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董柞壮：盟友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中的作用与限度

当前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处于调整进程中，表现为四个维度：一是美国与盟友的传统双边联盟关系在加强协调以推进军事合作，尽管联盟条约的范围和义务没有显著变化；二是联盟内盟友间关系的调整，包括美日印澳四方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合作（AUKUS）在内的各类小多边合作的出现，以及盟友间的双边情报、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共同构成了网络化的安全架构，是美国联盟体系最显著的变化；三是安全合作开始向盟友之外扩展，形成了盟友与安全伙伴共同参与网络化安全架构的态势，表现为从联盟体系到“盟伴体系”的转变；四是亚太盟友与北约盟友的勾连，北约“亚太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两个联盟体系呈现联动态势。既有研究主要从中美关系变化、美国联盟战略角度解释了这一转型趋势。

一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导致了联盟转型。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亚太地区的权力关系发生显著变化。这改变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逻辑，对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带来两方面压力。一方面是美国及其盟友安全预期的改变。对美国的正式盟友与安全伙伴而言，美国占据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是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屏障。然而，这一实力优势正被削弱，其联盟体系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实际上，联盟的变动本身就是对权力变化的反映。权力变动幅度较大时，联盟关系的调整也更加频繁，反之则相对稳定。因为军事力量变化的预期会促成各国提前调整联盟合作内容或方式，以确保有效应对潜在挑战来实现和平。当前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亦是如此。亚太安全环境的动态变化导致美国联盟体系的动态调整，目的是适应新的环境，而非应对新出现的威胁。另一方面是实现安全方式的改变。尽管中国崛起是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动因之一，却并不意味着中国挑战了既有的安全秩序。实际上，在多数问题上中国倾向于维持既有秩序，并未直接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因而，美国联盟体系的调整体现在以隐性制衡（Covert Balancing）来加以应对。隐性平衡战略不同于传统的联盟战略，地区国家通过与其他中等国家建立非正式合作，并不以其他大国为直接目标，而是以其他领域的合作为掩护，侧重伙伴间的综合实力提升。例如在亚太地区，美国与韩国、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围绕与中国非直接相关的目标展开合作，如开展人道主义救灾等，形成了美国盟友间的小多边合作网络。

二是美国降低联盟成本的战略。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维持亚太联盟体系成本与收益的预期改变，美国也在主动调整其安全体系，降低亚太地区安全承诺的成本是其主要动机。在联盟政治中，高水平的合作意味着联盟承诺可信度更高，但是也会产生更高的成本，包括：为盟友提供直接的保护，展示能力与合作意愿等；为实现安全而采购的军事装备与技术；海外直接驻军开支；盟友间协调开支，包括共同指挥机构的各项成本；弱小盟友搭便车的隐形开支。尽管盟友越多，分担的成本可能也会相应增加，进而降低美国的总体成本。但由于在安全体系中的搭便车行为无法杜绝，导致美国提供集体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成本增加，降低合作成本成为调整合作方式的主要考虑。地区安全架构的网络化作为霸权的战略之一，能够有助于削弱反霸权力量的联合，降低合作的成本。因为美国在小规模联盟中的影响力更大，对双边盟友的制约更强，更有可能降低搭便车成本。而在规模更大的联盟中，小国可以更有效地制约美国的行为，导致美国的安全收益受限。因而美国鼓励盟友间的小多边合作，既可以分担联盟成本，也有助于保持对盟友的影响力。

然而，从联盟管理的角度出发，美国联盟体系的调整是美国与盟友关系变化的过程，盟友在其中同样发挥了作用。实际上，从二战结束后亚太地区轴辐状（Hub and Spoke）联盟体系起源开始，美国联盟体系的形成和调整都是美国与盟友双向选择的过程，是双方理性选择而非一方强求的结果。既有研究在解释这一体系出现的原因时，一方面认为美国通过建立双边联盟可以实现对盟友施加影响力最大化，从而获得对地区秩序塑造的主导权，所以美国倾向于双边联盟模式；另一方面，日本、韩国等盟友也愿意建立双边的关系，在双边关系中尽可能影响美国的选择，避免联盟内不必要的纷争，从而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因而，美国联盟体系的调整并非仅是美国战略调整的产物，而是美国与盟友偏好改变的结果，盟友在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美国联盟体系的转型反映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偏好变化。其根源在于随着中国崛起与中美战略博弈的持续，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美国的盟友对于亚太地区国际秩序转型预期的改变，在安全上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发生变化，推动了其外交战略的变化。同时，不同盟友的偏好出现分化，在地区秩序中扮演了三种类型的角色。

（一）第一类：霸权代理者角色

霸权代理者角色盟友主要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它们对中美战略竞争更加敏感，更加担忧美国在地区秩序中失去主导地位，积极充当次级代理角色，负责组织串联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此类盟友补充了美国联盟体系的不足以及美国作用的缺失。

