤亮新近发表的中篇《早安!朋友》,关于中学生早恋,还有性描写,大胆、开放云云。那时的文学课,可谓与文学发展基本同步:哪个作家又有了新作,哪部作品引起了争议,某处出现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等等,都会被关注,成为有趣的话题。不过,《早安!朋友》名声虽大,我们只闻其声,未见其影,据说杂志印出来即被收回,仅有少量流入坊间。多年后才在旧书摊上见到,赶紧买了一本。199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张贤亮自选集》一套四册,这部小说收录在第三册,我又买了一本。

魏泉鸣老师熟悉张贤亮作品,于其专著《中国“花儿”学史纲》一书里面,专设一节“张贤亮的花儿观和对花儿的传播”,具体分析《绿化树》中十首花儿的引用以及相关细节描写,认为张贤亮对这一民间艺术有“精湛见解”。他于结尾处写道,作家通过小说“把河州花儿传到海外”。这是对张贤亮本人说法的一个肯定。在《谈谈小说创作问题》一文,张贤亮说过一句话:“河湟花儿现在借着《绿化树》恐怕也传到国外去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魏泉鸣老师后来吃了张贤亮的官司。1992年,魏泉鸣老师和另一人合作主编出版了一套“中国现当代名家名作丛书”,张贤亮作品系其中之一种,题名《合欢——张贤亮西部小说选》,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贤亮并没有写过一部小说叫《合欢》,而是编选者假作家之名,于小说题目下方径自加了一个脚注“作者自注:《合欢》,又名《绿化树》”,将《绿化树》改名为《合欢》,显然是一种很过分、离谱的做法。这就是侵权、盗版了。大约1993年或1994年,张贤亮委托律师,起诉魏泉鸣老师。记得有天同学打电话,说魏泉鸣老师已到银川,可一同去见见。当时我在外地学习,未能拜访,失去一次了解此事原委的机会。同学聊起此事,并且谈及魏泉鸣老师态度:打官司,可以;要钱,没有。后来我也听到过张贤亮这方面意见:打官司,本不是为钱,而是为版权、为作家权益,也借此敲打敲打不守规矩的书商。

这事结局如何,我不是很清楚,可能不了了之。但那本题名所谓《合欢》的西部小说选,今天依然可在网店和旧书摊上见到。


其二


第一次近距离看张贤亮,是在1995《朔方》小说座谈会上。会场在一家宾馆的咖啡厅,空间较为狭窄,大家随意落座。进门靠墙一面,摆着几把椅子、两张小圆桌,便是主席台了,也无席签。张贤亮与夫人冯剑华坐在一起,旁边是时任文联领导杨继国,还有几位,印象模糊了。只记得张贤亮讲了人文精神、作家与社会同步、拟写小说《钱歌》、“下海”等等,都是此前和后来文章中写到的主题。其时张贤亮已创办公司,他有一句话,我倒是记住了:这次会议所需经费,即由他的公司资助。

写这篇所谓印象记时,为印证记忆,我专门翻了翻1995年《朔方》,果然在第3期封二印有会议照片。张贤亮发言,由吴善珍老师整理成文《高扬精神 面对挑战——在青年小说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期发表。这篇发言稿至今没有收录在张贤亮作品集里面。

后来我还参加过几次会议,听张贤亮讲话,他不太谈文学,而是谈宏观问题:社会的,经济的,要求作家不能仅仅读文学作品,还得读社会科学书,多了解经济学等等。文学,在他这里,反而成了次要话题。听一个作家谈经济,那么,跟谁学习文学呢?心中颇不以为然。故而听讲时,也不是很专注了。一个当时很有影响的青年诗人,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多年好友,面带羡慕之色,悄悄说,你注意到了吗?张老师抽烟,掐掉一半,只吸一半,那可是红塔山呀!

近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才觉得,张贤亮是对的。只了解文学,似很难成为大家。


其三


1999年,陈继明兄主持《新消息报》的《原野》文学副刊,我写了一篇《张贤亮对待批评的态度》。文中说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学以来受到批评最多的作家,面对批评,哪怕是言辞激烈的批评,张贤亮表现得很宽容;即使对一些乱扣帽子、施以人身攻击的文章,他仍然能够保持最大限度的包容,正应了“有容乃大”那句古语。我引用了张贤亮一篇文章中说法,即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领域:作品,表现了一个时代的创作水平,也就是那个时代人的自我表现的能力;而批评,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阅读水平,亦即那个时代人的自我认识的能力。这些说法显示了张贤亮对文学的高见卓识,尤其对批评的意见,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后来继明兄转告说,张贤亮看了这篇短文,认为还是比较中肯的。

几个月后,继明兄推荐我做了《原野》栏目主持。一个新任编辑,总得有一点想法、策划吧,想到《青春期》发表不久,我便向副刊部主任谈了设想,组三期稿子:一期批评,专挑毛病。没有哪篇作品是完美的,何况对这个中篇我也有点不同意见,从美丽无私的马缨花,一下子到生物性的白彦花,心理上不适应,委实难以接受。接下来一期正面评价,专说好话,毕竟《青春期》文字老到,描写充满生气,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最后一期,带点学术性,往深里谈,尽可能靠近张贤亮的想法、观念。第一期批评稿约来两篇,加上我的一篇,总算凑成了一版。但未曾预料的是,第二期稿子难以为继,约了几个人,推脱没想好。其中还有研究张贤亮的学者,竟不知他又有新作发表。这件事情,半途而废了。后来我注意到张贤亮在谈话和文章中,点名批评了《新消息报》。陈继明、石舒清二兄就《青春期》采访过张贤亮,篇幅很长的一篇稿子,发表在《朔方》上,其中张贤亮又言及《新消息报》批评文章,坚决不认可。张贤亮的反批评,绝无盛气凌人,也不咄咄逼人,而是讲自己的道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更让人难受。那时我的心情,真像掉进自己挖的坑里,不敢向人呼救,有话也不敢说了。


