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能发动代理战争吗？基于立陶宛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观察 | 国政学人

随着近几十年“主要战争（major war）”的过时，代理人战争（proxy war）的使用和意义在逐渐增加。根据UCDP/PRIO 武装冲突数据集，20世纪60年代，包含外国干涉的内战占据了10%-20%的世界武装冲突总数；到了2010年代末，这一比例上升至近40%。核武器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到来使大国更愿意通过代理和远离国土的地方进行竞争，而非直接军事对抗。在此背景下，小国往往被视为国际关系的客体，其不明确的地位通常被认作是代理人战争的战场，或者至多听命于强国，而非主动挑起战争。然而，部分研究表明，小国既是超级大国的“附属”，也是相对独立的国际干涉者。本文基于这一论述进一步研究了在什么条件下和为什么小国做出如此选择的相关问题。

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后苏联地区长期以来被视为大国的“游乐场”，诸如俄罗斯、美国和欧盟这样的势力经常被描述为该地区国内和跨境冲突的煽动者和冲突解决的驱动者。然而，直到2014年乌克兰东部顿巴斯战争爆发，欧洲-大西洋地区才真正参与了一场本质上是代理人战争的冲突，并产生了直接军事干预。与此同时，这一案例也出现了来自后苏联地区的较小国家的强大干涉，例如格鲁吉亚和立陶宛。虽然这些国家的军事支援对冲突的结果是非决定性的，但这些行动得到了冲突各方的极大赞赏。因此，分析此类国家在顿巴斯战争的角色和动机有助于对代理战争的局势有更全面的把握。

立陶宛长期主张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融入“西方”地缘政治结构，即北约和欧盟，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在波罗的海以东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地区，以对抗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力和其潜在的向西领土扩张的企图。然而，在以往大部分时间里，立陶宛支持乌克兰走向“欧洲-大西洋道路”的努力主要涉及外交和经济方面，这些政策与东欧地区的大多数小国的政策差异不大。在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发生战争后，维尔纽斯的政治精英们感到震惊，并将重点转向加强立陶宛自身的领土防御能力上。在2014顿巴斯冲突发生后，立陶宛于2015年开始派遣军事人员训练乌克兰政府军，并从2016年起开始向基辅提供武器和弹药，这些措施与北约中规模相似的成员国所提供的并不相同，却与加拿大、波兰和英国等大得多的国家行动相匹配。因此立陶宛纵使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反对，但仍决定援助乌克兰的确切原因值得研究。

本文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对立陶宛国防部（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MoD）的四名高层和中层决策者，以及四名参与组织了乌克兰政府军地面训练的立陶宛武装部队军官进行了一系列半结构化采访。同时，来自立陶宛和非立陶宛政府网站的大众媒体开源数据也对分析进行了补充和交叉核验。

本节对学术界有关代理战争理论中小国的角色进行了梳理和讨论。就代理战争理论而言，其理论核心来自于经典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的政治学演绎，也是和平和冲突研究的重要领域。尽管学界普遍认为代理战争构成了国家间冲突的一种形式，国家的类型并没被纳入考量范围。进一步讲，大多数研究并没有明确考虑一个小国（small state）在与另一个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的冲突中雇佣代理人的可能性。

本文认为小国作为研究对象被忽略的原因在于国际政治中对于“小”的定义：小国更倾向于适应而非主导其外部环境，并往往采用外交和经济手段而非军事冲突，对世界事务有着较低的参与水平，这些表述旨在体现小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能力非常有限。目前有关代理战争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工具来拓展和平衡委托-代理理论，以便理解小国的角色：这些研究将军事冲突中有偏向性的第三方行动放置于一个范围中考虑，这一范围从“直接使用军事武力”到“代理战争（指导当地行动者使用武力以间接影响冲突的进程）”，再到“能力建设和捐赠援助（capacity building/donated assistance）”。其中，虽然代理战争和援助都属于间接干预，能力建设和捐赠更强调援助本地作为者的动作，而非控制代理的意图和行为。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行为者和冲突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等级化的，“委托人”和“代理”的关系并不存在；同时，控制代理和防止“能动性懈怠（agency slack）”往往要求委托人承担特定成本水平的资源门槛，而援助捐赠的策略作为代理活动的一环却不受任何资源门槛的约束。这意味着理论上捐赠援助可以由小国提供给任何一个更强大的行为者，而不改变相对权力地位，且能够为小国所承担。