在联盟关系中，此类国家一方面对美国承诺的可信性表示担忧，试图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因为中国的崛起以及中美战略上的竞争，地区国家可以采取对冲方式应对风险，而美国的此类盟友则缺乏对冲空间，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更大，更加重视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也强化与此类核心盟友的合作，使得其对冲空间更小。然而，受到国内政治、中美关系前景的影响，美国的安全承诺并不如先前稳定。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此类盟友被抛弃的顾虑超过了被牵连的顾虑，因而谋求加强盟友间的联系，以增加在地区安全秩序中的话语权，并谋求通过联盟体系扩展全球影响力。以日本为例，其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维护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实现这一目标，其战略重点是验证美国的承诺，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与其他志同道合国家建立安全网络、推动自身的军事扩张等。因而日本成为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地区核心国家。

另一方面，此类国家直接制衡中国的合法性较低。因为中国并不是传统上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的崛起国，没有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提出挑战，相反是以现有秩序维护者和改革者形象参与国际事务。因而此类国家在应对中国崛起时，更加倾向于通过强化多边联系、强化非军事领域的合作等“隐性制衡”方式，推动各类小多边机制的出现。

此类国家作为美国联盟体系的关键节点，有更强的动机去强化军事能力，在安全上与美国的合作最为密切，成为美国调整联盟合作、加强区域内外合作的焦点。如澳大利亚在联盟条约的框架下，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军事合作，包括军售、国防工业的整合、尖端军事技术合作等，也是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的节点。

（二）第二类：中间商角色

中间商角色盟友主要包括泰国、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政府时期的菲律宾、尹锡悦（Yoon Seok-youl）政府上台前的韩国等。此类国家在中美博弈中拥有对冲空间，既是双方争取的对象，也并非任何一方的核心盟友，因而主要采取对冲的策略。

在中美博弈中，此类国家对中国崛起并不持完全负面态度，甚至可以从中国崛起中获利，成为中国崛起与地区秩序调整的获益者。对此类国家而言，失去对冲空间并被迫选边站是主要的战略风险。因而作为中美博弈的第三方，泰国等国家更倾向于地区安全关系的网络化，通过此类制度安排来调节或影响中美大国竞争，避免选边站的后果。此时，利用各类多边机制发展网络化安全架构就是可行的策略选项。此类国家积极参与美国联盟体系的调整，并偏好通过多边制度在大国间寻求安全。

作为美国的盟友，它们试图稳定美国所主导的地区秩序，增加秩序的合理性。同时在面对崛起的中国时，试图将中国纳入到多边机制中，从而塑造中国的秩序偏好和秩序预期。此类国家推动网络化安全架构的主要动力是平衡潜在的冲突风险。这一风险可能来自中国，即中国崛起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冲突，同样风险也可能来自美国，即出于先发制人的动机挑起地区冲突。此类盟友在中美之间采取相对中间的立场，既降低了与中国正面对抗的可能，也避免了鼓励美国采取冒险行为的风险。

（三）第三类：利用联盟体系的国家

利用联盟体系的国家主要以当前的菲律宾为代表，与中国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因而有意愿巩固和延伸与美国原有的安全合作，试图借助盟友力量实现本国目标。此类国家试图通过参与网络化的安全架构对华施压，但并不是出于对美国承诺的担心，而是试图将联盟作为对华讨价还价的筹码。例如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上台后，重申了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并扩大了原有的防务协议，2024年菲律宾与美日举行了首次三边峰会，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网络化的安全关系。菲律宾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加入针对中国的多边机制，在相关争端上取得外部支持。这一策略是由菲律宾自身的利益推动的，即确保自身安全并确保与多种安全伙伴建立牢固的关系，而非美国主动调整联盟的结果。

在对地区秩序的态度上，此类国家并非没有对冲的空间，也并未被迫选边站。实际上，它们对地区秩序与中美博弈并不敏感，对于美国的军事支持也缺乏需求。其主要动机是在与中国的争端中获得外部支持，即利用强化联盟条约和安全关系的方式，将争议议题纳入联盟的适用范围。相对而言，杜特尔特时期的菲律宾政府在面临南海争端时并未获得美国的安全承诺，菲律宾此时无法利用联盟关系在争端中获益。随着2019年美国政府承认对菲律宾在南海区域的安全义务，菲律宾拥有了利用联盟的条件。此后双方的安全合作快速升温，包括美国提供军事援助、双边战略对话以及情报共享机制等。由此菲律宾对地区网络化安全架构的态度转向积极，成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东南亚节点。

总体而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调整是美国与盟友共同推动的结果。美国在战略调整与资源分配上向亚太地区倾斜，以应对中国的崛起。盟友则出于对地区秩序的偏好差异，对美国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在联盟转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一）主要贡献

