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初的一个夜晚，贺子珍因贪图凉爽而入睡，不幸中风，导致偏瘫，从此不得不在病榻上度过晚年。在她疗养期间，党中央对她关怀备至，不仅提供了最优质的医疗条件，还恢复了她的政治荣誉。得益于组织的关怀，贺子珍的诸多愿望得以实现，她平静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1979年9月，贺子珍被党中央安排专机接至北京，并入住301医院接受治疗，她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抵达北京后，贺子珍在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陪伴下，首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以缅怀二十年未见的毛主席。在前往纪念堂之前，李敏多次提醒母亲不要哭泣，但当贺子珍面对那熟悉的面容时，仍无法抑制情感，掩面而泣。在301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众多中央领导和往昔的战友纷纷前来探望，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让一生历经坎坷的贺子珍感到莫大的欣慰。贺子珍在301医院接受治疗长达两年，期间病情有了显著的改善。因此，组织决定让她返回上海继续疗养，并在出发当日，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前往机场为其送行。然而，贺子珍已步入古稀之年，除了偏瘫之外，她还患有神经衰弱、糖尿病以及肝功能衰退等多种疾病。这些病痛不断困扰着她，导致她不得不长期居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医生的持续监测。同时，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员也会定期代表组织前往慰问。随着1984年的到来，贺子珍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病情变得难以控制。她的兄长贺敏学深感忧虑，遂派遣其长女前往上海照料。到了4月中旬，贺子珍的病情已至弥留之际，贺敏学接到女儿的电话后，立即携妻子李立英赶赴上海，以探望病重的妹妹。贺子珍在兄长及嫂嫂临近之际，艰难地表达了她的感受：“兄长、嫂嫂，我恐怕已无力回天。”李立英紧握着贺子珍的手，以安抚的语气对她说道：“大姐，无需担忧，情况与以往相似，随着时间推移，您会逐渐康复的。”在随后的数日中，贺子珍的健康状况起伏不定，由疾病引起的高烧持续不退。最终，贺子珍未能战胜病魔，于4月19日下午带着遗憾、不公和不幸辞世。贺子珍逝世后，其身后事的处理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上海市委有意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于上海的龙华烈士陵园，然而贺敏学却希望将妹妹的骨灰安葬于北京的八宝山公墓，其理由有二：首先，贺子珍身为中央干部，并非上海地方干部，若将骨灰安放于上海，档案管理将面临难题；其次，毛主席的遗体安放于北京，李敏亦居于北京，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于北京，可使她与家人更为接近。对此，上海市委无法独立作出决定，遂向中央办公厅请示。中央办公厅亦感到为难，遂直接向邓小平请示。最终，邓小平同意了贺敏学的意见，还说贺子珍的骨灰就葬在八宝山公墓，中央领导人都要去送花圈。追悼会现场贺敏学伤心过度，痛哭流涕差点昏过去，因此没有前往被经送葬。与贺敏学一起哭泣的还有一位中年男性，这位的身份极其特殊，与贺子珍由双重的亲戚关系，还是毛主席的亲侄子，他就是贺麓城。贺麓成出生于1935年2月，不幸的是，同年4月下旬，其生父毛泽覃英勇牺牲。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其母亲贺怡将他安置于偏远的农村寄养。直至14年后，母子俩才得以重逢。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贺怡被派遣至江西吉安工作。她返回故乡后，首先寻访了正在就读初中的贺麓成。家庭团聚本是人生一大乐事，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这份喜悦。在一次外出的旅途中，贺怡与贺麓成遭遇车祸，贺怡不幸当场身亡，而贺麓成虽幸免于难，却遭受了腿部骨折的重伤。贺怡的意外离世使贺麓成孤苦伶仃，姨妈贺子珍便将他接至上海，如同己出般悉心抚养，直至成年。在贺麓成的成长过程中，贺子珍不断告诫他：“勿以父母之名行世，更不可依赖毛主席之威，应自立自强，勤奋学习，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贺麓成虽遭遇不幸，却也享有幸运，不幸的是他早年失去双亲，幸运的是他有姨妈贺子珍和舅舅贺敏学的关爱，使他得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贺麓成不负姨妈的期望，顺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苏研究生的资格。然而，当他抵达北京准备前往苏联时，正值中苏关系恶化，他不得不遵从组织安排，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该研究院是新中国导弹研究的重要基地，贺麓成在副院长钱学森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导弹工程师。
在研究院工作期间，贺麓成始终铭记姨妈的教诲，坚持学习，先是以俄语专长担任翻译工作，后又通过深入研究，掌握了导弹控制的原理，并最终提出了一个成熟的控制方案。贺子珍的教诲对贺麓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便在特殊时期，他亦未借助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名号。贺麓成对那场运动视若无睹，专心致志于研究工作，因为他始终记得姨妈贺子珍的忠告：“勿理会那些运动，专心致志于学术，于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因此，当贺子珍去世时，贺麓成悲痛欲绝，在追悼会上不断痛哭，口中不断呼唤“姨妈”，其悲痛之情也触动了在场的中央领导，他们对贺家两代人的敬意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