对于国家为何选择间接干预外部冲突的问题，本文认为行动的根本原因大多跟安全或意识形态利益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的问题转变成了“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间接行动可以让干预者以更少的金钱、伤亡、国内和国际反弹达到直接干预的效果，但本文认为代理干预的实际成本取决于干预国和其代理国之间的利益一致程度。因此大部分代理战争是在正在进行的战争背景下展开的，其中的代理人已经与目标处于明确定义的对抗之中，这能大大降低外部行为者的成本。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做出假设，一个小国家1）只会在存在一个利益完全一致的、以及处于战争状态的冲突方时，间接卷入外部冲突；2）只会向该冲突方提供有限的资源。

发生在2014年春季的顿巴斯战争很难被定义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一场“国际化内战（internationalized civil war）”或“跨国冲突（interstate conflict）”。大部分学者认为，纵使基辅中央政府和顿巴斯地区有着经济利益和身份认同的分歧，没有俄罗斯的直接干预，顿巴斯冲突不会走向全面战争和分离的斗争。顿巴斯叛乱（insurgency）的公共借口是2013-2014年的亲欧盟革命（Euromaidan revolution），虽然这场运动最初不是“反俄”的，但在基辅将亲欧洲和亲西方的精英带入权力，乌克兰成为了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代理战争的天然战场。

关于俄罗斯介入顿巴斯冲突的学术研究通常不关注其是否代表分裂势力的问题，而是关注莫斯科干预的程度、形式和时间。虽然有关分离主义（separatism）势力的归属问题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有部分和克里姆林宫有密切关系的人组织了叛军与乌政府军作战。本文认为，从2014年起，俄罗斯对顿巴斯武装分子提供了包括军事训练、重型武器、半私营安保公司“瓦格纳集团”在内的多种间接干预模式。虽然部分代理战争文献认为国家和私人军事公司之间的契约关系是非政治性的，但瓦格纳集团和俄罗斯官方的密切关系模糊了商业和国家利益之间的断层，因此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俄罗斯非直接干预顿巴斯进行战争行为时的代理人。直到2014年8月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始终公开否认参与了反叛的一方，2014年8月发生的伊洛瓦伊斯克战役是俄罗斯正规军单位直接干预的第一个重大案例。从那以后，顿巴斯地区部署的俄军和顿巴斯的反叛军事结构整合在一起，部署水平和实际人数呈增加状态。理论上讲，俄罗斯在此的战略由纯粹的代理战争形式转变成为了“混合战略（blended strategy）”，即将一些任务和相关成本委托给代理人，并直接干预一同作战。因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分离主义势力被认为是俄罗斯合作的高成本代理人。

乌克兰方面，2014年早期受困于相当无能的政府军队，乌克兰通过获取北约及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来获得其领土完整的支持，但这并不直接作用于战场前线。在美国国会于2014年12月通过了“乌克兰自由支持法案（Ukraine Freedom Support Act）”并授权总统向乌克兰政府提供国防用品、服务和培训后，美军欧洲司令部才开始部署伞兵，并根据北约标准在乌克兰西部开始训练乌克兰士兵。来自加拿大、英国、波兰和立陶宛的教官很快加入，并以北约为整体建立起“乌克兰多国联合训练小组（Joint Multinational Training Group-Ukraine，JMTG-U）”，包括这一小组在内的多项现代化措施在2016年北约峰会上纳入对乌全面援助计划（Comprehensive Assistance Package）的框架下。可以说，北约作为一个集体，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及其代理人方面拥有既得利益。随着美国对乌克兰武器弹药等军事援助的逐渐增加，本文认为，即使美国没能（也没尝试）像莫斯科控制分离主义势力那样控制乌政府，乌克兰逐渐成为了美国（及其盟友）与俄罗斯之间代理人战争的战场，即使这违背了乌克兰的最大利益。

在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据，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势力在乌东起义后，立陶宛是最早在口头和外交上支持基辅亲西方政府的国家之一。然而在军事层面，乌克兰危机首先促使立陶宛增强自我的防御能力。这种能力随着立陶宛2004年加入北约和欧盟而减弱。对于乌克兰，维尔纽斯首先试图影响其他欧盟国家和整个联盟的立场，包括使它们感到羞耻，从而向乌克兰提供防御能力。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国家自上个世纪90年代脱离苏联以来，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了近30年。这种双边关系由“历史不信任（historical distrust）”和整体“安全困境”构成，其中俄罗斯是主要的“负面他者（negative Other）”。在顿巴斯冲突前，立陶宛已与俄罗斯发生过多次冲突，这些冲突主要集中在能源贸易和历史记忆等领域。2014年的顿巴斯给立陶宛提供了第一次可能在军事上挑战莫斯科的机会，即使是间接的。