其四


在一篇约稿中,我写了这样一句话:“张贤亮凭着多年累积的作家声誉,进而转化为一种商业优势。”当时似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意见,对张贤亮下海经商,多不以为然。马知遥老师说过:“成功的企业家多了去,不差你一个张贤亮;但作家当中如果少了一个张贤亮,损失就大了。”我写那篇文章,也有着当时那种较为一致的认识背景:既是作家,便不应去经商,分身乏术,没时间,少精力,还有一种隐含观念,即作家会持批判观念和意识,左拉名著《金钱》即是批判意识的体现,而企业家怎么会呢,自己批判自己,岂非笑话;反过来说,如果做了企业家,成了商人,又如何能沉静下来构思、写作,拿出优秀的作品?唯独没想到的是,知名作家与成功商人,一身兼二任,张贤亮做到了。这是特例。

这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石舒清兄看。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是在工人文化宫广场冷饮摊上,每人要一杯饮料,或一根冰棍,一坐便是一下午。也是那时的常态,似乎有很多的空闲,也有不少的话题,喝着,聊着,聊到无话可说时,翻翻各自带的书,再看看路上的行人。

不记得舒清读到这句话时,说过什么话,但他的表情,是那种很为难的样子,至今还能回想起,意思也是分明、坚定的:话可不能这样说。实际上,作家声誉云云,是张贤亮的原话,我不过引用而已。在《致王蒙的邀请函》里,张贤亮说道:“我承认,在我办企业的过程中有我的一点‘名人效应’。……‘名人效应’一定要转化为商业信誉。”

2014年张贤亮去世,为《朔方》约稿写了《我看张贤亮》一文,开头一句“张贤亮已经成了一个文学传统,一个有问题的传统”。这句今天令我脸红且后背出冷汗的话,编辑居然没有删掉。而题目“我看……”一类句式,实在不得体。还是反映了当时的认识:“九部唯物论者的启示录”没有写完,成了“半部书”——现当代文学史上,“半部书”可是一种普遍现象。高嵩先生曾期望过,如果张贤亮再有五部中篇小说,达到或超过《绿化树》的艺术水准,那么,张贤亮就是一位为中国文学争得世界荣誉的伟大作家。然而,经商,办企业,谈市场经济,沸沸扬扬,成了媒体、社会热点,不出“半部书”才怪。那时便很确定地认为,作家的批判与企业家的逐利,水火不容,怎能合二为一。

但时间已然证明,张贤亮再次超出了一般的认知。像我似的浅薄的认知,只会得出不合对象实际的结论。


其五


200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张贤亮作品精萃”一套七本,包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青春期》《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想不起来是谁通知的,张贤亮要做一次新书签售活动,请大家去捧场。时间应在秋冬季,文化街文联大楼门前,支着一张桌子,张贤亮就坐在桌前。我和梦也、石舒清同往。到了文联,已经有人在排队,大概二三十人的规模。六本书上面,已提前签好了名;每人手拿一本,在现场签。排在我前面的,不是梦也,就是石舒清,很自然、愉快地和张贤亮说话,同一单位,他们都认识。轮到我时,递上书,张贤亮抬头看了一眼,签了名。我没有自报家门,而是拿起书,走向一旁。

这是我第一次零距离看张贤亮。

他的眼神那么深邃。


其六


1996年,张贤亮发表短篇小说《普贤寺》,这也是他写的最后一个短篇。与此前所有小说不同,可说风格上大变了样:历经了艰难时世之后,所达到的通透、澄明,令人一读之下,一时间会放下种种不快,变得平静、淡然。有一次和高嵩先生谈起这个短篇,我说了自己的阅读感受,并且认为,张贤亮于小说创作上已经有了突破,一方面是艺术上的,另一方面也借助了佛理。我相信,自己这个认识一定会得到高先生认同。谁料高先生听了之后,大摇其头,边摇边笑,并且用手指了指心口,说:最里面,是热的。

高嵩先生和张贤亮是同代人,又做过其多年下属,是张贤亮研究的开拓者。他的《张贤亮小说论》,系于1984“张贤亮小说系列讲座”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这是张贤亮研究的第一本专著,自有其无可替代价值。按高先生计划,五年之后,也即1988年,出版《张贤亮小说论》续篇;十年之后,也即1998年,写张贤亮评传。1996年所发表《儒商张贤亮》一文,只能算一个大纲。文章末尾,高先生表示,此文系以超短篇幅“勾勒出一个精神实体的传记”,求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境界,至于编年传记,且留待别人去做。这是十分可惜的事。一个作家,仅完成“半部书”,其实并非多么可惜的事,有发表的那一部分就足够了,硬写出来的,未必即是内在生命的流露。但一个研究者,他知道很多事情,他了解作家内心的秘密,因着种种原因,终未能完成,实为大损失。后来者凭文献材料,照样可做出很好的研究,但缺乏那种同代人才能拥有的生命质感。

我相信高嵩先生,他认为张贤亮内心深处是热的,这是正确的。一个经受了二十多年困苦的人,倘若内心缺少了那份热,那份大冷极寒之后的热,又怎能结晶出这些至今令人喜爱的文字呢?

原载《朔方》2024年第9期
责任编辑 火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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