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誉为“中国桥梁之父”，是三院院士，亦被誉为“最美奋斗者”。其成就令人敬仰，备受尊敬。然而，在辉煌成就的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心痛的故事——两位妻子相继离世，六个子女对他心怀怨怼。他孤独地活至93岁高龄，临终时，竟无子女在侧送别……
茅以升年轻时对爱情的理解尚浅，与戴传蕙的相遇，是通过相亲的方式。那时的茅以升显得有些冲动和鲁莽，而戴传蕙则温婉内敛。起初，茅以升认为性格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他们难以和谐相处，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却意外地契合，逐渐走入彼此内心深处。戴传蕙的温柔善良很快赢得了茅以升的心，两人结婚后，感情日益深厚，不久便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茅于越。
原本以为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但为了提升专业水平，茅以升不得不远赴美国深造。尽管心中不舍，戴传蕙却深明丈夫的理想与追求，默默支持他远行。即便身处异国，他们的情感依旧未变。在那个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他们通过书信交流思念，仿佛距离从未成为障碍，心心相印。茅以升回国后，尽管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寥寥无几，但因肩负国家重任，频繁出差，主持各类设计项目。与此同时，戴传蕙已养育六个孩子，家庭重担可想而知。然而，她从未有过任何怨言，她理解丈夫的志向与责任，即使再艰难，她依然坚定地在背后支持他，默默付出。
自1933年起，茅以升全身心投入到钱塘江大桥的建设中。当时，浙赣铁路正在建设中，为了与沪杭铁路对接，必须在钱塘江上架设一座桥梁。然而，钱塘江的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水流湍急，潮水汹涌，江面常波涛汹涌，江底深不可测。两任妻子相继离世，六个子女对他怀恨在心，孤独地活至93岁，原配子女无一人送终。民间流传着“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谚语。面对如此艰难的挑战，茅以升毫不退缩，誓言要克服所有技术难题。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他几乎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连饭都顾不上吃，便投入到下一项工程中。
1937年，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已接近尾声，但淞沪会战爆发，日军飞机时常来轰炸。一次，茅以升正在6号桥墩的沉箱内与工程师和监工讨论问题，突然沉箱内的灯光全灭。原来，因空袭工地的电灯被迫关闭。那些艰难的时光，戴传蕙只能远远地望着忙碌的丈夫，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担忧。除了心疼，她别无他法，而自己则每天都为丈夫的安全提心吊胆。长期的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让戴传蕙患上了轻微的抑郁症。每当无法见到茅以升时，她便寝食难安，渐渐地，她的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糟糕。
为了让妻子得到更好的照顾，茅以升决定将戴传蕙留在老家，让孩子们陪伴她。自己则独自一人回到上海继续工作。然而，这一别，夫妻二人逐渐变得陌生，感情也因时间和距离产生了裂痕。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茅以升回到钱塘江大桥，承担起修复因战火受损的桥梁的任务。就在这期间，他遇到了21岁的年轻女子权桂云。她温婉动人、活力四溢，与茅以升年过半百、稳重成熟的个性形成鲜明对比。那时，茅以升已经年过五十，而权桂云正处在人生的青春年华。这段跨越了年龄鸿沟的关系，注定带有一种冒险的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感情渐渐曝光，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道德的评判。面对外界的压力，茅以升选择向妻子戴传蕙坦白，然而这一份坦诚并没有换来理解，反而深深伤害了戴传蕙的心。尽管戴传蕙选择原谅，但长期的心理创伤最终让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直至1968年因病去世。权桂云的出现并没有改善茅以升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反而加深了家庭的裂痕。长子茅于越因对父亲背叛的失望，决定与他断绝关系。尽管茅以升竭力修复父子关系，茅于越依然选择保持距离。权桂云也深陷抑郁症的折磨之中，最后在五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茅以升在孤独的晚年，不断写信给远在国外的儿子，渴望得到一丝原谅。然而，最终却只能依靠女儿茅玉麟伪造的一封信，稍微减轻内心的孤寂。直到生命的尽头，茅以升才向自己心底深处埋藏多年的悔恨吐露：“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唯蕙君一人而已。”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在93岁时去世。尽管他为中国的桥梁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他的人生中，功绩与过错交织成了一幅复杂的画面。无论他在世时如何努力寻求宽恕，那些深深的伤害，永远无法完全愈合。