在美国联盟体系转型过程中，由于联盟条款的差异以及盟友间实力的区别，盟友在联盟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也相应不同。盟友间的合作、与域外盟友的联系、盟伴协调等，对联盟体系及其转型带来了正面与负面影响。总体上，盟友在四个方面推动了联盟体系转型。

一是增强了联盟体系的能力，提高了信息共享效率。盟友间的合作提高了美国在地区热点议题上的威慑力，以及在应对地区安全危机上的动员能力。盟友间的合作分担了美国联盟体系军事部署、研发的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盟友间的合作提高了信息共享的效率，在国际事务中更容易采取一致立场。由此可能带来的结果是，美国的盟友在中美博弈中可以尽量避免被迫选边站，因为各类小多边机制既非正式联盟也非纯粹军事安排，而是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支持。

二是传播联盟价值，塑造秩序共识。除了提供直接的帮助，形成地区安全秩序的网状态势外，盟友对美国联盟体系的贡献也体现为参与战略叙事，提供秩序的合法性。对多数美国盟友而言，维护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是共同的偏好。随着美国主导的秩序面临挑战，美国的盟友更有动机通过合作来维护秩序的理念与合法性。如在战略叙事上，日本将自身定位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并通过战略叙事在美国联盟体系内传播相应的思想与规范，获得了部分盟友的支持，从而提高了美国联盟体系内的凝聚力，成为网络化安全架构的动力之一。

三是提供了介入节点。美国联盟体系的调整除了表现在传统军事合作外，也体现在各类非传统安全议题。因而，军力实力较强的国家可以为美国提供直接帮助，实力较弱的盟友则可以成为网络节点，为美国及其盟友参与各类地区事务提供切入点。部分盟友则因与欧洲国家的紧密关系，成为北约进入亚太的节点，或者充当盟友与伙伴合作的桥梁。即便在中美关系中并未选边站的美国盟友，也会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力节点。可见，盟友间的合作为美国联盟体系架构的网络化、北约的亚太化提供了条件。

四是推动了联盟内部整合，提高了互操作性。美国联盟体系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盟友间横向联系的加强。此类联系除了安全联系外，更多的是工业、产业链、国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盟友间的合作实际上增强了美国联盟体系的韧性。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重要性的提升，数字领域的合作也成为美国盟友间合作的焦点领域。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共享技术标准，提高了互操作性。在技术领域之外，美国盟友在军事合作上同样提高了互操作性，强化了联盟内部的协作能力。

（二）主要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盟友间的互动在推动联盟转型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对美国的联盟管理、盟友间的协调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增加了美国调动和整合盟友力量的难度。盟友在亚太联盟体系中扮演不同角色，在亚太联盟转型中发挥了作用，然而其诉求也更加多样化。除美国核心盟友外，美国对其他盟友的安全承诺无法得到有效的实力支撑。同时，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问题，美国在亚太地区缺少地区经济战略，而盟友也缺乏引领建立此类联系的能力和雄心。实际上，美国在亚太联盟转型中无法满足盟友的全部期待，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并未解决这一问题。这实际上限制了盟友间战略协调的潜力。

二是凸显了美国安全承诺的不可靠风险。盟友间的合作除了是对地区秩序变化预期改变的结果，更是由于对美国维持亚太安全秩序的意愿和能力存在怀疑。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美国存在转向专注国内、忽视联盟价值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其安全承诺稳定性面临挑战。另一方面，美国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优势，从而持续充当地区秩序的塑造者面临疑问。因而，盟友间的合作也是出于避免美国承诺失效的风险。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承诺的弱化，加强美国对盟友的依赖，在安全成本分担上更加倚重盟友。

三是盟友间合作程度有限。美国盟友间的协调与合作，主要是为应对外部环境的自发反应，盟友间在部分议题上的立场一致而形成的“轴心”（Axis），并未达到正式联盟的承诺水平，也没有明确的安全责任或义务。因而，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骨干仍是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双边联盟条约，而盟伴间的联系则更是战略姿态的表达。同时，盟友间尽管存在合作的客观需求，然而非核心盟友的独立性倾向同样增加。盟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并未因合作而减少。此外，盟友间的合作目前主要表现为外交上或其他非安全议题上，如人道主义救援、防灾减灾等，在安全上的合作程度有限。尤其是涉及核心军事技术与情报分享时，包括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在内的各类小多边合作总体进展缓慢。

四是美国联盟管理成本上升。在美国联盟体系调整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小多边机制都是美国所主导建立的，同样也有盟友发起建立的机制。各类机制间并非由共同的战略所协调或引领，而是呈现杂乱、制约与竞争态势，增加了网络化安全架构的混乱程度。同时，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等还在试图纳入新成员，新的小多边机制也不断被推出，不同机制间的嵌套与竞争关系更加复杂，增加了美国管理联盟体系的难度与成本，也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