立陶宛响应华盛顿的呼吁，于2015年秋季加入乌克兰多国联合训练小组，需要注意的是，立陶宛参与该计划并不是出于取悦他们最信任的盟友，而是立陶宛的战略利益与乌克兰一致。根据立陶宛国防部受访者的说法，如果美国人没有启动该计划，立陶宛也会寻找另外的方式支持乌克兰军队。在近2年的时间里，一定数量的立陶宛军官以个人借调的方式前往乌克兰工作，而没有正式的军事特遣队地位。到了2017年，维尔纽斯决定将立陶宛的角色升级为国家级任务，并与乌克兰政府签署了部队地位协定（Status of Force Agreement）。在之后4年的时间里，乌克兰部分军事培训班和特种部队合作中都有立陶宛军官的身影。

在有形的军事物资方面，虽然数量和质量上不及美国，立陶宛是北约中率先提供的国家。根据相关政府人员的说法，这一措施是为了给更有能力的北约大国做出先例，同时加强顿巴斯的乌克兰部队武装。需要注意的是，早在2015年就开始的这一措施是立陶宛主动提供的，没有得到美国或者任何北约国家的授权。因此，立陶宛的大部分军事物资援助符合理论中能力建设/捐赠援助的定义，也属于国家在代理战争下可能实施的活动范围。

此外，代理人战争另一个需要考量的方面是维尔纽斯是否对基辅的行动进行控制以换取援助，这将它们的双边关系置于委托-代理关系的范畴。首先，立陶宛通过多国联合委员会（Multinational Joint Commission，MJC）释放一些官方影响。这一机构协调对乌克兰的国际安全协助，并且包括七个JMTG-U的成员国代表。其次，立陶宛也能通过不那么正式的国防改革咨询委员会（Defense Reform Advisory Board，DRAB）就与发展军事能力有关的战略问题向乌克兰国防部长提供咨询。对于后者，立陶宛凭借其代表负责人的专业知识和与乌克兰国防精英的个人关系，得到了与其规模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这种非正式影响往往通过直接电话和高级别官员间的非公开会议实现。尽管维尔纽斯从未要求基辅“偿还”过去7年来提供的军事援助，但大多数受访者得出结论：总体而言，他们的国家在指导乌克兰安全和国防政策方面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这可能远非俄罗斯与分离主义共和国之间的那种委托代理关系，但它确实表明，顿巴斯战争的双方都可能从幕后得到“提示”和“指示”。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立陶宛为什么在这场战争中实施目前为止它所采取的策略，这些动态附带了怎样的战略目标和期望，以及这些目标是否得到实现。尽管立陶宛的国家利益与目前的乌克兰政府方的利益一致。没有一位受访者表示立陶宛支持乌克兰是为了尽可能消耗他们的大敌（archenemy）。虽然他们确实提到，乌克兰承受住俄罗斯的攻势能够阻止莫斯科对其他后苏联国家采取类似行动，这符合立陶宛的最大利益。自顿巴斯冲突到本文的7年间，这一目标基本已经实现。进一步，立陶宛官方认为支持美国领导的联合军事行动小组能够提高立陶宛在北约内部的地位，这一方面使其在区域外进行部署的行为更加合理化；另一方面使乌克兰军队更接近北约标准，从而支持立陶宛北约东扩的长期战略。虽然基辅已经多次要求维尔纽斯在前线进行更直接的军事干预，且许多采访者并不害怕莫斯科方面的施压，立陶宛政府认为在这场冲突中扮演间接角色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并对这种“后座”感到满意。

从传统的代理战争角度来考量，小国可能不是发动此类战争的“嫌疑人”。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定义代理战争本身，并将其与军事冲突中的各种形式的外部干涉联系起来，代理战争中不仅存在外部“委托人”和渗透的“代理人”之间的等级关系，而且还或多或少地存在平等的伙伴关系，从而导致跨国界的军事援助/能力建设。立陶宛可能是乌克兰最小的军事援助国，但不是影响力最低的，从广义的代理战争上说，该国通过乌克兰对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力量投射发动了比较微妙的代理战争，并且让其他北约盟国对自身感到可耻，进一步跟进立陶宛的做法。在维尔纽斯的安全和防务精英看来，这一代理战争是一场防御战争，目的在于回应俄罗斯在顿巴斯的举动，而自身利益同当前乌克兰政府的利益完全一致。

archenemy

大敌

principal-agency theory

委托-代理理论

agency slack

能动性懈怠

 insurgency

叛乱

校对 | 韩欣洁 赵逸然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杨语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